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其社会阶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关于无产阶级和数字劳动部分更是学者讨论的焦点。但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讨论却大量使用着前数字资本主义或非数字资本主义的阶级概念，其中关于数字劳动及其物质性和生产性也没有统一的观点，这就影响了人们对无产阶级认识的准确性。本文旨在通过马克思的“典型分析法”对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无产阶级进行考察，提出数字无产阶级这一新的概念能指来描述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部分。通过对过往讨论中所使用的无产阶级概念的辨析以及数字劳动物质性的讨论，本文明确了数字无产阶级的概念内涵及其一般规定、共同特征等，为之后进一步深入讨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问题和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奠定基础。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数字无产阶级
一、导言
2008年的次贷危机后，互联网经济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个互联网经济时代被席勒概括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即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但是，新的经济形态以及信息网络的这种渗透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其中，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阶级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之一。这些研究的共性在于从阶级结构层面出发来探究数字资本主义对社会阶级的影响，同时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无产阶级概念也有着不同的侧重。譬如赛博无产阶级（Cyber-Proletariat）侧重于人机结合与控制论应用；流众无产阶级（Precariat）侧重于处于零工经济中的群体；知识阶级（Cognitariat）侧重于工人技术知识水平等。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以往的研究中没有联系数字资本主义整体进行社会阶级内容讨论，以至于当我们讨论数字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以及相关的数字劳动问题时，缺少侧重于数字技术和数据生产的能指，于是便通过调整如赛博无产阶级等概念的所指来进行相应的讨论，进而产生了概念的混乱。
由此，我们发现了目前研究存在的空白，即缺少一个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下无产阶级的描述性概念，本文将其命名为数字无产阶级（DigitalProletarian）。本文之所以强调无产阶级的概念而不是工人阶级，正是因为“工人阶级”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社会阶层，而“无产阶级”则应被视为革命斗争的行为投入者。也就是说，数字无产阶级的概念不仅是对阶级社会现实的描述，同时也有着行动主体的内涵。所以，本文选择了无产阶级作为概念名称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征，也是与数字社会主义建构相关研究在概念上的接轨。此外，本文选择以数字作为概念的前缀是为了给予数字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以确切的所指，以强调数字资本主义的限定。如有学者研究的“新无产阶级（Neo-Proletarian）”这一概念的前缀，即“新（Neo）”的语焉不详，实际上使得这一概念成为“漂移的能指”，这一能指需要某个现实的人群来填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这一前缀又使这一概念不会在任何一个现实的人群身上。因此，在提出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时，我们既应明确概念的范畴，也要准备将新的概念投入到历史中而使能指不再漂移。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数字无产阶级的生产生活方面进行考察，暂把政治向度悬置，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内容。
总的来说，数字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无产阶级概念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所发展出的一个新属性。它从属于并且符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结构，并且依照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劳动过程的“物质-技术”关系所具有的数字性质被赋予给相应的无产阶级群体。正如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兴事物那样，数字无产阶级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新兴事物。本文主要考察的仅仅是数字无产阶级，即从事数字劳动和数据生产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这也就明确了数字无产阶级概念范围。
