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既有研究之所以难于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贯通整合马克思各理论的关键概念的缺位，正是这一中轴性概念的“空场”使得人们要么只是“简单地从三大理论的相互关系上去说明”，要么仅仅是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进程”。通过研究，笔者认为“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关键概念，其贯穿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作，是将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在起源时期整合起来的枢纽，因而构成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源头形态的重要线索。据此，本文围绕“社会关系”概念，在纵向维度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维度的理论互动中对马克思三大理论的联结统一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相关研究。

       一、“社会关系”概念的确立与科学世界观的诞生

       （一）“社会关系”概念确立前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发展

       1.《博士论文》：抽象主体间性的萌芽

       马克思在其首部系统的哲学代表作《博士论文》中以抽象的形式论证了自我意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意识就像可以偏斜的原子一样不受宿命的桎梏，是自由的和独立的。但这种对主体性的高扬并非没有限度，而是以主体间性为前提，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尽管此时的主体间性仍然具有抽象色彩，但毕竟对自我的实现进行了限定，从而使马克思避免陷入绝对主观主义的泥潭，由此也提供了使其思想走向正轨的张力。

       2.《莱茵报》时期：客观理性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冲突

       大学毕业后至担任《莱茵报》编辑前的政论文章显示，马克思立足客观理性为公共报刊申辩，在他看来：“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正是通过将审查报刊的权利设定为公共理性，马克思消解了检察官审查报刊的权威，从而也就消解了“书报检查令”的合法性。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早期的思想延续了上述立场，即依然将报刊出版自由看作客观理性的体现，但是市民等级只支持部分新闻出版自由的做法让他感到震惊，这促使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开始冲击他的既有世界观，当然，马克思并没有立即动摇当时秉持的理性主义立场。真正使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发生动摇的是莱茵省议会对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此前认为理性化身为法并主导着人们的利益，然而莱茵省议会在立法时偏向特殊等级，使立法权完全成为特定私人满足自身利益的工具，这使马克思的既有思想受到重大影响。到了写作《摩泽尔记者辩护》时，马克思已不再借助抽象的理性解释现实。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对现实事物的理解不应局限于个人的意志，而需要认识到隐蔽在个人背后的种种关系，而这些关系有着自身的客观本性，马克思没有从理性角度去解释这种客观性，这意味着其理性主义立场彻底发生了动摇，而这种动摇正是源自于理性和物质利益关系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市民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自觉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产生了理性和物质利益关系何者为第一性的困惑，这种困惑同他使用的工具——黑格尔法哲学有关。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开始重新考察这一工具。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国家是理性在现实中的最高代表，而市民社会则是概括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概念，因此理性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通过反思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认识到在理性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由此转向了唯物主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这样的见解使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确立为全部问题的焦点，对此，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有着鲜明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应当将批判的矛头转向政治和法及其尘世基础，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要求实现超越政治解放限度的社会解放。

       （二）“社会关系”概念的确立

       1.《巴黎手稿》：“社会关系”立场的奠定

       在《德法年鉴》后期，马克思已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随后旅居巴黎时他便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由此写下了《巴黎手稿》。在这里，马克思明确确立了“社会关系”立场，并由此出发进行各种理论工作。《巴黎手稿》中至为关键的研究是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这一分析是一个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研究进程，即“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过程，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探查到异化劳动的现实根源，这就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立足于此，马克思对现代商品经济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集中探讨，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对货币表现的社会关系物化现象的批判，而在对现代社会一系列物化社会关系进行批判后，马克思将社会关系上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指出：“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关于人的现实本质经典论断的雏形，这表明马克思奠定了“社会关系”的立场。

       2.《神圣家族》：扬弃异化与建立“人同人的社会关系”之同一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初步确立“社会关系”概念，紧接其后，他在《神圣家族》中将合理的社会关系看作扬弃人的异化的前提，站在这一概念上继续向前发展自己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做到了“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然而，“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也意味着蒲鲁东的思想存在重大缺陷，这表现在其追求的工资平等仍然是私有财产的语言，即依然在异化——私有财产的范围之内扬弃异化。实际上，克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必须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而这就要求扬弃私有财产本身，实现这一点需要洞察经济范畴中内化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人的自由、解放、平等的社会关系，即建立“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的关系。列宁对此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一段话极有特色，因为它表明马克思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基本思想——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

