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强化下级服从上级。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国家政令统一的基础，即要求地方“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上来”。在社会转型期，为应对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中央政府不断做出新的决策部署、提出新的发展理念，使中央政策处于阶段性的动态调整中。中央必须及时使地方各级政府知晓其发展思路，并时时向地方提供“看齐标准”。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提出重要理念后，周期性地向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宣讲中央最新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会议精神，就是要使地方政府全面准确了解中央政策的核心和实质，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宣讲团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具体部署和实施步骤等作为宣讲重点，“讲清楚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

       （二）政权组织与社会力量的沟通
       宣讲是政权组织与社会力量沟通的重要渠道，是政权组织寻求社会支持的必要手段。社会力量不仅是制衡国家的存在，也可以成为支持国家的力量，二者实现合作共赢的必要前提是国家能够“说服”社会。宣讲本身并不改变社会现状，而是要改变受众对现状的认识，并凝聚改变现状的共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周期性地宣讲教育使群众的认识和觉悟能够适应先锋队政党的逻辑，使群众深刻认识到执政党的路线、纲领与自身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使群众全面理解执政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色，从而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自觉支持和服从执政党的各项政策。通过广覆盖、巡回式的宣讲活动，执政党能够沟通、联络、协调其面临的分工合作基础上的庞杂社会系统，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将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积极行动。作为政权组织与社会力量沟通技术的宣讲机制正是这一角色的承担者。通过宣讲机制，推进党的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宣讲成为实现国家权力在场、沟通社会力量的重要机制。
       二、宣讲机制与话语权的增强
       由于政治立场、社会角色等因素的差异，人们对于同一种政治现象往往存在不同的认识，对相同政治文本的解读方式也不尽相同。在中国政治过程中，国家政策法规出台之前往往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询意见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但是权威性的政策文件一旦出台，则不容置疑和曲解。与文学批评传统不同，国家政治讯息和政策文件的解读不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是要达到增强社会共识、统一思想认识、增进组织团结的效果。在宣讲活动中，宣讲客体需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懂弄通国家权力生产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文本，这随即又增强了生产者的话语权。
       在社会思潮多元化背景下，民间话语空间对原本权威和严肃的官方文本的解构、对核心话语权的消解，极易使政策文件和政治信息在社会空间的传播过程中发生歪曲变异。话语本身承载权力意志，是权力实施影响的重要媒介，在两种话语空间的互动中，面对面的政治宣讲可以确保信息传播主体掌握政策文本和信息的解读权，进而掌控话语权。与面对面的传播方式相比，“书面传播则像是毫无目的的撒播，受者会脱离传者的约束，自由地理解文本的意义”。宣讲并非交互传播，而是单向的信息传递，由单一的传播主体、多元的信息客体、特定的信息出口与权威的文本解释者构成。宣讲构造了以信息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央政策文本传播中的偏见和误差，防止社会受众进行自由、任意和多元化的解读，减少信息传播的散漫无序，避免政治信息传递中的“无政府”状态。因而宣讲成为增强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机制。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宣讲机制使中央权力和中央意志得以具象化呈现，展现中央对于发展方略和政策偏好的共识性，为地方政府提供行动方向和行为标准，为其工作目标和任务划清了“重点”，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话语权。作为权力一元化的外在表征，中央制定的发展方略和目标任务，不容地方讨价还价，宣讲传递的国家意志具有绝对刚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地方政府对于中央决策的理解和认同是认真贯彻落实的重要前提，自上而下的宣讲是深化理解、增进认同的重要手段。周期性、巡回式的政治宣讲更好地使中央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党群关系上，宣讲机制成为凝聚社会、增进共识的重要渠道。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这一过程离不开执政党的话语权。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与群众形成了共生关系，政党必须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夺取和巩固权力，群众必须经过政党的教育进而以先进理论武装头脑。“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对于先进知识和理论的认知能力，在政党和群众之间并非均衡分布的，政党的重要责任是引领群众，而宣讲机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沟通渠道。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往往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来制定发展战略，为使得这些长期战略得到更好实施就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市场化改革形成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由于职业、地域、阶层等方面的差异，社会公众可能会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形成不同的解读。宣讲机制有助于社会各界更准确地理解各项方针政策的全局性、全面性，增强执政党话语权，可以更好地将分化的社会利益加以整合、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加以凝聚。宣讲机制通过增强话语权，使社会各界超越狭隘和短视的思维方式，为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凝心聚力。
