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第3期】高放：应当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飞跃和扬弃?——与陈林同志商榷
一、不赞同多次飞跃说是出于对别人观点的误解
《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5期发表中共中央编译局陈林同志写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飞跃及其扬弃》一文。作者对目前我国学术界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发展史上有过两次飞跃说、三次飞跃说和四次飞跃说,均不表示赞同。那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原因在于这种种说法都不是从社会主义作为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体本身的发展变化着眼,而是把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作为划分标准,这就难免受到唯我所用的思维方式的诱惑,甚至陷入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误区。”。我们以为这种说法完全是对别人观点的误解。不论两次飞跃说、三次飞跃说或者四次飞跃说,这种种说法的提出者都是理论联系实际、都是从社会主义作为学说和运动的统一体本身的发展变化着眼的。
理论的飞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实践的飞跃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的。例如,正由于19世纪30—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有新发展、新经验,所以4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才可能由空想变为科学,开始了第一次理论上的新飞跃;正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才使得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工人运动发生了新的飞跃,从而促进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的新飞跃。依此类推,社会主义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苏联的第二次飞跃和下半叶在中国的第三次飞跃,也都是在学说与运动的统一体本身的发展变化中实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三次飞跃都不是个别杰出思想家在书斋中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他们投身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总结运动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尽管其中难免包含不同程度非科学的成分)。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如果从1516年出版莫尔的《乌托邦》算起,到1844年欧文的《新道德世界》问世,经历了约330年,其间出现过几十个社会主义思想家,发表过几百篇论著,他们的思想虽然也在不断变化和前进,但是始终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始终未能实现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飞跃,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当时缺少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正在于他们很少与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联系。他们的学说大多是个人思考与探究的结果。19世纪4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统一体本身的发展变化,仍然需要而且必须要求杰出的思想家对这个统一体本身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三次飞跃,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的光辉成果,而绝不仅是他们几个人自己思想认识变化的产物。思想、理论的飞跃最终总要依靠少数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来完成,而不可能老是停留在客观的实践状态。所以硬把这种种飞跃说看成是脱离社会运动、仅仅以几个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作为划分标准,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当然,人们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不同,对于客观运动实际经验的理论总结,必然很不一样。所以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除了产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外,还出现过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前者已被实践检验证明了是科学理论,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飞跃;后者也已被实践检验证明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理论,它们并未实现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正飞跃。现在作者把我们认为是科学理论的飞跃成果,说成是“受到唯我所用的思维方式的诱惑”,甚至“陷入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误区”,难道把蒲鲁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都列入科学理论,才不算唯我所用,才不是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末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没有什么是非界限了吗?
作者不赞成多次飞跃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真正的飞跃只有一次,就是19世纪后期开始的社会主义理论同劳工运动的结合,并以后者作为主要体现形式。这次飞跃是从思维到现实的飞跃,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实现历史飞跃的关键因素”。可见,作者是主张一次飞跃说的,而且侧重于劳工运动实践的飞跃,只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作为社会主义实现历史飞跃的关键因素。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飞跃,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才会出现劳工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飞跃。
二、一次飞跃说的要害是低估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成就
我们与陈林同志更大的分歧还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只有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实现的一次飞跃,而在整个20世纪并没有出现另一次飞跃。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后期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和最高成就仅有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工人政权;在20世纪,无论怎样,社会主义毕竟先后在东欧、东亚和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建立了新的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工人政权,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许多新成就。总结如此丰富的新的实践经验,难道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发生新的飞跃吗?令人遗憾的是陈林同志完全无视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而只看到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问题。他的一次飞跃说的要害是低估了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的新成就。
他虽然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首创精神及其建构新社会的历史价值,却只字未提到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和理论作用;反而说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应付现实的矛盾而忽略理论的创新,或者为了解释现实的行为而歪曲理论的真义,乃至做出种种悖理和变态的事来,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取向。”可见在他看来,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几十年当中,理论上不但没有建树,而且时常遭到歪曲。如果真是这样,当然就谈不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新经验和新飞跃。作者进而谈到:“实践的丰富多变消磨着理论的体系完整,事务的繁杂开始吞蚀原则的纯粹,越是现实成就赫然的时候,这种情况越明显。所以,二战后一段时期,东欧和亚洲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西欧各国政坛也纷纷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把持,社会主义的实践仿佛一遍(片)兴旺,可这种兴旺对于作为理论和实践整体的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来说,却无异于一次回光返照似的跃升。此外,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充满激烈的争论和不可逾越的派别界限。理论的探讨因为不同的社会主义现实立场的不同而黯然失色,大多沦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对方行为的攻击。”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作者对二战后社会主义阵地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也是持否定的态度。