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资本与数字监控技术的共谋中，“监控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新变种产生，并引发了数据剥夺、信任危机、监控霸权等系列问题。以肖莎娜·祖博夫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学者开展了对监控资本主义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四点：第一，在运行基础层面，监控资本主义以免费数字劳工为剥削对象，以行为剩余为剥削内容，通过算法式生产不断推动监控数据商品化，以此实现资本增殖。第二，在基本特征层面，监控资本主义呈现出循环商品化、高度寄生性和全景监控式特征。第三，在灾难后果层面，监控资本主义使个体沦为资本增殖原料并借机瓦解人的主体性，其反民主特性对人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第四，在替代方案层面，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主张以“新工人阶级”为政治主体，在重塑互联网生产关系与确立社会主义隐私理念的过程中实现共产主义愿景。总体而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数字时代的生命力，有助于识别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然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在未能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前提下思考监控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难以找到真正的革命主体，这些根本缺陷注定了其只能是一种理论空想。 

【关键词】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资本逻辑；行为剩余；工具主义权力

监控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产物，但资本主义却使监控发展成为针对全球人口的、跨越国家边界的巨型结构。2002年，《监控与社会》（Surveillance & Society）创刊，该期刊从创刊之日起便致力于探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与监控之间的关系，是“监控研究的主要期刊”。2015年，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提出“监控资本主义”概念，认为监控资本主义孕育了一种新型权力并不断威胁着自由、民主及隐私。2019年，祖博夫出版《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新的权力前沿为人类未来而战》专著，从八个方面对监控资本主义进行了定义。祖博夫的研究为推动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走向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其研究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包括苏·卡利·詹森（Jansen SueCurry）、格雷瓜尔·马拉德（Grégoire Mallard）等在内的学者相继发表书评，一时间掀起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热潮。此外，其他学者也展开了对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研究论域涵盖大数据监控、平台监控、美国监控霸权等方面。基于此，对“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开展全面评析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形成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特定的思想背景、实践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监督理论、西方学界的经典监控理论为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思想背景；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方式的调整、监控资本主义企业的诞生以及资本主义监控霸权的扩张则构成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形成的实践背景。

（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

第一，马克思的劳动监督理论。劳动监督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对立。“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一方面，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劳动监督”作为生产环节的要素而存在。马克思以军队化模式比喻了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的监控，“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通过对工厂中劳动监督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监督的充分实现使得劳动过程与劳动者彻底对立”的情形。另一方面，马克思初步阐释了劳动监督的二重性特征，即劳动监督既有助于优化生产环节，同时又能够渗透于劳资关系中从而发挥微观的政治意义。“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借助生产过程布控的监控体系，资本家以强制方式提高了工人生产效率，为剩余价值剥削提供了保障。不仅如此，随着监控手段与生产环节在工厂内部的融合，监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

第二，西方学界的经典监控理论。从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全景敞视主义”到现代性监控理论再到后现代监控理论，“监控”一直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其一，“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一方面，福柯认为“监控”是推动权力运作的重要环节。源于资本主义工厂之中的监控机制能够支撑规训权力的运作，在激发权力效应的过程中保证强制纪律的实施。另一方面，“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由规训机制形塑的匿名化控制权力。权力不再以暴力形式出现转而化身为一种无形的权力之眼，从而实现对主体的日常规训和社会治理。其二，现代性监控理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性维度”。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兴起的过程中，监控的广度与深度均得到了强化。就广度而言，从出生到死亡，国家领土内所有公民的信息均处于监控机器的控制之下，其作用范围已经渗透至日常生活领域。就深度而言，基于监控在维护现代国家行政力量方面的重要性，由法院、监狱等组成的社会治安程序更为成熟。其三，后现代监控理论。后现代监控理论是指“以科技为基础的、以身体为监视对象的、日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监视的理论”。“数据库无须任何狱卒的眼睛就能‘审查’我们，而且它们的审查比任何人都更加准确、更加彻底。”随着数字监控手段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细致入微的监控致使人的身体成为可视化存在，它甚至将监控植入到娱乐和消费领域之中从而制造“被监控”的欲望。

