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实体存在和价值评价的大写文化概念，既可以广义归纳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可以理解为基于特定范畴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学艺术和行为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以“新文明观”的主旨演讲，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文明交流交融、互鉴互学”的主题发言，再到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依据人类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提出诸多内涵丰富、系统完善的新论述和新理念，构成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的现时创造。因此，从格局观、价值观、底线观、理想观和实践观，对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时代内涵做以全面阐释，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在21世纪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对回应和澄清“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故事”非模式化和非控制性的内在规定，也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分析视角。
    一、“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的格局观
    作为社会历史变迁和世界格局演变的一种见证，文明是习近平把握世界视野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重要范式。事实上，在以文明的存在状态和演变规律的解码中，突破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人类一直存在以文明多样性为结点的纵向（时间）/横向（空间）的知识建构路径。无论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对中亚、南亚文明的描绘，还是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对东方文明形态的书写，亦或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对26个文明类型的归纳，都可以用这种认知路径加以理解。从纵向来说，正是在以科技、道德、制度等要素为标尺的阶梯式运动中，才得以衍生出茹毛饮血的原始文明、田园生活的农耕文明、机器生产的工业文明和人工智能的信息文明。从横向而言，无论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划分，还是东亚文明、南亚文明、中东文明、地中海文明、拉美文明的区隔，文明的多元并行始终是世界在同一时序的自然图景。
    习近平不无说到：“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作为“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文明华章激荡人心和波澜壮阔之处，就在于“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这些生动喻言在确据文明交流互鉴就是以群体形式的对话和互动的同时，也契合了人类文明多元并行的历史认知规律。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孟德斯鸠、黑格尔、韦伯等思想巨匠虽然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特征，却由此推论出文明平等交流、包容互鉴的不可能性和不可行性，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格局观的独特性、整全性和超越性，即在于强调“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的多元并行非但不会带来文明间的优劣之分和绝对冲突，相反“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提供了重要文化基础”。
    其一，文明多元并行反映的各有特色，甚至因自然或人为条件而呈现的非平衡性，不表示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对此，习近平明确说到：“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作为人类应对生存与发展挑战的产物，固然有些文明经历了生长、发展、繁荣、衰落、乃至消亡的过程，但它们作为记忆符号的历史意义始终不曾消解。严格区分文明要素（如技术条件、教育条件、治理水平等）和文明整体的评价标准，客观事实解释的“特色”和主观价值判断的“优劣”，明确人类文明寓于而又超越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无疑是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格局观的首要界定。
    其二，文明多元并行说明文明的源起和生成有其独特性，但这不等同它们在交流互鉴前后没有共通共谋之处。事实上，所有文明的最大交集都是建立在人类两大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劳动成果与集体记忆基础上。习近平对中西文明关系曾生动指出：“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欢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经过希伯来文化的传播到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再到如今开放通融的世界市场的交相辉映，不同民族、国家创造的文明记忆不仅不是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反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在特殊中寻找普遍，普遍中发现特殊，这不仅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运作机理，也由此建构了“文明多元并行”到“文明交流互鉴”的运行轨迹。
    其三，“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多元并行绝非一定能够推论不同文明对立冲突的存在形式。“文明冲突论”虽然承认文明之间的差异，却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惯性思维中，形成一套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互不相容的理论体系。这不但以一种“遮羞布”掩盖了为攫取霸权而展开的利益之争，而且通过先进消灭落后、高等取代低等的话语预设，改变了文明多元并行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逻辑。在习近平文明多元并行的认知框架中，“不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包容，不同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发展模式、制度建构、宗教信仰、价值认同的差异是自然、正常的，这种差异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起点，也以和谐的状态留存在文明交往的终端。“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当说，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格局观在揭示文明多元并行与文明对立冲突不具有诸如因果、递进等直接联系的过程中，也在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层面，切中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的本质和要害。
    二、“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的价值观
