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形势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密切关注德意志民族情绪的发展，揭露和批判了德意志现实社会环境中的种种“爱国”现象。这些“爱国”现象包括“德意志狂”极端民族主义现象、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现象以及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以“爱国主义”为幌子谋取私利的现象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剖析与批判，立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对我们进一步澄清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发展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启示。
【关键词】德意志“爱国”现象；爱国主义；民族情绪；阶级分析
邦国自立、民族分裂曾是德国历史上的长期状态，“德国”也只不过是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德意志”，德意志人的民族统一运动自宗教改革时代算起大约持续了三个世纪。德意志人的爱国运动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兴起的。在19世纪德意志社会环境中，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统一运动的形势高涨，“爱国主义”成为德意志各种政治力量谋取自身利益的口号和旗帜，社会中滋生了一些非科学的“爱国”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在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批判了德意志社会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忠君爱国”等现象。他们对特定时代德意志爱国主义问题的思考并没有过时，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
一、对极端民族主义“德意志狂”的批判
德意志人的爱国情绪在社会运动中逐步发展，尤其是反拿破仑战争的发生，促进了德意志爱国运动的兴起。正如安托万·基扬所说，德意志的许多哲人和诗人都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但如果“某个外来者可能会摧毁他们的家园和构成他们故土的‘共同记忆的财产’，他们会立刻变成狂热的爱国者。这就是耶拿战役之后发生的情况，是拿破仑重新唤起了沉睡已久的爱国主义情感”。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后，德意志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爱国情感彻底被激发，他们要求改变德意志祖国的分裂现实、推翻封建统治的愿望十分强烈。德意志人的民族观念由此变得极端、激进和狂热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者为“德意志狂”。
1840年，恩格斯在评价德意志知识分子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的文章中，对“德意志狂”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和批判，揭示了“德意志狂”的现实表现和世界观错误。阿恩特是一位历史学家、诗人，他在反拿破仑战争时期以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为阵地，以散文、诗歌和一系列题为《时代精神》的小册子来表达对法国的谴责，他宣称对法兰西民族的仇恨是每一个正直的德国人应该肩负的道德责任。阿恩特的民族思想受到了热烈追捧，他本人也成为富有民族激情、怀有民族仇恨的青年人所崇拜的对象。但是恩格斯却认为，尽管阿恩特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气是“坚定和果敢”的，但阿恩特民族思想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观点是错误的。恩格斯批评“德意志狂”无视历史的进步趋势，企图把德意志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他把“德意志狂”的现实表现总结为“仇视法国”，指出，在德意志狂的眼里，“仇视法国已经成了义务，任何一种懂得要掌握更高着眼点的看法，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于是，就连爱国主义实质上也成了一种否定的东西”。恩格斯继续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德意志狂”的错误所在，他说，德意志狂的“整个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恩格斯既表达了关于德意志民族性的理性观点，也阐述了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思想。他从欧洲革命形势的整体利益角度出发，对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绪提出了要求，指出，“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尽管此时的恩格斯在革命立场上还未摆脱革命民主主义，但他从德意志社会环境和欧洲革命形势的整体利益出发，对狭隘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进行批判，这表明他在民族情感问题上的国际主义视野。
马克思对“德意志狂”极端民族主义同样有着深刻的批判。在1843-1844年期间，马克思从消灭德国现存制度的视角批评了德意志社会中的国家主义至上观念和狂热的爱国情绪。特别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不仅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揭示“德意志狂”背后掩盖的经济关系，还通过对“德意志狂”的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德意志狂从人转到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在某个早晨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是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开始承认垄断有对内的统治权的。”马克思把对“德意志狂”批判与经济现象结合起来，表明其已经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民族问题。同时，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德意志狂”的批判，还涉及推翻德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构想。他认为，极力维护君主专制的德国历史法学派，为德国现存制度的辩护是反动的，“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回避德国的现状，到“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中去寻找德国的“自由历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这些审视与批判，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第一篇著作《神圣家族》中，否定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信仰基督教的德意志人优越于其他民族的论调，批判他们“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的民族主义情结。同时，他们进一步阐明了看待不同民族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认为“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而不存在一个民族从根本上优越于另一个民族的状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类似“德意志狂”的有关极端民族主义的表述还有很多，比如“民族的利己主义”、“过分的爱国激情”等等。“德意志狂”极端民族主义所表现出的对本国利益的维护和捍卫，建立在侵害其他民族利益和贬抑其他民族特性的基础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它不适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也无法满足德意志时代进步的要求。
二、对封建主义“忠君爱国”的批判
19世纪40年代，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在欧洲大陆掀起，法国、奥地利相继爆发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由西欧向中欧、东欧一些国家扩展，这场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德意志。革命前夕，德意志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派别结构复杂，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依然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848年3月，柏林爆发武装起义，革命的烈火迅速点燃德意志全境。在这场革命中，各邦封建君主、保守的容克地主以及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吏，是旧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是革命的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他们在德国革命爆发以后，迅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提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消灭德意志各邦的封建压迫，废除封建义务等主张。