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曾预测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却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并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是否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选择是否违背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的历史节点，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廓清思想认识、坚定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争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可能
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不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必经之路？它们是否具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这不仅是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现实问题，也是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历史问题。
（一）俄国村社社会主义的“跳跃论”
19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受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束缚着的落后封建国家。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下，废除农奴制度后的俄国何去何从，成为社会发展的抉择难题。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突出的社会阶级矛盾和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以赫尔岑等为代表的俄国理论家逐步转向了空想社会主义。但俄国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没有类似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它怎么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赫尔岑在与德国历史学家哈克斯特豪森讨论“村社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村社社会主义的“跳跃论”。在他看来，并非所有民族都要经过同样的发展阶段，俄国完全没有必要重演欧洲国家所经历的一切阶段。俄国当时还保留着传统的农民公社（村社或mir），村社土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天然的要素，农夫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村社制度是未来俄国社会主义的“胚胎”，俄国可以依靠古老的村社制度和俄国农民的革命力量，把村社原则直接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事业中，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村社形态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最早支持“村社社会主义”的俄国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俄国村社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公式，村社农民生活中牢不可破的习俗是俄国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形式的良好基础。同时，“历史，好比是一位老祖母，是溺爱小孙女的”，西方国家已取得的发展经验优势能成为俄国前进的基础，俄国完全可以直接运用资本主义先进成果，越过中间逻辑环节，直接从低级阶段进入最高阶段，通过改造旧的农民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以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强调“发展是永恒不变地忠于同一种规律地，即发展的最高点在形态上恢复到发展的原始起点”，从而论证了俄国从最原始农村公社“跳跃”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是一切发展规律的最高点在形态上同它起点的吻合，原始公社特征即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最高形态的回归与重合。
（二）考茨基等人的十月革命“早产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腐朽落后的沙皇俄国也呈现出新的变化。1917年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俄国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是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一方面，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主张俄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成熟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列宁深入分析了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革命条件，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策略，带领广大人民积极争取“和平、土地、面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发生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毫不留情地攻击列宁。他们强调列宁等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讲条件的冒险行为，只会给俄国带来巨大的历史灾难。普列汉诺夫把列宁关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称为“说梦话”。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而彼时的俄国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无产阶级过早地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导致落后的俄国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被推上最大历史灾难的道路。考茨基认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都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而俄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状况均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1918年，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它代表人民的多数的时候，才能够取得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带来大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可能。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建立，就像“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这种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而提早建设的社会主义，就如早产儿一样，通常是活不成的，长久不了的。“早产论”从十月革命起就一直存在争论，苏东巨变之后更是甚嚣尘上。如今，十月革命已发生100余年，苏东剧变也已经过去近30年，这段历史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但“早产论”等相关争论并未就此平息。
（三）卢森堡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肯定
与考茨基之流对十月革命的严厉批判相比，卢森堡则热情赞扬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人民的胜利，革命是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大战最重要的事件，“它必须，也必将成为解放全世界的楷模；它必须成为照亮整个欧洲的一座灯塔”。尽管卢森堡与列宁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论，但她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认为，俄国革命虽然存在缺陷，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坚决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成熟的论调，在《论俄国革命》中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在自己的国土里有着深厚的根源，并且内部已经完全成熟了”，这个内部条件就是土地问题和实现和平问题。同时，卢森堡还对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本身内部事物的论断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俄国革命是国际发展和土地问题的结果，它是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解决的”，革命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是走出革命困境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宣布为实际政治的当前纲领”，树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卢森堡还从革命发展规律角度，驳斥了“俄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为主的国家，只适合进行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孕育的革命力量同旧社会的桎梏进行的任何一次最初的伟大总决战的典型发展过程”，符合革命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的自然规律，是完全正确的。
总体来看，俄国村社社会主义“跳跃论”注意到俄国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但是，它完全否认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幻想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无疑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一种特殊表现。考茨基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称之为“早产儿”，看似强调了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实则割裂了社会形态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卢森堡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肯定无疑体现了其坚定的革命性和理论视野的过人之处，当然她在这一问题上所持观点的彻底性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理论追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何以可能
如前所述，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上存在重大争议。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如何论述这一问题的呢？
（一）社会历史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按照一定规律从低级向高级，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从而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原因，“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当社会进入世界历史阶段时，资产阶级就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就是说，马克思从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出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只能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才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充分认识到“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一个国家通过学习和吸收已有的先进成果，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坚决反对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成“一般世界历史哲学”，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任何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上。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米海洛夫斯基错误地解读《资本论》，把俄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结论强加给自己的错误，特别指出：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简而言之，马克思在晚年对社会形态演进路径进行重新审视与分析，从整体上看到世界历史发展表现出的普遍性、统一性，同时强调个别国家和民族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多样性。
