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观的转变：马克思超越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契机

王代月 丁丁

【摘要】哲学共产主义从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社会出发，单向度地批判私有财产，构成了马克思早期理论发展的背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中，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与哲学共产主义具有相似性。然而在“笔记本III”，马克思论证了私有财产所具有的普遍本质，它既是个体在特定阶段自我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与人进行交往的重要中介，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由此以对私有财产的辩证批判超越了哲学共产主义单向度的道德批判，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由哲学思辨向现实论证的转变，为他后来对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私有财产；哲学共产主义；社会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27（2018）02-0035-06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国家治理观及其当代启示”（17BKS016）。

【作者简介】王代月（1978—），女，湖北恩施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丁丁（1994—），女，黑龙江绥化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手稿》）“笔记本III”中有一段论述，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长期以来被视为马克思对自己共产主义观的阐述。其重要的文本依据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在这里，恩格斯将马克思归入哲学共产主义：“就在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曾满意地看到，共产主义者正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就包括“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

恩格斯写作《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的时间是1843年10月15到11月10日之间，此时的马克思初到巴黎。以马克思初到巴黎时的思想倾向来定位《手稿》时期马克思总的共产主义观，其实质在于将《手稿》当作一部完整的著作。然而国内外的文献学研究表明《手稿》并非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而是三个手稿加上序言以及一些片段所构成的，马克思对三个手稿的写作穿插着对不同经济学家著作阅读的写作笔记。在巴黎，马克思通宵达旦地学习研究古典经济学著作，迅速地积累经济学方面的学识，并与工人运动领袖近距离接触，这使他当时的思想发生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最为突出地体现在“笔记本III”和“笔记本I”中不同的私有财产观上。

私有财产是共产主义问题的核心。通过对私有财产认识的转变，马克思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共产主义，为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论青年马克思》，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是从当时德意志浓厚的意识形态环境中脱胎而出的。对于马克思脱胎而出的哲学意识形态，学界多有讨论，然而对于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确立科学的共产主义观，却着墨不多。以《手稿》为文本对象，分析马克思早期是如何超越哲学共产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有利于我们全面科学地把握马克思早期的理论发展。

一、从原则出发的哲学共产主义

哲学共产主义形成于青年黑格尔派解体的过程中，它从哲学原则出发，试图通过法国的社会主义来实现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社会，其主要代表有赫斯和卢格。

哲学共产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产物。德国相对于当时其他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滞后，这使德国哲学家能够外在于资本主义，以一种旁观者和审视者的姿态考量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以及它的影响，由此使德国古典哲学蕴涵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费希特在《锁闭的商业国》中对自由贸易国家以及它的个人主义基础进行了批判，提出要以绝对国家取代自由贸易国家，从而实现个人的社会存在。约·胡贝尔指出费希特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他那些关于所有制和继承权、劳动权和劳动制度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完全符合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黑格尔更是对市民社会所具有的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描述了分工导致劳动细化、机器吃人、财富与贫穷一体两面、贱民产生等问题，并比较了慈善事业、警察福利、同业公会、世界贸易、殖民等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解决效果，提出要通过家庭、同业公会以及等级教化自私自利的市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伦理性的本质，自觉地上升到理性国家中。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地传入德国，直接激发了青年黑格尔派部分成员转向共产主义。然而他们是以德国古典哲学所提供的前鉴来挑选对他们有利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就使他们共产主义的最为典型的特点是以哲学原则为出发点。“共产主义既是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则的基础上，尤其因为它已是从德国人自己的哲学得出的必然结论，德国人决不愿意也不可能摈弃共产主义。”恩格斯认为德国哲学经历康德、费希特、谢林的发展，到黑格尔时已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然而黑格尔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对自我的保全，将革命的因素包裹在他保守的体系中。青年黑格尔派则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激进的革命因素挖掘出来，将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人，宣称福音书的历史是纯粹的神话，是原始宗教团体编造出来的，从而使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费尔巴哈则宣称哲学要从现实的人和自然出发。哲学共产主义吸纳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基本精神，以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社会为标尺，来观察和分析现实的社会。

