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那么，什么是执政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从哪些方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呢？这是需要我们首要回应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对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共产党执政规律内涵的界定
要弄清楚何谓共产党执政规律，首先必须厘清规律的内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规律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它所呈现的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执政规律作为众多规律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指执政者必须遵循的关于执政主体和执政客观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包含着执政主体、执政客观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等要素。当然，由于内部要素的不同，执政规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以执政主体为标准，可分为君主制执政规律、资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但若以执政客体为标准，则可分为封建国家执政规律、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规律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规律。而共产党执政规律又作为执政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是指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体现的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遵循的、反映党执政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基于此，我们可知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执政理念，即关于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理性认识，是指导党的执政活动的根本原则。应该说，在共产党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中，执政理念具有统领全局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就作了深刻的阐述，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来表现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执政目标，即共产党治国理政所要达到的愿景，它规定着共产党前进的方向。就终极意义而言，共产党执政的目标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三是执政方略，也就是共产党为了完成执政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手段和方法。总结共产党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执政方略是否正确和有效，直接关系着党执政地位的牢固及执政目标的实现与否。四是执政方式，它是执政党运用国家政权的途径、形式、手段和方法的总称，是涉及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基本问题。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我们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方略。事实上，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上述四个方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其中，执政理念起主导作用，执政目标、执政方式、执政方略等都是执政理念的具体展开。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化的具体表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众多层面丰富和发展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然而，就其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丰富执政理念、明确执政目标、发展执政方略及完善执政方式等四个方面。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丰富党的执政理念
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中的人。因此，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只能是致力于解放全人类。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守这一理念，一生都在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理念，通过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农政权，为解放无产阶级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列宁也高度重视党的执政理念问题，并提出“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论断，而列宁后期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更鲜明体现了党对人民利益的尊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也始终坚守着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执政理念。在这一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并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并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随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此基础之上，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根本遵循。胡锦涛总书记面对新的实践要求，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彰显了执政理念的人民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以往执政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执政理念。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标准，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提出，我们党在拓展人民观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党执政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一问题上，习近平的突出贡献在于科学回答了党执政“为了谁”、“依靠谁”等根本性问题。在“为了谁”的问题上，习近平始终强调必须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依靠谁”的问题上，习近平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并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习近平还对党执政方式进行了丰富和完善，这突出体现在将党的执政方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联系起来，强调全面提升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不断适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不仅如此，基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转化的现实，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就意味着，相比之前党执政理念更多的是强调发展经济来说，新时代党的执政理念更应该突出生产关系方面，即解决好发展起来以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提出，创新了党的执政理念，为党的执政活动提供了根本指导原则。
（二）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明确党的执政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根据不同形势的需要，对无产阶级政党提出阶段性任务，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指出党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使命的一般设想，在结合我国国情和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独具我国特色的历史使命观。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分两步走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想，从而初步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后，面对新的形势和实践要求，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指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个阶段性目标，将党的历史使命具体化。而在党的十八大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标明了党前进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早在2012年11月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就明确指出：“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随后，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论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重大论断的提出，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使命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阶段性发展，从而赋予党以新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习近平还对新时代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提出新要求，这集中体现在对“四个伟大”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上，从而为伟大梦想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这基础之上，习近平还进一步论述了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阶段步骤。对此，习近平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在这期间，既要完成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又要紧扣当前社会的现实，强调抓重点、补短板，这不仅深化了对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认识，而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对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战略安排，正如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伟大强国梦想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实现，即2020到2035年为第一个发展阶段，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利用15年时间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第二阶段目标是在实现第一个阶段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最终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这种科学的战略安排，不仅使党执政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而且由之前的“三步走”变为“二步走”，更加彰显了党执政目标的务实性和科学性，是对党执政目标的进一步深化。除此之外，习近平还进一步向中国人民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它使得党的奋斗目标更加具体化、现实化和直观化，大大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给人以不断奋进的希望。由此可见，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目标，是对党执政规律的进一步深化。
（三）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党的执政方略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时期，但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治理好未来社会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是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将一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并尽可能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随着革命实践的逐步推进和革命经验的不断总结，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而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包括废除资产阶级的官僚、法庭、监狱等等，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如何治理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大致的设想。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不仅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前期的建设中，由于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再加上主观认识上的不足，列宁并没有处理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到了晚年时期，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主张，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大部分还未来得及实施，列宁就逝世了。因此，在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也没有形成系统、全面地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的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就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在这一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并积累了一些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但终因探索失误，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实践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治国理政的思想，特别是对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过相关论述，但这种论述仅限于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且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党治国理政的“系统化”和“协调化”，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首次提出“四个全面”伟大战略布局思想。随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会上，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上，习近平反复强调这一论断。在习近平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它作为党治国理治的经验总结，具有“系统化”的特点，它不仅强调对“四个全面”要注重总体谋划，同时也要求注重牵住每一个“全面”的“牛鼻子”，比如就其中的全面从严治党来说，所谓“总体谋划”，至少包含在治党内容、治党主体、治党对象及治党时态等四方面的全面性。与此同时，它还要求抓住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格局，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努力解决“四风”问题，这就构成了这个战略布局的“系统性”。
不仅如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彰显了党治国理政的“协调性”，因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它们之间并非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贯通、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其中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起着统领作用。而作为三大战略举措，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它们分别提供动力支持、法律保障及领导核心。由此可见，相对之前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形成的关于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经验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其“系统化”和“协调化”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方略。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现机制、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好制度的优势，并将其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重点在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等方面下苦功夫、真功夫。
首先，完善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党科学执政的水平。在习近平看来，我们所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也就是说，相比以前局部的修补或细小的调整而言，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种特征在以下两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上，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及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系机制；二是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包括了思想文化发展、对内对外政策及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这种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改革，必然会形成总体效应和联动优势，从而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其次，健全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更好地运用民主方式执政。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这突出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民主实践得到了切实落实，如我们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工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政策时，始终坚持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二是民主制度建设扎实推进。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与此同时，涉及党和国家的一些具体体制机制也不断完善。三是民主形式不断拓展。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不断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从而极大地彰显了党的民主执政方式。最后，全面依法冶国战略的推进，更加体现了法治在执政实践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论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时，习近平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还要求国家政权机关在开展各项活动时，都要忠于宪法和法律，严格按照法定原则、法定权限、法定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在此意义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及依法执政的新思想新论断，从多个方面完善了党的执政方式。
三、结语
当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除在上述四方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具体深化外，还从整体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论述上。可以说，“这一论断不仅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进一步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更重要的是指明了社会主义政治生态乃至整个上层建筑最本质的特征。”较之以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认识来说，将党的领导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层面，无疑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无产阶级政党作用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拓展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程中从总体上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众所周知，所谓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回答。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句话可知，邓小平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整体性概括，从而形成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认识。随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江泽民根据新的实践，又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概括，他指出：我们的工作必须兼顾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人民素质的提升，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样一来，江泽民又将社会主义本质提升到个人全面发展层面上来。党的十六大后，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呈现的新阶段新特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和谐重要论断，在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进一步延伸。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判断，不仅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拓展到上层建筑和政治领域，而且还深刻指明了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态的建构中，党必须发挥绝对的领导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将党的领导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就更加直观、深刻地阐述了党在治国理政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从而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