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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视角
2020-08-05 20:44:43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原超 【 】 浏览:296次 评论: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作为执政党统一思想,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优良传统,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十九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和政党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一重大制度创举,是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最新理论表述和系统性总结,对中国共产党在进一步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建党、制度治党中进行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制度逻辑的探讨不仅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变迁的有效切入点,也是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理论起点。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不断采用党内集中教育这一制度安排?不同理论取向会提出不同的发生学解释,例如,沈大伟、韩博天等认为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调适意识形态,进行制度化建设以重塑执政合法性的做法。程熙从政党适应性视角切入,将党内集中教育视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长期执政,优化政党治理的重要手段。俞可平强调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官员的素质,进而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执政理念体系和治理能力。贺东航、孔繁斌认为,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势能,构成并不断更新政党的价值观念体系。陈殿林等学者则从理论发展出发,指出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注入新鲜血液,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已有研究充分展示了海内外学者对于党内集中教育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关怀,但是这些工作大多没有跳出传统“应激-调适”理论范式的窠臼,上述宏观层次的研究隐含的理论想象是政党组织在面对新的环境变化将进行行为调适,从而实现一种“动态的稳定”。但是,这种宏大的理论叙事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在中观层面的系统分析和学术对话。作为一个独特的政党组织行为,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对于这个超大规模的使命型政党组织扮演怎样的角色和功能?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什么?学界并没有充分解释。
       文章拟从历史和理论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制度逻辑。首先,本文将以“组织学习”作为隐性主轴,比较中西方政党组织学习的差异,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进而,结合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演进具体阐释其制度逻辑;最后,文章讨论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常规化和制度化努力——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对党的制度建设之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
       二、“组织学习”:西方视野与中国路径
       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不论我们的社会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任何组织都具有不断衰退的倾向,对于政党组织来说也不例外。面对组织的衰退风险,组织需要寻找有效的修复机制。如果说在赫希曼看来,退出与呼吁是“外部”消费者或成员应对组织绩效衰减的方式,那么组织学习则是从“内部视角”进行组织修复的重要制度。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组织学习愈来愈受到组织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的重视。早期的组织研究学者将组织学习视为一种发现并修正原有信息处理方式和行动决策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本质是一种适应性学习。随着人们对组织学习研究的深入,人们将组织视为一个社会系统,组织学习则是在实现组织愿景前提下个体、团队和组织中进行知识更新和制度化的互动过程。Schilling J.和Kluge A.从组织障碍切入,提出了组织学习的三层级模型:个人行动层面、组织结构层面以及社会环境层面。具体而言,在个人层面,组织学习需要解决组织中个体成员的有限理性、组织认同、成员服从等问题。在组织层面,组织学习面临组织的官僚制结构、组织目标模糊和单一权威结构给组织运行的有效性等带来的障碍。在环境层面,组织学习需要考虑到组织文化和外界环境对学习的影响。这一模型不仅为理解组织学习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也为本文分析政党组织学习提供了逻辑起点。
       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政党组织学习不仅受到政党组织的个体认知、政府结构和目标、政党组织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改变并塑造着政党组织的成员认同、官僚组织的运行效率以及政党文化。不同政体下的政党,其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管理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的政党学习方式、内容和能力。具体而言:对于竞争性体制下的政党而言,其扮演着链接“国家意志表达”与“国家意志执行”的协调者角色。在西方国家,执政党通过赢得竞选而获得选民的授权,彰显政党成员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在这一合法性基础下,竞争性体制下的政党学习呈现出以下特点:(1)组织成员层面,为了凸显政党成员的代表性和利益诉求,西方国家的政党学习聚焦于政治沟通和政治决策。在学习中提升与大众媒体、公众舆论和政党成员的政治沟通,对政策决策的参与性和决策规则的程序性进行制度设计,服务于政党成员和选民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2)组织环境层面,西方国家的政党学习建立在政党的适应性变革基础上。“西方国家在长期保持政治民主制度稳定、不曾发生重大社会改革的同时,其政党政治的变迁实际上成为民主制度保持动态调整的主要动力和根源所在。”西方政党通过学习增强对当前政策环境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将其予以吸收和简化以促进政策形成的有效性,是维护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手段;(3)组织结构层面,西方国家的政党学习呈现出松散耦合的结构特征,学习方式灵活多样。西方政党成立了一系列扁平化的、临时性组织或论坛,在广泛政治沟通中充分体现民意和党员利益代表;在政党学习中引入智库机构,加强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和民意机构之间的合作。
