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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试析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中国化
2018-03-24 11:46:20 来源: 作者:靳书君王凤 【 】 浏览:712次 评论:0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产方式”范畴中国化, 是以回归借词“生产”为第一语素, 先后以“生产”与“组织”、“制度”、“形态”、“方法”、“形式”、“方式”等组词, 形成汉语“生产方式”术语, 开启了“生产方式”范畴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生产”一词在汉语中古已有之, 以相对独立的语素所存在, 用来表示自然属性上的“生育、繁殖、生长”的含义, 指自然界动植物的生长繁衍, 人类自身的繁殖生存。“生产”作为一个组合词语在汉代被用来表示社会属性上的“职业、谋生手段”的含义, 指为了维持自身及家庭的生存发展而从事一定的职业。但这一组合词并没有成为一个术语传承发展成为具有经济含义的术语。日本学者赋予其经济含义, 用以对接西方的production概念。自中村正直第一个用来表示production的含义后, “生产”一词就被日本朝野广泛使用。后被中国学者借词回归, 用以表示经济学上创造财富的“生产”含义。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和传播, “生产”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含义, 成为从自然生产、人类生产再到家庭与社会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生产”语素先后与“组织”、“制度”、“形态”、“方法”、“形式”、“方式”等中日共创汉字词组合, 用以对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Productionsweise术语, 最终统一规范化为“生产方式”术语, 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范畴。

一、生产方式原著概念汉译词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是从生产开始, 归结于生产方式, 伴随着经济术语“生产”一词的传入, 德文Productionsweise, 英文mode of production的“生产方式”也随之进入东方视野。这一时期, 从“生产制度”、“生产组织”到“生产形态”、“生产方法”都可用来对应德文Productionsweise和英文mode of production。具体可通过对《共产党宣言》汉译过程中的“生产方式”译词的词语演变, 清晰明白地看到此演变过程。

《共产党宣言》汉译过程中“生产方式”译词演变表    下载原表

《共产党宣言》汉译过程中“生产方式”译词演变表

“生产方式”最初传入到日本时, 和其他的术语一样, 并没有形成专门概念, 是采用原有的词汇表示其含义。因此“生产方式”最早被理解为“生产制度”或“生产组织”。“制度”一词在汉语古已有之, 早在西周时就已用来表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福井准造用“生产”和“制度”结合, 组成“生产制度”即“生产的规章、准则”来表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他在1899年的《近世社会主义》中指出“马陆科斯之《资本论》故……欲反抗资本万能主义之潮流, 以保劳动者之味方, 则虽主张反对资本的生产制度而不辞。”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其生产方式。在这本著作中, 福井准造还用“生产组织”来表示“生产方式”的概念。“故资本的生产组织, 实为悖理不法之组织”其意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主张反对资本的生产方式。这里的“生产制度”和“生产组织”都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早期表述。

19 0 3年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使用了“生产交换の方法”来对应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19 0 4年他和堺利彦的《共产党宣言》的首部日译本, 用“生产方法”取代“生产制度”和“生产组织”, 用来对应德文Productionsweise, 英文mode of production, 表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这一译词也在日本和中国长期作为“生产方式”的标准对等词占据主流地位。

