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文明观与马克思的文明观总体上是高度一致和相互印证的，但是，在对文明认识的视角上、表述方式上、关注方法上，他们又是各有特色的。相比之下，恩格斯的文明观的特色在于：一是更注重从社会的基本单元入手分析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二是更注重从现实生活入手揭示文明的本质，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及的文明问题；三是更注重对欧洲农民的文明状况的揭示，如《德国农民战争》论及的文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马克思经常用宏大叙事的方式揭示社会文明问题，那么，恩格斯则较多地用“具体而微”的方式揭示文明问题，二者在一些方面的认识殊途同归，而在另一些方面的理解则完全一致。恩格斯在深入考察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揭示了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问题，社会形态层面上的文明，经济、政治、文化造就的文明，人的行为方式体现的文明，是其中基本的和重要的方面。关注社会发展状况和人的发展，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理解文明的发生过程，在历史与现实中揭示文明演进的动力，是恩格斯文明观的重要特征。
一、恩格斯文明观的立论基础
恩格斯认识文明问题的方法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以已有思想材料为基础，二是以现实社会发展为基础，历史性和连续性是其关注的要点。在恩格斯看来，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社会愿望以及人的实际行动有密切关系，认识文明问题也不能离开这个基础和条件。
（一）唯物史观是恩格斯文明观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恩格斯研究文明问题，不是把视角局限在预设的框架中，然后用纯粹思辨的方式推断文明的来龙去脉，而是在历史与现实中认识这一问题。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包含着社会的审美取向和价值选择，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主要的表现形式，这是研究文明问题的现实基础。恩格斯认为，马克思重视摩尔根著作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二是摩尔根为物质观的扩展提供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这两个方面所包含的唯物史观，也是恩格斯研究文明问题时所称赞并极力主张的。物质形态的文明与观念形态的文明总是在交织中变化发展的，要认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状况，就要对社会的深层问题做出恰当的定位和判断，文明作为社会的内在精神财富包含着多种价值取向，又是社会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唯物史观也是恩格斯研究社会文明所持有的哲学立场，他从直接的物质事实出发考察文明问题，把物质生产作为认识社会文明的基础，他不仅关注不同时代文明的特定物质内容，也关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普遍性物质形态，个性与共性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是恩格斯文明观的基本禀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是关于文明节序性的描述，而从家庭文明、氏族文明再到国家文明，则是从微观到宏观的观察方式。物质生产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动力，从物质生产出发理解社会文明，把物质变换和精神交换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体现了文明进路的辩证内涵。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描述社会运动和变迁，在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结合的基础上描述有关问题，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理出文明演进的脉络，是恩格斯研究文明问题的基本理路。
辩证分析方法是恩格斯研究文明时的常用方法，在探索文明问题的轨迹和进路时，体现“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是其基本的态度。针对当时存在的关于文明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和片面认识，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不论是物质形态的文明还是观念形态的文明，都是以现实的人为主题展开的，文明不是经验主义的感性表达，也不是唯心主义的主观设想，这是一个充满创造而又可能往复出现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恩格斯认为，文明进程中往往进步与倒退同在、低俗与高雅共存，人类文明之树上生长着不同的果实，具有进步意义的文明与具有阻碍作用的不文明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
（二）社会存在是恩格斯文明观的现实基础
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总是不断地注入文明内涵，手推磨社会是与封建文明相适应的形式，蒸汽机是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文明相适应的形式，每一个社会中“文明的果实”总是与社会“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总体上，造成文明变迁的力量主要的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社会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表现。生产方式影响着文明的积聚方式，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传统习俗等都对文明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就是文明赖以发生和存在的空间。最初的文明元素的产生，与人的语言要素密切联系，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孕育出较低水平的文明形态，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文明也被赋予新的形式。雅典时期、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的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相比较在层次和质量上都不一样，但都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外化和理性构思，这些文明存在于具体环境之中。具体的社会环境还会造成不同的体验，这就使得文明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成为交织互生的形态，“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恩格斯还把不同经济形态与社会文明联系起来看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思想认识的表现规律，都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形态，“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具体社会环境中的实践也是具体的，由具体因素凝成的文明形态，不是线性地发展起来的和漫无目的运行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认为，专偶制家庭是文明时代起源的重要标志，个体婚制是促进文明内容生长的基础，而群婚制对文明的发生具有双重影响。
