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 进一步布局现代化强国战略任务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 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性视野, 从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和十八大以来5年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出发, 科学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新的历史方位, 深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展现的重大时代价值,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找到了新的时代坐标。习近平“新时代”论断建立于深邃且宽广的历史之维、未来之维和社会动力之维三大指向之上,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成就为标志的历史实践新指向、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标志的战略任务新指向和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标志的发展动力新指向是“新时代”论断的三大客观依据。

习近平“新时代”论断既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 把握和认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阶段性飞跃, 为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具有鲜明阶段性发展特征的新指向, 又指向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与此同时, 还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发展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提供的中国方案, 深刻展示出中国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引领作用。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 以及世界的历史, 乃至一个国家的社会道路、思想理论、制度、文化, 无不是在推陈出新的实践过程中发展的, 新时代总是通过社会实践的历史维度得以反衬。因此,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方位, 必须关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成就和重大意义, 从而占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时代制高点, 洞悉新时代的新指向。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此历史实践新指向, 主要涵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性伟大飞跃, 其新时代指向为“强起来”;二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致的低潮到在本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其新时代指向为“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摸索到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拓展全新途径, 其新时代指向为“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以上三个方面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维度出发,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特征。其意味着近40年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未断, 旗帜不倒, 发展方向没变, 尤为重要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车轮前进到现阶段, 具备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指向。依此新指向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方位, 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时代出发点, 反过来, 这一时代定位又引领实践, 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立足点。

众所周知, 自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现实性上, 也就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 便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弱积贫、内忧外患的旧时代就如何取得革命成功、中国人民如何站起来、中国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这些复杂课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最终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 并且首倡“共同富裕”, 自此“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根本价值取向。建国初期, 我国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 但也走了不少弯路, 特别是“十年文革”那样的严重曲折, 一度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长时期得不到改善, 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正是在中华民族要复兴、人民生活要富裕的初心召唤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人民意愿, 不忘历史使命, 果断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后, 数届中央领导集体前后一致、旗帜鲜明, 始终将“富起来”作为发展目标, 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富”时代。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各方面建设成就卓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 跻身世界主要国家前列, 国内生产总值已增长到八十万亿元,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按照十九大的战略部署, 经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到2020年, 中华民族将走出“创富”时代, 跨入“强起来”的时代制高点。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无理论指导的实践极易迷失方向, 这样的实践缺乏引领, 不能激发群众奋斗热情。反过来, 实践又能促进理论创新发展, 给予理论时代特色和更强的指导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中国人民面对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就是如何站起来。在经受痛苦考验的艰辛探索中, 中国共产党一经接受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局面便焕然一新。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创立的, 它为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方向, 找到了途径。科学社会主义一经产生, 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实践就一直没有停息。其间, 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先后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1847年6月, 伦敦英国诞生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 此后, 共产党先后领导了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 组织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二次高潮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实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 苏联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到20世纪70年代, 社会主义扩展至欧、亚、拉美的十六个国家。同一时期,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 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那天起, 就始终伴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和解决。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历史性课题后, 在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面前却遭遇重大挫折, 到1992年, 十六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十一个覆灭, 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陷入低谷。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家族中的一员, 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更加落后的大国状况使得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 更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 在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无法找到现成答案。然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实际中来, 实事求是, 坚持走自己的路, 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近40年来, 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21世纪, 各类社会主义政党重新探索适应各国国情的新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不是别的什么主义”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当今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实现社会主义中起到更多更大的作用, 这一点已被实践所验证, 并得到广大群众认可。本世纪,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重新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站上了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舞台的时代制高点。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以工业革命为起点, 西方国家相继经历现代化过程成为发达国家。历史地看, 现代化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想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各种价值为目标, 寻求富民强国新出路的过程。今天, “现代化”无论遭遇何种诟病, 都无法改变它成为世界后发国家竞相追逐的发展目标。客观地说,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以掠夺殖民地而达到资本形成及资本扩张的实现过程, 在现实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 这种发展路径是不可重复的。对于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中国家, 按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 借用西方话语环境的“现代化”经验过程显然行不通。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 我们拥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即是说, 我们没有留恋以前的旧体制旧时光, 而是大胆改革、锐意进取, 与此同时, 我们也没有照搬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 而是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它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得以拓宽, 给予那些既想发展又想自主的国家和民族全新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站在了引领世界潮流, 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的时代制高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 新时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4。也就是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既指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 为定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具有现实执行性步骤的新指向, 又指向为全世界人类将要作出的更大贡献, 宣示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责任担当。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现实梦想, 又是具体目标, 这一梦想和目标由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一个个阶段性任务来实现。早在1987年, 邓小平同志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步骤作出科学构想, 党的十三大将这个构想概括为“三步走”发展战略, 十五大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 21世纪头十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 人民过上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 建立起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步, 建党100周年时, 国民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 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第三步, 到21世纪中叶, 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中华民族由富到强的战略步骤。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 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中华民族站在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崭新的历史起点上。正是在这个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同志深入审视新时代的新指向, 高屋建瓴谋划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战略, 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从现在起,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转而指向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强盛这一战略任务上。对此, 十九大报告进行了精致周密的阶段性谋划, 概括起来就是, 一个“决胜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历史交汇期”:实现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落实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 “决胜期”和“历史交汇期”具体呈现为两个“战略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 从2020年到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 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到战略任务上,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国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为标志。由此, 习近平“新时代”论断的战略任务新指向可以理所当然地概括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三个阶段性目标, 三者共同支撑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

