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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论新媒介产消者“自由劳动”的本质及其历史意义——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
2018-10-15 10:00:26 来源: 作者:杨嫚 【 】 浏览:588次 评论:0

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描述经济活动都是基于个体经常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到20世纪初, 经济学家们已经放弃了追求效用的概念而偏向于喜好。效用和喜好构成了主观价值理论, 因为它们定义了个体判断的价值。亚当·斯密以及大卫·理查德等古典经济学家, 推翻了先前对土地的关注, 坚持认为价值的来源是劳动。类似地,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基于抽象劳动的价值关系, 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 价值的来源是人类劳动。

随着新的工作形式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了扩展与修正。马克思认为,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基础, 并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1当今, 随着信息商品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 知识成为积累的主要动力。在卡斯特 (Castells) 看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的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 新的技术经济系统充分型塑信息资本主义的特点。”2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 剥削用户的自由劳动代表着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逻辑思想。在这一路径之下, 相关理论与概念层出不穷, 如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非物质劳动、知识劳工、大众、互联网用户商品、新媒介产消者等等, 这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拾热情后的一系列成果。从一些学者论述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新媒介环境下受到了冲击, 其理论的有效性被置疑。一些“似马非马”的理论将用户的自由劳动视为一种可以自然而然颠覆资本主义的霸权力量的基础, 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积极意义。新媒介环境下出现的新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我们重新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思考自动劳动及其本质。

一、从受众商品到产消者以及劳动价值论的难题

关于信息社会的出现, 马克思并非完全没有谈及, 他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必将会进入“大众智慧”的时期, 意味着“普遍的社会知识已经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1。但是, 这一社会的具体特征, 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太多回应, 关于资本再生产与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也都在早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下进行。

然而, 信息与知识生产恰恰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在这一领域留下的真空地带正在被大量新的论断填充。佛罗里达 (Florida) 认为, 信息社会中的“创意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 在实质上并不拥有或者掌控任何重要的财产。他们的财产, 来源于他们的创意才能, 是无形的。新传播技术产生出流动的、水平的、网络的、相互依存的以及世界性的工作场所, 产生出自我激励型和自我管理型的员工和工作场所;终结了异化劳动中公私分立的特征。此类“无领”的工作场所, 正是不断前行的资本主义运动, 其发展方向是更为有效的发挥人类创造力的方式的产物, 他还认为, 创意时代的结果就是“一些广泛的概念类别, 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即资本家与工人, 它们基本不能再用来分析”2。按此说法, 资本正在进行着对工作性质的改造, 其终结了劳动的剥削和异化的本质。哈特与内格里 (Hardt and Negri) 提出非物质劳动理论, 他们认为, 非物质劳动已取代物质劳动成为主导性劳动方式, 且赋予劳动以生命政治的特征。大众成为了“嵌于合作和传播网络”的新阶级, 3其劳动是“创造非物质产品, 例如知识、信息传播、一种关系、或者一个情绪化反应”4。这一观点认为, 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就是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也就是说, 当今工作的性质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即不再可能清楚的区分工作和非工作, 并且难以对抽象劳动进行测量。由此, 哈特和内格里得出结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方法, 已经不再可行。尽管, 这些学者的论证依据有所不同, 但结论具有较一致的趋向,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已不在再适用于当代社会。5

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尽管资本仍在不断扩张, 但资本家仍在继续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克里佛 (Cleaver) 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对资本价值最合适的理论, 劳动价值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和工人努力抵制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关键。6

一些传播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家把阶级斗争的场域向媒介消费领域推进。这一点在斯迈思 (Smythe) 的论述中很明显, 他发展出了受众商品理论。7在斯迈思看来, 欧洲的批判研究过分注重媒介文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意识形态作用, 却忽视了传媒产业本身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起到的经济作用。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中的“盲点”。他们认为, 受众的劳动创造了对广告商品的需求, 而其中, 虽然受众在接受广告的过程中, 进行了自主的解读, 但广告的目的在总体上是被现实了的。斯迈思研究的一个影响就是模糊了生产和消费领域之间的区别。在斯迈思看来, 所有的时间都是工作时间, 休闲时间的概念是“荒谬的”。8哈特等所持“工作与非工作难以区分”的看法与这一观点是相呼应的。他们赞同, 从价值角度看人类所有活动类型都是隐形生产的剥削。受众商品论引发了学者们的讨论, 如麦克斯威尔、李凡特、米翰等。米翰 (Meehan) 更是一针见血, 指出在商品化过程中, “交换的不是信息, 也不是受众, 而是收视率。”1又或者可以这样理解, 被卖给广告客户的并不是受众, 而是由观看过程而产生的一系列商品, 比如收听收视率、听众人口信息等等。加拿大学者莫斯克将这种观点总结为关于数据的商品。