整个社会就是承载文明内涵和演绎文明序曲的大环境，其中的矛盾与对立推动人们去思考解决问题，在这个平台上，生产力、交往形式、思想观念等都与文明进路存在密切关系并在社会中递进发展。在对文明的认识中，马克思恩格斯都不赞成把文明看成几条孤立的科学定律推动的事项，文明是社会所有变化的综合结果。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文明的进程和果实总是与社会劳动及其异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作为一种力量，其影响也离不开社会环境，“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最能体现这种动力机制的是科学技术，它改变了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促进了各民族、各国、各个群体之间的交往，区域性的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使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农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居民与旧的封建制度到处发生冲突。因业务关系日益频繁地去国外旅行的资产阶级，把关于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某些神话般的知识介绍给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智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也都认为，自然科学对社会文明的影响是以彻底废除唯心主义为目标的，它在一些方面造成偏差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真正的人的意义。但是，在不少时候，科学的动力作用与社会文明的表现方式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愿望推动的，物质追求成为科技进步的直接动力和社会文明客观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文明的很多内容是经济追求的副产品，间接的精神关怀也使文明带有明显局限性。
（三）日常生活是恩格斯文明观的社会基础
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是社会文明演进的重要动力，在生活中诞生的美学、艺术、文学等直接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形式。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是人类的天性，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成果、交往礼仪、传统习俗等，都会成为社会文明的一部分。至于那些已经存留久远的文明遗迹，更离不开人们的思维智慧和劳动结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文明的描述，是基于个人生活的现状展开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易洛魁人、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民族的描述，是从日常生活出发的；在《反杜林论》中对文明与文化关系的描述，也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
尽管恩格斯明确指出了两种生产及其所对应的文明形态的不同，但衣食住行方面的文明形式总是社会优先关注的事项。“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恩格斯在阐述这个问题时强调，社会制度和上层建筑都与日常生活有关，文明既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又受到家庭生产的制约，而且越是生产力低下的时期，越是受到血缘关系、族际关系、家庭关系的影响。在血缘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日常关系中，自然选择对物质生活起着决定作用，人自身生产在社会中的地位很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日常生活与生产力的关系日益密切，人自身生产的决定地位降低到从属地位，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日常生活又给社会文明带来新内容。拿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来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日常生活的递变是恩格斯阐释文明问题的重要方面，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血缘关系、氏族关系以及族群关系对文明的影响程度，社会分工状况对文明的影响程度，社会制度变迁对文明的影响程度，都是日常生活直接的或曲折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大工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活，成为城乡文明发展的重要寄托方式，商业阶级“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由具体的社会生活孕育出的多样化的文明形态，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格局。
二、恩格斯文明观的基本结构和重要表现
恩格斯文明观中，对文明的理解显示出层次性结构和多样化表征。由于文明的同化方式与习得状况有很多差别，不同的文明形式不仅包含的内容不同，表现形式也不相同，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原始生活与现代生活，在层次上和水平上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恩格斯在阐释文明的内涵及其形态时，是依据生活和实践的丰富性来表达的，对文明结构的分析往往带有生活气息。
（一）文明的层构状态及表现形式
一是社会分工层面上的文明。阶级的形成与人类文明的开端具有一致性，也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三次大分工所产生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明形态。“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它以私有制为基础，以阶级对立为主要特征，以国家为主要标志，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演变中的三种奴役形式。在这个时代，卑劣与贪欲成了最主要的动力，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剥削成为文明时代的基础，这种文明经常是用血与火写成的。二是社会交往层面上的文明。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交往，它使不同的国度都卷入了世界文明体系，古老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都受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在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固守旧的文明体制而不卷入世界文明体系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论述了工业文明造就的世界交往图景：“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在世界舞台上，人类社会的不同文明有一个比较和互补的愿望，世界文明存在着多极相联的愿望。因此，“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就毫不奇怪了。三是比较层面上的文明。恩格斯论及的“半文明制度”“文明人”“野蛮人”“古代文明”“现代文明”“文明国家”“文明化”都是在比较意义上说的。在恩格斯文明观中，也有日常习惯和社会礼仪方面的文明，包括语言、表达、仪态等方面的文明，这些概念也是具有相对性的。
（二）文明的主体要素和表现形式
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文明都是人的生活创造，前者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成果，后者是人的精神活动成果，其中包含的主体精神和现实表征不是截然分离的。建筑、艺术等社会的可视的文明内容，是按照人的生活美学构造的，思想、法律、哲学等抽象内容，是按照人的心理美学设计的，其创造源泉和动力都来自人的社会实践。当人在社会实践中确立自己的目标时，当人在现实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愿望时，也就预设了社会文明的创生方式和创造目标。
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是商品生产的出现，它的主要特征都与人的需要及活动联系起来，国家的形成是文明时代的概括形式，它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不可能完成的事项。生产劳动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社会主体的协作和分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条件，这也使得文明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多样化生长方式，它随着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不能把“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因此，人的劳动对文明的影响不是孤立的社会事件，在生产劳动中增强文明意识，是社会文明的现实表征。
