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内蕴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逻辑。面对资本主义存续的空间危机，平台资本建构出虚拟物理空间和虚拟社会空间，重塑资本增殖场域。作为资本对象化产物，平台空间集聚使用价值与价值，推动平台商品的全球通约，并展开针对平台用户的形式吸纳和面向社会整体的实质吸纳。在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范式消解既有空间限制时，资本内生界限的空间因素也走向极化。平台空间普遍化带来的同构性竞争，消耗着资本置换空间，加剧了空间分异；平台资本弥散化塑造的生产役使机制，形成对社会空间的总体性掠夺，迫近空间内爆的界限。
【关键词】平台资本；空间生产；空间吸纳；空间限度；空间内爆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诸如“零工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经济模式兴起。伴随数字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应用，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构平台空间并将其应用于经济活动的经济模式出现。“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数字空间进行交互，平台获得自己的定位。”如今，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企业已经变成主导网络世界的核心平台。事实上，平台公司只是延续了资本主义空间重组的传统，试图构建资本的虚拟空间生产范式。资本的空间生产蕴含空间本身的生产以及资本在空间中生产的双重意涵。进入数字时代，资本形态及其空间生产范式发生巨大变革。学界认为，以数字硬件为基础设施，利用数据和算法控制市场和生产劳动的平台，建立了攫取剩余价值的运行机制。平台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场所，凭借超空间属性成为新型经济活动场域，致使数字劳动过程呈原子化状态。然而，作为平台资本增殖场域，平台空间的生产过程隐匿于技术黑箱，数字平台价值生产、流通的逻辑历程隐藏在虚拟世界，平台资本展现出超时空的发展态势。平台资本强化数字剥削的空间策略，催生出空间失衡、阶级分化的社会矛盾。明确平台资本的空间积累机制，需要进一步解析数字平台空间缘何以及如何被生产？数字平台空间在资本增殖中存在哪些作用？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模式是否意味着资本永久突破了空间限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祛除空间仅作为实践活动背景的刻板印象，从数字空间视角测绘平台资本的运动过程。
一、平台空间的生产：资本空间化
平台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演变的产物。后工业时代，植根于流动空间的数字平台实现资本化转变。面对资本积累危机，具备空间属性的平台资本无限拓展价值生产与价值流通的空间。通过虚拟物理空间、虚拟社会空间的建构以及与人们心理空间的熔接，平台资本完成空间布展。
（一）平台资本的历史生成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着资本形态及其增殖范式。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高度集中化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过剩资本，则为银行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列宁所处时代，产业资本向银行资本转化并逐渐受其支配，无需参与生产过程便可直接获利的金融资本壮大，社会迎来“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成熟与应用，资本主义程式化生产方式被“弹性生产”模式替代。“生产与消费中心及其辅助性的地方社会，被连接在一个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全球网络里。”通过流动而运作起来的物质组织即流动空间，支撑着社会经济、政治与象征结构中社会行动者的交换与互动，使社会实践在时间层面显现出共享性特征。这种组织形式符合资本加快流转速度、缩减周转时间的期望。相较于金融资本，脱离金本位的虚拟资本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迅速成为主导资本。通过虚拟资本流通的生产生活要素也走向数字化，以符码的形态融入流动空间。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的物质支持包括电子交换回路、网络中心节点、空间管理组织。构成数字平台的网络接口、基本架构、基石等核心要素也即以上三类要素的缩影。换言之，数字平台是构成流动空间的交互节点，是网络化社会结构的中枢。就其本质而言，“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是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中介。因要素及结合方式的差异性，平台呈现出不同形态。根据斯尔尼塞克的划分，平台包括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以及精益平台，各类平台共同构成流动社会的运作机制。