“方法”同“生产”一样, 都是来自日语的回归汉字借词, 即在中国古汉语就已存在, 后通过日语的影响在中国重新启用。《社会主义神髓》是依据《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资本论》第一卷所著, 是当时代表最高水准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之一, 在中国尤其流行。幸德秋水在引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论著时指出:“有史以来, 不问何处何时, 一切社会之组织者, 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 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这段论述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 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 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幸德秋水把经济的生产及交换方法作为社会组织及依据, 经济生产方式在这个时期被理解为经济的生产之方法, 且把生产与交换紧密联系起来, 作为一个整体, 即“生产及交换”或者“生产交换”用来理解马克思在《宣言》时期所阐述的生产方式范畴。这一明显特征, 在引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论述中也有所体现:“一切社会变化, 政治革命, 其究竟之原因, 勿谓出于人间之恶感情, 勿谓出于一定不变之正义。最真理之判断, 夫唯察生产交换方法之态度。勿求知欲哲学, 但见指各时代之境界而已。若夫现在社会组织, 一无定衡, 昨日为是, 今日非焉;去年为善, 今年恶焉;亦其生产交换之方法, 默就迁移, 适应于当初社会之组织, 不堪其用可知也。”但是, 在《社会主义神髓》中, 幸德秋水还曾使用“产业方法”来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他在第三章“产业制度之进化”中指出:“然世界之历史也, 产业方法之历史也。社会之进化与革命者, 产业方法之变易也。”这章的开篇就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 后又引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关于“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 因此这句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作用的阐述。在马克思看来, 历史是同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的, 对历史的把握要通过对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分析, 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但有趣的是幸德秋水在直接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言时, 采用的是“生产方法”的译词, 但是在自己阐述时却采用“产业方法”这一词语。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在日本一经出版后, 仅两个月后就被翻译为中文, 被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 其对“生产方式”的译词也一并传入中国并被长期采用。因其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资本论》第一卷, 这三部著作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可言喻, 《神髓》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介。而幸德秋水所使用的“生产方法”译词成为当时“生产方式”概念的规范主流译法。这体现在之后《社会主义神髓》和《共产党宣言》的众多译本中, 以及马克思的其他经典著作的译本中, 大多数都是采用“生产方法”一词。

除此之外, “生产形态”对应“生产方式”译词, 出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著作中。1920年6月常乃惪 (署名周炳林) 翻译的W.Paschal Larkin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中, 摘译Oritieism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论述, 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表述为“在这样的情形, 生产状态反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对立关系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般译作“生产方法”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 43年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是当时唯一一个由非共产党人所译, 在国统区合法出版的全译本, 且据推测依据的母本是英文版, 所以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一些译词就与陈望道的译本以及其他共产党人的译本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明显的译词变化就是“生产方式”由“生产形态”来对应。“由此可知现代的资产阶级, 其本身即是一种长期发展的产物, 生产形态与交换形态迭次革命的结果。”且“形态”一词对应mode/modes, 贯穿整篇译文。“形态”的选用, 究其原因, 也有多方面考虑。仅就词语的表述来看, 在早期的英华字典中, mode一词就可以翻译为“態, 形式”, 从这点来看, 陈瘦石的译词更加趋向于紧扣英语用词。在此译本使用的“生产形式”的译词, 有“生产形态与交换形态”、“旧的生产形态”、“资产阶级的生产形态”、“物质生产形态与物质分配形态”等。

综上所述,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译词演变早期, 有“生产制度”、“生产组织”、“生产方法”和“生产形态”等词。而“生产方式”译词成为德文Productionsweise, 英文mode of production的对等词, 则出现在五四时期, 经历了个例到共例, 最终成为标准对等词, 规范统一下来, 使“生产方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范畴。

二、“生产方式”术语的概念发展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使用“生产形式”“生产方式”是在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并逐步把“生产方式”统一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定译词, 最终生成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

早在1905年春, 孙中山先生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请求社会党国际局接纳他的党为成员, 与王德威尔进行会谈时, 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 使用机器, 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这次会谈以英语进行。1905年5月18日, 比利时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用佛兰德语记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几天后法文版也有报导。根据桑德的报导, 《人民报》于5月20日刊登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一文, 其中也指出“中国人深知欧洲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受的苦难, 他们不愿意成为机器的奴隶”。孙中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 提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既代表一种先进的生产力, 又可以避免发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苦难, 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但是遗憾的是, 孙中山所提出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在其党内认同流行, 形成统一的概念表述, 更别说形成哲学、经济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和范畴。

1920年6月常乃惪翻译了W.Paschal Larkin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中, 译者在作者引用马赛克对马克思的诘难时, 把“生产方式”译为“生产的形记[式]”, “生产的形记[式]决定社会, 政治, 智识生活的性质。”这段可能是摘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论述, 来自于英文。在这里, 他创造性地使用“式”来对应英文mode一词。在此文中译者也曾使用“生产的形式”和“生产方法”, 如“历史事件的关键, 就在生产的形式里头, 就是人类自谋生活的一般方法。”“生产的形式, 是所有一切‘历史上’社会组织的基础。”他指出了“生产的形式”是“谋生方式”, 是理解历史的关键, 决定了其他的社会结构。“马克思说, 在古代的时候, 生产方法的粗陋和实业组织力的缺乏。”在这篇译文中, 常乃惪用“生产的形式”来表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生产方式”概念, “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决定作用, 而用“生产方法”来表示具体的技术层面上的“生产方式”概念。这不得不说是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在中国发展的新进展。