       然而,作为非竞争体制下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学习不同于西方政党,而是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受到政党性质和政党规模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使命型政党,“以吸引人们归依并信奉其理念为主要目的,而非以扩大选民支持而赢得公职选举为主要目标”。强烈的进取精神和使命意识、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和崇高的革命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本质特征,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既是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学习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百年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轨迹呈现出内生性过程。传统因素常常在新形式下得以存续,组织的内部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学习政党的历史经验,激活组织记忆,为新环境中的政党完成组织使命提供发展动力。受到“使命型政党”和“超大型组织”的影响,以集中教育活动为代表的政党学习呈现出以下特点:(1)组织成员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教育、经典文献阅读等形式,对共产党员进行教育和训诫,旨在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对党中央权威的认同,维持成员的革命性和纯洁性;(2)组织环境层面,以“党群关系”为导向,中国共产党在集中教育活动中,通过一系列践行群众路线的实践活动密切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进而培育社会认同,提高政党组织合法性;(3)组织结构层面,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始终呈现出严密组织体系下的等级化学习,具有一定的严肃性、纪律性和有限参与性等特征。

       结合Schilling J.和Kluge A.的组织学习模型,本文认为,作为超大规模组织的政党学习,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不仅是一种“应激-调适”逻辑下的适应性学习,会根据党的路线变化和时代特征进行组织调适,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依赖-强化”逻辑下的社会互动系统。在这个互动系统中,由“自我革命”的党员个体认知、“党政体制”结构以及“群众路线”的党群关系等所组成的制度积累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性质和特征。党内集中教育活动通过思想教育、政治训诫和群众路线等形式,培育组织认同重塑组织的权威性,解决组织失灵提升组织的有效性,激活组织记忆彰显组织的合法性,最终实现自上而下组织学习的制度化过程(见图1)。

       三、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与制度逻辑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最早可追溯到延安整风运动。之后,集中教育作为政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得以延续至今,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党内教育管理模式。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见表2)。

       学者程熙曾将“政党组织如何化解组织内部矛盾”视为隐性线索,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演进归纳为三次制度变革,即从肃反到延安整风,从运动到活动,从活动到主题教育。第一次制度变革开启了以“整风”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第二次制度变革是以“运动式”集中教育为主的旨在纯洁党性党风的思想教育运动,以“三讲”教育为主要代表和标志性节点,第三次制度变革强调更为灵活的以“主题教育”为标志的、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的、理论联系实践的教育活动。三次制度变革的梳理较好地呈现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演变逻辑,体现了政党组织路线和内部矛盾发生变化时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适应性调适。

       但是,我们不仅要看到集中教育活动的“变”,更应当看到其中的“不变”。譬如,集中教育活动始终以党的理论和经典文献等思想教育为主,兼以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形式并未改变;大规模地自上而下的等级式学习方式并未改变;以整顿和加强党员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宗旨并未改变,等等。因此,考察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变迁,虽然“主题”名称不同,但在内容、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强化”逻辑。换句话说,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演进,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周雪光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定义为“一系列的制度设施”,其塑造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进而规定了国家治理的轨迹。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不仅受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进取精神、“党政体制”结构和“群众路线”的意识形态等“制度设施”的影响,同时也作为“制度设施”,从“培育党员认同”、“激活组织记忆”、“提升组织有效性”等方面型塑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行为。
       (一)作为培育组织认同的价值载体,重塑政党组织权威性
       几乎不会有人否认“组织规模”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党,是一个在14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超大型组织”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组织规模的扩大、等级链条的延长将导致信息不对称状况恶化,带来组织效率的损失;其二,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如何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进取精神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为了避免“组织规模负效率”对政党内部管理的影响,永葆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建立了严密有序的等级制组织制度,在自上而下的漫长链条中形成权力集中、层层节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配套,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统一严密的、接受中央权威的观念制度体系,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执政党内部观念,形成以“一统体制”为中心的、维系中央权威的共享观念制度,进而保障中国共产党在精神层面的纯洁性、革命性和统一性,在政策执行层面做到令行禁止。这种共享观念制度的建立依托于自延安整风时期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持续性开展。