依照马克思阶级研究的经验和方法来看，尽管我们不能把阶级等同于现实中的某个人或群体，但是在任何阶级中均有其典型的存在形式。对此，马克思在对阶级问题的研究中往往选择典型的群体或一部分阶级成员进行分析。如“工业工人”是近代社会无产阶级的代表和典型形态，“生产奴隶”则是古代社会“奴隶阶级”的代表和典型形态。即便是对于更宏观的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也仅选择了“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的英国作为代表和典型形态进行研究，达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所做的就是找到某类事物中，最符合该类事物一般原则的对象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对该类事物的本质认识。这一方法被学者总结为“典型分析方法”，对本文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但是，由于目前存在多个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阶级问题相关的阶级概念，所以本文首先需要进行阶级概念的辨析，在还原概念的同时找到数字无产阶级概念本身的所指范围。在此之后，本文将借助“典型分析方法”以及福克斯对数字资本主义产业链的研究成果，来揭示数字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给出确切的定义。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几个相关阶级概念辨析
学界曾使用多个概念来讨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问题，其中有些概念是对无产阶级内部阶层所进行的描述，而有些概念实际上并不与数字资本主义绑定或存在着直接的逻辑关系。接下来，我将就其中较有代表性且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与数字无产阶级概念进行辨析，以明确数字无产阶级概念的所指。
（一）赛博无产阶级
赛博无产阶级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人与机器结合体的赛博格，他们是因没有自己的独立生产资料、工作平台而受资本剥削，被迫从事雇佣劳动的各类弱势劳动群体。这一概念是与本文所提出的数字无产阶级最为相近的一个概念，但并不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同时也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其中“Cyber-”这一前缀所指的是控制论（Cybernetics）而非网络。控制论的定义是“以机器中的控制与调节原理、以及将其类比到生物体或社会组织体后的控制原理为对象的科学研究”，也就是说以电报机和固定电话来组织生产同样是一种控制论应用。所以，赛博无产阶级实际上是“控制论无产阶级”，其中所强调的“物质-技术”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数字技术，而今天的数字技术仅仅是部分控制论的发展之一。在这一概念的提出者Dyer-Witheford本人的论述中，其对控制论的溯源表明早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之前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就存在着赛博无产阶级。另一方面，这一概念缺乏对数字劳动性质的讨论。即便有学者试图借助福克斯关于生产性劳动的论述将其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概念，但由于在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力，且这种解释又缺少对劳动物质性的讨论，致使其无法将这一概念完全引入马克思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的讨论中。
事实上，我们无法排除即便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存在着旧的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所以，上述努力将赛博无产阶级的产生解释为一种广泛影响全社会阶级的历史性更新显得言过其实。基于此，我们便可区分赛博无产阶级和本文的数字无产阶级。
（二）流众无产阶级
流众无产阶级（Precariat，或译为流众，游牧无产阶级，不稳定无产阶级）特指生活在动荡不定生活之中的新无产阶级。此概念实际上是动荡不定（Precarious）与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合成。这一概念的前缀所强调的是相较于传统产业工人阶级而言，他们“不具有稳定的雇佣关系”，依靠零工与兼职度日，“没有一个固定老板，也不可能通过工会和社会保障团体来维护权益”。同时，流众无产阶级的行为与态度都趋向于机会主义，并不觉得当下的言论、行为、感觉将会对他们的长期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或者约束力。实际上，这一概念背后的所指是零工经济（GigEconomy）中的劳动者，而零工经济产生于计件工资而非数字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计件工资的存在也是零工这种以单个劳动任务完成为计算方式的经济形态得以存在的前提，其经济形态在今天的典型代表主要是平台劳工，其生产方式也被总结为平台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流众无产阶级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所指的是依托数字平台“打零工”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与前文所讨论的概念一样，流众无产阶级也被泛化了。但这种泛化所说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即一种潜在的泛化而非现实存在。所以流众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单就其数字资本主义部分而言，是包含在数字无产阶级概念之中的，这需要与这一概念本身的全部内涵进行区分。
（三）知识阶级