一些理论家在对新媒体的分析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互联网空间, 出现了更具有主动性与自主权的受众, 这意味着通过互联网, 广告商有机会获取更多关于受众的信息。福克斯 (Fuchs) 用“互联网用户商品”代替了听众的商品, 声称用户在Twitter, Facebook, and You Tube等平台上为资本主义而劳动。2根据这一观点, 用户同时提供用户生成的内容和被卖给广告商的关注两种类型的商品。传统媒体中受众只是通过“观看”, 或者通过付出额外的时间而经由媒体内容被商品化;Web2.0的用户们在“免费”使用各种网络服务的同时, 也在生产着各种各样的内容“产品”, 其中并不乏较高品质的内容与有效的工作。作为产消者, 不仅他们本身成为商品被出售给广告商, 他们劳动的产品也会被平台提供者再次商品化出售。3在斯迈思那里作为隐喻的受众劳动, 在当下则成为真实的付出。费舍尔认为, 社交媒体的价值来自于其信息获取、存储、占有、处理和分析能力, 并能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用户。社交网站上的信息不仅包含用户个体及其宏观信息, 还包括用户产生的内容信息与行为信息, 同时涉及关联信息, 即指社交网络的次级网络构成。社交网络中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于对它的使用, 来自于其本身作为社交媒体的特征。社交媒体是传播手段和生产手段的结合。

这些对受众劳动的研究有相对一边倒的倾向, 强调社交媒体是剥削“自由劳动”的场所。马克思将劳动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 也即是异化劳动, “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 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4这种劳动的外在性就在于“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 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5;另一种劳动就不再是“谋生活动”, 而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 即“自由劳动”。自由劳动的目的不是别的什么, 而就是劳动本身, 是人自己生产自己的本质的过程。自由劳动代表的是生活的乐趣, 是自主的、身心愉悦的劳动, 是个人的自我实现, 是人达至“自由境界”的必经之路。这一倾向的理论认为, 资本对“自由劳动”的全盘吸纳使得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达至激化, 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然而, 这些广义的剥削理论也引起了一些批评。文化产业学者赫斯蒙得哈 (Hesmondhalgh) 6认为, 自由劳动和剥削的概念是不连贯的。文化产业传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简化的剥削观念, 同时强调文化生产的复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7资本对新媒介自由劳动的剥削是真实存在的, 但仅仅停留在此还远远不够。我们想要进一步探究的是, 资本是如何将自由劳动纳入到资本再生中来的?在吸纳的过程中, 新媒介自由劳动的自主性与协作性真的带来了所谓的“无摩擦”资本主义吗?我们将重返马克思价值理论, 从中寻找理论的依据。

二、产消者的自由劳动及其资本吸纳

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生产过程在消费过程中完成。因此, 价值只存在于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中。然而, 生产和消费出现在不同的时刻, 这种分离使危机成为可能:每一个出售或购买时一个独立的行为, 其行为可能在时间和地点分开。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 再回到商品中, 这是资本增殖的过程, 同时也是对增殖过程的干扰。因为工人不控制生产方式 (MP) , 他们被迫将他们的劳动力 (LP) 出售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 (M) 。资本家把劳动能力和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生产新的商品 (C) , 这些商品作为一种谋生手段, 或者作为一种生产手段, 交换给工人阶级, 以实现价值 (C'-M') 。如果这个过程是成功的, 资本家就会控制生产的方式, 并且有更多的钱来重新建立他们的社会关系。

在资本的积累中, 如果资本家无法将他们的钱转化为劳动力和生产手段, 可能会导致资本再生产的危机。因此, 媒体市场的劳动力动员是资本再生的起点。高昂的劳动力价格可能会促使企业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来源, 如通过在海外开店, 或者利用移民劳动力。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公司可能会寻找奴隶劳动力。这一现象在《思想奴隶和麻醉人群》1等文献中都有提及。