       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中教育活动的形式自上而下地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大规模政治规训,旨在统一思想、提升党员的革命性和纯洁性。在改革开放前,主要呈现为“整风”“整党”等形式。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先河。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下,党员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这场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实现了对党员大规模的政治规训,为党内统一思想、解决党内革命性和纯洁性问题奠定了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个强有力、官僚化的新型政权,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内部凝聚力的党政体制,高度组织化体系下的政治规训的能力和功能始终并未改变,以“整风”为代表的集中教育活动延续下来,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多元价值观的渗入,政党组织传统权威弱化,单纯依靠“整风”进行政治规训失去其发展空间。为了培育组织认同和统一思想,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思想领域”集中规训和“实践领域”经常性训诫相结合的方式。这一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更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形式,设计落实整改方案、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和群众总结评议,将党性不强、党风不正、执行党纪不严、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解决化约为具体的指标、任务和整改措施,将对党员整风式的政治规训转化为科层式的专项工作。基层经常性教育的开展,确保党的最新思想理论渗透进各级党组织的日常工作中,在逐级落实对党中央精神的政治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得以受到政治规训。这种科层式的干部政治规训效果显著,在2004年开启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涉及7000多万名党员,3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活动结束后,新建基层党组织13万个,整顿软弱涣散、不起作用的基层党组织15.6万个,集中培训基层党组织负责人291.9万名,在活动中被认定为“不合格”的党员中,有44738名被清除出党。在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这种自我革命的政治规训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得以检验。
       其次,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也为各级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参与互动平台,在政党活动中维系与中央观念之统一,培育党员的组织认同,重塑党中央的权威性。对于地方各级党组织而言,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既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广泛参与自身建设,提升凝聚力的场域,也是一个培育党员认同和政治忠诚的平台。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中,地方各级党委和党员通过积极参与主题教育活动的“规定动作”和创制“自选动作”的形式积极回应党中央的精神,以对党中央重要指示等共同体道德价值的表达性复原和重申的形式,回应并向上级展示自己政策创新能力和释放党员组织认同的信号。例如,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地各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群众工作的新鲜案例,推进群众路线教育理念、内容、方式和载体创新:枣庄市中区推行“村民说事”制度、贵州遵义创建“村民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以及广东省委值班室党支部建立“群众利益守夜人制度”等,通过激活基层组织体系力量,实现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和在政党活动中培育党员的组织认同。周雪光将这一过程视为“政治教化的仪式化”,“这些仪式化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维系、强化了人们相互间对中央权威的意识和认可”。在这种政治规训的仪式化过程中,维系了基层党员与中央观念之统一,培育党员的组织认同,重塑党中央的权威性。
       (二)作为激活组织记忆的重要方式,彰显政党组织合法性
       组织的合法性指组织权威结构的被认同,受到价值观念和组织制度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政党组织的合法性由“群众路线”的价值体系和“党政体制”的制度结构所决定。正如舒曼所述,“共产主义中国就像一座由不同砖石筑成的大厦,不论它们是如何构筑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群众路线”便是奠基中国共产主义大厦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革命进程中的阶级斗争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群众以及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进而形成了支撑中国革命成功地以“群众路线”命名的政治创新。在革命年代,群众路线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凝聚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键期,群众路线仍然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政治资源和成功经验。作为中国政治体制至关重要的部分,群众路线在恰当规范党和群众之间关系,回应群众需求基础上,使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结成为一个整体。因此,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资源和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认同,进而提高政党组织合法性的手段。
       在中国意识形态与共产党组织的研究中,舒曼将意识形态分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意识形态”。前者是以思想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和规范,为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提供“意义”,而后者则是在“操作”层面提供一套系统化的旨在实现组织目标和规范价值的行为手段。中国共产党在集中教育活动中,在“基础”层面的传递和扩散“群众路线”的成功经验和重要意义,激活组织记忆,持续不断地提供“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观念的制度安排。在“操作”层面,通过阶段性的集中教育活动,将实现共产主义的宏大理想和组织目标进行分解,向广大人民群众彰显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理论体系,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在“基础”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纵向传递和横向扩散的思想教育运动,实现对广大民众的社会动员。改革开放前,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思想教育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表现为“阶级斗争”形式的思想教育运动,向党外群众诠释了共产党作为一个作风纯洁、纪律严明的先锋队的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民众逐渐形成对红色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使中国共产党以较小代价集聚起巨大的革命能量。通过教育活动中“群众路线”的持续性灌输,强化了民众与共产党的政治联盟,提升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支持。
       改革开放后,随着以革命胜利和社会改造相适应的超凡禀赋作为克里斯玛权威的逐渐式微,当代社会的新合法性基础需要通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激活“群众路线”的组织记忆,向党员和群众彰显政党合法性。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红色经典研讨征文”、“中央精神和重要论述”等形式,对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成功经验进行集中学习,唤醒党员和群众对党组织的自信心。一些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功经验常常在新的形式下得以存续,显示出颇为强劲的路径依赖效应。如1947年“开门整党”的历史经验被成功借鉴运用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来。这些成功经验的延承表明,党与人民的高度一致和党把自己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的决心和态度,通过集中教育活动的形式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