赫斯是德国社会主义之父，也是哲学共产主义最典型的代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将费尔巴哈的异化范畴运用到经济生活领域，并以货币来置换费尔巴哈的上帝，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率先展开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然而他并没有深入展开对经济学研究，而是以人的本质为标尺展开外在的道德批判。例如，在《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在开篇就将生产性生命活动的相互交换和共同活动规定为个体的本质。以对人的本质的这种先验规定为出发点，他对商业竞争，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以及雇佣劳动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由人的本质与人的现实存在状态之间的不一致，他推导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其次，对于哲学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实现仅仅需要借助于理论活动。“他们基本上以空想社会主义的人为的社会结构为依据，然后用种种滑稽的哲学办法，在黑格尔范畴的高空中‘扬弃’和‘克服’这些社会结构。”梅林对真正社会主义者缺陷的揭示，同样适用于哲学共产主义。对于哲学共产主义的产生，恩格斯就曾经将其归结为德国人不重视现实利益的优点。但正是因为他们对现实利益的不了解和不关注，使他们以为仅仅凭着哲学的批判或是爱的情感的确立，就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社会。

卢格是恩格斯所提到的另外一位哲学共产主义者，他曾经与马克思合办《德法年鉴》，然而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其原因就在于卢格无法接受马克思超越理论活动转向无产阶级的现实实践。卢格在1842年同样关注被抛弃的穷人，并将他们与被社会所抛弃的知识分子记者相联系，认为两者的共同点构成了社会边缘化的麻烦制造者，但区别是知识分子记者本质上关注“政治的理想利益”，他们是人类与政治自由的中介。然而无产者是非政治的，不自由的，他们与“政治的理想利益”无关。由此卢格回到了黑格尔政治的本质原则：唯有那些远离市民社会粗野感觉的人才适合政治参与。因此他对无产者的政治运动没有任何同情。卢格拘泥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视为利己主义和贪欲，认为这些人是出于嫉妒想把所有人都变得和他们一样贫穷。他在《<德法年鉴>计划》中认为要在德国实现自由，就需要让哲学成为民族发展的原则，承担起教化人民的任务。卢格体现了哲学共产主义的特点，即同情穷人，但不相信穷人本身能够解放自己，而是寄希望于理论批判和教育活动。

最后，哲学共产主义并不具有革命性，他们虽然“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由于哲学共产主义将一切问题最终都归结为观念，因此他们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观念的改变。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对现实问题毫无触动。他们的这个缺陷源于抽象的人性观，没有看到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将人看成由肉体出生就已经决定了的原子式的个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这使他们忽略现实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也就使他们无法找到问题所产生的现实根源，更找不到改变现实问题所能够依靠的历史主体。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正是因为这些缺陷，使他们最终将不分彼此，将一团和气的爱作为最高的社会理想。

二、由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证成共产主义的生成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与其他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对共产主义生成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论证。其中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体现了这种论证的本质区别。