传统的媒体行业由广告行业, 包括收视率调查等评估行业支撑, 广告行业与评估行业也试图将这一模式在互联网上复制, 生产出作为商品的在线受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使得对用户信息的采集与利用方式更为多元化与复杂, 正在出现互动性的商品化和商业化过程。新媒体行业发掘出了新的受众商品形式, 如搜索引擎关键词。换句话说, 特定受众 (或者用户) 使用的词语, 成为了新媒体出售给广告行业的商品。李 (Lee) 选取谷歌为个案, 分析了当下受众商品的演进。2这种基于搜索、基于文本的商业广告机制, 与其他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广告机制 (如弹出式广告、横幅式广告) 不尽相同。与传统广告行业广告商购买电子媒体的播出时间或是印刷媒体的展示空间不同, 广告商购买的是搜索“关键词”, 即用户搜索某个关键词时, 会出现针对这个关键词的广告。关键词不同于观看时间, 它并不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可以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此外, 关键词的意义无关紧要, 一个拼写错误的关键词由于出现频率高甚至也会被投以重金, 或者英语中某个关键词的复数形式也能成为重要的关键词。换言之, 仅仅商品的交换价值有意义, 商品是否有使用价值毫无关系。除了关键词之外, 谷歌通过提供工具条轻易掌握用户行为, 建立起自己的评估体系, 进而摆脱评估产业的控制。谷歌可以利用用户的劳动创造出关键词商品, 又因为同时拥有广告业和评估业, 可以调整这类商品的成本。3尽管与传统的媒体公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 但在通过广告盈利这一点上却与传统媒体的运行机制异曲同工。因此, 伯尔明 (Braverman) 认为虽然新媒体技术表面上改变了媒体行业的生态, 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广告支撑传媒行业的实质。4此外, 新媒体产消者还带来新的附加品, 用户生产 (传播) 的内容。但无论是用户传播的内容, 还是关于用户的内容, 都是免费的。

新媒介社会导致了生产、流通、消费、物质和非物质生产、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混杂不清。新媒体产消者同时用于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消费与生产同时发生, 连接与不间断。对于新媒介“产消者”, 研究者还提供了其他诠释框架。按哈特与内格里的说法, 他们被称作“大众” (the multitude) , 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的扩展, 用来描述生产公用品并被资本剥削的共同劳动阶级。5并且, 内格里强调, “大众就是其在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阶段的替代自主的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6在莫斯可那里, 这一群体又被称“知识劳工”, “知识劳工可以分为间接的知识劳工和直接的知识劳工。直接的知识劳工 (无论是公司的领薪劳动者还是外包劳动力、自雇者) 生产在市场上作为商品销售的知识产品和服务;而间接的知识劳工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及领薪劳工存在的社会条件, 比如社会关系、情感、传播、家务等。后者是社会存在必要的无偿劳动, 它们不完全是, 但一定程度上由那些没有固定工资的劳工承担——家务劳动者、失业者、非正式工人、临时或兼职的低收入工人还有移民”1。离开了这些间接的知识劳工生产, 资本无法积累。

我们这里所说的新媒体产消者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 劳动力是无偿的, 并且具有协作性;第二, 产消者劳动对于媒介产业的资本再生产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劳动, 资本无法积累;第三, 非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纠结在一起, 难以区分, 生产与消费同时生。有观点认为, 由于产消者的无偿劳动, 资本主义对于产消者的剥削是极端的, 趋于无穷大;与此同时, 由于信息社会中大量的无偿劳动导致社会公有之物的空间丰富, 终将导致资本主义从内部瓦解。福克斯是这一论点的拥趸。福克斯断言, 所有参与商业互联网平台的活动都是“一种极端的剥削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 消费者是完全自由的。无限的开发意味着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在线活动和时间都成为商品的一部分, 而这段时间内没有任何的回报”2。依据马克思对利润率的计算, 我们将公式修订为p=s/ (c+v1+v2) , 其中s是剩余价值, c是不变资本, v1是支付给固定员工的工资, v2是支付给用户的工资。最典型的情况是v2≥0, v2替代v1。如果内容生产和上网时间由带薪员工承担, 那么可变资本会上升, 造成利润下降。福克斯说:“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剥削不仅限于工资劳动, 也涉及整个社会。”3由此, 福克斯指出对用户的开发是无限的, 并趋于无穷。