由此可见，他们在革命爆发之初就意识到打破封建意识对推进德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参与和指导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4月返回德意志，但他们在评估了德意志全境的革命形势以后认为，德意志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不具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于是决定以革命民主派的面貌出现。此后，无论是在领导和参与德国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在德国革命失败以后总结德国革命经验教训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入地分析了“忠君爱国”思想给德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在领导和参与德国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新莱茵报》为阵地，分析和批判“忠君爱国”思想给德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比如，恩格斯发表多篇通讯文章，分析了柏林人在“三月革命”中的革命行为，论证了打破“忠君爱国”精神的必要性。他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布取消书刊检查制度以后，感到满意并派代表团“到皇宫前去游行，向国王谢恩”的行为。这一行为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君主政体的幻想，导致了革命的最终结果保留了君主政体，建立了一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又如，马克思发表《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一文，猛烈抨击了德意志封建思想残余。他讽刺道，“还是把你的鞋子脱下吧，德国的爱国者，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呵！所有这一切野蛮的习俗，是基督教德意志的光荣的残余……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特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德国社会的封建思想残余，消解了德国革命的形势，阻碍了德国革命的步伐。如果不彻底打碎人民头脑中对君主政体的幻想，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
随着革命的深入，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越来越感到恐惧。在同封建统治者的较量中，他们从犹豫退缩到妥协动摇，直至背叛革命，同反动势力相勾结，摧残和迫害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者。而无产阶级由于还未摆脱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思想，在资产阶级的蛊惑下，顺从地妥协于封建权威。最终，轰轰烈烈的德国革命失败了。德国革命的失败，暴露了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下“忠君爱国”思想的反动性与保守性，更加凸显出彻底革除专制政体及其国家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850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谈到了德国农民在整个封建制度下所受到的折磨，形容他们“被当做牛马，甚至连牛马都不如”。指出农民所受的非人待遇后，恩格斯接着说，“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逆来顺受；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德国农民已经形成一种甘愿做顺民的怠惰心态，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环境因素，还有世代相传的“习于顺从”的主观心理因素。
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深刻地认识到德意志人的封建忠诚和迷信对革命事业的阻碍，因此他在革命失败后致力于引导德国工人摆脱旧式的顺从思想。他在写给表舅莱昂·菲力浦斯的信中，指出希望普鲁士人的爱国主义，即“忠君热”能够像伦敦阴冷的天气一样冷却下来。随后不久，他又写信告诉恩格斯，他们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声明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把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普鲁士政府的工具炸毁了，而且也用几句话驱散了德国工人的忠君迷梦”。1871年德国统一后，马克思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德意志的统一是以王朝战争的方式完成的，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仍旧保留着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但由于它满足了数百年来德意志人的统一愿望，这个新帝国及其皇帝受到了德意志人的拥护和爱戴。对此，马克思愤慨地说，“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那个戴着陈腐面具，散发着兵营、教堂、土容克的气味，特别是市侩气味的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马克思用“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揭示了“德意志帝国”的封建落后本质，用“天国奴隶”表达了对德国人民甘当德意志帝国“顺民”的愤怒。
直至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然密切地注视着德国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坚持不懈地对德意志帝国中的“忠君爱国”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比如，马克思用一系列辛辣的比喻来讽刺那些效忠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政治家和文人。他在1882年1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批评了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泰奥多尔·蒙森，德国政治活动家欧根·李希特尔和德国教授、进步党议员阿尔伯特·亨奈耳等人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的发言，形容这些言论是“令人作呕的充满效忠于皇上的保证”。同年4月8日，马克思在另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讽刺了德国反动诗人弗里德里希·博登施泰特和黑格尔分子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的忠君演说，认为“跳康康舞的英雄博登施泰特和臭不可闻的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费舍是威廉一世的贺雷西和味吉尔”。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继续批判德意志帝国社会中的“忠君”氛围，他在1893年7月写给梅林的信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了打破“忠君爱国”思想的必要性。他指出，“忠君爱国的神话的摧毁，即使不是消灭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专制（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在德国是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就已经过去的阶段）的绝对的必要的前提，但也仍然是为实现这种消灭所需要的最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杠杆之一。”恩格斯揭示了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思想鼓吹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专断独裁，企图使君主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本质。这种思想限制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发展，使社会政治上层建筑腐败不堪，官僚主义盛行，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苦难，打碎德意志封建主义忠诚思想是打破德意志封建制度锁链进而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
“忠君爱国”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爱国模式。社会民众对君主的忠诚和服从，构成了维持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因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忠君爱国”的品质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美德。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变革时代，“忠君爱国”不仅不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且已经成为阻碍德意志历史进步的思想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忠君爱国”现象的剖析批判，是与现实的德意志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这场革命的最终结果也表明，科学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是实现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