与马克思对文明的认识相一致，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本质发生了变异。“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如果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不难发现这个文明进程中充满悖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一部资产阶级文明史就是一部野蛮发家的血腥史，这种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以及野蛮行为共存的状况。因此，“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承认文明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就等于确立了区分资产阶级文明和无产阶级文明的标准，也就从实践角度否定了将社会文明绝对化的观点。
（三）文明的内容构成和表现形式
文明的内容构成体现在精神、道德和价值等方面，这些方面经常借助社会认同而显示自身的内聚力。每一种文明的诞生都是“壮丽的日出”，德国人从基督教唯灵论引出的哲学革命，法国人从唯物主义揭示的政治文明，尽管思想和寄托都不同，但在追求文明的意向上却有不少相似之处。恩格斯在论及路德宗教改革对社会文明的影响时说：“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这种导向性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文明状况与人的需要的契合程度。随着社会生活变迁的文明形式，总是反过来给社会提供一种文明规约、文明礼仪和走向文明的方式。而且，随着新的文明形式的到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恩格斯认为，文明的导向性与社会的道德表征具有密切关系，资本主义文明中，资产阶级经常用不同的标准为自身辩护，它们在道德上使用说教的尺度，而在经济学中采取功利主义尺度，它所能达到的与它佯言要达到是两个方向的内容。人类历史中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不同的道德关怀方式，从社会潮流看，无产阶级文明层面上的道德肯定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它在人类文明的节序中是处在更高的层级的。恩格斯曾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来描述资本主义道德文明的两面性，“天使”不是从空中掉落下来的，而是站在社会实体基础上的美好物事；“野兽”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恶性逐利活动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个性的社会道德积淀和道德更新，总是在文明与不文明的交织中体现出来，“不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以排除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并树立这样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径，直到俄国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它一方面显示出道德的示范意义，另一方面又经常使人面对着道德困境。
（四）文明的发展路径和表现形式
文明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前者与时代特征有关，后者与历史进程有关。文明是不断向前动进的，它总是在革新与变迁中走向远方。“人类的一切主要制度都是从早期所具有的少数思想胚胎进化而来的。这些制度在蒙昧阶段开始生长，经过野蛮阶段的发酵，进入文明阶段后又继续向前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跨越了“传统的中世纪的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之后迎来的新形式，是跨越了“鲁滨逊之类的人物”的眼界而形成的“无比广大的视野”，是跨越了隔绝阻塞的孤立方式而形成的现代关系。一方面，标志旧时代印记的内容消失了，“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最彻底地被摧毁；在这里，人们已经走得这样远，以致连美好的老英国这个名称也变得无法想象了，因为老英国甚至在祖父母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另一方面，揭示新时代的内容兴起了，“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可以说，“文明”没有精确的起点，没有绝对的标准，“文明”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相对性和历程性，所呈现的形式总是该时代的创造结晶，“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文明不仅以历时的形态反映人类发展的程度，也以共时的形态表达人类自身的发展程度，文明是社会在一定时期按照一定形态递进发展的明证，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推进形态，这是文明所具有的最明显的时代表征。文明的表征包含着进步性、局限性和过渡性，从简单到复杂、从粗陋到精致、从小范围到大区域的过程中，它既不完全是“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也不完全是“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从扬弃发展的角度看，共产主义文明“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这是社会文明进程的总趋势。
三、恩格斯文明观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文明观是在对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其中所包含的一般规律对于“五位一体”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恩格斯文明观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演进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二重性，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具有指导作用；恩格斯文明观揭示了人的创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具有现实意义。
（一）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的二重性，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
资产阶级推动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它使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新阶段，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及的资本主义的功绩，也都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革命。但是，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目标，而是充满异化和畸形的文明形态，“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资本主义社会中文明和野蛮共存的现象，也在以后的发展中经常成为社会的桎梏和阻碍。资本主义文明中存在两套话语体系，对资本家来说文明是一回事，对工人来说文明又是一回事。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充分表明它的历史过渡性，它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梯或阶段。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一个充满价值倒错的社会，“自由、平等、博爱”是充满虚伪色彩的形式，从来没有消除“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现实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资本主义文明为迈向共产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保障，在同落后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进行斗争的基础上，在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人类必然能够迈过早期的文明阶梯，真正站在未来社会的门槛上。
（二）科学认识社会文明的完整性，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文明的发展