    价值、精神、情感等理念因素是现实运动的规律性反映，并随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是相对稳定与建构性的。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正如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不存在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标的，“亲、诚、惠、容”不仅是中国在建构新时代大国特色外交中，与周边国家交往合作的理念表述，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交往经验的精神萃取，以相互交集，不可分割的整体价值追求，浸透到致力于人类文明交往与和谐发展秩序当中。
    第一，从理念决定生活的天国哲学，到生活决定理念的人间哲学，使理念在抽象真理的“理性主义”和“绝对精神”的光谱中得以“怯魅”，是马克思世界观的重要革命创制。但在“生活决定理念”的规范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割裂精神、情感、理念选择与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也未曾否定价值观作为感性生活升华物的相对意义。习近平多次强调，在人口、资源、工具的时空流动中，不同文明形态始终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但一方是亲和、真诚、互惠、包容及其对文明交流、互鉴乃至共存的推动，一方是冷漠、傲慢、倾轧、狭隘及其对文明隔阂、冲突和优越的预设。这不仅诠释了文明交流互鉴应当遵循何种价值取向，也使“亲、诚、惠、容”的价值先导作用得以明确，不仅没有与“物质是第一性”的唯物史观相背离，也避免了文明交流互鉴价值观的空置化。同时，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直接规约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取向，但真诚、开放、普惠一直是他们对待文明交往的准则。“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当“西方中心主义”在欧洲大陆甚嚣尘上之时，马克思却真正由孟德斯鸠、黑格尔精心架构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视界中出离，以客观、进步的立场高度肯定东方文明的传入，对欧洲实现文明突破的推动作用。“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诸如此类，从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与阿拉伯各国共建“21世纪丝绸之路”，到倡议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亲、诚、惠、容”理念通过多方位的地区合作、国际援助、安全维护等实现形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价值观中的思想灵魂与理论旗帜的意义。
    第二，中国和西方在与他者文明交往之时，始终存在着可继承延续的价值观。然而，在具体内涵上，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却迥然不同。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到大航海时代的新教伦理，再到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学派，在西方承袭发展的文明交往话语体系中，所谓与他者文明寻求共同价值的背后，潜藏的始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宰制和征服，甚至不惜以形式各样的宗教战争、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充当外在执行者。反观中华文明与他者的交往进程中，作为历史主轴的“仁者爱人”、“以礼相待”不仅开创了包罗万象、气吞山河的汉唐气象，也将“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无论是《左传》、《论语》的引经据典，还是张骞凿空、玄奘西行的史实叙事，从中外文明交往史中发掘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可依理念，汲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有益精神，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链条和内容供给。“‘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这不仅精准概括了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仁”、“礼”的价值标识，更深刻印证厚植在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中的“亲、诚、惠、容”理念，是对中华传统文明交往智慧的历史传承和当代发展。
    第三，从20世纪50年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精神，到新世纪以来的“和谐世界”主张与“亲、诚、惠、容”理念，创制和阐释契合人类价值诉求的交往理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对外关系的重要工作内容和实践经验。其中，虽然人工智能和数字媒介裹挟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的发展，使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象、手段和过程发生革命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交往准则的指导意义淡化或削弱了，相反在新的历史方位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历久弥深、历久弥坚。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曾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努力及其产生的丰富成果”，“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非关系的本质特征是真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又指出：“中阿双方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对方，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抗，创造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谐相处的典范。”就此而言，正是中国与包括非洲、阿拉伯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长期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积累和“旗舰”打造，“亲、诚、惠、容”理念不仅成为国与国、人与人交往的行为准则，也定格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共同价值。
    三、“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底线观
    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质。具体到作为交往活动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同其他国家、民族在历史境遇、现实需要和未来关怀的求同，并不意味着消解或放弃思想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边界。“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地气、灌注地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对本国本民族文明自觉自信，不以对某一种文明独尊或贬损，这正是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底线考量。