自从邓小平在1981年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其内涵不断丰富, 标准不断提高。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们国家在提前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任务后, 党的十六大宣布, 在本世纪头20年,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 又提出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基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系列新成就, 十八大提出坚决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 收入分配差距缩小, 社会保障全民覆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要取得新的跨越发展。正是基于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的成就, 习近平庄严宣布, 解决温饱问题、人民群众总体上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两个阶段性战略目标已提前实现, 并断言, 从现在起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黄金时期和关键时期。

小康社会的建成, 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 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 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条件和要求。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思想, 采取的措施是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帮助后富。1993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走一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共同富裕”之路。这一时期, 强调效率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紧密相关的, 但是在强调效率的同时, 从未忽视公平。2003年,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为本, 更加关注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全面发展,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核心战略思想, 极大地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习近平同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 对共同富裕的目标做了两个阶段性部署。第一个阶段, 从2020年到2035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用十五年的奋斗时间, 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个阶段, 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 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几代领导人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对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由探索到即将实现的战略新布局。纵观六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追求。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实践和探索, 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共同富裕的道路越来越宽广。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目标规划到层层推进, 从遥远期盼到近在眼前, 从伟大梦想到即将变为现实, 无不展现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 中国的发展强大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民, 还属于世界人民。近代中国制度腐朽、发展落后, 备受世界列强欺凌, 中国一度被置于世界舞台的边缘。近年来, 中国的发展与变革, 给世界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已发生决定性变化, 中国已从过去“被边缘化”的状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十八大以来, 中国通过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 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大国形象,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些年, 尽管国际上还有人叫嚣中国威胁论, 但客观审视就会发现,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富强给世界带来的绝不是威胁, 而是机遇和贡献。随着十九大所确立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和重大任务的逐步落实, 中国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因此, 立足接近世界舞台中央, 习近平将“新时代”论断的新指向定格在“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上。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与规划, 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技术支持以及劳务支持, 直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些必然使强大的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决定性支撑力量, 特别是在世界许多重大共性难题的解决和关键领域的发展上, 现阶段的中国已经体现出比较优势和创新活力。国外专家认为, 中国在多领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排头兵。更为重要的是,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 并对“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部署。这表明, 中国将在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作出创造性的巨大贡献, 充分展现出强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央的责任意识和大国担当精神。

唯物辩证法认为,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中, 主要矛盾居于支配地位, 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唯物辩证法的主要矛盾观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以及战略决策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也是时代论断的发展动力依据。明确发展动力指向, 是确定历史方位、把握时代性质的逻辑基础, 是凝练党的指导思想、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确定党的基本纲领的重要前提, 也是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自身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论断的根本指向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习近平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作为关系全局的“新指向”, 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