然而, 对剥削 (s/v) 的分析必须考虑到所有已实现的和所有使用的v。新媒体的自由劳动与其他形式的自由劳动有着同样的地位, 更多的是降低了生产成本。但降低成本的原因是为了必要劳动力的减少。更确切地说, 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如何将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是必要的。虽然资本从那些从未支付工资的劳动中受益, 进入劳动力的再生产, 但这并不意味着有薪工人与无薪工人在资本再生产中的作用是一样的。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 有偿工作与无偿工作之间的关系。资本再生产是媒体市场通过媒体公司、市场调研人员、广告商和无偿产消者等一系列复杂互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在考虑资本再生时, 我们当然不能把某一类劳动切分出来单独考量剥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叫做绝对剩余价值;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叫做相对剩余价值。”4马克思也指出,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5生产力的提高则可以增加剩余劳动。

马克思指出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过程中的悖论, 他在《机器片段论》有明确论述:“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 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 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 ……它 (资本) 采用一切技艺和科学的手段, 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 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 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 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 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 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6“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是资本的必然。”7后期资本主义是通过生产榨取工人知识的技术而发展的。新媒体的自由劳动与资本主义体系中潜在的危机密切相关, 因为, 自由劳动力是通过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方式而贡献价值的。

新媒介产消者的非物质性社会产品具有信息产品的属性, 它们不再具有排他性和专享性, 即产生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消费而消失。这是物质产品与信息产品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如此, 知识与信息形成了社会的部分公用产品。它们可以表现为公共知识、网络信息、互动与交流等, 这些可主社会所共享之物的不断积累, 导致了社会总体财富的公共性持续增长。而这一过程也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随着共享性资本的流动与不断生产, 资本对劳动价值的盘剥与压榨也愈趋普遍化;同时, 劳动合作的内在性也在不断加强, 反抗的力量越强大。意大利自主论者认为, 在这一矛盾之下, 资本日趋失去对劳动的有效控制:“就过程而言, 资本难以对劳动过程中的内在合作交流、情感互动等生产要素实施有效控制;就产品而言, 非物质劳动不仅促成了新型主体性的产生进而形成新型政治主体, 还导致难以被盘剥的共有之物的增长, 资本终将因营养缺乏而消亡。”1在此意义上, 哈特和奈格里断言:非物质劳动霸权“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能”2。根据这一推论, 共有之物从内部瓦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无产阶级无须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就直接可以消灭阶级。

然而, 以上观点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化为消除区别。无偿劳动从本质上并不具备天然的革命力量,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早期还是在信息社会, 无偿劳动与有偿劳动共同支撑着资本的再生产。马克思在这一语境下如是评价:“一个产业利润的上升取决于其他经济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3有偿劳动经济的积累不仅仅依靠其自身的进步, 还基于无偿劳动经济。”资本家充分利用了整个社会劳动分工体系, 当然也包括无偿劳动经济。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资本对这种新媒介产消者的自由劳动的吸纳并不是绝对的。

三、技术控制下产消者的“同意”与自由劳动的不稳定

马克思关于劳动商品化的观点始自资本对两种商品的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商品化使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具体化, “将它们以一种凝固的形式呈现出来, 同时它们被这种形式自然化。”4当工人们将他们的劳动权力与原材料相结合时, 就有可能导致生产危机, 从而减少剩余价值的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阶级斗争 (对于更高的工资) 和第二阶段 (反对工作) 可能导致危机。5例如, 由于工人被机器替代而迫使企业进行阶级斗争, 相对于可变资本 (劳动力) 而言, 更多的固定资本 (机器, 原材料) 会被配置。随着这一过程的推广, 要创造出让人们工作的必要岗位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经济学家、学者和记者宣称, 新的经济现实是一种流动的、受过教育的和有弹性的劳动市场, 在此个体工人的知识和才华是一种关键资源, 这种资源能够被战略性的使用和安排。然而, 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退步到了经济不稳定状态。由于劳动力被临时工化, 剥削蔓延到整个文化产业。这些过剩的自由职业者和失业者、未充分就业者对于公司来说有巨大价值, 因为激烈的竞争压低了工资。不稳定性最极端的境地就是工作没有报酬。早在70年代的女权主义就有谈到, 即女性照顾赚钱养家的男人和承担抚养孩子的家务活, 既无休息时间, 也无报酬, 无形地支持了工厂的价值榨取。然而, 自由劳动理论很少谈及到生产的危机或者媒体市场上工人的抗争。