    在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底线观中，文明的自觉自信与交流互鉴非但不是彼此排斥，反而呈现“普遍—特殊”的辩证关系。一是文明自觉自信，不是在唯我主义的封闭体系的塑造，而是在与其他文明形态对话互动的确证。固然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的迥异，使不同文明存在诸多差异，但这种特有的身份标识与实际意义的确立，离不开以他者为参照，自我文明的传统元素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也往往在与他者的交流互鉴中被重新发掘。对此，习近平曾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开放包容、兼收并蓄非但不会造成自我文明特有内涵和魅力的消解，反而确证其中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具有他者文明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自我文明的转向和重构创造契机。二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性，关键取决于对自我文明是否在比较性的世界视野中具有全面、客观、公正认知。习近平多次指出，任何文明都不是绝对完美的，特别是文明的传统形态终究受制于低水平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对当代人类生活具有诸多非适应性。正因如此，“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唯有对本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足够了解，以自觉的意识、谦逊的姿态、科学的态度有的放矢，才能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中，不至于走向或以抱残守缺对待民族文明，或以极端迷思憧憬他者文明。正如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完全迷思于外部经验的闹剧和挫折已经证明，对它的生搬硬套和教条运用无法解决中国的困惑，唯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框架中，扎根于生动、现实的中国大地，重新认识和改造自我文明，才是解决近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从19世纪德国在普鲁士精神的特殊性和欧美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中建构国家崛起，到20世纪中叶以来的儒家文化圈创造的“东亚奇迹”，更说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非断裂运动，是文明现代性转向的基本特征。三是文明的自觉自信与交流互鉴是高度统一的整体，其过程是用影像和思想解读自我文明在人类文明总体的独特价值，在自然风物和人文精神中建构自我文明与他者的共享方案；其结果则是自我文明既是传承的形态，也是同他者对话的产物；其真谛在于以自我文明的自觉自信，与他者共享未来的“交而通”。换言之，割裂文明的自觉自信与交流互鉴的关系，纯粹对传统或他者文明模仿照搬，不仅会在封闭、保守、虚无的戾气和歧途中丧失自我文明的独立思考，也将在文明的僵化或同质中，使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复存在，从而滑向部落主义或拿来主义。
    漠视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放弃人民对既有生活方式的选择，只能带来自我文明的失序与倒退。同样，无论是近代前夜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天朝上国”的幻想，还是部分西方社会精英对“欧美中心主义”的迷恋，脱离和阻挡人类文明的激荡，首当其冲的就是自我文明。文明的自觉自信既是价值选择问题，也是方法建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处置发展和保护、传统和现代、地域和世界的张力。护底而不处处设限，守界而不划界为牢，这显然是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底线观的核心要义。“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在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底线观中，这三种矛盾正是在自我文明与他者文明同频共振的动态平衡中得以解决。进一步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真正探索出适应21世纪多重现代文明的自我样本。
    四、“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理想观
    在经济全球化衍生的技术、物质和消费主义的滥觞中，人类文明的交往图景是什么？全球化的文明是否会蜕变为文明的全球化？一方是坚定的普世主义，他们给出的答案无疑是文明的未来是单一、共性和同质的，但后冷战时代的挫折已然证明这是注定无法实现的。另一方是朴素的多元主义，他们认为无论作为语言、文字的知识活动，还是习俗、制度的生活内容，都是对独特、差异的确证，不过却有意忽略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物质生产，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制度建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精神追求，正在使不同文明的现代性认同愈发显著。这种只具有孤立、特殊的事实解释，不可避免走向碎片化、身份化的文明观。然而，在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中，无论是“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的寄语，还是对社会学家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引用，在憧憬人类文明全景的问题上，都可以将之概括为“世界大同，和合共生”。
    从《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愿景书写，到大航海时代开辟的对文明的全球史叙事，再到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人联合体”的使命昭示，作为理想旨归的“世界大同，和合共生”，本身就是中、西、马有机统一的文明结晶。依据唯物史观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预判到人类社会在全球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由“财产共和国”向“大同世界”的历史趋势。但他同样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通过斗争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辩证法，明确区分资本主义异化剥削和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主义作为历史阶段的二重意义，成为马克思通达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界定。进一步说，单一的文明形态（如西欧社会、俄国公社）在人类物质、制度和精神生产中只代表个别，不可能取得共产主义的“大同”，而后者也必须在诸多文明的“和合”中，确证自我的“共生”。
    另一方面，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变来说，“大同”、“和合”正是中国古人在典籍文献中，对所谓道、理运行的天下观念和中道思维的集中表达。习近平多次引用的“天下大同”（《礼记》）与“和合共生”（《国语》）都出自传统经典，与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国际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连，并在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政治思想精英的知识权力中生发出现代性。“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广大之，一起与诸民族并趋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在中、西极度对立的民族革命年代，孙中山不仅将大同世界的内涵，由人民共有、无分贵贱的理想社会状态，拓展为不同文明的交相辉映，更在文明与侵略、进步与野蛮的科学分野中，将不同文明的相异相补、相反相成作为“大同”的内在规定。