       三、宣讲机制与仪式感的营造
       仪式并非现代政治的伴生物，所有的政治系统均借助特定仪式来支持其权威体系、强化权力秩序。仪式本身即是权力实践的一种方式，仪式运作是权力维系和展示的重要途经。仪式使权力主客体的身份和地位不断得以区分和确认。仪式内涵着权力客体的心理关联，通过政治仪式营造的情感体验，强化了权力客体的身份认知。宣讲是一种国家权力运作的政治仪式。在宣讲仪式中，参与者的身份和地位都有严格界定和明确区分，仪式的主导者是代表中央或上级政府的宣讲者，仪式的受众是政治信息的接收者、政策文件的学习者，宣讲主体代表更高层级的权力机构向受众自上而下传达会议精神、解读文件精髓。“正是通过仪式的重复演练，人们的身份地位得到了反复确认、强化和区分。”宣讲仪式展示的权力和权力关系，将主客体置于明确的权力序列中，主体实现了对客体的影响和改造，上级增强了对下级的激励和约束。
       宣讲的主要实践形式是在特定时间和场所，由特定人群参加的宣讲会，其鲜明特征是传播主体和客体的同时空性。政治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同时在场，这种在场性营造了一种特殊的仪式氛围，激发了受众内心的情感体验，从而强化了参与的在场感和信源的可信度，这是纸面的文本传播所无法比拟的。作为“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仪式的结构性、标准化和程序化，使之能够超越地域和时间而对不同受众开展引导，宣讲仪式自身具有的共享性特征，使之能够采用统一的形式，引导统一的行动，增强宣讲受众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性。“政治仪式依靠其在形式和规范上的统合能力，能够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甚至是缺乏政治共识的背景下，促成某种或某些范畴内的同一性的生成。”仪式所承载的国家意志的统一性，使宣讲客体获得一致的身份归属感和角色认同感。在这一意义上，宣讲仪式完成了组织沟通，巩固了政治权威，增强了传播效果。
       宣讲仪式有助于引导受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重复性的仪式行为有时看似冗长，但这些因素正是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的重要手段。”在宣讲仪式现场，宣讲主体所借助的口语媒介能表述更为抽象和多元的内容，宣讲话语表达的丰富性、互动性和生动性，能够更好地激发听众的内在情感，这一效果是书面传播媒介无法比拟的。“报告会现场，人们在聆听、在记录、在思索，思想在交融、共识在凝聚、力量在传递，对十九大精神的把握更全面，理解更深刻……从心底感受到奋进的巨大力量。”干部群众在参加了十九大中央宣讲团的报告活动之后，普遍表示宣讲对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报告的精髓非常重要，解开了他们头脑中的诸多困惑，会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中。
       宣讲仪式实现了在场参与的实时性和互动性，提升了情感调动的内在强度，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传播效果。宣讲仪式中主客体的同在性，实现了沟通的即时性，宣讲主体通过声音、图像、数据和文字等多种手段的现场运用，有助于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在十九大精神宣讲团的具体活动中，中央要求“运用具体事例、翔实数据，多采取面对面互动交流的方式，多讲群众听得懂、能明白的话，做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切实增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宣讲仪式强化了参与的在场感、庄重感，丰富了宣讲受众的情感体验。“参与仪式之中会带来心理上的刺激，一种情绪上的激发；通过这些感觉，仪式构建我们的现实感和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宣讲现场建构的仪式感增强了宣讲信息感染力和号召力，更有效影响受众的情感和信念。为使各方更好地理解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各地开展集中宣讲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深受教育鼓舞，要深刻领会宣讲活动的丰富内涵，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推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地落实”。
       四、宣讲机制与认同感的塑造
       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心理基础，也是全球化时代各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国家将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丧失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就中国自身而言，强化全体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宣讲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国家取得的各项成就和对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准确地传达给社会，增强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通过宣讲机制，不断增强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将其对国家的信心和信赖内化为自觉的道德信念。这有助于社会成员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主张，增强其对国家政策服从的自愿性和自觉性，从而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升政策执行效率。
