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无产阶级政党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问世。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时刻关注《宣言》的历史作用，渴望《宣言》有一天能迎接“新纪元”的到来。同时，他们还一直关心《宣言》的翻译、出版、再版、发行和传播，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根据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宣言》和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反思、修改和完善，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关于《宣言》的伟大历史作用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宣言》为指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正如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版本序言中说道：“《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在1890年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两次工人代表大会不仅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还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宣言》自发表以来，作为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始终指引着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对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维护工人阶级的正当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马克思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恩格斯对此看得很重，因为这是在《宣言》42年来所看到的最好的、最现实的、最满意的并且是通过普选方式取得的重大胜利成果。
恩格斯屡次说过这样一点，即构成《宣言》的一个基本思想或基本原理，就是把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社会历史，都归结为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原理唤醒了全世界无产者，为指引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恩格斯认为，这个思想马克思在1845年前就“已经考虑成熟”，因此，这一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在《宣言》问世25年时，各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宣言》中马克思的这一原理经受住了考验和检验。早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肯定了这一原理：“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恩格斯在1888年的序言中继续肯定了这一点。
除了序言外，恩格斯在其他很多地方都特别关注《宣言》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意义。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中，从总体上对《宣言》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指出，《宣言》这个原则性的策略纲领“至今还完全适用”，“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那样得到了证实。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40年以后，它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18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在1884、1887年等，恩格斯总是重申《宣言》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宗旨和策略的规定，强调“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代表运动的未来。他指出：“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40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是这个策略到处都把我们引向胜利，目前欧洲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统一的军队在同一的旗帜下战斗着。”
列宁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宣言》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他还指出：“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总之，《宣言》阐述的科学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宣言》的理论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磨灭的普遍真理。
然而，《宣言》的作用也有局限性。1848年《宣言》明确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就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5年后，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当时阐述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提出需要考虑修改。但到1890年，这个目的和任务并未实现。因此，恩格斯把“最近目的”作了调整，即把为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作为“最近目的”。然而到1893年，革命仍未达到《宣言》的预期。恩格斯指出：“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革命难以成功的原因，是欧洲经济发展条件还未达到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程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宣言》提倡的暴力已经不起作用。47年过去了，晚年的恩格斯在1895年，把“争取普选权”作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很明显，恩格斯的意图就是要用普选权代之以暴力，以此来改变《宣言》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但是，《宣言》是一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它的根本真理不可动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响彻全部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梅林对《宣言》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性的评论：“《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总地说来仍旧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世界历史性的斗争没有结束，这些原理就总会是正确的。”
二、关于对《宣言》的修改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序言最后一段指出：“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关于《宣言》的修改问题。恩格斯在1883年序言又说：“在他（指马克思）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1888年序言，恩格斯引录了1872年序言的内容，继续强调“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当然，对于有些关键的地方，恩格斯认为“有必要申述”或“有责任指出”。但是，需要补充和说明的内容，都是以注释的形式出现，有的是在序言中加以说明，从来没有直接对《宣言》正文进行直接修改。比如《宣言》正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句，恩格斯认为不太准确，就加了个注释作了说明，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或在两次序言中指出的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其他重印的著作，恩格斯从来态度明朗：“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新闻出版条件。”