我们所说的知识阶级（Cognitariat，或译作认知无产阶级）不是鲁迅指的知识团体或知识阶层，指的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同体。本文所要讨论的知识阶级是认知劳动（CognitiveLabour）的社会实体，是从事认知劳动这一创新劳动的新的阶级。从这一概念的组成来看，其本身是认知（Cognitive）与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结合。在此概念的创始人贝拉尔迪那里，知识阶级经常与信息工人（Info-Workers）和认知型工人（CognitiveWorkers）混用，并将其定义为体现各种形式的普遍智能的人，即他们为生产各种产品、提供各种服务而处理信息。也就是说，这种处理信息的劳动就是认知劳动，并且是一种非物质劳动，且不以时间来衡量劳动价值。这其中的非物质劳动与作为物质劳动的数字劳动相区别，而数字劳动的物质性将会在后文的分析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知劳动也有着体力劳动化的趋势。知识阶级的身体特征“突出表现在因聚精会神而紧绷的神经，和因紧盯着屏幕而疲倦的眼睛”，也就是说，认知劳动也带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随着互联网发展、大数据的产生、人工智能算法的出现，认知劳动也走向了去技术化”，原本的复杂劳动开始走向简单重复。所以，知识阶级也成为了学者讨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问题所用的能指之一。
我们从这个概念本身及其所指来看，与后工业社会绑定让我们看到这一概念实际上更近似于涂尔干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其所指的“无产阶级”实际上特指制造业中的工人阶级，而知识阶级则是知识化的“无产阶级”。知识阶级在社会现实中的所指往往是由受过高等教育，但领取与其教育水平不符的低工资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是“学历贬值”和企业对工人的技术与知识水平要求的大幅提高的结果。这一概念背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基于知识（认知商品）生产的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与数字资本主义（数据生产）相区别。
综上，知识阶级以及其所从事的认知劳动的重点在于劳动者知识化以及脑力劳动体力化，是数字无产阶级中所包含的特殊群体，即数字技术应用与数据运营相关的劳动者。而其背后以知识为核心的认知资本主义也与以数据生产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相区别。于是，我们也厘清了知识阶级与数字无产阶级概念之间的区别。
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辨析，我们发现的确没有一个已经被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能够与数字资本主义直接相对应。这些概念的所指都不包含数字技术或数据生产本身。此外，指向数字技术和数据生产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独立于马克思意义上无产阶级的存在，而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为无产阶级本身所带来的新的特征，但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他不完全具备新特征那一部分无产阶级于数字资本主义之外。在这里，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当今资本主义整体中最新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之一，其逻辑之下的数字无产阶级也只是无产阶级整体最新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之一。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数字无产阶级进行刻画，就需要找到最为典型的社会群体来说明数字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
三、数字无产阶级——基于马克思“典型分析法”的审视
为确定数字无产阶级在社会现实中的典型，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数字资本主义中无产阶级的共同特征，找到最为典型的那一部分数字无产阶级，并说明这种新的阶级分化依据。
（一）数字资本主义中无产阶级的共同特征
1.数据与数字劳动物质性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物质生产力，即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种物质的力量。同样，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无产阶级也应当被相应的物质生产决定着，而数字无产阶级所从事的数字劳动也应是一种物质生产劳动。但是，数字劳动的物质性却一直没有被确认，乃至被解释为非物质劳动。所以，为了描述数字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我们需要回到数据这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自身形成中，来确认数字劳动的物质性。