三、对反动势力以“爱国主义”为幌子谋取私利的批判
无论是对“德意志狂”极端民族主义的谴责，还是对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考察视角都是一种整体的社会氛围，是社会民众的情感表现。除此之外，他们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审视，还有另一种视角，即阶级分析的视角。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背景下，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纷纷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掩盖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从事有利于实现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关怀，对德意志剥削阶级以“爱国主义”为幌子谋取私利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批判了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者凭借“爱国主义”的口号维系统治的现象。普鲁士邦是当时德意志境内最大的邦国之一，它在资产阶级革命形势下于19世纪40年代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措施本质上是封建统治者与大资产阶级妥协的产物，无法触动封建统治根基。普鲁士的封建统治者以“爱国主义”为口号，要求社会民众臣服于改革的成果。对此，马克思于1843年在致卢格的信中说，“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它“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和国家制度的畸形”。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以后，根据那些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议，普鲁士皇帝威廉四世于1848年3月21日在柏林举行出巡盛典。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象征德国统一的“黑红黄”三色臂章，并发表了虚假的爱国主义演说，把自己装扮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威廉四世在当天发布的《告陛下的臣民和德意志民族书》中：“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并答应成立等级代议机构，实施宪法，确立由内阁责任制，规定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以及陪审制度。”威廉四世把自己装扮成“爱国主义者”，欺骗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企图煽灭已经燃烧起来的德意志革命烈火，从而束缚了德意志民众的革命行动。因此，马克思形容威廉四世的演说是一场“皇帝的滑稽剧”。
普鲁士邦的封建统治者不仅喜好利用“爱国主义”的幌子维系内部的封建统治秩序，还热衷于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处理外交事务。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等文章中，揭示了普鲁士统治阶级凭借宣扬与“爱国主义”有关的辞藻激起不同民族间的仇恨的种种企图，对普鲁士政府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筹措战争资金的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恩格斯说，“境遇极其悲惨的国家向爱国主义呼吁。它恳求爱国主义献给祖国1500万塔勒，而且甚至不必赠送，仅仅自愿认购公债就行了。”他向社会民众呼吁，“当普鲁士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准备背叛德国和力图起来反对中央政权的时候，每一个爱国者的职责就是不要自愿为强制公债付出一个分尼的钱。只有彻底剥夺普鲁士的生活资料，才能迫使它向德国屈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始终认为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是彼此联结的，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与欧洲其他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他们都强烈反对普鲁士政府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压迫其他民族的政策。对此，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理，“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
像封建统治者一样，德意志资产阶级也痴迷于以“爱国主义”的幌子谋取私利。他们往往一方面利用民族问题掩盖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为剥削国内工人的行径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利用社会民众的民族保护情绪反对外来竞争者，实现资本的对外扩张。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对资产阶级狭隘民族观的两面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在此，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其虚伪和狭隘的民族性本质这一规律，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体现了思想体系中萌发的国际主义立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即德国小资产阶级，指出他们“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紧接着，恩格斯批判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庸俗的民族主义。他说，“德国人在民族利益和进步利益相符合的场合，从来也不坚持民族立场；可是在民族的和进步的相对立的时候，他们却总是坚持民族立场的。在应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场合，他们扮演起世界主义者的角色；而在没有必要直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时候，他们却又坚守民族的立场到荒唐的地步。”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表明德国资产阶级对“爱国主义”旗号的滥用，但是通过对德国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双重表现的批评，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擅用德意志人的民族情感以反对其他民族，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目的。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普法战争的爆发，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进入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高扬国际主义旗帜，对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宣扬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和情绪表示了坚决反对。恩格斯指出，普鲁士使战争“正逐渐地但是确实地变为一种为了新的德国chauvinisme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1870年9月，普法战争进入新阶段，普鲁士军阀、容克和资产阶级借口军事战略上的需要而吞并法国的野心日渐彰显，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国际总委员会决定就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言。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由马克思翻译的，他在翻译时特别增加了专门针对德国工人说的话，即“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有许多人战死，而回国后还要有许多人穷死饿死”。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即资产阶级却以“资本无祖国，而工资是由非爱国主义的国际性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为借口来搪塞工人阶级。因此，马克思对德国工人阶级提出了要求，“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工人阶级的名义来讲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普鲁士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此后，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狭隘、保守和虚假的“爱国”观，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说，“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爱国主义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资产阶级的趋利本性使其与生俱来地具有对外扩张的冲动，因此绝不会放弃“爱国主义”的口号，因为“爱国主义”正是他们谋取利益的障眼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剥削阶级以“爱国主义”为幌子谋取私利的揭露与批判，深刻地体现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随着世界观的成熟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建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批判更加着眼于社会制度的根本。这就表明，“爱国主义”并非是抽象的概念，它与社会制度有关，具有阶级性的特征。无产阶级要确立正确的爱国观，实现自身的思想解放，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