（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形成的实践背景

第一，资本积累方式的调整催生资本主义新形态。监控资本主义虽然脱胎于资本主义，但是与传统资本主义之间又存在明显区别，而这集中体现于资本积累方式。“如果企业在收集行为数据之前，先获得消费者或用户的许可，并单纯利用这些数据来改善产品或服务品质，那这就是资本主义而非监控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只是将部分数据用来提升用户体验，而绝大部分数据都被加工为“行为预测产品”从而用于资本积累过程，祖博夫将这一部分超出的数据称之为“行为剩余”。“行为剩余被发现以后，监控资本主义随之诞生。”监控资本主义将用户视为取之不竭的数据资源，通过对“行为剩余”的算法处理形成了庞大的“行为预测市场”。广告商购买行为预测产品并将之投放给特定用户，使用户陷入到量身定制的消费陷阱之中，由此形成一个完整闭环，这使得对于个人至关重要的信息资源被监控资本无偿占据。因此，以“行为剩余”为标志的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构成了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最为基础的实践背景。

第二，以谷歌为代表的监控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所谓监控资本主义企业，是指将生产与销售建立在监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它通过大规模监控获取海量数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谷歌便是其中的代表，祖博夫将其视为“监控资本主义的先驱、发掘者、经营者、实验者、楷模以及扩散枢纽”。谷歌不仅热衷于对行为数据的监控，更试图精准预测用户的未来行为，它“开创一种全新能力，这种能力能推导、演示出个体或团体的思维、感受、意图和兴趣”。谷歌在无需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便可以窃取行为数据，从而精准预测个体的所思所欲。在此基础上，谷歌会不断地向人们精准投放定向广告，并且“将最好的搜索位置提供给可能支付最高报酬的广告商”。通过对“行为剩余”的资本谋划，谷歌“在四年内让收益翻了将近三十六倍”。谷歌公司迅速成为资本增殖的样本，致使“愈来愈多公司想效法谷歌赚取监控收益”。因此，以谷歌为代表的监控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构成了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产生的重要实践背景。

第三，资本主义监控霸权的产生及其帝国主义式扩张。21世纪以来，“9·11事件”的发生为“资本主义监控的持续实施和全球扩张提供了实践依据”，这进一步滋生了资本主义的监控霸权。大卫·里昂（David Lyon）认为，“9·11事件被视为监控社会中了解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棱镜。现有的监控实践正在加强，先前对监控范围的限制正在被解除”。如果说“9·11事件”开启了资本主义监控霸权的扩张之路，那么“斯诺登事件”的发生则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监控霸权进入一个更深阶段。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对本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监控形成勾结之势；人们在数字社会中积极参与自我监控。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也提供监控资本主义茁壮成长的栖息地”。在自由、民主口号的遮掩下，资本监控触角伸至世界各个角落，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这构成了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产生的另一实践背景。

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监控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为幌子，通过行为剩余与智能监控技术的结合，开创了全新的资本积累逻辑，呈现出循环商品化、高度寄生性、全景监控式特征。然而，监控资本主义却亲手“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监控和反制的可能性”，为主体联合起来反抗监控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基于此，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研究者着手展开了对监控资本主义抵制方案的探索，开出一系列的“济世良方”。

（一）“监控资本主义”的运行基础

第一，剥削对象的转换：从产业工人到免费数字劳工。在传统资本主义体系中，剥削对象主要是失去生产资料并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的工人。然而，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的生产性工人只占据监控资本主义的一少部分，如IT员工、算法工程师等。实际上，哪里有网络，哪里就有监控，每一个上网、聊天、购物的数字劳动者都是监控数据商品的潜在生产者以及监控资本主义的潜在剥削对象。因此，“监控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首先在剥削对象上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剥削”。虽然并未与监控资本主义建立正式雇佣关系，但用户在上网过程中所产生的浏览记录、聊天记录等内容却在为监控资本主义提供资本增殖原料。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将长期对用户监控形成的数据售卖给广告商，广告商根据监控数据向用户推送有针对性的广告以诱导用户进行消费，而用户在消费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则再次被监控资本主义企业以商品形式售卖给广告商，无论是用户本身的数据还是用户所生产的数据均沦为了监控资本主义的原料。因此，人们“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不自知的数据被剥削者”，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多重剥削。