当前，学界将数字劳动看作一种生产性劳动，即生产一般数据（DatainGeneral）的劳动。一般数据代表着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是数字化抹除个体特征后转化为可以被算法所处理的数据结果，实际是由无数特殊数据，即个人产生的数据组成。如果着眼于一般数据中的数据产生，我们就会发现，哪怕是仅仅1比特（数据最小单位）大小的数据，都是人机交互直接或间接生产的。而这1比特的数据本身的存在，在数据产生的特定时间中，都有一定的电力被消耗，并被写入计算机存储介质，且依赖于物质存储介质保持存在，即便这种加工制造仅仅是数据的“复制粘贴”。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人机交互作为人的劳动以外，只剩下了能源与计算机存储介质这两个显然的物质。这一过程表明，数据只能是物质，是数字劳动的物质产品。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数字劳动也是一种物质性劳动。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以机械硬盘这一典型的存储介质为例，硬盘通过输入电力改变线圈电流方向，磁化硬盘内部随机磁性材料，使之指向特定方向来表达0和1，进而写入数据。与之相对，固态硬盘作为另一种典型的存储介质则是通过注入电子与没有注入的部分相衬，分别表达0和1。而且，一个电子的质量为9.10956×10^(-31)kg，注入电子实际上意味着硬盘质量的改变。无论是改变磁性材料指向还是注入电子，显然都是物的力量和物的改变，甚至存在确切重量的改变。自然科学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至少在数字技术中，数据是非物质存在的观点，并且是数字劳动物质性的确证。
另一个数据和数字劳动物质性的佐证是，数据有着存储成本，没有人能在缺乏工具与能源的情况下读取存储设备中的数据。而通过信息与数据的辨析也可以告诉我们：信息与数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可以是符号、文字、数字、语音、图像、视频等。而信息是数据的内涵，加载于数据之上，对数据作具有含义的解释。数据和信息是不可分离的，信息依赖数据来表达，数据则生动具体表达出信息。数据是符号，是物理性的，信息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之后所得到的并对决策产生影响的数据，是逻辑性和观念性的；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信息是数据有意义的表示。数据是信息的表达、载体，信息是数据的内涵，是形与质的关系。数据本身没有意义，它只有对实体行为产生影响时才成为信息。这告诉我们，数据所承载的信息是非物质的知识，但是数据本身却是物质，是信息的物质载体。所以生产数据且不以信息为前提直接生产数据就是一种物质劳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数据的直接生产在这里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现实中不存在不以信息为前提的数据生产。
2.数字劳动中的剩余劳动
在确认了数字劳动的物质性后，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数字劳动中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剥削之为剥削的本质就在于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剩余劳动本身也是相对于必要劳动而言的。
那么，数字劳动中的必要劳动是什么呢？很显然，就数字劳动所生产的一般数据而不考虑数据本身的特殊含义及信息而言，这里没有必要劳动。因为一般数据在资本主义中作为集体性的大数据被私人资本占有，而被资本所占有的全部的数字劳动就都成为了剩余劳动。或者说，因为数据生产中劳动资料的私人占有，数据一经生产便在大数据中留存了拷贝，进而全部成为了剩余劳动。同时，数字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劳动在社会现实中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往往同时发生和进行，譬如外卖平台对骑手劳动数据的搜集和占有等。在这种复合的劳动过程中，数字劳动部分也全部作为剩余劳动与其他的剩余劳动一起被资本占有。在本质抽象层面，一般数据作为代表所有数据的抽象，其生产所依赖的数字劳动全部是剩余劳动。但在现象具体层面，某些特定的特殊数据生产因其所处的具体生产关系而可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更近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概念。因为只有某些由劳动者运用自身智力或体力所创造出来的特殊的数据能够因其特殊组合表达特殊信息，才能够扮演必要劳动的产品，如代码编写和动作捕捉。但在现实中这些特定的劳动和内容与上述全部作为剩余劳动的一般数据生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数字无产阶级与传统意义上无产阶级的区别在于，其剩余劳动部分就是数字劳动所生产的数据，在更多的情况下构成剩余劳动全部。
3.数字无产阶级所处的剥削关系
全部作为剩余劳动的数字劳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极致体现。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毫无报酬的劳动仍有人从事，而一般数据又是如何被资本占有的。其根本原因涉及到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另一个赖以存在的因素，即资本的社会权力。
阶级剥削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社会强制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是人生产的，数据积累往往和探测、监控和个人追踪等侵入性系统相伴相生，这就揭露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这里，资本权力强制人们将数据交由资本支配，其方式是在数字无产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获取数据，这种“同意”根本上来源于资本对劳动资料的占有。终端用户许可协议要求用户在使用服务（劳动资料）之前，必须在网站或应用程序的页面选择同意放弃对其数据的所有权。从更深层的社会现实来说，如今的相当一部分数字平台和应用软件实际上都是私人资本占有的，其包揽了数字资本主义生活的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现代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的个体数字无产者，面对这样的现实是很难以放弃现代生活方式为代价来抗拒数据方面资本的剥削。面对这一不含协商流程的单方协议，用户只能选择同意，不然便会丧失（劳动资料的）使用权。此外，为了防止部分较真的用户全盘了解这些条例，剥削者便将其设计成内容冗长、条例密集的文件。研究显示，每人每天连续阅读8小时，需要76天才能浏览完用户一年内遇到的隐私政策。也就是说，数字无产者必须使自己的全部数据生产成为剩余劳动，才能换取对劳动资料的使用，即便这种对劳动资料使用本身的目的与数据生产无关（休闲目的或其他的劳动），其也已被实质性剥削。