恩格斯对文明的理解是全方位的，他所谈论的文明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的综合理解，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和推进“五位一体”具有深刻的启示。“五位一体”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拓宽了文明的层次和内涵，在实践上将文明推向更宽广的方面。这个体系中，不仅发展了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带来的文明成果，也突出了恩格斯关于文明的整体性思想，不仅把人和自然的能量交换作为基础，也把人与自然的能量交换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因，不仅继承了工业文明的优秀内容，也在现代技术基础上提升了文明的品质。“五位一体”文明发展了恩格斯的文明观，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把握现代文明的结构，是中国共产党对文明问题认识的深化，它扬弃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它更新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文明。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我们深切感到了哲人心思中的文明洞见；站在现实的高度上，我们也深切地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之伟力，这是我们推进“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思想之源和力量之源。我们今天讲文明问题，在时空上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在内容上有了新思想和新观点，这不仅是我们回望历史的基础，也是我们前瞻未来的起点。我们在认识恩格斯文明观时，不能脱离历史，也不能孤立地看待有关内容，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文明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
（三）科学认识文明的主体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恩格斯文明观中，人是主体和创造者。没有人，社会文明就少了编剧者和表演者；没有人的活动及其成果，社会文明就少了赖以发展的素材。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人民主体性思想。人民群众的每一认识成果和创造成果，都是向着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递进，在“五位一体”文明建设中显示的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关于人的主体地位的现实表达，它在现实生活中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展开，并以实际活动经常指向人的文化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五位一体”文明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中展开的，表达了社会主体对文明实践的自觉程度。就这一方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五位一体”文明是互构互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蕴含的价值内容，影响着社会文明的实践方向和实践方式，它们在相互协调中构成一种动态发展。在新时代，探索比恩格斯所处时代更有表达力的文明建设方式，把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文明实践结合起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四）科学认识文明的全面性，在国家治理中提高社会文明的实践效率
恩格斯文明观中，日常生活文明是被关注的重要方面，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运行和管理的复杂性远远比不上现代社会，社会生活只是日常文明方面的内容，还没有把社会文明作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形式来考虑。但是，恩格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思路，给我们通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走向社会文明提供了线索。就文明的实践方面而言，国家治理还要包括政党文明、制度文明和管理文明，这些方面是“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体现文明内容系统性的重要方面。政党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思想保证和体制约束，把政党制度视为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体系，在日常活动中体现广大群众的利益关怀。在新时代，思想建党的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制度治党的目的是用法律规范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明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它为政府塑造文明形象，为社会打造文明式样，为群众树立文明榜样。基于这样的要求，要将制度意蕴和价值目标融合起来，形成体现国家意志、凸显当代价值、服务全体人民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制度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基本设施，它与道德文明一起构成社会行为制度化的要件。制度文明所需要的文明意识和文明自觉对诸多行为起着调控作用，它强调共识并以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为前提，国家决策、制度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管理文明是“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的基础性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期待的文明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体现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这些方面都要通过科学的社会管理来实现。
（五）科学认识文明的自觉性，在“四个自信”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文明不仅是个人行为上的表现，更是社会的发展面貌，以主动精神自觉创造的文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世界不会主动地满足人的愿望，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这是一个自觉自为的过程。纵观人类文明发生和发展，其深层的演进动力在于人类的自信和能动作用，这种自信的强弱影响着人们的创造愿望。一定程度上说，没有自信就没有创造未来文明的能动力，没有自信就没有提升文明层次的创造力。我们今天的“四个自信”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是在传承优秀文明以及现代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源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源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源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源于我们对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信心。“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四个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优势，对“五位一体”文明建设具有引领和规范作用，在凸显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路向方面起着导向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路径。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要为世界文明做贡献，没有充分的信心也是不行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足够的自信，又怎么能够谈得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又怎么能够弄潮涛头、引领潮流。正是在立足国内建设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以坚定的自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推动它和实践它，这是把我们“四个自信”向全球文明体系延伸的表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自信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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