第二，剥削内容的调整：从剩余价值到用户行为剩余。在进入网络社会之初，人们在网络中留存的数据痕迹普遍被视为没有价值的垃圾。然而，这些所谓的垃圾对于“追求监控收益的人来说是利润丰厚”。于是，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几乎以零成本的方式完成了监控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然而，监控资本主义并未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采用各种手段大肆窃取用户数据。正如祖博夫所言，“就连天气预报、手电筒、搭车共乘，还有交友软件等看似无辜的应用程序，其实都被数十种追踪程式所‘寄生’”。监控资本主义开发出各类软件并向用户免费提供服务，打着改善用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的旗号榨取行为数据。事实却是，真正用于改善用户体验和提高服务质量的数据只占据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数据都被监控资本主义打造成为商品并被投放到市场之中售卖给广大用户，这一部分的利润远远超过了用户实际获取的信息服务价值，超过的价值部分被称之为“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如同《资本论》中描述的商品惊险一跃，从行为到数据同样是惊险一跃。如果这一跳跃过程不顺利，行为数据也就无法顺利转化为监控资本。

第三，生产方式的重塑：从机器大生产到算法式生产。作为“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共契的结果”，监控资本主义企业以极低成本获取的行为数据必须通过特定生产过程转化为商品并进行出售。正如祖博夫所言：“未经结构化的资料无法并入液化资产买卖的新循环中”。监控资本主义一开始面对的行为数据是原始的、异质的，必须通过复杂的算法过程才能发掘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预测消费者的行为倾向，算法式生产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如果将行为数据比作一座富矿，那么算法式生产过程就是从行为数据这座富矿中挖掘矿藏的过程。借助自动化的算法式生产过程，监控资本主义可以源源不断地推动监控数据的商品化。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适应算法式生产对生产过程的情境式要求，监控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进一步走向弹性化，工作时间更加灵活多变，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便是生产流水线和数据厂房，生活逐渐走向了生产化。如此一来，赤裸裸的剥削便被隐藏至日常生活之中。

（二）“监控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循环商品化特征。监控资本主义的循环商品化特征是指对行为数据进行持续占有和反复挖掘的过程，其目的是确保监控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持续循环。具体而言：其一，用户的全部在线时间都是生产性的工作时间，人们在数字空间所产生的行为数据以及用户本身的数据在“产消一体化”过程中被监控资本主义无偿征用；其二，监控资本主义通过算法式生产手段将用户自身的数据及其在数字空间中产生的数据加工成为监控数据商品，在出售给广告商的过程中实现资本增殖；其三，通过精准投放定向广告的方式，监控资本主义诱导用户开展消费行为，而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数据，这些新产生的数据会被再次监控并继续作为监控数据商品而出售。如此一来，监控资本主义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剥削与再剥削的循环商品化过程，而作为数据生产者的大众则受到了资本的反复盘剥。

第二，高度寄生性特征。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增殖与商品生产直接挂钩。一般而言，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利润也就越大。然而，监控资本主义既不像工业资本主义那样重视物质生产，也不像金融资本主义那样注重资本重组，而只是寄生于用户行为数据之中来实现自身增殖。正如祖博夫所说：“监控资本主义具有寄生性与自我指涉的特质。在马克思（Karl Marx）的旧有想象中，资本主义就像一支以劳工为食的吸血鬼。”就此而言，监控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及虚拟化程度达到更深程度，是一种比金融资本寄生性程度更高的形态。反过来，这一股寄生性的力量建立在前所未有的权力非对称基础之上，正悄然改变着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全景监控式特征。监控的过程是源源不断获取数据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为了源源不断地扩大用以资本增殖的行为剩余来源，各类监控手段应运而生并不断呈现出全景式特征。与传统意义上的监控不同，监控资本主义对用户的监控不是为了限制其活动范围，而是为了尽可能获取用户数据。无处不在的监控机制如同毛细血管一般，持续为监控资本主义注入榨取行为剩余的隐蔽性权力。不仅如此，“监控资本主义更注重意识形态规训，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为‘敞视全景监狱’”。在全景监狱中，监控资本的剥削过程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他们横冲直撞，用表面上看似合法，但事实上却不然的操作手段搜刮一切资源”。由于全景监控无需借助暴力形式，这使得监控资本主义的力量更为强大且平静。