    “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合谐共生”。在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理想观中，这些具有新意的话语显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文明和谐状态的理想叙事，诠释了“世界大同，和合共生”就是异彩纷呈的文明个体，在对话和互动中结成的文明共同体。其最终彼岸既不在于某一种文明以科学的、现代的普世面貌，对世界历史的终结，也不是以互不相干的特殊性，去架空科学的、现代的普遍性。相反，它恰恰表现为共性和特性，民族情怀和世界主义的相通共进。因此，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理想观既不是意识形态的“绝对一元论”的统制产物，也不可能以单一色彩的标准化文明为结语；既不在于将文明的同一性无限放大，也不是简单堆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将人类文明真正视为“整体的特性”的有机体。这当中，以民族、地域和国家为表现形式的个体文明是独立自主的，也有着互补依存的需要，并在动态的、创造性的交流互鉴中，确证人类文明“存在的完整性”。
    “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展望，但并不代表这就是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理想观的落脚点，反而以文明交融共存推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是往复上升的文明交往及其运动的“坐标系”。当然，诚如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有观念不可能被短期消除，逆全球化和本土觉醒运动裹挟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无可能使人类重回部落文明的状态当中，实现人类文明的大同理想与和合共生，绝非是一劳永逸的。但要看到，“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不同文明的交融共存终究是合历史目的的规律使然。“世界大同，和合共生”非但没有使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走向工具理性的窠臼，相反为文明交流互鉴在理想和现实、价值和事实的统合，规制了清晰可依的目标指向。
    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观
    任何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实践意义。“面向未来，我们要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体、卫生、减贫等领域合作。”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不是虚幻的抽象概念或空洞的话语辞令，而是在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外、和平与发展的双向联动中，以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区（港）、国际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经验分享的全球治理行动，真实作用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正如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说到：“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不仅宣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明交流互鉴和交融共存的实践方案，也由此构成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完整逻辑。
    （一）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人类文明发展与交往规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焕然一新”，正是在与优胜劣汰的旧有思维彻底决裂的基础上，对诸如主权独立、交往平等、发展共赢原则的深化。它绝非简单地以一国经验或方案一共了之，而是在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的现代转向与重构的前提下，群策群力、齐头并进。因此，在复杂多变、系统深刻的全球治理挑战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与发展的共同体，也是亟待人类更多经验、智慧、意志的文明共同体。无论是东亚文明、南亚文明、中东文明，还是欧美文明、非洲文明和拉美文明，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中，通过破除地理、语言、文字的区隔，成为人类共同书写、共同享有的华章。这不仅诠释了文明在传承中超越，开放中发展的规律，也在文明交流互鉴层面，呈示了对话而不对立，结伴而不结盟的真谛。
    （二）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除世界文明交往的内外壁垒
    正如生产、贸易和资本全球化不代表关税壁垒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市场虽然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这不是说“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就是铁的机械定律。需要承认的是，现时代的文明壁垒或用价值鸿沟，或用体制工具，在自我封闭的形式中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基于跨时空的世界市场的开拓、人文往来的推动，培养人类在不同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之中，组织与协调、交往与合作的能力，更通过能源资源、土地粮食、人口环境等公共治理挑战，唤起人类共同思考、共同协商、共同活动的意志觉醒，增强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的情感需要。从深层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出发，“共同消除现实生活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
    （三）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长期平台
    当代世界交往的突出特点，即是民间交流与政府外交并重，文明要素与国家利益并举。不可否认，在知识、技术对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日益重要的信息时代，文明已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显性要素。特别是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尚未消除，身份政治和种族情绪有所抬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下，更需要“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换言之，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基于安全、经济、生态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争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协商合作，也在于以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交流互鉴，构筑起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长久伙伴关系。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路中，所涵盖的商品、技术、资本、制度的联系内容，所建立的互联网平台、文明对话大会的交互载体，所调动的青年、妇女、企业、智库、高校、媒体的参与力量，不仅为打破潜藏在现今非正义的世界秩序中，唯我独尊、猜忌倾轧的“丛林法则”开辟了可依道路，更为践行“亲、诚、惠、容”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通达“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文明交往旨归提供了有力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