新媒介产消者意味着消费与生产的无缝连接, 而消费的过程则是生产的过程。这种无法分割的情形给人一种错觉, 即消费中的生产是与生俱来的, 无法抵抗。另一方面, 产消者劳动是由产消者自身发起的, 而并非是由资本明确要求, 因此产消者被认为是“同意”、甚至是“乐意”于被资本吸纳的。此外, 安德鲁捷威克使用“消费者劳动”6这一术语, 福克斯认为所有参与商业互联网平台的人都是被无限开发或是过度开发的, 7这些论断掩盖了我们对用户主观性的理解。在更极端的形式中, 自由劳动的理论容易被简化为对阶级统治的过分简化的概念。斯迈思论证的是消费主义和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但他未能认识到观众权力的一个关键维度——即施加要求的权力和拒绝的力量。福克斯将斯迈思的理论观点应用到他自己的新媒体工作中。他认为更多的用户拥有社交能力, 媒体平台就可以提供更高的潜在广告费率。1福克斯对于斯迈思简单表述的依赖导致了其对于媒体市场理解的简单化。实际上, 广告费率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 包括市场供求、广告效果、定位、频率和大小。此外, 即使在发行量增加的时候, 互联网广告费率也可能急剧下降。媒体市场是维持媒体公司, 市场调研人员, 广告商和无偿内容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平衡的关键。媒体公司的收入来自于广告销售或订阅服务, 在不同的公司和市场中, 这一特定的组合也是不同的。市场调研人员收集和处理市场和消费者的信息。他们的劳动力是由媒体公司购买的, 这些费用都是由广告商支付的。广告客户与中间商和最终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处在同一个经济组成部分, 负责广告的人包括客户经理、艺术总监、文案人员、媒体买家和其他相关职位的人, 未投入成本的内容生产者包括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个人或组织。

在广告客户、市场调研人员和媒体公司的复杂关系中有出现破裂的可能。要了解这一可能, 我们必须对“受众”作进一步剖析。那不勒斯 (Napoli) 描述了一种观众产品的三个组成部分:预测的观众、实测的观众和真实的观众2。传统上, 媒体公司和广告客户根据预期的观众人数和组成来与观众接触。换句话说, 对观众的访问是基于过去对观众的测量和任何现有观众的信息。因此, 被测量的观众 (过去观众的统计抽象) 是市场调研人员为媒体公司生产的主要商品。另一方面, 实际的观众基本上是不可知的。市场调研行业提供了生产评级商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服务, 他们将受众行为的数据卖给广告商和媒体公司。尽管互联网对消费者数据挖掘有着巨大的潜力, 但任何服务都可能带来不确定性, 从而推高媒体公司和广告商的交易成本。因此, 尽管市场调研公司独立发展, 但媒体公司也被允许制作自己的评级数据。分析师建议在定价和发展策略方面进行管理, 以最大化销售, 同时避免过多的运输成本和库存短缺。定制市场研究服务包括现场研究 (预试和数据收集) , 分析服务 (编码和分析) , 经济分析营销效果, 价格弹性, 竞争, 销售预测。3这些服务都基于对用户数据准确的收集。新数字技术带来的关键变化是提供了控制和测量受众的新方法:提升受众自主权、参与和契约、消费的空间控制、用户和受众测量的空间细节。

今天的市场正努力应对媒体和受众的碎片化、用户自主性增加和破坏——所有这些都有可能破坏既定的定价体系。尽管基于传统观众预测的计价仍然很常见, 但自动化销售系统正变得越来越频繁。这反映了从成本-千 (CPM) 模型到成本-行动 (CPA) 模型的转变。CPM是传统的基于曝光的模型。另一方面, CPA是基于对广告的一些可测量的反应。不断增加的受众碎片导致CPM成本上升。这是因为CPM传统上是基于从大量人口中提取的相对较小的样本。随着受众分散到更小的群体中, 抽样变得更加昂贵。此外, 用户数据还会受到用户的干扰, 比如:广告过滤软件、假名和多个配置文件、匿名搜索引擎、虚拟专用网络等等。新媒体平台所提供的相对较高的用户自主权, 使得公司很难保证降低风险。