作为连接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桥梁，数字平台维持着流动空间的运转。资本、信息、技术、商品等要素经过平台的中介，流转至生产者、供销商、消费者、服务提供者等处。与此同时，流动的要素成为数字平台的利润来源。平台通过提供用户信息、云计算、物联网、交易服务等内容，逐步探索出稳定的盈利模式。数字平台通过与资本结合，作为生产要素发挥平台的资本增殖效应，实现资本化的转变。平台经济成为新兴的资本生产方式，数字平台成为重要的资本构成。
（二）平台资本空间扩张的内在逻辑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到资本的逻辑中得以存续，空间的毁灭与重造能够有效解决剩余资本吸收问题。但空间生产带来的空间内爆以及空间修复引发的经济危机，表明工业社会的资本积累方式遭遇了空间限制。因而，进入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将视野转向数字空间，以再次延续空间重组传统。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平台资本作为信息化社会的资本形式，是生产资料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在生产资料意义上，构成平台资本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容纳用户进行价值生产、商品流通、消费娱乐的活动空间；在社会关系层面，平台资本发挥数字平台连接性、开放性的优势，建构出由多边用户组成的交互生态系统。平台资本作为数字平台的搭建者、平台服务的提供者、运行规则的制定者，成为后工业社会空间重组的实施主体。
当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增量低于物化劳动的增量时，剩余价值量与总资本的比值会降低，即平均利润率降低。资本逐利本质驱使其转向利润率较高的生产部门，造成生产比例失衡。在必要劳动相对减少与生产过剩的形势下，消费不足难以避免。面对危机，平台资本衍生出生产型与流通型的经济模式，通过平台空间的重组实现资本积累的延续。平台资本的空间重组是资本基于增殖需要再造空间结构的过程。对于生产型平台公司而言，数字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是价值生产的场域，平台利润的来源包括数字劳动创造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广告平台）、用户租借平台进行生产所缴纳的租金。在平台公司有机构成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数字劳动、租借平台的总量与资本盈利状况呈正比。因而平台资本竭力拓展收集数字信息的交往空间、抽取用户劳动成果的生产空间。对于流通型平台来说，平台空间是商品流通的虚拟场域，平台盈利的方式是聚合交易（产品平台、精益平台）。凭借聚合需求、重构交易市场的能力，平台试图创造出超越工业时代的需求规模经济。为了消灭过剩商品与充分配置社会资源，平台需要建立覆盖目标客户的交换空间、服务空间以促成交易，收取中介费用。可见，在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下，平台资本势必要求建构覆盖全体居民的数字空间，推动资本的空间积累。
（三）平台资本空间化的实施路径
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支配下空间结构联结与空间形态塑造的过程，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对应着不同的空间构型。“每一个社会……都生产出一个空间，它自身的空间。”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通过后福特制构造出与具体空间分离的空间结构，使资本在流动的空间内弹性积累。数字平台在资本脱离生产的固定场所后，逐渐成为空间生长的节点。
吉登斯认为，前现代社会空间维度受到“在场”的支配，现代社会“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这种“缺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首要前提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构建虚拟物理空间。哈维指出，资本克服空间障碍的空间设施在新的空间整合中“迟早也会变成有待克服的壁垒”。空间设施身份转换矛盾在信息化时代得以缓和。数字平台生成的虚拟物理空间，成为资本主义替代固定空间的首要选择。在平台生态系统中，维持信息高速传输的电子通信设施构造了虚拟物理空间的格局，现实空间的方位被网络虚拟化、再定义。地理空间的建筑、货币、商品乃至人口以符号的形式被投射到虚拟物理空间中，数据编码、转码的瞬时性与便捷性模糊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物理空间的界限。