且不说作者把二战后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和社会民主党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台并列为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片兴旺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作者把社会主义的一片兴旺看作是“回光返照似的跃升”,这样岂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46主义在战后的真正大发展?再说,实践的丰富多变为什么只是“消磨着理论体系的完整”,而没有促进理论体系的更新?事实上战后东欧好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多次要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而不是在消磨着理论体系的完整。战后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和各国党内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多次激烈争论,并非都是无原则的派别之争,理论的探讨也并非都是黯然失色。其中很多理论见解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对传统经典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新突破。例如,各党是平等的,独立自主的,不存在“老子党”或领导党;各国要结合自己国情探索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不发达国家要大力铲除封建主义余毒,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工人自治、社会自治;社会主义公有制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外,还有社会所有制、股份制等形式;社会主义国家除传统计划经济外还要利用市场调节,才能加速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新认识都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作了重要的准备。
更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只字未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特色论”迄今刚正式提出十几年,理论上还不够完善,实践中还未能全面贯彻,而且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个理论是在当今世界局势新发展、时代主题新变化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成就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来的。它毕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人口第一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很多新观点继承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诸如独立自主、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一国两制论等等,应该说这些理论观点都是区别于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作者大概认为这些理论观点目前主要还都是政策性的理论,还缺乏深刻性和系统性。殊不知当今理论工作已发生很大变化。以往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与著述,很少参与党的决策与领导活动,所以那时理论论证充分,理论成果辉煌,有《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巨著问世。后来领导人忙于党的决策与领导活动,少有大部头论著。但是其重大决策是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深沉的理论思考的。因此,即便是形式上表现为政策性的理论,我们都不可低估其理论深度和理论价值。我们理论工作者正是要对之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深刻论证的。我们认为,完全有充分理由和充足根据把“中国特色”论看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次飞跃的开端。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不应该重犯民族夸大狂的错误,例如以往曾经把毛泽东思想说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不应该忽视我国亿万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创造,不应该低估邓小平和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新实践的科学总结。我们深信,“中国特色”论今后还会进一步丰富、发展、完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经验还会使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次飞跃更加充实,更加完满。
三、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依靠西方独立左翼人士和新社会运动吗?
陈林同志并非停留、固守在一次飞跃说上,他也看到社会主义在发展中还会实现新的飞跃。他认为“社会主义实践上的低潮往往有利于真正严肃的理论探讨”。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他看不到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实现理论的创新。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受到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的严重侵蚀,表现47为对所谓“政绩”的片面追求,“似乎只要上了一些大项目,搞出几个高指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充分发挥出来了。”这样“即使经济一时搞上去了,社会也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社会主义也被一些人曲解为技术革命的直接产物,曲解为技术要求的社会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则被从`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角度予以理解和阐释”。我们认为,这是夸大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缺点,并且上纲过高,同时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追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成就。
陈林同志还提出一个很新颖又很奇怪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外,独立左翼人士作为某种学理存在,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当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而当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困境,他们的分析便显示出独到的深刻来。或许正是应了`旁观者清’的常理,独立左翼人士几十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剖析成了苏东剧变后世界性的理论大反思最有见地的主流观点。他们的作用的这种凸显,预示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理论创新阶段。”按照他的这种看法,未来社会主义理论的飞跃和创新,主要要依靠非党的独立左翼人士,而不能指望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可惜他在文中没有举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西方独立左翼人士的“独到的深刻”究竟表现在何处,也未能指出这些人的“最有见地的主要观点”究竟是什么。我想他所说的“独立左翼人士”,大概是指象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科尔施、列费弗尔、哈尔马斯、罗默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还包括熊彼特、麦克莱伦、海尔布隆纳等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影响的学者,应该肯定,他们对共产国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和弊端的分析,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探索,的确有不少可取之处,我们应该借鉴和吸纳,切不可对之采取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不分青红皂白乱加批判,一概排斥。但是,如果说因为他们无党派,所以才能旁观者清,这就未免言过其实了。他们也有很多旁观不清、不深的问题。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可能比党外人士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错误并且改正错误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就注定无法自我改正了。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认为现代社会是政党林立的社会,任何变革和改造社会的方案都只有通过某些政党执政才可能付之实现。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必须要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真诚向往理想社会的各派社会主义者,广泛联合起来,才可能实现,其中坚力量依然是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独立左翼人士的各种卓见远识,如果不能溶入共产党人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依然不可能对广大群众独立地发展很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未来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还是应该首先寄希望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同时还要善于吸纳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独立左翼人士的各种真言灼见。
四、传统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完全扬弃吗?