（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垄断的出现并没有激发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规模发生。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马克思更加关注俄国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跨越论”的思想。他指出俄国既区别于一般欧洲国家，又不像东印度那样是被外国征服的猎物，其处在世界历史文化较高的历史环境中。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的“农业公社”土地公有制及其与西方生产并存的历史特点，使俄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选择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经济成果，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逐步走向现代化。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是马克思理论的深刻反思和升华，是直接针对以往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认识而提出的。他们虽然指出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也认为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取决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当时俄国的特殊情况使其至少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俄国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机会主义影响较小；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之间保持着良好的革命友谊；这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联系的革命，具有革命基础等。因此，俄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特殊表现形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结合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对俄国革命和“跨越”问题继续进行探索，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这种跨越“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由此可见，马克思“跨越论”的实质就在于东方落后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与时代背景，选择与自身发展相适合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颠倒过来的革命思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道路选择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围追堵截和压力之下，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1922年孟什维克者尼·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主张“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俄国落后的土地所有制和物质文化条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和革命条件，不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然而，社会革命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它既是一场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做了新的思考，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一国胜利论，为十月革命做好了理论准备。为了驳斥苏汉诺夫的责难，列宁晚年在病榻上还在沉思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可以先革命夺取政权，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指出，苏汉诺夫等人把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作为唯一的观点论据，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仅仅只从生产力方面去寻找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而无视俄国特殊的革命形势，仅仅只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忽视个别发展阶段发展形式或发展顺序的特殊性，都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进而从根本上变革旧的上层建筑，这种一般的思路可以概括为：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的革命。列宁认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相对成熟时，可以利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前提，也就提出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在《论我国革命》中，他用三个“既然”来阐明“颠倒过来的革命思路”，即“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那俄国应当充分借助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带来外部的革命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就使俄国拥有了充分的阶级条件和革命力量以“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种“颠倒过来的革命思路”可以概括为：上层建筑的革命→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也就是说，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通过先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们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通过一定发展积累再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说的那样，“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同时，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所体现出的特殊性会给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带来更多新问题，“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他反复提醒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既不要只在书本里找答案，也不要完全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的做法。历史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实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考察，深刻论述了其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条件性、可能性，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成为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当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开创性探索。对于开创性探索，列宁曾形象地将之比喻为“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要准备忍受并且战胜各种困难。
三、当代反思：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处理的几对矛盾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发挥主体作用的发展过程。列宁反复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利用特殊的有利条件另辟蹊径，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这些国家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无法回避因而必须努力处理好几对特殊矛盾。
（一）正确处理“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实现特殊的社会飞跃后，一方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本身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的矛盾。虽然在历史上对“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理论有不同看法，但破解“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首先，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的总体判断，也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点。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点，要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做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水平相适应。其次，要毫不动摇坚持现行基本经济制度。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般假设，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存在特殊性。它们将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呢？马克思对此没有具体论述。但是那种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理解为纯粹的产品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教条地理解为“一大二公三纯”体制，是极其错误的。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实际为依据，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坚持多种所有制并存。
（二）正确处理“社会跨越与文化滞后之间的矛盾”
受经济基础落后的制约，当市场经济大潮漫过道德堤岸，精神空虚、道德沦陷、信仰缺失等民众思想困境浮出水面，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社会经济形态的跨越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文化的崩溃，但在社会跨越过程中，原有的文化自觉与道德文化的发展滞后容易成为新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上层建筑的建设，努力化解社会跨越与文化滞后之间的矛盾。其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化有着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则是发展着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内涵上的差异，更有精神上的相通。“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就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推进二者结合融通，交相辉映，就是要通过中国化的手段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将中华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唯物主义精神创造性的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二，要坚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发展阶段不同，其社会结构、阶级状况和社会制度不尽相同，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都会形成不同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包围渗透的“和平演变”战略就不会停止。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意识形态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对待外来文化输入保持审慎包容的态度，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石。
（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从理论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超越资本主义，是后资本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的代替。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最早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起来，使两种制度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一个世界两种社会制度的相处关系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正视的头号重要问题。面对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形势，有人认为应当抛弃一切寻求全球同一性，也有人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点抵御全球趋同倾向。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西化。只强调替代性的关系，强调冲突对抗，搞革命输出，只会给自己的发展带来困难。只片面强调和平共处，忽视两种制度的冲突，对对抗性和竞争性认识不足，就会失去发展的自主权。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与相对落后社会主义之间的博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创造性地处理现代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有益体现。同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人民都更需要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去构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化时代中的世界各国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大战中，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置身事外，没有人是孤岛。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走向全人类共同的世界，实现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提供了现实可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并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社会形态背景。当然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共同问题，就形成原因、复杂程度、解决方案等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两种制度之间矛盾的范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推动建设包容发展程度、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差别的国际大家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努力，也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思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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