如同工业社会中城市作为社会交往的核心枢纽，数字平台运作的虚拟物理空间也是信息时代人们建立交往关系的场域，数字居民的虚拟交互也拓展了平台的空间领地。用户通过平台进行社会交往时，“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融合在虚拟物理空间之中。空间生产社会关系也被社会关系生产。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空间就其本身而言，既是作品又是产品——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化”。由于连结平台的智能终端由用户掌握，这种脱域的虚拟社会空间才具有显著的自组织性。在用户脱离地域、不可预测的交往中，虚拟社会空间走向抽象、普遍、陌生，将所触及的人卷入平台的制度规则与运转体系中。
在空间成为抽象、超地域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时，数字平台参与了社会成员心理认同机制的重构，成为数字居民生产生活的伴生空间。吉登斯认为，大多数人对其“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进入脱域机制这种安全感便会缺失。面对心理威胁时，现代社会成员建立起对制度体系的心理认同。在数字化的社会空间内，获得制度性信任的通道逐渐被限定为平台。融合平台运行规则的讯息传递至社会成员时，依赖平台的现代心理认同机制生成，平台随之成为连接虚拟社会空间与社会成员心理空间的可信中介。“信任消除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因此也阻断了种种存在性焦虑。”事实上，伴随平台资本在虚拟物理空间、虚拟社会空间以及心理空间的扩张，资本生产的虚拟空间范式生成、扩散。
二、平台资本的生产：空间资本化
平台资本空间化的结果是平台空间资本化，即平台空间成为资本生产的空间。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平台空间履行组织劳动与索取所有权贡赋的职责，并以空间符码的形态维持虚拟空间秩序。平台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空间集聚与价值空间凝结的统一，同时平台空间标准化的价值通约也确保了平台资本的全球实现。作为平台资本的化身，平台空间凭借对社会交往关系的掌控，不仅形成针对劳动者及其触及场域的形式吸纳，而且借助社会化协作达到侵占社会集体力的实质吸纳。
（一）平台空间的资本属性
作为平台资本空间化的过程机制，平台空间的生产为平台资本再生产提供了多元的空间体系。平台空间是平台用户进行实践活动的场域，包括虚拟物理空间与虚拟社会空间。虚拟物理空间由数据、符号、程序、算法等构成，虚拟社会空间由数字交往关系构成，平台空间则是数字平台所触及的现实物理空间及社会交往空间的虚拟映射。作为数字时代资本空间重组的主体，数字平台通过制定规则、发行标准、构筑技术壁垒等方式，将平台空间规制成符合资本逻辑的领地。
如同土地、厂房、办公室等形式的空间商品，平台的虚拟物理空间是存储、加工、运输数据的场所。“尽管作为一种被使用、被消费的产品，但它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原料、能源交换与流通的网络塑造了空间并被空间所决定。”在数字时代，虚拟物理空间以商品形态融入数字化生产体系，成为加工商品的“数字厂房”。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等无需集中在同一现实空间，便可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实现生产组织关系的虚拟场景化。在数字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出售后，平台空间变成产出货币的空间。经历数字商品生产、流通，平台空间会显现其物质属性与功能效用，并完成其作为空间商品价值增殖的使命。
在平台公司的业务模式中，除了直接出售，更为广泛的形式是出租虚拟物理空间以获取空间地租。相较于实体空间，虚拟物理空间表现出无限性与可复制性的特点，能够有效降低地理空间成本。平台所有者出租虚拟物理空间，平台用户缴纳租金。在这种模式中，虚拟物理空间作为资源要素参与生产。按照马克思地租理论分析，虚拟空间地租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劳动，本质上是超额利润再分配的产物，是剩余价值的存在形式。在虚拟物理空间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物质生产的活动中，隐含着平台公司对虚拟物理空间的所有权关系。平台资本所规定的生产关系主导虚拟物理空间，平台空间是平台资本的特殊形态。
平台空间的有序运行，离不开资本构思的空间符码。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的表象“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捆绑在一起，从而也与知识，与符号、代码，以及种种‘台前的’关系捆绑在一起”。虚拟物理空间充斥的技术话语、复杂规则、独家标准，是“一种语言符号的体系”。在此基础上，空间传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而且首先是交换和商品的价值观，也就是拜物教”。平台在技术逻辑的掩盖下将这些规则体系作为一种知识性的权力，生产、发布指挥平台用户的话语，控制着虚拟空间的运维。平台空间作为传递资本意图的幕布，将资本逻辑隐藏在空间超越性之中，力图掩盖资本生产的虚拟空间范式。