       作为组织沟通机制的政治宣讲能够凝聚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效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是任何政治体系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权力总是由少数人掌握，然而政治本身却是众人之事，需要公众参与。合法性增长面临的重要困境是，国家做出的决策、颁布的法律如何获得大多数人的内在认可并自愿地遵从。而宣讲正是增进共识、寻求支持的组织沟通技术，通过周期性的巡回式宣讲活动，阐释党的新方略、新政策与受众利益的契合性，克服部分群体的偏狭和短视，使之认识到执政党始终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为国家强盛和人民福祉而奋斗，从而使之自发地产生对政权的认同和忠诚，增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国家发展的信心。通过宣讲这种表达方式，国家的发展方略、中央政策精神跃出平面，进入立体的政治空间，从而有效增强宣讲内容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使受众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中央宣讲团在各地的宣讲内容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凸显主题，又灵活多样，对发展成就的宣讲增强了受众的获得感，对发展前景的宣讲增强了受众的自信心。十九大宣讲团在各地宣讲的重点内容均包含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全面从严治党等。同时宣讲团成员还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围绕专业问题宣讲。例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贵州详细讲解十九大报告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部署。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在山西深入宣讲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正风肃纪和反腐败斗争。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肖捷在陕西省具体宣讲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预算制度。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河南，围绕“健康中国”讲解加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队伍建设等内容。此外，中央宣讲团还深入基层，把十九大精神送到一线，与基层群众面对面。例如，在宁夏，中央宣讲团深入永宁县贺兰山脚下的闽宁镇原隆村，面对面向村民宣讲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和实际举措。在江苏，中央宣讲团深入企业，宣讲企业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讲解中央对小微企业政策扶持以及非公企业党建等。
       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上，中央要求宣讲团成员讲清楚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各项成就，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讲清楚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等。在深入各地方的宣讲中，宣讲团成员将坚定制度自信、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奇迹、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等作为宣讲的重要内容。宣讲活动深入浅出、联系实际，针对干部群众的困惑进行互动答疑，推动党的精神真正走进干部群众。宣讲主体可以根据宣讲对象的具体状况开展分众化宣讲，针对青年学生、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等宣讲对象关注的焦点问题灵活调整宣讲内容。例如，宣讲团在高校的宣讲以青春使命、志存高远、“青春梦”融入“中国梦”等内容为主题；在农村则以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土地流转等内容为主题；在企业则以尊重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党组织建设等内容为主题。
       五、结 语
       市场化改革使社会观念日益多元化，并孕育了转型社会的多重话语空间。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外存在的其他话语空间，可能会对国家政策形成多元化解读。通过宣讲机制，国家牢牢把握对中央精神和政策文本的解释权，进而增强了话语权，规避对政策文本的多元化和任意性解读，这是单一的文字传播无法达到的效果。由此宣讲成为一种组织影响成员、中央指导地方、政党带领群众的组织沟通技术，发挥了引导舆论、增进共识等功能。宣讲昭示国家权力在场，国家借由特定仪式使权力主客体的身份和地位不断得以区分和强化。宣讲仪式带来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调动，是单纯的文本传播无法实现的。周期性的宣讲活动将国家政策文件的精神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受众内心的自发倾向，实现了合法性的生产和国家认同感的塑造。
       信息传播是特定政治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面对面的宣讲传播相对于文字传播而言，是一种更为精细化、更具艺术性的传播机制。宣讲通过营建沟通程序，塑造沟通过程，更新沟通技术，更好地实现了政治信息的传播与内化。宣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传递机制，这一有意识的组织沟通技术，旨在让受众更好地理解、认同并接受国家传递的政治信息，使之“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在地方和基层宣讲团成员的构成中，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结合丰富的案例和自身的工作实际来阐释重要理论和会议精神，深入生产车间、田间地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讲更好地实现了宣讲内容入脑入心，借助宣讲机制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跨越。此外，对于宣讲的具体效果、现实影响及其优化路径的深度研究需要量化社会科学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