（三）“监控资本主义”的灾难后果

第一，监控资本主义使个体逐渐沦为资本增殖的原料。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在监控资本主义中，这种颠倒状态进一步加剧。对于劳动者而言，其行为痕迹受到监控资本的严格监控，没有任何自主性与隐私可言；对于生产工具而言，监控资本主义企业而非用户掌握着各类数字监控平台与监控技术；对于劳动产品而言，监控资本主义贪婪地将用户行为数据不断商品化，而用户却从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工资报酬。如同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一样，身处监控资本主义中的人们除了向监控资本出卖行为数据之外似乎也别无选择。于是，“世界、自我、身体都化约成‘客体’，消融于庞大新市场概念的血流之中”。身处监控资本主义中的人们，逐渐沦为了资本增殖的原料与手段。

第二，监控资本主义借由行为数据的剥夺瓦解了人的主体性。若要夺取并独占行为数据供给路径，靠单一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为此，监控资本主义发明了包括入侵（incursion）、习惯化（habituation）、调适（adaptation）以及改向（redirection）等在内的“改变理论(theory of change)”。监控资本主义搭起层层剥削机制，确保了行为数据供应链的高效运转。随着主体行为数据不断汇入资本增殖过程，人们“逐渐陷入一个无所遁逃的世界，被不断趋同、重叠”。结果便是，人们依附于数据和量化指标来确定自身行为，“自由和监控合二为一”，人的主体性被逐渐瓦解。

第三，监控资本主义的反民主特性对人类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词源角度而言，监控是指监测并进行控制，监控的存在本身便意味着权力的不平等。因此，“监控资本主义现身时，民主早已经命悬一线”。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监控企业形成了相互勾结的利益同盟。无论对监控企业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监控数据都意味着权力。对于前者，数据是资本积累的基础；对于后者，数据是维护安全的基础。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局长麦克·麦克康纳尔(Mike McConnell)宣称：必须与私营部门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这样才能保护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政府与监控企业的勾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构和最强大的通信公司联合形成极权监控系统”。掌握核心监控技术与最大监控网络的美国，将其监控触角蔓延至世界各国，假借安全的幌子大肆推进全球监控并趁机推行霸权主义。最终，监控资本主义在不断背离资本主义标榜的民主、自由理念的过程中引发了“民主的无序和去制度化”。

（四）西方左翼学者应对“监控资本主义”的探索方案

第一，以“新工人阶级”为运动主体开展社会运动。其一，提出“新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概念。在借鉴马克思“总体工人”和哈特·奈格里“社会工人”理论的基础之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提出“新工人阶级”概念。福克斯认为，“新工人阶级”囊括了“家庭工人、奴隶、不稳定的工人、移徙工人、教育工作者、公共服务工作者、失业者等”。福克斯将原先的边缘化群体与无酬者视作了生产性劳动群体，试图推动网络用户在转向自为阶级的过程中对抗监控资本主义。其二，在开展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对抗监控资本主义。为了应对监控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西方左翼学者主张发起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例如，“自由软件运动”主张通过“阻止大数据和国家监控的关键形式”来抵制监控资本主义；“开放数据运动”主张对数据化导致的权力和知识不平等分布进行反抗；“算法主权运动”倡导抵制数字资本主义公司算法背后存在着的权力滥用现象。