恽代英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明确使用“生产方式”一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21年1月, 恽代英在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中使用“生产方式”一词, 使之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中, 开始用来表示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概念。恽代英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时, 说:“怎样引出新生产方式, 因而需要新社会方式;怎样使人类发生新欲望, 使他不能不回头影响到社会状况, 而想出是社会适应于生产进行相合的新制度。”恽代英于18岁时在基本掌握英文的时候, 又自学了德文和日文, 因此所使用的“生产方式”是对应于俄文。在1925年2月的《纠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解》中再次使用了“生产方式”一词, 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论述“凡一社会组织, 非俟其生产力尽量发展后, 决不倾覆;崭新而进步的生产方式, 非俟该物质所必须之条件孕育于旧社会之母胎内, 决不贸然发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两个决不会”, 但是这一表述在之前及同时期的摘译中, 都是使用“生产关系”一词。如1919年12月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摘译《<经济学批评>序文》, 表述为“一社会的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更无发展之余地以后、决不能颠覆。这新的、比从前高的、生产关系、在他物质的生存条件未孵化于旧社会的母胎以前, 决不能产生”。恽代英弃用“生产关系”大胆使用“生产方式”来对应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生产关系”, 在语言表述上的一种创新与发展, 在内涵上把“生产关系”视为“生产方式”, 这也与早期以及同时期的民鸣、陈振飞、陈望道、常乃惪等一致, 是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理解。

1925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次东征军回师途中向黄埔军校学生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讲演中, 提出“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 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个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的体现, 周恩来把这个基本原理运用到军队的组织和建设中去,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相结合。周恩来早期曾留学日本, 后又作为早期赴法勤工俭学人员, 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更为广泛。

在19 2 8年12月, 吴玉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研究院时所写的《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中, 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词, 并引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高利贷资本的批判中的论述:“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像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 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 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吴玉章于1903年东渡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法国, 在1928年又去苏联, 使得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潮繁多, 最终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 吴玉章所使用的“生产方式”一词, 更加趋向马克思的阐述。

纵观十月革命成功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新的高潮, 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救亡图存的理论思想。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渠道不仅是来自日本, 欧洲和苏联也成为主要传播渠道。因此, 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更为深化, “生产方式”这一词语不仅被用来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更是渐渐被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但是这一时期所使用的“生产方式”一词只是零零散散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著作中, 是属于个例, 并没有成为一个概念成熟起来。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原理的论述, 还是使用“生产方法”一词来表述。如1919年9月, 彭一胡的《社会主义论》, 摘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的生活样式”。同年12月胡汉民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也摘译为“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法”摘译《哲学的贫困》, 为“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 ——随着变化他们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变化那会他们的社会关系”。

除了翻译经典著作外,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与理解, 也是使用“生产方法”而非“生产方式”。1919年10月胡汉民《中国哲学之惟物的研究》, 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体系的概况, 表述为“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1920年11月《共产党》第1号“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 别无他途”;同年年12月, 徐苏中翻译发表恩格斯《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引用了河上肇所做的序“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之关系—— (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之下生产力与生产方法冲突—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家的所有权之矛盾、现为无产者与有产者之对抗——生产方法对于交换方之叛逆、恐慌——生产手段之国有) ”;1921年4月,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 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5月, 施存统进一步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 生产力只会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增高, 决不会减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表明了“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 不是只局限于资本主义。即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生产方式”出现, “生产方法”的主流地位同样不可撼动。如1921年8月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 对唯物史观的要义进行概括:“经济组织 (生产及分配方法) , 是社会组织底基础;社会底‘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要同既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一个精神的革命根本原因都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或财产关系) 底冲突。”这一现象直到土地革命和延安时期, 才有了总体上的变化。