       （三）“社会关系”内核的剥出与新世界观的诞生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关系具有实践本性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阐明了社会关系的理想形态，这内在延伸出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改造和批判。正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论证，限于篇幅，这里仅对把握这一点的“钥匙”即提纲第六条进行剖析。第六条伊始，马克思就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据此批判费尔巴哈，实际上，早在《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就隐约觉察到费氏的缺陷，这就是费氏忽视了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形式”即否定性原则，“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没有把握到否定性原则使费氏看不到劳动的意义，正因如此，他无法了解包含劳动的实践的重要性，进而看不到社会关系同否定性的实践的内在联系。与之不同，马克思将否定性的劳动升华为实践并将其同社会关系相关联。这就是为什么在《提纲》中马克思会着重强调费氏的重大缺陷在于没有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因为费氏不理解社会关系的实践本性。而将实践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根本属性就为改造现实社会关系提供了哲学依据。

       2.《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内核的剥出与新世界观的诞生

       《提纲》中的许多内容未及展开，尤为关键的是没有明确改造社会关系的具体切入点，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成了列宁所强调的“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推动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形态》对德国观念哲学的批判依据对社会历史的本质真相的了解。马克思指出，人之超越动物，在于可以生产自己所需，物质生产是人和历史的决定因素，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紧接着这句话，马克思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所谓“生产中的交往形式”正是列宁所论及的“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可见，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在根本上规定了人的生存状态，尔后在进一步的论述中，马克思也多次强调这一点。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表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第一句话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可以说，“生产关系”在《形态》中大量出现表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已完全确立，正是在此时，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宣告诞生。

       二、改造“社会关系”的诉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展开

       马克思在《形态》中紧紧围绕“社会关系”阐述新世界观，同时也表达了改造现实社会关系的诉求，然而仅仅立足世界观并不够，还必须提供科学论证，这让马克思回到政治经济学，只有从此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才能为变革它提供根据。然而，与马克思的想法对立，几乎全部政治经济学都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永恒的，这决定了马克思必然要对现有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的材料极其庞杂宏富，无法面面俱到，这里以具有标志性和节点性意义的文本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战斗宣言”与社会关系历史性解蔽

       《哲学的贫困》的写作渊源于蒲鲁东的相关观点在工人阶级中的不良影响，即蒲鲁东以范畴推演解释生产关系变迁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以此阻碍人们从事社会关系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批判蒲鲁东，马克思以论战的形式宣告了科学论证生产关系历史性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蒲鲁东认为“天命”“社会天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性，而生产关系的变迁最终就取决于理性的变化。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代表理性的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抽象，蒲鲁东颠倒了理性与生产关系的真正关系。事实上，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是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而人们为了保持和发展生产力又需要适时改变旧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与蒲鲁东的历史眼光一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也犯了“短视病”，“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由此可见，《哲学的贫困》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蒲鲁东的批判，更在于向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宣战，其核心要旨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性。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重要推进与社会关系历史性进一步澄明

       写作《哲学的贫困》时，马克思还未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体证明其历史性，其论述更多局限在一般观点上，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一任务获得了实质的推进。

       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先是在货币章对商品交换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论述，提炼了“生产一般”的概念，尔后在资本章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从一般到个别，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暂时性和历史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显然，这里的劳动不是一般劳动，而是雇佣劳动，只有后者才分离于劳动对象和劳动材料的所有权。由于这种分离，供养资本的雇佣劳动被抛到资本的对立面，其本身不仅不能成为资本反倒被资本所吸食。资本增殖的秘密就在于购买雇佣劳动进行生产，如此一来，资本才成为资本。可见，雇佣劳动是资本的源泉，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这种特殊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也就以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为前提。由此，马克思初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弊端。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系统建构与社会关系历史性彻底论证