同时, 直接破坏也是一种威胁。基于同行的排名和反应系统是媒体公司将价格分配给广告的主要机制之一。这包括用户喜欢、转发、客户评论、反馈、赞许、评论、分享和评论。由于它们对媒体内容的构成有重大影响, 因此它们是社交媒体市场中最受关注的措施之一。可是和其他技术一样, 它们也会遭到破坏。例如, 浏览量是衡量用户行为的重要指标之一。You Tube使用浏览量作为“真正的用户兴趣”的衡量标准, 并表示浏览量“不应是对有多少人意外或无意地观看视频的判断”。自2011年以来, You Tube的合作伙伴已经获得了基于CPM的部分收入, 这与浏览量有关, 从而创造了获得高浏览量的经济动力。因此, You Tube禁止通过自动的方式人为地增加浏览量的服务。然而, 依然有一些工具可以达成这一目的, 如View Tube Train, 通过安装这一个浏览器工具栏可以提高浏览量。“2013年1月, You Tube从Lady Gaga的VEVO频道中删除了1.56亿次浏览量。原因是Youtube认为有黑客侵入手工调高了观看次数。”1这些都暗示了在媒体公司、广告商、市场研究人员和内容生产者之间的复杂安排中, 生产危机的可能性。

互联网兴起于新自由义盛行时期, 有学者提出互联网将带来无摩擦资本主义2的观点。然而, 本世纪初的互联网危机早已击碎了这种意识形态, 互联网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有必要继续地再评估资本能够将这些活动事积累逻辑的程度……这些努力的效用应该受到高度质疑。3马克思指出, 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物化的知识力量”4。可以这样理解, 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作为物化劳动成为统治劳动过程的权力, 在劳动过程中与活劳动相对抗。这种物化权力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存在于那些使用技术去建构、重设、再生产社会者、革新具体技术者与劳动中技术的使用者三者之间。同时, 技术是一个社会斗争的场域, 借此, 霸权地位得以建立、合法化、再生产与被挑战。知识与技能的积累被当作为劳动的对立面吸纳入资本, 从而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属性。社交网络推动着两个过程的发展, 即剥削的进一步恶化和异化的缓和, 这二者不是简单地同时呈现, 而是辩证的相互关联。高度的剥削依赖于高度的交流和社交, 反过来, 也依赖于社交网络的去异化能力。

四、结语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学者们不再关注社会阶级与资本主义, 相反, 人们热衷于谈论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极易将人们带入这样的迷思:以新媒介为特征的信息社会正在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某种本质上与先前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因为无力把创造价值的过程控制在资本主义流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 资本主义转型成了信息社会, 而信息社会的规则和关系正在变得日益混杂。根据这一观点, 一个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社会抹去了工作场所和家庭、劳动和休闲以及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 通过如此种种, 社会开始变成一个新型的社会, 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不再适用于这个新型社会。

实事真是如此吗?根本问题在于新媒体是否真正提供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是指社会选择以某种方式来划拨和分配生产过程所必需和创造的全部生产性资源和生产盈余。马克思关注社会关系的变化, 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 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 生产关系, 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他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 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5。另一位学者也强调, “产消者劳动首先生产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当它在这一生产中成功时, 它的活动才有经济价值。这个活动立即使物质生产‘遮蔽’的一些东西变得显而易见, 即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 最重要的是它生产了资本关系。”6

自由劳动概念是“马克思表征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概念, 而且在根本上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7。然而,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新媒介产消者的“自由劳动”被资本吸纳, 成为资本降低其生产成本的工具。马思克主义理论虽对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预见, 但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形态的整体变革, 恐怕是其所始料不及的。在信息社会中,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呈现出更为复杂与精细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指出了自由劳动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 然而自由劳动究竟如何达致共产主义及其过程与机制并未细述。