第二，确立社会主义的隐私理念，构建社会主义隐私体系。监控资本主义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标榜的隐私观念是极度虚假且自相矛盾的。对此，西方左翼学者明确表达了确立社会主义隐私理念的愿景。具体来看：其一，主张社会主义隐私理念的出发点基于对广大数字劳动者的保护。“社会主义隐私概念认为，隐私权是被支配和被剥削群体需要被保护以免受企业控制的集体权。”社会主义隐私理念试图划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防止人们沦为资本监控的对象和牟利工具。其二，主张社会主义隐私理念应在确立隐私数据边界的同时注重提升数据的共享性。“用户在道义上有权获得信息，并从政治上质疑导致监控日益增加的力量。他们也有权受到保护，免受滥用监控权力的侵害。”在社会主义隐私理念中，隐私政策不再是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单方面的霸权条款，而必须经过用户的授权。其三，主张借助各类数字平台与空间来推动社会主义隐私理念成为现实。图卡·莱蒂尼米(Tuukka Lehtiniemi)认为，“个人数据空间是一种新兴的中介服务，允许用户对其数据的共享和使用进行控制”。马迪斯·兰德维尔（Marvin Landwehr）等认为，“NGO可以作为替代方案，它能提供独立于监控资本主义的信息和服务”。其四，注重激发主体自觉抵制监控资本主义扩张的意识。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正确答案不是撤退到隐私的小岛之上，而是要进入空前强大的社会网络”。福克斯则从具体的路径出发，认为社会主义隐私体系应“针对有影响力的企业，以提高其经济和金融业务的透明度”。

第三，重构互联网生产关系，创建共产主义互联网。监控资本主义借助互联网这一场域呼风唤雨、左右一切，对此，西方左翼学者主张“互联网是实现数字社会主义承诺的核心空间”。具体而言：其一，主张创建基于共享的共产主义互联网。福克斯认为，“共产主义互联网是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具有批判性、自我管理、不受监控、使所有人受益、所有人自由访问、为所有人创造财富、合作、无阶级、全体等特点”。不仅如此，西方左翼学者还主张发展“具有竞争性的、生产资料有效集体化的组织模式”。如若实现，互联网企业便无需通过行为数据监控来维持竞争优势。其二，就劳动主体而言，人们应当摆脱被商品化摆弄的命运。福克斯认为，“主体作用的发挥不具有工具特征，没有主体创造的商品，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其三，用户在互联网空间的活动不再是数字劳动过程，而是创造社会使用价值的协作过程。福克斯认为，“在线工作的产品不具有商品特征，它们满足纯粹的社会需求：人们相互告知、交流与合作。”基于此，“共产主义互联网”设想浮出水面，即共产主义互联网中的每个人都把“建立友谊、坠入爱河、愉悦彼此、接受教育作为共同的活动”。

三、对“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辩证评析

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论述了监控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揭示了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提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解决方案。不可否认，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拓展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视域。然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主张的观点仍旧存在诸多空想之处，其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切中资本主义的软肋，注定这一理论最终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积极意义

第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在数字时代的生命力。具体而言：其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以监控资本主义企业为例分析了监控资本的增殖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最大程度地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对此，监控资本主义理论揭示了包括谷歌在内的众多监控企业利用用户行为数据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相对完整地论述了监控资本的增殖过程，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监控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控制的新特征。以算法式生产手段为例，它突破了以往人工监控的局限性而构建了全程闭环监控体系，严格控制着劳动者在每一生产环节的劳动过程，从而实现对劳动过程的远程无死角监控。不仅如此，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还阐述了资本家如何借助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诱使劳动者坠入精心编织的“自由劳动”陷阱之中的过程。其三，监控资本主义理论揭示了监控资本的垄断化扩张趋势。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监控工业复合体”的出现表明“资本和权力已融为一体”。具体而言，“监控工业复合体”这一形态表明监控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已然加深，而这样一套以行为剩余为祭品的资本增殖逻辑极易导致贫富分化、信任危机等现象的产生，这也正是马克思曾担心的问题。

第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为破解数字时代的共性问题提供了一定启发，拓宽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视域。进入数字时代，传播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等批判理论不断涌现。尽管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与上述批判理论存在差异，但它们均试图批判以数字技术、数据和非物质劳动等为关键词的资本积累逻辑，而这无疑有助于加深批判理论之间的互动。具体而言：其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数字时代批判理论的深化提供了范例。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以谷歌、脸书等监控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劳动监督理论等来探讨监控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较为深入地阐释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揭露了数字时代以行为剩余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介体、基于数据监控的资本与政治相融合的新兴剥削模式。尽管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还存在较大缺陷，但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探索精神尤为值得赞扬，对于运用资本批判逻辑破除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具有较强启发意义。其二，监控资本主义研究学者常常将社会隐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霸权、新帝国主义等问题纳入到研究过程之中，展示出了对数字时代个体、社会以及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密切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并未只停留于批判层面，而是将其整个理论的落脚点置于对替代方案的探索上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尽管其解决方案存在着较大的空想性质，但其研究旨趣无疑与马克思形成了高度共鸣，为破解数字时代的共性问题提供了一定启发。