（二）平台资本生产过程的空间图示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平台通过数字技术编码转译生产要素，构建以虚拟空间为核心的要素聚合、离散机制，利用算法高效配置、传输生产资料，形成协同生产、瞬时转换的虚拟空间生产模式。数字商品在覆盖全球的虚拟空间中完成价值通约，而平台空间则是数字商品生产、流通的构型。
数字商品的一般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空间集聚与价值空间凝结的统一。相较于传统“集中式”生产模式，平台运行的是以虚拟物理空间为核心的“分布式”生产方式。在数字产品使用价值集聚的流程中，平台空间通过智能终端与劳动者交互，劳动者以数据为劳动对象，将程序当作机器，加工虚拟物理空间中的数字材料。得益于虚拟物理空间的信息共享与瞬时传输，分散于各个地理空间的劳动者能够协同劳动，在数字半成品的即时传递中完成生产流程的同步转换。具体劳动过程中，智能终端、程序、网络、数据、工作空间等要素的使用价值集中于数字半成品中。单位劳动者的数字化产出通过智能终端传输至虚拟物理空间，经过算法整合形成数字产品，生成符合数字实践需要的使用价值。
在数字产品价值创造、转移过程中，虚拟社会空间是数字劳动剥离质性特征的前提条件。基于虚拟物理空间的超空间性与共享性，单位数字产品的生产流程被分解、分发给不同劳动者时，抽象、同质的社会生产空间同步生成。不同于具体劳动的差异性空间，抽象劳动及其创造的价值存在于虚拟社会空间之中。在虚拟社会空间中，各个地域的劳动者失去具体空间的个性特征，被抽象成同质的数字劳动主体。“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转移生产资料价值，赋予数字半成品新的价值。单位劳动者的价值产出附着于数字半成品，经过虚拟空间传输与价值合成，兼具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数字商品诞生。
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具体劳动产物因其使用价值差异具有不可通约性，在转化为同一单位后又具有通约性。平台空间的覆盖范围与标准化交易模式为交换价值实现提供了良好条件。一般而言，交换价值因交换空间地理位置、社会结构、科技文化等因素产生差异，进而影响交换比例、规模、效率。相较于现实空间，虚拟社会空间因消除了交换空间的差异性，商品交换效率极大提升。平台所构建的虚拟社会空间打破了交换的时空限制，利用统一标准消除了不同交易空间的差别，确保数字商品的价值通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历经数字商品的空间生产、流通，平台资本在虚拟空间内完成增殖。
（三）平台资本的空间吸纳
平台资本所构建的空间生产方式，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平台资本，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在此模式中，数字平台带来的虚拟空间及其在现实社会空间中的嵌入，导致劳动生产的关系结构由局部拓展至社会整体，资本统治下对劳动的形式吸纳扩展到对社会的实质吸纳。
受益于信息网络的空间布展，数字劳动者通过智能终端即可将工作空间投射到任意现实空间，即平台资本实现了积累空间的无限延伸。平台空间对生活空间、公共空间的渗透，改变了劳动者的在场模式与劳动监视的开展方式，建立了一种面向日常生活的形式吸纳。相较于传统的生产场所，平台的虚拟空间能够克服因地理空间距离造成的劳动组织断裂。但劳动者将工作空间接入生活空间，实际模糊了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劳动时间因工作空间的延展而延长。嵌入算法监控的虚拟空间执行着平台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强制关系，通过劳动操作、轨迹、时间等要素监测劳动者，引诱其以超出身体限制的强度从事劳动。“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家占据生产资料支配劳动者的现象，正转变成劳动者自带生产资料配合资本的增殖。资本生产模式从现实转向虚拟的过程中，家庭空间抑或公共空间被纳入平台资本的生产过程，转变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其价值被无偿转移至数字商品中。平台空间变成剥削劳动者及其触及场域的吸纳空间。