“劳动力并不向来就是商品。”1对自由劳动生产力的先验假设模糊了再生产的非必然性特征, 同时严重限制了劳动价值论的政治效用。创造价值不能由所谓的自由劳动而独立完成。赫斯蒙德霍 (Hesmondha lgh) 更是质疑“休闲活动是生产劳动”2的假设。劳动价值论也为我们理解新媒介产消者的自由劳动提供了分析工具与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 我们摆脱了对产消者自由劳动种种模棱两可的论断。同时, 新媒介产消者“自由劳动”也为当下我们重新解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最新鲜的语景, 并提醒我们, 将自由劳动这一概念放置在特定语境之下分析至关重要。

在“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无限的剥削和集体剥夺”的设想下, 什么样的政治倡议是可能的?福克斯早期曾支持免费劳动力和再分配的工资, 保证基本收入来自于针对信息资本家的税收。3然而, 最近福克斯转变了观点, 说他们不赞成自由劳动应获得工资。4支付给互联网用户的工资将导致知识产权的扩散, 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认证和授权技术, 消费者价格上涨, 以及免费服务向收费服务转变。这些都是强调民权的商业权利的必然代价。福克斯和斯威格尼后又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网络”, “通过用户支持, 捐款和公共资金, 建立和培养替代互联网平台……”, 目的是“集体逃离Facebook……”。5福克斯区分了两种生产劳动, 一种是“不产生销售的商品再生产劳动”和“创造了受众或互联网的消费者商品的再生产劳动”, 并且断言非商业性、非营利性网站, 如维基百科的活动无法被开发。6然而, 福克斯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方法, 通过对ISP、搜索引擎、关键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计算机硬件的需求, 非商业内容增加了网络的整体价值。此外, 这一论点之下的另一政治呼吁便是资本家应以税收形式作为补偿回馈给社会。这些税收能够用于引入和资助面向每个人、带有重新分配性质的基本收入保障制度。

阶级理论依然具有重要性。存在社会组织每一层面上的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表明, 现代社会首先就是一个多级的阶级社会。知识工作不是同质生的, 而是一个阶级架构的空间, 具有内在的阶级关系和分层模式。知识经济中的工作正在变得深度分化, 出现两个群体:处于顶端的是那些“产生”和创造想法、方案、程序或者文化产品的人, 他们作为顶层设计者能够争得知识产权和版权所有权。而另一些处于底端的人, 他们虽然拥有生产工具, 例如计算机, 但是他们却是那些必须遵循指令的流水线上的工人。

劳动被基于高价值的信息生产“发展的新方式”所改变。但与其说是一种新生产方式, 毋宁说它是“信息主义”。正如詹姆逊所说:“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人们所想象的范围。”7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 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获利的生产……仍然是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作用”8。在信息时代, 雇主们通过增加对传播系统和技术的使用增强了对劳工的控制, 以此扩展了附加劳动过程的商品化。9产消者及其劳动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论述框架。正如詹姆逊所言, “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方式, 而且是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1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很善于把剥削隐藏于交换过程背后, 在这方面它是独一无二的。当下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不再是赤裸裸的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 劳动力的“同意”与资本的“强迫”同样重要。尤其当传统劳动力被转化为临时雇佣、甚至无偿使用时, 以及数字技术被用于变革生产方式之后, 我们需要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新、旧表现形式。新媒体产消者劳动被资本吸纳的过程是一种更为精细、复杂的资本再生产方式, 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主体性的过程。产消者自己积极参与了对自己的剥削, 他们不是“自发”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关注过程、流动、变化和关系。他的概念解释了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同元素之间丰富的动态的关系, 抓住了推动变化和矛盾。新媒体的分析还应从价值的斗争开始, 因为新媒体平台是阶级统治的手段, 它们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媒体平台不仅被资本主义阶级所利用, 也被与之斗争的人所利用。“……所有这一切劳动形式都在某种意义上屈从于资本主义规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际上, 正由于它被容纳在资本之中, 并维持着资本, 无产者自身作为一个阶级才得以界定。”2产消者的自由劳动将达成资本主义的内部瓦解、资本主义的“无摩擦”生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制塑造产消者对“剥削”的同意, 从而使资本主义在取得剩余价值的同时掩盖剩余价值的重要作用。

注释

1 参见漆琪生:《资本论大纲》第2卷,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16页。

2 Castells M,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29, No.5, 2000, pp.693-699.

3 参见费·瓦·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 李光谟译, 三联书店1976年版, 第489页。

4 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Basic Books, 2002, p.68.