到1935年, 艾思奇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中, 提出“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发挥出来的力量, 所谓生产方式, 就是劳动与技术结合的方式, 它是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而存在的”。其中把“生产方式”定义为“劳动与技术结合的方式”。他在1936年的《马达教国论》中, 进一步强调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结合的方式叫做生产方式。生产力, 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发挥的, 说到生产力, 就不能忘记了这劳动力和劳动手段等等的结合方式”。这“生产方式”的定义, 使生产方式成为一个体现生产力, 生产关系,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逻辑体系, 是我们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深化。

此外,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有意识地使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一词。徐特立在19 41年的《读<反杜林论>的笔记》中, 指出“生产和交换方式是社会关系的前提”。张闻天在19 42年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中, 使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 可使社会进化的”。胡绳在19 43年的《这就算批评么》“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动因是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 而生产方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 本不是单纯生产力, 更不是生产技术”。同年谢觉哉在一月二十四号的日记中提到了“农村生产方式”。

1948年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 毛泽东使用“生产方式”这一词, 并对此进行定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 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本质内涵体现, 把“生产方式”视为社会存在的主要方面, 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体现了马克思生产中“物”与“人”因子的辩证统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

直到1948年在莫斯科出版, 1949年6月起在中国重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 其中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词共出现6次, 这个译本通篇采用“方式”对应modes或者mode, 这一译词在也在后来被统一规范。在建国后的各种版本中, 如在1957年的《资本论》和《马恩全集》第一版中统一译为“生产方式”。至此, “生产方式”作为mode of production的对译词在汉语术语中确定下来, 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概念词。

三、“生产方式”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疏义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中国化, 以马克思主义日语著述为中介, 是中日两国在汉字文化圈内对马克思主义术语共创共享的结果, 以回归借词“生产”为第一语素, 先后与“组织”“制度”“形态”“方法”“形式”“方式”等术语组词, 最终统一译词为“生产方式”, 明确含义, 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 这一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要术语中国化的缩影。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论述, 指出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主要方面, 社会存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 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是“第一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作为社会存在主要方面的生产方式, 不仅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而且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 其变化决定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 所以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经典概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范畴, 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 总体性范畴, 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对立与统一, 是包含有“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统一,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这一范畴也是历史的、具体的。毛泽东在1948年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对“生产方式”进行界定, 定义为“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选择何种译词用来作为mode of production的标准对等词, 体现着是否能用文字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本质内涵做出最深刻表述。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方式”一词脱颖而出, 成为mode of production的标准对等词, 用来表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

从表述形式上来讲, 采用“生产”与“方式”组词, 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统一译词, 具有语言上的契机。“方式”一词为直接借用日语的词语, 由意为“方法”的“方”和意为“形式”的“式”构成。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被释义为“说话做事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 源日[意译英语for m, mode]”。追溯《共产党宣言》汉译本, 1930年华岗译本是依据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 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译本则是依据德文译本, 19 4 8年百周年纪念版依据的是德文原版和英文版, 这些译本所依据的母本的准确性真实性高, 因此翻译水准也较高, 较为准确。而且英语mode一词在早期的一些英华字典中, 就含有“式”的含义。如, 18 47-18 48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華字典》中, mode被翻译为“模樣, 態”。186 6-1869基督教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華字典》中, mode被翻译为“mode, manner, method, 樣、樣子、法、式”。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于188 4年对罗存德的《英華字典》进行增订, 保留了罗存德对mode的解释, 为“manner, method, 樣、態、模樣, 法, 式, 方法”。毕业于上海同文馆, 又去美国留学, 回国后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 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颜惠庆, 在19 08颜惠庆《英華大辭典》中, “mode”也有“manner, 樣;method, 態, 作法, 方法;form, 形式”的含义。1913《商務書館英華新字典》中, “mode”也同样被解释为“樣, 態, 方法, 欵式”的含义。因此用“式”来翻译“mode”也是有据可查的。但是在1915年以前出现的英华字典中, 都只是收录了production, of, mode的单词, 并未出现mode of production的组合词, 因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术语并未译定。在之后的1920年, 常乃惪依据英文著作所摘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使用了“生产的形式”的表述。之后周恩来、吴玉章、瞿秋白等也使用了“生产方式”一词用来表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因其都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有阅读更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版与不同译本的机会, 对于译词的使用与对应也会更为客观准确。精通英、日德三文的恽代英再翻译考茨基的德文著作时也曾使用“生产方式”一词。到1942年, 中国人自行编辑的一部大型英汉词典, 《英華大辞典》在上海开始编辑, 1950年在上海出版。这部辞典中所收录的“mode”一词, 就被翻译为“法, 樣, 方法, 方式”, 在之后的二版和三版中, 保留了“mode”的释义。因此译者用“生产方式”对应英文mode of production或者德文Produktionsweise具有语言上的契机。