四、马克思恩格斯剖析批判德意志“爱国”现象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时代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运思，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创立和发展相伴而生的，其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真理，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穿透力和生命力，为我们开展爱国主义研究、发展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提供了诸多理论启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剖析批判表明，爱国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启示我们研究爱国主义问题必须带有历史的眼光。爱国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并非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时代特征，因此在爱国主义问题上的表现也会存在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审视批判，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爱国主义”的批判，而是立足于19世纪的德意志时代环境和欧洲革命形势。他们认为，欧洲革命是一个整体，德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实现欧洲各民族的团结联合，才能彻底实现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格外关注德国社会环境中日益滋长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对“德意志狂”们发起了猛烈批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极端德意志民族情绪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民族情绪在德意志人抵御外来侵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从恩格斯对阿恩特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民族信念的赞许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指出，“德意志狂”曾经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但它已经不能作为推动德意志历史进步的因素加以发展了。这就启示我们，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态。在现实的“爱国主义”表现形态中，既有科学的也有非科学的，既有自觉的也有盲目的，并且同一种“爱国主义”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性质。
其次，要对爱国主义现象进行阶级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剖析批判，是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创立和发展相伴而生的，阶级是他们观察德意志“爱国”现象的基本视角，阶级分析的方法则是他们采取的基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剖析德意志“爱国”现象的一条主线就是德意志各阶级在爱国主义问题上的不同主张，由此揭示了爱国主义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密切关系。他们揭露了德国社会革命背景下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以“爱国主义”为幌子谋取私利的现象，尤其是对德国资产阶级利用“爱国主义”辞藻掩盖自己对国内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美化自己对其他民族的战争掠夺等罪恶行径进行了严厉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考察，始终立足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关怀，对反动势力操纵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绪的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这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爱国主义问题的思考，是与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密切联结的，他们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剖析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爱国主义的阶级性，毛泽东后来有更为明确的揭示，他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阶级属性的抽象的爱国主义，我们对爱国主义现象必须采取阶级分析的视角。
最后，要把爱国主义上升为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关涉每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德意志社会革命的背景下，剖析批判了极端民族主义“德意志狂”、保守的“忠君爱国”以及各种反动势力以“爱国主义”为幌子谋取私利等爱国主义现象。这些剖析批判表明，爱国主义存在进步性与落后性、科学性与盲目性之分，只有科学的爱国主义才是能够推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极端的、盲目的等一切非科学的爱国主义则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这就启示我们，要从社会主义的高度研究和发展爱国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爱国主义问题与阶级问题紧密相连，科学的爱国主义的形成有赖于阶级问题的解决，即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上升为代表整个民族普遍利益的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科学的爱国形态才能在全社会中形成。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经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理应发展一种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阐明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们对德意志“爱国”现象的剖析批判表明了他们在爱国主义问题上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他们始终认为，民族没有优劣之分，每个民族都有优越之处，“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更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超越民族和国家壁垒的各国、各民族人民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开放的而非狭隘的，是一种具有国际视野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既要体现对本国本民族的热爱，也要体现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关爱；既要搞好本国的改革和建设，也要大力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革命前后对德意志人“忠君爱国”现象的批判还表明，科学的爱国主义观念的形成，绝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期的熏陶和培养。我们要通过系统、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全社会倡导并推动形成一种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的、包容的爱国主义氛围。
总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对19世纪德意志社会环境中的“爱国”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他们所阐明的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基本价值主张，为新时代新征程的爱国主义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启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还有很多与爱国主义问题相关的讨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与爱国主义相关的概念，比如“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利己主义”等，未来还需要加以研究，这对研究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和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