就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而言，他们对私有财产持一种片面的否定态度。赫斯将现实市民社会称为“小商人世界”，“社会动物世界”，认为这是一个“假象和谎言”的颠倒世界。商品和货币作为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具体存在形式，赫斯对其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批判。劳动产品体现了人的本质，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的活动产品异化为商品时，它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取代。为了换取货币，人必须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让出去，这样，人的类本质就外化为货币。然而货币只是“一个僵死的量，一个数量或数目”，并不能表现人的本质和社会交往，因此只是废物，是人类依然处于奴隶制状态的符号象征。赫斯将市场上出卖自己商品的人用“穷苦人”来形容，穷苦人不仅包括无产者，即出卖劳动力的人，也包括资本家，他们同样不能自由的生活和创造，并为了别人进行活动，而是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外在物，不再和他们自身的存在一体，他们由此沦为虚无的人。“我们大家都是——我们用不着隐讳这一点——食人者、食肉兽、吸血鬼。”生产性生命活动的交换和共同活动本来构成了人的本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被颠倒为手段，以此来获得动物般的生存，赫斯认为这是一种实际的利己主义，它导致人类的道德还不如动物的高尚。动物为了类的存在，会牺牲个体的生存，但人却把自己的类本质出卖，“我们是互相剥皮、互相吞噬的吸血动物。”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在1844年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在“笔记本Ⅰ”，他对私有财产持一种与哲学共产主义者相似的态度，认为私有财产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劳动者的贫困以及人性的丧失、社会的恶性竞争和社会道德的败坏。然而在“笔记本Ⅰ”的结尾处，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按照前面的逻辑，私有财产导致工人生四个孩子只能养活两个，是十恶不赦的。但吊诡的是，马克思在此处却反对私有财产的单向度批判态度，提出私有财产具有“普遍本质”。究竟什么是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这成为遗留问题。但也正是这个概念的提出，为马克思摆脱哲学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在规定性。首先是要扬弃私有财产，“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马克思此处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共产主义所具有的经济属性，即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其次他又强调，共产主义不等同于消灭私有制，还要实现人的总体存在。人是“总体的存在物”是马克思当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人的理想存在状态的一种规定，即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解决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人，实际相当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社会化的人类”，私有财产构成了人的总体存在的重要中介。

首先在纵向的层面，私有财产是劳动者个性的表现。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个人获得现实的特殊规定性，这使他将自己与其他个人区别开来。“私有财产是他个人的、有其特点的、从而也是他的本质的存在。”私有财产是对象化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劳动者的个性特点和发展水平。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再次强调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生成和占有什么样的私有财产，是由人的个性特点以及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其次是从横向的层面看，私有财产是人与人在特定历史阶段进行交往的重要中介。在分工和交换的背景下，现代社会的劳动是“谋生的劳动”（Erwerbsarbeit），生产的产品旨在交换，私有财产的生产超出了生产者个人的需要，必须考虑到他人的存在，这使私有财产成为需要体系中的一个纽结。交换的过程表面看来是对物的需要，然而交换得以进行的前提是对他人私有财产产权的承认，以及通过价格的相等来对他人人格平等，以及个性和能力的承认。

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不仅实现了自己需要的满足，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承认与交往，经验的社会得以生成。“对这两种物的渴望，即对它们的需要，向每一个私有者指明并使他意识到，他同物除了有私有权关系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本质的关系，即他并不是他自认为的那种特殊的存在物，而是总体的存在物。”通过交换获得他人的私有财产，个人不仅实现了他的私人劳动所蕴含的社会性，而且在对承载着他人能力和素质产品的消费和享用过程中，个性和能力得以补充，五官感觉不断地被丰富。

哲学共产主义之所以没有把握到私有财产的积极价值，原因在于他们囿于物的视角，仅仅从占有和拥有的角度来把握私有财产。“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将私有财产的意义简化为对肉体需要以及发财欲望的满足，导致哲学共产主义视私有财产如洪水猛兽。

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对于个体以及社会所具有的本体论价值，从而解决了“笔记本Ⅰ”结尾处所提到的私有财产“普遍本质”的内涵问题。发现私有财产的积极价值，使马克思改变了对私有财产的单向度否定态度，超越了仅仅从哲学原则上教条地规定共产主义的做法。