到底《宣言》需不需要修改，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考验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认为，同盟和《宣言》都经受住了考验，指出：“《共产主义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当时，同盟内部大家都有这样的估计和判断。正因为如此，同盟把以前的“秘密宣传”变为“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把“秘密结社”变为“公开活动”，从而使以前坚强的组织大大地涣散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大意了，结果使工人运动遭受了不应该有的损失。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指出“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这是他们在《宣言》发表两年后的看法。由于时间不长，形势变化不大，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些问题还没有显现，有些观点还没有完全被客观实际检验。在《宣言》25年后甚至更长时间，在实际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时，他们对《宣言》的看法就有些不一样了，认为《宣言》的“某些地方”就“可以作一些修改”了。
在《宣言》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曾多次提出要对《宣言》进行修改，是《宣言》有的地方过时了吗？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宣言》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宣言》存在的问题。他们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40年后，恩格斯为《宣言》作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原原本本地引录了他和马克思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的一大段话，强调提出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的那些内容。恩格斯在指出他和马克思合著《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后，紧接着就引录了这一大段话。《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合著，但由马克思执笔完成。1872年德文版序言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合写，但这是否是由恩格斯执笔完成的呢？因为这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正在集中精力和时间紧张地对第二版（七篇二十五章）的内容、篇章结构进行修订和出版，而恩格斯则侧重承担《宣言》序言的执笔起草任务。
自1872年后，恩格斯关于对《宣言》修改而又“没有权利”和“来不及修改”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牵挂在心。当时还提出要为《宣言》下次再版时写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以便在导言中多作些补充性说明。然而，在《宣言》以后的多次再版直到1893年的版本，也没有出现这篇导言。原因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用了11年时间夜以继日为马克思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工作更加繁忙。直到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恩格斯专门为马克思写了一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简称《导言》）。这是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且在重病期间为马克思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之后的有关活动他都谢绝不能参加，更不能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四卷了。
《导言》虽然是恩格斯为马克思再版《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但它同样也适用于《宣言》。因为1848年至1850年这一阶段的情况以及1848年前发生的事件，几乎也是《宣言》这一时期的情况。特别是《导言》一开头就说到《宣言》，并先后有三次直接提到了《宣言》。因此，这个《导言》既是《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同时又是《宣言》的。恩格斯为什么在75岁高龄即逝世前几个月，还要不遗余力为马克思45年前写的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出版单行本并写此导言，为什么在《导言》里还念念不忘48年前问世的《宣言》。确实，《导言》和《宣言》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那就是《导言》要借此机会同时也要对《宣言》作出重要遗嘱和政治交待。不仅如此，《导言》是对整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最后反思和修正。这就是恩格斯的崇高品德、严谨作风和责任担当。
三、恩格斯主张用普选权来代替暴力
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是“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尽管马克思叙述对当时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无人达到的程度，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错误。恩格斯诚恳地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这里说的“我们”，是指《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实际上也包含了“我们”的《宣言》。这里说的“已经过时”的“斗争方法”，是指暴力革命。《宣言》当时也是“幻想”用暴力来达到一切目的的。同时，这个“我们”也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在这里主动承担了这一切。
恩格斯晚年为什么要为马克思再版《法兰西阶级斗争》？其直接动因，是要增加关于阐述法国情况的《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的内容作为全书第四章。为什么要增加这一章？恩格斯说，这是“相当不错的一章”，有了这一章，“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法国在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三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人才有表决权。此法案使300多万选民丧失了选举权，这其实是把普选权废除了，使选举成为一种假象。而实际上，根据法国近几年的情况看，马克思认为，靠选举没有“决定性意义”，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马克思指出：“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他坚信，“新的革命肯定会来临”。可见，增加这一章的深层意义，是要使这部著作在这次再版中“完整”起来，是要让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的斗争策略精神得到充分体现。
再版《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增加第四章《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不仅使这一章与前三章的思想形成一致，而且也使全书关于“革命”斗争方式与《宣言》关于“暴力”斗争手段一致起来了。恩格斯的真实目的和良苦用心，就是要借此机会写一篇既是针对《法兰西阶级斗争》又是针对《共产党宣言》的《导言》。因为《宣言》中关于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占有，也是要通过暴力斗争方式来实现。《导言》根据几十年资本主义变化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对两部著作的“革命、暴力”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强调和阐述了普选权的巨大作用、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调整了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和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这里必须重申，恩格斯提出的新的斗争策略思想，不是对马克思的篡改，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是从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民主社会主义，而是站在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新的起点上，从当时无产阶级实际需要出发，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教训，分析判断把握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经济新形势，勇于创新，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认为，普选权这一合法手段有“千百倍的好处”。他通过列举大量的事实，充分肯定了“迅猛发展起来”的德国在1866年以来实行普选权为工人阶级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各国实行普选权做出的榜样。对于普选权的好处和作用，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在这种合法性下，其他党派“走向崩溃”，我们“却长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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