陈林同志对西方独立左翼人士寄予厚望、情有独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都感到失望。他认为“社会主义从学说阶段到实践阶段的飞跃,现在已经到了予以扬弃的时候了。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现实表明,由于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身失误,各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已经无法胜任自己昔日确定的历史角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为自己开辟新的天地,而这一历史进程的起点是理论的创新。只有经过否定之否定,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再用新理论指导新实践,社会主义才能赢得新的生命力。返回思辨,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突缺口”。为什么要扬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呢?在他看来,因为它们已经没有“较常识为高的思想”,“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已经受到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的严重侵蚀。超48越它们成为我们的紧迫责任。”接着他列举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受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严重侵蚀的事例和情况,然后指出:“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作为当代左翼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对传统左翼运动失去思辨优势和批判精神的反抗,另一方面则对人类滥用技术能力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片面追求技术进步而导致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泛滥的抵制。……这其实是对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双双擂响了战鼓。”他这里所说的“新社会运动”就是指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等。
我们认为不应该、也不可能整个扬弃传统的、现实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而必须、也只能扬弃传统的、现实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已经不适应当今世界新变化和未来社会发展新需要的那些理论、体制、模式、方针和政策。我们深信,传统的、现实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扬弃了沉渣、重张了精华、吸纳了新奇之后,必将焕发青春,再现异彩。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推行改良主义取得了一定成效,理论上也有一些翻新,但是仍旧停留在修补资本主义框架之内,从理论到实践的确并没有多少创新。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社会民主党内有左右翼之分,左翼和广大基层群众中确有很多真诚向往社会主义理想的有识之士,他们至今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弃旧图新。共产党几十年来历经兴衰成败,尽管垮了一批,总还有另外一批在不屈不挠地革故鼎新,前仆后继。以往的劳工运动是以蓝领体力劳动工人为主体,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劳工阶级知识化、多样化和程度在不断提高,未来的劳工运动是以白领脑力劳动工人为主体,兼有蓝、灰、金、粉领五颜六色工人的大联合。所以未来的新社会主义必然还是以新劳工运动为主力,新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以不断改革的共产党和逐步变化的社会民主党为主导,新劳工运动和新社会主义运动还会汇为主流和洪流,绿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力量也会增长,然而不可能取代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新社会主义应该从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等吸取养料,然而主要的营养液还是来自新劳工运动和新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上述这些新社会运动都只是反映某一层面的问题与要求,而这些问题的总解决都必须纳入变革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大洪流。况且这些新社会运动本身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再发展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新劳工运动和新社会主义运动要大力吸收新的社会力量,然而这些新社会运动不可能成为新社会主义的主力、主体、主导和主流。
总之,我们认为陈林同志的社会主义一次飞跃论,比之两次飞跃论和四次飞跃论更不符合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因此更是说不通;同时,他把未来社会主义的飞跃主要寄托在非党的独立左翼人士和各种新社会运动上,这也必将被未来的实践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以上管见可能有疏漏和纰误,敬请陈林同志和诸位专家、读者指正。(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