从思想内涵上分析, 使用“生产方式”作为概念词, 取代“生产制度”“生产组织”“生产形态”“生产方法”等译词, 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最深刻最本质的理解。

首先, “生产方式”超越了“生产制度”和“生产组织”所表现的外在形式, 体现了“生产方式”范畴所包含的“物”的因素, 使“生产方式”范畴的本质属性和外在表现统一起来, 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生产”最先与“制度”和“组织”组词, 用来表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生产制度”一词, 是从外在形式上去规定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制度”在中国古汉语中就有“规范”的含义, 福井准造把“生产”和“制度”组词, 成为“生产制度”用来表示“生产的规章、准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怎么生产, 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生产”。“生产组织”同“生产制度”一致, 是指“用何种形式、方法组织生产”, 都是指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的生产关系一侧的内容, 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 是外在表现。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是马克思社会存在的主要方面, 其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 内在推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是外在表现和内在本质、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统一。因此“制度”和“组织”则表现不出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所表现的辩证统一。

其次“方式”对之“形态”, 使之超越成为历史范畴。“方式”比“形态”更可以体现出其历史进步性、发展变化性以及社会阶级性。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本身是历史发展的, 是一个历史范畴。而“形态”一词表现不出“生产方式”范畴的历史发展性。而且“生产方式”范畴是体现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形态”的表述侧重于从自然形态的因子去分析生产发展的阶段形态, 社会历史的外在表现, 偏重于自然属性, 忽略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层面的社会阶级性。“生产形态”一词, 还忽略了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具体和抽象, 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用具体的“形态”对应全部的“生产方式”。不可否认, 马克思在表示生产形态意思时, 有使用“生产方式”一词, 但是放在具体的语境下而使用的。所以“形态”一词并不能表述出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的历史进步性、发展变化性及阶级性的内涵。

最后, “生产方式”超越“生产方法”所侧重的工具性和技术性, 使之上升为经济哲学层次, 用来表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范畴。幸德秋水在1903年的《社会主义神髓》中, 把“生产”或“产业”与“方法”组词, 用来表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尤其是“生产方法”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置于method词条下的“方法”, 偏重于工具性和技术性, 是“形而下”的表述。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是社会存在的主要方面, 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 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范畴, 是“形而上”的哲学范畴。因此“形而下”的“生产方法”表达不出“形而上”的“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无论是“生产方法”还是“产业方法”都侧重于研究如何生产, 怎样生产, 偏重于生产的工具性和技术性, 在中国话语传统中, 难以上升到经济哲学层次进行表达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思想。胡汉民在1919年12月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批评了非难唯物史观的人, 说“因这种攻击, 他们自己把生产方法和技术的条件混看了。故此理解一个时期一个地方的生产方法。仅仅技术的条件是不够的”。在这里, 虽然他使用的也是“生产方法”一词, 但是表明, 拥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素养的人, 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 不能只是局限在技术条件上, 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马克思的所说的“生产方式”的总体性、历史性作用。这一区别在1920年常乃惪翻译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中有所区分, 在摘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基本原理的论述中使用“生产的形式”一词, 而在工具技术层面上则使用“生产方法”一词。这一区分在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所体现, 用“生产方法”对应method of production, 用“生产方式”对应mode of production。“生产方式”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范畴, 是理解历史的一条红线, 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是“形而上”的经济哲学范畴。“方法”一词侧重于工具性和技术性, 而且还混淆了工具技术层面的“生产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性范畴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不足以表达马克思的这种本质内涵。