       《5758手稿》中的思想尚未完全定型，与之相比，《资本论》要成熟得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相互融通的三大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从而表现为全面的逻辑分析和系统的理论推演。

       1.资本积累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性的揭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集中剖析了资本积累对工人命运的影响。在他看来，被增殖本性驱使的资本会通过各种方式加速自身积累，而这些方式的每一种都将导致资本技术构成的可变部分萎缩。例如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个劳动在单位时间内转化生产资料的数量得到提升，由此，资本对工人的需求量便相对性的下降，即“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而资本技术构成可变部分的减少表明，“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马克思认为，凡是使资本加速积累的手段都会不同程度地促进工人人口过剩。这意味着，同资本的积累一同进行的是工人贫困的积累，马克思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显然，这一过程必然锻造否定资本主义的主体，即工人无产阶级。由此观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的和暂时的。

       2.资本流通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性的揭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集中考察了资本的流通，揭露了其中隐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他看来，资本增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其循环过程包括三个环环相扣的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要向下一个阶段过渡，三个阶段只有全部过渡成功才能使总过程周而复始。然而，第三阶段在回到第一阶段时往往会出现困难，这源于市场中实际支付的不足。每过一个时期，都会出现所生产的商品难以售卖的现象，由此无法使其转换成对应的货币。如此一来，整个资本的循环陷入中断，社会生产处于停滞，引发连锁反应。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危机表现为“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马克思认为，第三阶段向第一阶段过渡失败不在于消费者需求不足，而是消费者实际支付能力不够，从而使商品不能向货币形态转换。就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来说，其实质问题是商品资本不能成为货币资本，以此带来整个经济的停滞，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也就是生产过剩”。在这段话之后，马克思对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来根除危机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实际支付能力不足的人群来说，工人无产阶级是其主体，这与第一卷所剖析的资本积累的后果——工人阶级的贫困相呼应。

       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性的揭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危机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缺陷鲜明体现在：资本增殖本性依赖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后者的提高却又促使资本的利润率下滑，由此在相互作用中促成危机。具体而言，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总资本和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提高，由此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而因为剩余价值正是由可变资本来生产的，所以当可变资本减少时，剩余价值的量必然相对于总资本的量有所下降，从而剩余价值量同总资本价值量比率便不可避免的下降，而这就使利润率下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一现象是无法根除的，它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而伴随利润率的下降，新的独立资本形成受阻，生产过剩加剧，工人人口相对过剩加剧，投机行为被大量诱发，这一切最终促使危机爆发。而危机的发生正是对现有生产关系中出现的矛盾进行暴力的和强制的平衡，但是其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暂时的应对。换言之，存在于生产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没有彻底消灭，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同资本增殖的目的依然处于对抗。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内在的包含了阻碍社会生产的本性，从而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和永恒的。

       三、驾驭“社会关系”的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是对本然的探索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实然的解构，那么他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为应然奠基，而牵引马克思这种探索、解构和奠基并将三者有机联结贯通起来的正是“社会关系”概念。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保持社会关系合理化的理想。

       （一）从“社会关系”出发奠定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早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接触过社会主义，不过当时的他对之保持距离，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却不曾将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彻底接受和转向社会主义是在《巴黎手稿》期间。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升华了物质生活关系的内涵，将其提升到“社会关系”的概念的高度，这说明马克思意识到人是一种共同存在者。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指出：“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可见，对社会关系的把握推动马克思接受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合理形态的社会关系。《提纲》和《形态》表明，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把握进到了更深的层次，这促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加以清算。费氏虽强调人与人的相互需要，但他不了解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实践，而只能求助于抽象的直观和类。与之不同，马克思认识到人与人通过实践发生真实的关系，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实践。可以说，正是借助于对社会关系的把握，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而马克思当初推断的费尔巴哈提供给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那个东西本来就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二）立足“社会关系”概念批判既有社会主义学说

       对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进行探讨，需要联系他对既有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在系统评述既有社会主义学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以“社会关系”为立脚点集中开展了这一工作。