三、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不排斥价值追求

马克思在1844年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被归入哲学共产主义，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此时期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表述，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即对总体人的追求，对现实社会弊端的批判。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此时期还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总问题之中，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篇著作。这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属性问题，即它能否具有价值追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由这段论述，很多学者认定马克思是排斥共产主义具有价值属性的，这种理解着眼于科学共产主义与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区别，然而却又夸大了这种区别。科学的共产主义并不排斥价值追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相关的表述中具有强烈的价值色彩。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晚年恩格斯被《新纪元》周刊记者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朱泽培·卡内帕要求用简介的语言表述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时，他选择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他认为除了这段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3 科学的共产主义与哲学共产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追求，而在于以怎样的方式追求何种价值。哲学共产主义在考察共产主义问题时，其运思逻辑是德国观念论哲学的逻辑，即从观念和原则出发，将现实历史看成是观念和原则实现的过程。而马克思用以考察共产主义问题的思路是从现实的人和他所存在的物质生活过程出发。具体到价值追求上，两者的区别体现为下述几点：

其一，价值原则是观念的产物还是现实物质生活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的产物。哲学共产主义同样看到了现实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然而他们不是从这些现实的问题出发考察他们的哲学原则，相反，他们将哲学原则作为出发点和标尺以此来判断和定位现实问题，这意味着他们的哲学原则必然是抽象的和教条的，实际也是超越现实社会的利益矛盾和阶级差别的。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价值原则并非是他由思维所推演出来的逻辑原则和价值判断，早在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中，他就将这种共产主义批判为教条。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粗线条描述，虽然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但是这是以他对现实所存在种种矛盾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不是先有抽象的价值原则，然后再去观察和裁判现实。

价值原则既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产物，现实社会本身仅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十条措施，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地承认“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这表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中虽然有着价值理想，然而这些价值原则的提出，不是逻辑的推演，而是从现实历史中提炼出来的一种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会随着现实实践的开展而变化，具有历史情境性。

其二，价值原则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效果也是迥然不同的。哲学共产主义将真正的人和真正社会的实现寄希望于抽象的理论活动和道德启蒙，这种抽象观念上的解决，实际对现实问题毫无触动，人的解放也没有因此而前进一步。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作为哲学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产物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危害，即反对工人的共产主义运动，仅仅以词句和批判为手段，最终沦为资本主义政府的帮凶。

马克思强调要从现实出发，运用现实的手段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是诉诸于抽象的道德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列举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种种前提条件，如异化的尖锐化和普遍化、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成等等。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引用了伊·伊·考夫曼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中一段论述，阐明了他自己的方法论特点，即批判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比较对照，并不是用观念审判事实，这必然要求深入到事实内部，对事实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马克思认为考夫曼恰当地把握了他的研究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称为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实现以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运动为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并非是价值主体外在的道德诉求。

1844年，马克思在论述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时，将总体人的生产和社会的实现作为重要的价值原则，然而他结论的得出，是以对私有财产所具有的辩证本性的发现为基础的，而并非是基于抽象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私有财产是不合理现实的根源，如消费异化、拜金主义、劳动异化，但另一方面，正是借助于私有财产，个人得以发展，世界历史由此生成。通过发现私有财产的辩证本性，马克思矢志于把握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根源以及运动规律，从而得以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为他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提供了可能性。

四、小结

在唯物史观发展成熟之前，马克思处于理论探索阶段，思想中存在着多种因素。如何切近马克思此时期的思想、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回应成熟马克思反对青年马克思的论断，学界长期流行的做法是以成熟马克思的理论为标尺，来分解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证明马克思早期理论中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我国有学者称这种做法为“目的论预设”，结果造成对马克思理论的外在研究，忽略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的独特价值。

要改变这种目的论的解读方法，需要以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原则为方法论指导，回到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与当时意识形态以及现实的内在关系。阿尔都塞曾言：“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毋庸置疑，马克思1844年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达到科学共产主义的高度，然而在当时哲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氛围中，他通过发现私有财产对于个人发展以及社会生成的积极价值，超越了哲学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单向度批判态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对哲学共产主义在德国的两种发展前景的描述：“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经过这样的过渡而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羁绊的人则宣传这种‘真正社会主义’，直到寿终正寝。”通过对私有财产普遍本质的发现为契机，以辩证的分析方法研究共产主义现实生成的物质基础，使马克思最终走向了科学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