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见在符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概念的前提下，数字无产阶级的共同性在于以人机交互方式从事数据生产这一物质性的数字劳动，且作为剩余劳动的数据为资本无偿占有。而这种占有，是资本通过对劳动资料的私有，强制劳动者放弃数据所有权实现的。这样，基于这三个数字无产阶级的共同特征，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领域中，寻找一个符合共同特征的数字劳工群体作为典型，继续分析数字无产阶级的内涵。
（二）数字无产阶级的典型分析
依据上述数字无产阶级的共同特征，我们在这里选取数字资本主义中最为广泛存在的用户，即“玩工”群体作为典型进行分析。同时，“玩工”也是数字资本主义剥削和数字无产阶级的极端形式，即全部数字劳动都成为剩余劳动。“玩工（Playbour）”这一词是库克里奇通过研究电子游戏“半条命（Half-Life）”的模组化“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最早提出的，用于形容电子游戏中那些为游戏提供模组进而对游戏公司资本盈利产生贡献的改装玩家。在此之后，这个概念所指涉的群体被广泛解释为所有为大数据提供自身数据的用户群体。这种用户的劳动，意味着互联网平台的商品是用户数据，创建这些数据的过程同样被认为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互联网使用者的大部分行为，诸如线上社交、编辑维基百科、发推特、上传视频等都是无偿的，因此实际上是这些劳动成为了互联网公司利润的直接来源。
1.作为改装玩家的“玩工”
我们先就“玩工”一词本身的所指，即改装玩家来进行分析。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游戏销售社交平台之一Steam为许多愿意向公众开放游戏内容编辑权的电子游戏厂商提供了名为“创意工坊”的技术支持。这一类型的技术支持旨在让玩家参与到游戏内容的创作中，进一步丰富游戏内容并维系良好的游戏玩家社区氛围。但是，玩家这种出于提升自身游戏体验和与玩家社区分享的行为实际上增强了游戏对玩家的吸引力，促使更多潜在玩家购买游戏。尤其是以Paradox为代表的高度模组化游戏厂商，玩家制作的模组所吸引来的消费者占到相当一部分。可见在这个过程中，游戏厂商由于占有电子游戏这一以数据构成的商品本身，强制获取了游戏玩家制作模组的数字劳动成果并增加了游戏作为数字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在这其中，游戏厂商从未向增加了游戏商品价值的玩家支付任何报酬，也就是将玩家制作模组的数字劳动全部变为资本所占有的无酬剩余劳动。甚至于个别游戏厂商直接将玩家制作的模组纳入游戏本体之中，而不向制作模组的玩家提供相应的劳动报酬。这是因为玩家依托游戏厂商的游戏制作模组的前提，就是放弃自身对所制作的模组的版权（数据所有权）。与改装玩家这种情况类似的还有为影视制作字幕的字幕组，在网络文学平台发布文学作品的部分写手等。上述“玩工”在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休闲娱乐的过程中，为公司或平台生产出了重要信息，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价值。
2.作为平台用户的“玩工”
至于被广泛解释为“玩工”的数字平台用户，他们的数字劳动过程则更能体现数字无产阶级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改装玩家意义上的“玩工”生产的更多是特殊数据（游戏模组），那么用户意义上的“玩工”则直接生产了一般数据。与之前所论述的改装玩家一样，用户的数据生产也是在闲暇中进行的，即一切依托数字平台进行的休闲娱乐。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给他提供的产品。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这种不得不接受的就是互联网的“强制移动连接”和全部日常生活数字化。在此，数字资本主义的资本社会权力（社会强制）更为直观地体现了出来，这源于数字平台（一般数据组成的大数据）的私人占有。与传统资本主义不同，无产者不屈服的后果首先是丧失数字时代的生活。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发现，用户对互联网平台的使用首先产生了数据，是一种数字劳动。每一次用户数字平台使用（人机交互）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数据结果，都会经由平台回传到数据库之中，进而被资本占有，这是符合数字无产阶级共同特征的。但是用户之所以服从了这种对其数字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除了私人占有的平台进行的强制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数字劳动的成果，即单个的一般数据在数字系统即一般数据的集合中才能有意义，且单一的特殊数据也只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才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数据对用户的无意义并非是一个固有的前提条件，其无法有效利用自身的数据的直接原因在于，具备数据处理功能的生产资料和能够赋予个别数据意义的大数据系统由资本占有，用户无法绕过平台直接理解数据。斯尔尼塞克在这里进一步论述：“与（传统的）生产不同，在平台上，竞争不是通过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异来计算的；收集数据和分析成为判断和评价竞争优势的标准。这意味着，如果这些平台想要竞争，他们必须收集、分析和控制数据——他们必须在这方面投入大量固定资本”。借助这样的论述，我们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实际上又回到了大数据和数字平台的私人占有上。这种占有在这里表现为对数据解读和使用能力的垄断，与上文所述的通过社会权力强制的日常生活垄断共同构成了作为数字无产阶级典型代表的“玩工”在阶级关系中的表现。