只有“生产方式”译词范畴超越了“生产制度或组织”、“生产形态”和“生产方法”, 成为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的统一标准对等词, 在文字上最深刻的表述了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的科学内涵。在《汉语大词典》中, “生产方式”被定义为“人们取得物质资料的方式, 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在《辞海》中详细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定义及思想内涵, “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不同性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 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此定义指明了“生产方式”是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 指出“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 而谋生的方式在于谋得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这个定义还指明了这种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因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是一个集合名词, 是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的因素的联合地运动, 是一个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而且他们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综上所述, “生产方式”译词准确深刻的表述了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的科学内涵, 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彰显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表现了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的历史性、阶级性, 揭示了其经济哲学层次,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 “生产方式”对应mode of production并不只是大陆中国共产党人的专属, 在20 01年台湾出版的唐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 同样用“生产方式”对应mode of production, 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生命力顽强的体现, 更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的结果。但是在台湾译本中, method of production也翻译为“生产方式”, 这和大陆马克思主义者译为“生产方法”稍有出入, “一部分侧因他们的专门技艺被新的生产方式弄得不值一钱”, 这里唐诺把具体的技艺方面也看做是生产方式。唐诺混淆了工具性和技术性层面上的“生产方法”和上升为经济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生产方式”的内在辩证关系, 使得他所使用的“生产方式”一词并不能准确表达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本质, 没有上升为经济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

注释

(1) (1) 韦正翔:《<共产党宣言>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44、69、87、285页。

(2) (2) [日]幸德秋水、堺利彦:《共产党宣言》, 彰考书院发行所1952年版, 第45、47、49、67页。

(3) (3)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59、60、62、75页。

(4) (4) 邱捷:《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刊载的<共产党宣言>译文》, 载于《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5) (5)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脸谱出版社2001年版, 第19、27、33、101页。

(6) (6)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5页。

(1) (1) (4) [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 中国达识译社译, 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版, 第11、13页。

(2) (2)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12页。

(3) (3) [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 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版, 第13页。

(5) (5) 吕延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 (1917-1927) 》 (上) , 长江出版社2011年版, 第303页。

(6) (6)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 陈望道等译, 中华书局2011年版, 第157页。

(1) (1) (3)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343、345页。2[美]伯纳尔:《一九0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 丘权政、符致兴译,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52页。

(4) (4) 吕延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 (1917-1927) 》 (上) , 长江出版社2016年版, 第303页。

(5) (5) 《恽代英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381页。

(6) (6) 《恽代英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47页。

(1) (1) (5)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载于《建设》1919年第1卷第5号。

(2) (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8页。

(3) (3) 《吴玉章文集》 (下) , 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第753页。

(4) (4) 彭一胡:《社会主义论》, 载于《太平洋杂志》1919年第1卷第12号。

(6) (6) 胡汉民:《中国哲学之惟物的研究》, 载于《建设》1919年第1卷第3-4号。

(7) (7) 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 载于《共产党》1920年第1号。

(8) (8) 徐苏中:《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载于《建设》1920年第3卷第1号。

(9) (9)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载于《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号。

(1) (1) 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 载于《共产党》1921年第5号。

(2) (2) 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 载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1年09月08日。

(3) (3) (4) 《艾思奇全书》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399、652页。

(5) (5) 《徐特立文存》第2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351页。

(6) (6)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第62页。

(7) (7) 《胡绳全书》第1卷 (上) , 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83页。

(8) (8) 《毛泽东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55页。

(1) (1)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7卷 (下) ,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 第834页。

(2)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91页。

(3) (3) 《毛泽东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55页。

(4) (4) 刘正埮:《汉语外来词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第8-9、98页。

(5) (5) 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s Dictionary, Mission Press, 1847, p.350.

(6) (6) 罗存德:《增订英华字典》, 稻田活版所1884年版, 第725页。

(7) (7)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 第1460页。

(8) (8) 《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 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 第330页。

(9) (9) 郑易里:《英华大辞典》, 三联书店1950年版, 第812页。

(1) (1)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文批评》, 载于《建设》1919年第1卷第5号。

(1) (1)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7卷 (下) ,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 第1508页。

(2) (2)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第1672页。

(3) (3)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唐诺译, 脸谱出版社2001年版,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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