       1.立足“社会关系”批判“反动的社会主义”

       “反动的社会主义”包含三种类型，马克思分别立足社会关系对其进行批判。针对第一种类型即“封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表面上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但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恢复旧有的封建社会关系。然而封建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其是落后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社会关系，即它“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所以试图复辟封建社会关系就等于开历史倒车。针对第二种类型即“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思潮同样借维护工人利益之名行恢复旧有社会关系之实，它虽然“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也同封建贵族一样，企图“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然而，旧的所有制关系已经被现代生产所突破，因而同样是一种倒退的企图。针对第三种类型即“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将法国社会主义的斗争照搬到德国，经过唯心主义观念论改造后向尚未发展起来的德国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客观上维护了封建社会关系，因而同样是反动的，亦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禁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不可能去考察现实的关系”。

       2.立足“社会关系”批判“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指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期望革除资本主义弊病以便使资产阶级社会长存，为此它从社会主义学说吸收养料甚至制成种种体系，甚至能够承认经济关系的改变使工人阶级获益。然而其弊端在于，它所接受的经济关系的改变，只能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是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改良，这无疑是不彻底的。对此，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排斥社会斗争，拒绝社会革命，是以维护现存经济关系为目的，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却拒绝使社会革命化的因素，即“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

       3.立足“社会关系”批判“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批判性和空想性的二重性，后者认为变革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是必要的，也提出了消灭私人营利、雇佣劳动和城乡对立等富有价值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了它抓住了社会关系这个关键，以此成为启发工人思想觉悟的珍贵材料。不过，它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是空幻的，即寄希望于试验和宣传，甚至期待资产阶级有朝一日大发善心，这使它最终堕入空想。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意味着，“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变革社会关系的目的。

       （三）以“社会关系”为立脚点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对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评述，其中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上升为科学。前面我们证明了“社会关系”是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而剩余价值理论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心支柱，所以这一理论也围绕着社会关系“旋转”。以此观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发挥核心作用的“社会关系”必然处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中轴，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亦即是三大理论耦合的纽带和桥梁。

       具体言之，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空想，源于它无法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性。也即是说，空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仅仅看成个别天才人物偶然发现的真理，对它而言，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只是弊病”，而“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在空想社会主义看来，只需对美好社会关系做出描绘以使世人相信有一种更值得的生活即可，这样社会主义就可以实现。为此，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理论宣传和种种试验，认为只要人们认识到真正的理性和正义就能建立起公正和谐的世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意识到，现存社会关系不合理的真正根源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理论表明“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与此不同，马克思意识到，“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由此自觉从生产关系出发阐明社会主义的属性，即以生产关系的本然和实然支撑社会主义的应然，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应然成为一种必然基础上的应然。对生产关系的本然和实然进行揭示的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认为，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在阶级斗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只有改变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利益关系才能结束人与人之间斗争和对抗的状态。而剩余价值理论则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现代社会全部关系之不合理性的总体根源所在，是造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原因，这种对立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长存，即具有灭亡的必然性。立足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证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使得社会主义过渡到科学形态。此外，在《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还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以驾驭社会关系为中心目标，他认为人在掌控社会关系后才能驾驭人同自然的关系，以此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同马克思是一致的，例如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就曾明确提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四、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社会关系”概念在马克思建立新世界观、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物质利益关系激发的理论苦恼促使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在将物质生活关系升华为“社会关系”概念后，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的前提置于社会关系合理化的地基上，进而在其引导下建构新的世界观；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目的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通过这种论证，马克思为实际地改变人类世界提供合法性基础；第三，马克思以“社会关系”为立脚点奠定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并从此出发批判既有社会主义学说，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驾驭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

       可见，“社会关系”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是将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整合起来的理论轴心，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发点和理论原则。以往对这一概念枢纽作用的忽视导致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视野受到局限，限制了历时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初始构境的论证遭到削弱。就此而言，在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社会关系”概念，唯有如此，才能在源头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三大板块”的统一和贯通，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