（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第一，在未能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前提下思考监控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首先，将解决方案诉诸资本主义的法律保障。以祖博夫为代表的学者将超越监控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法律层面，认为“从法律上废除隐私数据的大规模开采是实现民主的关键，这可以切断监控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以及社会危害所依赖的权力来源”。虽然祖博夫一再呼吁加强法律监管力度，却并未具体指明应该颁布哪些法律、在哪个国家/地区进行等问题。更致命的是，在不变革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寄全部希望于法律保障无异于痴人说梦。西方学者表达了同样担忧：“并不是说完善隐私法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说，它不足以阻止数字时代监控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剥削和异化”。其次，对于核心概念的界定模棱两可。以行为剩余这一基础概念为例，祖博夫认为行为剩余构成了监控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但她却未借助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此进行精准定义，而只是将行为剩余推断为超过了服务改进所需的数据。不仅如此，祖博夫将行为剩余的产生归结于谷歌将每次点击的价格乘以他们估算的使用者实际点击广告之频率的计算过程，而这显然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批判深度。西方学者不禁发问，“监控资本主义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少数社交媒体公司参与这种商业模式，那么很难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主导特征”。祖博夫试图梳理出一种基于剥夺和行为数据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积累新形式，但却未能将监控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并且“在对监控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几乎没有提到马克思”，这注定了其理论只能走向解体。

第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预设的“共产主义互联网”具有空想性质。监控资本主义研究学者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互联网”以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条件为基础，未能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因素。其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表面上遵循批判逻辑对监控技术与监控平台等展开批判，但由于未能抓住对劳动本质维度的分析而错失了超越监控资本主义的机会。马克思认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无论资本主义的形式发生何种变化，最终仍需回到生产劳动这一本质维度。若要顺利完成监控数据商品化进程，必然离不开工人及其劳动。因此，监控资本主义背后的工人才是价值生成的主体。然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并未由监控数据商品化过程上升到生产劳动的本质维度，从而难以找到监控资本主义“总问题”的根源，自然也与真正的革命主体失之交臂。其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设想的“共产主义互联网”方案只是对资本主义框架的隔靴搔痒。以祖博夫为例，她认为监控资本主义企业与受众之间有机互惠的缺乏是造成当今困境的条件之一，从而寄希望于监控资本家将供给与需求曲线导向预测人口、群体和个人行为的企业。不难看出，以祖博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方案并未真正改变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现状，丝毫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自然也就无法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三，监控资本主义理论所依托的革命主体只是一种无行动权的“物”。具体而言：其一，将监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归咎为公众无知。祖博夫将监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原因归咎于人们对行为数据剥削过程的无知，“我们的无知，则让此转换过程无所不在”。祖博夫的论述显然与事实不符，虽然数据监控过程存在隐蔽性，但是人们并非对监控行为一无所知，而只是被迫勾选各类软件背后的不平等监控条款。至于如何摆脱监控资本主义的统治，祖博夫却持悲观态度：“唯一可采取的积极反对行动，就是将个人资讯与数据加密”。由此来看，以祖博夫为代表的监控资本主义研究者与“监控资本主义的实施者一样，都将人视为无行动权的‘物’”，从而与真正的革命主体失之交臂。其二，由“新工人阶级”主导的占领运动不过是对传统形式的占领运动的翻版，是具有较大盲目性的非理性运动。马克思认为，阶级对立只有随着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消失才能消亡。同样地，只有破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才能够消除监控资本主义的存在根基。部分西方学者天真地认为：“社会运动和抗议可以引起公众对数字监控的关注，从而推动政府和监控机构采取措施限制监控的范围和力度”。上述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抗监控资本主义，但其往往是为了抗议而行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关系。可见，监控资本主义理论研究者所找寻的革命主体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主体，难以成为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主体，而依托于这一革命主体的“共产主义互联网”只能沦为激进的空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