四、非典型的、广义的数字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育最充分、最典型的英国，现实中也存在着大量“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对于数字资本主义而言，我们也不能断言在其中只有标准的数字无产阶级而没有其他的存在。虽然这些数据公司从用户的“数字劳动”中积累了剩余价值，但是就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占比来说，2022年全球有66%的人口使用互联网，所以我们也需要看到在这其中也有着不典型和其他符合共同特征的数字无产阶级部分。在社会现实中，数字劳动与其他劳动形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依托数字平台进行的劳动（譬如外卖骑手）在生产着数据的同时也存在着其它形式的有酬劳动。同时，数据作为一种物质，其存在本身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所不同的一点在于，数据必须依赖计算机及其存储介质（硬盘、云端服务器等）产生和存在，所以这里又存在着间接的数据生产，即数据相关的电子设备生产。进而可见，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广义的数字无产阶级，在包含狭义的数字无产阶级（直接数据生产）的前提下也包含着从事数据相关电子设备生产（间接数据生产）的无产阶级部分。而从事间接数据生产的无产阶级也是数字资本主义嵌入总体资本主义的中间环节和过渡连接点所在，进而也是数字无产阶级与总体无产阶级的中间环节和过渡连接点所在。
由此，我们也需要对非典型的和广义的数字无产阶级进行考察，并说明其中数字的成分所在，进而维护数字无产阶级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概念的总体性以及数字无产阶级的嵌入性。在这个问题上，福克斯对数字资本主义产业链的关注以及奥滕立德所提出的“同心圆结构”为这部分的论述提供了启发。
（一）非典型数字无产阶级的“典型”
在今天现实社会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劳动中，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数字劳动也随之渗透到了其他劳动中，产生了一系列非典型的数字无产阶级。这种结合渗透的典范首先就是包括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平台劳工和被称为“码农”的程序员群体。
1.平台劳工与“数字控制”
在社会学对平台劳工中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中发现，数字平台会在骑手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其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及安装在其中的配送软件收集包括骑手轨迹、速度、个人身高体重等数据。而且，平台在收集数据之后会基于大量的骑手个人特征维度和历史数据进行云计算，构成平台管理骑手的主要依据，用来对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控制。这一过程被学者总结为“数字控制”（DigitalControl），即隐秘地收集运用数据及其结果，用于劳动过程的控制并维持一种技术“中立”的假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骑手（网约车司机同理）在扮演传统无产阶级中运输业劳动者这一角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被数字平台无偿占有了，并且这些数据走向了作为一般数据集合的大数据系统，反过来成为了统治自身的资本权力。
2.“码农”与算法开源
对于“码农”而言，“算法革命”这一技术革命为他们的劳动赋予了鲜明的开放性和开创性。这是由于算法的技术研发有着极强的前沿性特征，依赖于代码开源实现了集中全球研发优化力量和技术扩散应用。在以GitHub为代表的公益性开源技术交流平台上，由世界各地的“码农”无偿上传的软件和多种程序的源代码可以被所有人使用、修改和传播，这大大促进其群体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有赖于数据这一特殊的物质存在，因其可以复制粘贴，“码农”实现了在改进自身生产工具的同时为他人同样改进生产工具。譬如过去的伐木工只能将自己的斧子打磨得更加锋利，但由于现在的“斧子”可以快速复制粘贴，打磨一把“斧子”就几乎等同于打磨了所有的“斧子”。然而，“码农”在现实社会中就是各大企业的雇佣工人，是出卖自身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资料的无产阶级。所以，开源技术共享因“码农”作为雇佣工人身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进而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码农”在开源共享平台上的数字劳动最终还是回到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同时因为劳动异化的存在，开源代码不断将“码农”的工作去技术化，消解了技术和创造所带来的对劳动的掌控与劳动的意义；随着效率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进一步下降，竞争加剧也使得“码农”的工资降低，从而反对着“码农”自身。
以上两种非典型的数字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都不是纯粹的数字劳动，但是数字劳动及其产品都在其总体的劳动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数据直接被资本所占用并用作“数字控制”手段，而有的数据则作为公共性的劳动资料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