新时代的发展动力新指向是自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矛盾判断作出的重大调整。1956年, 中共八大依据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 判定“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十一届六中全会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确定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此后直至十八大报告中, 相关表述都未发生变化。而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矛盾转化的认识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唯物辩证法认为, 发展是时代的永恒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其实质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空前发展, 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大幅增强, 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历史必然,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变化的时代必然。回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 中国是从人口多、底子薄, 生产力水平不高的落后状态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截至1978年, 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 农村大部分地区处在贫困状态。正因为如此, 这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文化落后的问题, 人民群众最大的需要是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提高的需要。这一主要矛盾成为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深层社会动力基础, 成为以邓小平同志为起点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坐标。直到十九大召开之际, 一届又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懈奋斗,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所致力解决的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在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 纵观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 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从生产力水平不高到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 真正实现了富起来的时代性飞跃。这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支配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富起来已得到解决。但是, 我们仍要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的脉搏, 清醒地认识到, 一方面, 当物质文化需要获得了较大满足、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后, 人民的期盼将转变为“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 这些更多的获得感需求和更高的幸福感需求概括起来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此同时, 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另一方面, 生产力的发展尚没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目前阶段, 生产力的落后局面已经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主要存在于五个方面, 首先是沿海与内陆城市发展不均衡, 尤其是一些地区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协同发展缺乏统一步调;其次是城乡发展不均衡, 目前虽然城镇化率已超过一半, 但仍有四成的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 其生活条件相比城市居民差距还很大;其三是人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不平衡, 高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在释放了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 也导致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其四是我国产业发展结构不平衡, 虽然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超过50%) 超过制造业, 但依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不仅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不平衡, 而且在制造业中先进制造业发展也相对落后;最后是收入水平不平衡, 高低人群收入水平差异巨大。我国当前发展不充分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 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 但市场体制还不健全, 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其次是科技发展不充分, 虽然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但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还相对落后, 创新能力还不够强, 大量的核心关键技术依然要靠进口;其三是资源能源利用不充分, 我国单位GNP的能源消费量是发达国家的4-14倍, 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远高于工业发达国家;最后是民生工程发展不充分, 老百姓关心的很多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保障和改善民生仍然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上述社会变革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正是中国发展的深层社会动力情景的重大变化。习近平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作为“新时代”论断的关系全局性指向来把握,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和唯物史观, 非常理性地抓住了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 既明确看到发展的方向和时代任务, 又正确认识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以尊重历史现实和展望未来发展的抱负和眼光回应各方期待。

习近平将发展动力新指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 深刻理解和正确认识了发展是“为了谁、依靠谁”这个历史使命和现实课题, 着力点由解决人民“求温饱有没有、够不够”的数量存量及低层次需要问题转变为要解决人民“求小康好不好、优不优”以及“求共富能不能、行不行”的增量质量及协调共享等高层次需要 (获得感、幸福感) 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 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就找到了揭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切入点, 从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历史性跨越与飞跃。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的发展动力新指向, 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主攻方向和奋斗目标, 提供了方法论。发展动力新指向全面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 聚焦和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系列问题,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全局、党的兴衰成败和人民幸福。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大新指向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 三者共同撑起“新时代”这一科学论断。历史实践新指向为“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是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作出的科学结论。战略任务新指向为“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提供特定的奋斗目标。新时代就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中得以呈现。发展动力新指向为“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提供深层社会根本依据。新时代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其中, 发展动力新指向在新时代判断中带有全局性和决定性, 不仅是时代判断的理论基础, 而且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供方法论。正是“三大新指向”, 使得“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具有了厚重的历史依据、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深远的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大新指向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的高度统一。它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 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未来;它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担起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国际重任;它把脉现实社会问题, 深入社会主要矛盾, 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论断上的科学运用。三大新指向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树立起“新时代”科学论断的时空立体坐标, 描绘出“新时代”科学论断的美好图景, 鲜明地展现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新时代要肩负的历史使命、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的奋斗目标、采取的基本方略、解决的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三大新指向既是基本尺度, 以此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历史性巨变, 布局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又是战斗号角, 以此为指向, 引领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