平台空间的社会化协作模式，赋予数字劳动及生产资料社会化属性，形成侵占社会集体力的实质吸纳。生产生活的平台空间化，在社会生产形式上表现为劳动者基于数字平台建立虚拟协作劳动模式。平台将复杂劳动拆分成简单劳动并分配到平台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劳动的个人差别，使之呈现出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虚拟空间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它所生成的价值被封锁在平台公司。在生产资料的使用上，平台的虚拟投射与算法配置使得融入劳动过程的生产要素规模与共同使用人数空前提升。“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虚拟协作形式赋予数字劳动要素社会化属性，带动生产资料的节约，因而降低了数字商品生产过程中总劳动的耗费。概言之，所有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劳动，都存在被资本吸纳的趋势。平台掌握了社会关系生成机理，并将社会连接的方式融入平台资本的生产过程，形成了利用社会交往的资本吸纳范式。
三、矛盾的生产：平台资本的空间限度
平台资本破除空间限制的过程，也即扩散资本主义矛盾的历程。尽管数字平台利用虚拟空间化解了资本自在限制的空间因素，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落差也构成了平台资本新的空间限制。事实上，随着平台空间的普遍化，资本积累空间面临着同构矛盾，引发了资本空间置换停滞以及数字空间分异等问题。与此同时，平台资本基于虚拟空间规训构建的价值生产役使机制，不断加重着对社会的总体性掠夺，逼近着虚拟空间内爆的边界。
（一）虚拟到现实：平台资本内生界限的空间因素
资本的历史演变表现为自我规定与自我否定的辩证统一。“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数字平台作为保持资本性质、超脱传统形式的资本形态，无法摆脱资本的宿命。
马克思指出，资本内在的限制包括以下层面：其一，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其二，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其三，交换价值是生产的界限；其四，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生产的界限。这即说明资本面临保障必要劳动时间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与剩余劳动有限、生产过量与消费不足、需求旺盛与供给低效的矛盾。资本积累矛盾蕴含着空间要素。在价值生产层面，自然空间数量与劳动空间使用效率提升存在限制；在价值流通层面，资本流动的领土空间与流动时间的技术缩减存在限度。作为数字时代的资本形态，平台资本不但建立虚拟生产场域，基于算法优化生产流程，而且扩张商品流通的虚拟场所，把商品流动时间缩减至最低限度。
数字平台虽建构出超时空的资本积累范式，但立足于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并不能突破资本内生限制。首先，虚拟空间无限性与现实空间有限性的矛盾，限制劳动规模扩张。平台资本的生产在虚拟场域进行，但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者生存要素等则来自现实空间。现实空间资源的有限性意味着虚拟空间生产存在极值。其次，虚拟空间即时性与现实空间迟缓性的差异，制约数字空间生产、流通效率的提升。数字平台通过算法能够立刻建立社会化协作模式，但因劳动力、科技、组织水平的差异，现实生产效率的协同优化需要较久时间。同样，平台空间中流通的商品是现实商品的虚拟映射，数字交易与现实商品交付之间存在的时间差，造成了资本流动的空档期。再者，虚拟空间全面性与现实空间局限性的冲突，构成价值实现的困境。平台空间几乎囊括各种要素，交易空间覆盖全球，但现实中具备有效消费能力的群体及其购买力是额定的。由于供给商品与消费者真实需求的差异，商品流通的困局反而扩大。可见，平台资本的虚拟空间重塑了价值生产与流通的模式，但无法完全摆脱现实空间的制约，资本积累的内生限制依旧留存在数字平台。事实上，伴随平台资本的空间扩张与平台空间的资本积累，数字社会的空间矛盾反而走向极端。
（二）异形到同构：平台空间普遍化的分异危机
作为克服空间障碍的手段，平台资本构建出差异性的增殖空间。但平台资本的空间扩展，弱化着平台空间本身的差异性。当平台空间的普遍性完全展开时，资本主义将再次面临同构矛盾，空间修复难以为继，非均衡的空间结构带来更大范围的空间危机。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本普遍化的特性与其增殖本质之间存在矛盾。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非资本区域变成“它的剩余价值的市场、它的生产资源的供给源泉和工资制度的劳动力蓄水池”。但区隔于资本主义的异质性空间不足时，资本迎来同质性竞争，过度积累、空间景观破坏等问题反复拷问资本的限度。平台资本所建构的数字空间是内嵌资本逻辑且异形于现实空间的存在。平台空间本身的生产即数字基础设施及其相关设备的建造，成为吸收剩余资本的过程。相较于固定空间的摧毁重建，平台空间具有重复利用、重叠建造的特点，避免重现哈维批判的“抛弃型社会”景象。
平台空间虽然摆脱工业时代的空间限制，但平台空间普遍化的进程必然导致数字空间由异形转向同构，引发资本积累危机。平台空间普遍化的实践历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对现实空间的全面覆盖。平台资本通过建构虚拟生产、流通空间等方法开发现实空间生产要素，实现资本的“空间修复”。但现实空间全面实现平台化之时，独立于平台的资本置换空间也会殆尽。其二，对实践活动的全程转化。平台资本生产的碎片化空间承载着全部时段的生产生活，包括工作、消费、出行等活动逐渐走向平台化。但单位时间内社会主体活动的内容有限，在平台空间实现对主体单位时间的全程支配时，平台也随即面临空间生产的极点。