5 (4) Hardt M, Negri A, 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14, p.108.

6 Smythe.DW, Negri A, Empire, Hard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32.

7 Smythe.DW,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AK Press, 2000, p.13.

8 Smythe.DW, "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1, No.3, 1977, pp.1-27.

9 Dallas W.Smythe, Dependency road:Communications, consciousness, capitalism, and Canada, Praeger Pub Text, 1981, p234.

10 Meehan E, "Heads of household and ladies of the house:gender, genre, and broadcast rating, 1929-1990, "in W.Solomon and R.McChesney, eds., Ruthless Criticism:New Perspectives in U.S.Communication Histor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204-221.

11 Fuchs C,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Vol.10, No.2, 2012, pp.692–740.

12 Bruns A."Produsage, Generation C,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Proceedings Media in Transition 5, 27-29 April 2007, MIT, Boston, 2007.

13 (5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54页。

14 Hesmondhalgh D, "User-generated content, free labour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phemera, Vol.10, No.3/4, 2010, pp.267–284.

15 Garnham N,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age Pubns, 1990, p.230.

16 Smythe.DW.Smythe,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2, No.2, 1978, pp.120–127.

17 (3) Lee M, "Google ads and the blindspot debat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3, No.3, 2011, pp.433-447.

18 Braverman H,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U Press, 1998, p.235.

19 Hardt M, Negri A, Empire, Hard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32.

20 刘怀玉、陈培永:《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人众政治主体的建构》, 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

21 [加]莫斯可、麦克切尔:《信息社会中的知识劳工》, 曹晋、罗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013年版, 第8页。

22 Fuchs C,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o.26, 2010, pp.179–196.

23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Basic Books, 2003, p.68.

24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350、557页。

2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221、209页。

26 曹文宏:《非物质劳动:一个似“马”非“马”的理论命题—基于对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理论的解读》, 载于《马克思主义研》2017年第2期。

27 Hardt M, Negri A, Empire, Hard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94.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97页。

29 Mosco 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age Pubns, 1996, p.143.

30 Bell P, Cleaver H, "Marx’s Theory of Crisis as a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 The Commoner, Vol.5 (Autumn) , 2002, pp.1–61.

31 Andrejevic M, "Exploiting YouTube:Contradictions of user-generated labor", in Snickars P and Vonderau P, eds., The YouTube reader, Stockholm: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2009, pp.406–423.

32 Fuchs.C,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Vol.10, No.2, 2012, pp.692–740.

33 Fuchs.C,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Vol.10, No.2, 2012, pp.692–740.

34 Napoli P M, Audience economics:Media institutions and the audience marketpla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78.

35 Lee M, "Google ads and the blindspot debat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3, No.3, 2011, pp.433–447.

36 参见原文:《Lady Gaga刷票?Youtube观看数减少1.56亿次》, 搜狐网 (http://music.yule.sohu.com/20130131/n365217087.shtml.)

37 [美]比尔?盖茨:《未来之路》, 辜正坤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178页。

38 Caraway B, "Audience lab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3, No.5, 2011, pp.693–708.

39 (5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219、455页。

40 Lazzarato M, "Immaterial labor, "in P.Virno and M.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133–150.

41 刘梅:《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兼论“自由劳动”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本体论意义》, 载于《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36页。

43 Hesmondhalgh D, "User-generated content, free labour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phemera, Vol.10, No.3/4, 2010, pp.267–284.

44 Fuchs C, "Foundations and two models of guaranteed basic income", Perspectives on Work, 2008, pp.235–248.

45 (5) Fuchs C, Sevignani S, "What is digital labour?What is digital work?What’s their difference?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Triple 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2013, 11 (2) , pp.237–293.

46 Fuchs C,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Vol.10, No.2, 2012, pp.692–740.

47 [美]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 王则译, 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48 [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 阎嘉译,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第59页。

49 Mosco 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age Pubns, 1996, p.157.

50 [美]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 王则译, 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51 Hardt M, Negri A, Empire, Hard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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