（二）广义数字无产阶级
1．间接数据生产
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首先要回到之前讨论的数据生产本身的特性来考察广义数字无产阶级的存在。首先，数据生产的整个过程是人（即劳动力）与机器（劳动资料）交互，并将交互的结果写入存储介质（劳动对象）成为数据。正如马克思所言：“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即任何一个劳动要素的缺失都将使得劳动过程无法进行。就数据生产而言，缺少了作为劳动对象的存储介质，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便无法进行，数据生产也就不复存在。在这里，作为数字劳动结果的数据必须依赖存储介质而不能独立存在。如果是云端服务器等热存储介质，那么数据的存在不仅依靠存储介质本身，也需要消耗一定量的能源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由于数据对存储介质的依赖性，以及数字设备作为产生数据途径的唯一性，存储介质与数字设备的生产实际上也是数据的间接生产。从另一个方面讲，数据由于是被“写入”存储介质的，所以存储介质本身是“无数据”的。以上述的机械硬盘为例，只有磁化并产生指向后才能表达0或1，而固态硬盘在注入电子之前所有字节全部表达为1（这仅仅是一种技术习惯），实际上表达着不承载复杂信息的一般数据。所以，在逻辑的意义上，存储介质中的每1比特都有着其数据内容。鉴于这种逻辑上的关联，我们能够把这样一种存储介质及其电子设备的物质生产称为间接数据生产。
2．从事间接数据生产的无产阶级
在我们确认了什么是间接数据生产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考察从事这一生产的无产阶级。借助福克斯对数字设备生产链的追踪研究，我们可以窥见以数据生产为核心、间接数据生产为外延，覆盖全球的庞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以iPhone为例，每一部iPhone都由来自超过两百个供应商的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由遍布全世界范围内的工厂生产，最后汇集到制造业企业在亚洲设立的超级工厂之中进行组装。在这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主要来自日本、韩国和美国。以iPhone13为例，其芯片、三星电机的相机镜头和多层陶瓷电容器、相机模块，分别来自LGInnotek、三星显示器和LG显示器等多家韩国企业。韩国制造供应商在iPhone13中的零部件占比由27%上升到了30%。而其内部5G基带射频芯片等则来自高通，无线充电模块、屏幕和摄像头大多也都是由日美韩提供。在众多的配件之中，按照单个零件的成本来计算，其中成本最高的是屏幕、A6芯片和内存，这三项中只有A6因为三星对dram核心的行业垄断，使得苹果公司很难绕过三星。其余的关键零件如屏幕和内存，苹果或多或少使用了两家以上的供货商。这样的产业布局可以保证产能充足，并且获得在供应链中更大的话语权和议价权，从而压低零部件价格。最终这些部件将被运抵位于东亚和南亚的电子组装厂中，组装为完整的产品并经由物流网络分销至世界各地。
在iPhone的生产过程中，间接数据生产在今天直观地表现为一种国际大分工。其中既囊括了发达国家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包含着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厂流水线工人，他们以一种经典的劳动方式进行间接数据生产，即生产着数据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围绕着以存储介质和计算机为核心的数字设备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与从事直接数据生产的狭义数字无产阶级一道构成了更为宽泛的广义数字无产阶级。而在福克斯的研究中，随着数字设备生产链向开端的延伸，还有着为数字设备生产而开采矿产的矿业工人阶级。由此我们依靠这样的分析，可以构建一个数字无产阶级的“同心圆”结构（如图1），用以说明数字无产阶级在作为总体的无产阶级之中的位置以及其关系。在这幅示意图中，我们看到了数字无产阶级在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位置，而从事间接数据生产的那部分数字无产阶级构成了数据生产与其他物质生产、数字无产阶级与其他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中介。狭义-广义-无产阶级三者之间通过生产链，即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相互依赖的同时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彼此间相互区别。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过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考察和分析发现了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无产阶级所指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辨析其他与数字资本主义相关的无产阶级概念，在梳理相关概念原本的所指后，提出了数字无产阶级概念作为一个新的能指填补了所指的空白。并且，本文以“典型分析法”对数字无产阶级的所从事的数字劳动的物质性进行了确认，明确了数字无产阶级的共同特征和一般规定，构建了数字无产阶级的“同心圆”结构以说明其内部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以及数字无产阶级整体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关系。最后，本文所提出的数字无产阶级概念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阶级问题，以及在未来可能实现的数字社会主义，乃至数字共产主义的讨论中扮演革命主体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