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全面交融、实践活动与平台的全程融合意味着平台空间走向普遍化，也预示着平台资本面临新的空间危机。一方面，数字空间的生产由同质异形走向同质同构，平台迎来利润下降的风险。已生成的平台空间成为平台资本空间拓展的障碍，平台资本的“价值被固定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并且因缺乏实现其价值的劳动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平台空间普遍化导致社会空间的秩序简化为资本利润，平台用户按照其“价值贡献”列位于数字平台的阶梯状圈层之中，形成以平台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结构。算法驱动下平台依据用户的数字标签划分群体，为平台带来增殖要素的用户被置于平台中央，缺乏“价值贡献”的数字居民被封锁在资源匮乏的边缘空间。这就表明数字平台制造的空间分异将不平等现象变为了虚拟世界的普遍事实。
（三）规训到役使：平台资本弥散化的内爆危境
在平台空间普遍化的进程中，平台资本生产出虚拟劳动关系与权力支配关系。工业时代的机器操控被虚拟空间规训取代，劳动过程转向自组织，价值吸纳范围迅速扩张。但当价值生产变成人机交互的役使机制，平台资本形成对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总体性掠夺时，数字平台的合法性根基也随即消散。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出资本积累的劳资对抗性质。但经历数字形变的平台资本，不但放弃固定生产空间及劳动监督，而且抛弃雇佣劳动模式，寻求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平台为劳动者提供虚拟、封闭、单元化的劳动空间，按照劳动过程分别配给空间要素，劳动者按照空间提示完成具体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平台空间成为其赚取劳动报酬的特定场所，雇佣劳动下的强制监督转变成劳动者的自我驱动。通过虚拟空间的分配与功能赋予，平台资本把生产监管转化为技术规制、价值剥削转译为劳动者的价值实现，并完成针对劳动者的空间规训。
在平台资本积累中，“当不变资本的比例随着自动化的过程而不断增长之时……劳动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剩余价值变为机器性的，而范围则扩张到整个社会”。平台所推行的自动控制与信息处理的劳动机制，也即德勒兹与加塔利所指的役使机制。在役使机制中，劳动者与平台机器进行可逆、循环的交互，平台内部通过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基于役使机制，资本不但能够决定场域结构，而且支配着“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
平台资本对劳动组织模式与价值分配关系的空间重组，虽在形式上遮蔽了剥削真相，但其无法掩饰被剥削者乃至整个社会被吸纳的后果。平台资本的总体性掠夺越深入，平台空间的存在基础越薄弱。首先，空间要素存在天然限制。作为价值来源的劳动者，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受身体空间制约，单位时间内价值生产总量受限。作为价值转移来源的私人与公共空间，因固定资本性质而导致其价值流动速度受到限制。其次，空间结构生长存在限度。平台资本的价值生产建立在虚拟交往的基础上，但在一定的时间段，社会协作关系建构面临质与量的限制，因此能够被平台资本吸纳的集体生产力有限。再者，空间矛盾阈值存在极限。平台资本对空间要素与空间结构的掠夺，导致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私人和公共空间与资本空间的矛盾不断增长。平台资本突破增殖限制的过程，也即消耗矛盾转移空间的历程。空间矛盾集聚与扩散达到一定的阈值，必然导致新一轮“空间内爆”，人们也将迎来数字空间的重塑。如卢森堡所言，资本主义“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在提供矛盾解决方案的同时又加剧了矛盾”。
四、结语
平台空间的生产不仅缓解了资本存续危机，而且将人类社会引入了虚拟世界。人们生产生活的数字化形态延伸了现代文明内涵，但是平台空间的资本主义运行，却深刻展现了资本对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剥削。平台资本的空间生产范式力图实现对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总体吸纳。作为资本主义空间重组的核心，平台资本在突破既有空间界限的过程中，接近着新的空间制约。这种空间限制蕴含在资本本质之中，伴随其形式演变走向具体化。破除资本主义的空间限度，唯有社会主义空间构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