       在“操作”层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崇高的革命目标”和“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化约分解为各种主题实践活动,强化群众认可和服从政党权威的意识。在对宏大目标进行阶段性的、任务式的分解中建立新的群众路线场域,通过基层党组织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使群众通过在新构建的党群关系场域中感受中国共产党宏大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场域中,“共产主义”和“人民至上”等宏大的政治概念通过实践活动得以彰显。
       例如,2013年中国共产党集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的顶层设计上,针对市、县、乡镇、街道以及直属单位、窗口部门的不同特征对“群众路线”的目标进行了详细分解,形成了以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主线、“条”“块”结合和三级联动相统一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体系。同时,“群众留言板”、“整改成绩单”和“整改曝光台”等制度设计,一定程度解决了党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通过“教育实践”解决“群众问题”,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以人民为中心”等政治概念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进行纵向传递和横向扩散,通过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群众具体问题的方式培育社会认同,提高政党组织合法性。
       (三)作为解决组织失灵的政治手段,提升政党组织有效性
       政党组织的有效性指的是执政党在政党活动中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最终实现政党组织的有效治理。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其组织有效性与政治动员高度相关。考察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演变,“动员性”是基本特征之一,其功能有效发挥源于“党政体制”。中国现代国家是一个“党领导国家”体制,这种体制符合致力于构建理性政权与发展型国家双重任务的中国国情。党政体制下,现代化发展逻辑是执政党诉诸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中心价值的政治运动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依托党的组织网络将民众编织进入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和垄断控制力的“政治单位”,进而将现代化中所有问题归为政治问题,以政治动员调动、索取整个社会及全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目标的支持。
       但是,以“党政体制”推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动员的逻辑和官僚运作的逻辑存在结构性冲突:一个是将“行政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在克里斯玛权威的推动下,通过资源和群众的广泛动员推动国家现代化,一个是将“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需要高度稳定、分工合作官僚组织的具体运作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执行。虽然政党组织的动员性逻辑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官僚组织失灵带来的政策梗阻,但官僚运作的稳定性逻辑常常成为阻碍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因此,“在既有组织难以寻求‘革命’力量的情况下,‘打破’官僚制、反对官僚主义只能寻求群众力量,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抵制犯有官僚主义的党委或政府、企事业单位”,毛泽东对党内外频繁发动整党整风等集中教育运动,就是试图将“阶级斗争”和“集中教育运动”相结合,通过“开门整党”的方式对各级官僚进行整肃,以集中教育的动员性功能重新激发党员、群众对克里斯玛权威的热情,突破官僚体制的束缚,迅速贯彻党中央推进现代化的总体部署。
       随着总体性社会的逐渐消退,中国共产党面临“官僚组织失灵”和“政党组织失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原有的组织动员体系日益弱化,权威性资源日益流失,基层党组织无力进行大范围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无法有效应对官僚组织失灵带来的官僚主义和政策梗阻;另一方面,政党的行政化使得党组织在利益表达、信息沟通、联系群众等方面的政治功能被日趋强化的行政功能所消解,削弱了党的合法性根基,限制了建立在政治动员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发展。为了应对组织失灵的双重困境,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聚焦于“强化基层组织优势”的议题,自上而下地动员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从实践出发,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例如,2010年“创先争优”活动是在全党范围内针对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员思想观念落后、能力素质不够开展的一次争创先进的“动员性”的集中教育活动,目的在于优化基层党组织设施,健全基层组织体系,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这次活动通过围绕中心工作设计不同主题,对广大党员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和集中教育: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建立机关干部直接联系群众、驻村蹲点、群众评议等制度;加强基层组织方面,建立设岗定责、夺旗争星、基层党建责任制等制度。通过“创先争优”活动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强化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纯洁党的组织体系,巩固和优化了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和社会的动员能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官僚主义、假公济私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同时通过运动式、主题式的集中教育形式,保持并完善政党以动员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能力。
       四、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意义与挑战
       政党活动随着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如何变化,是窥探中国共产党政治逻辑和组织逻辑的一把钥匙,也是嫁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座桥梁。本文重新审视党内集中教育这一制度安排,特别关注了这一历史遗产及其当代形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党政体制”和“群众路线”的制度积累和知识结构塑造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制度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教育、政治训诫和群众路线等形式,实现组织权威重塑、组织合法性彰显和组织有效性的提升。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中,制度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一重大制度创举,不仅是通过制度建设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教育活动“常规化”、“制度化”和“动态化”的具体体现,也是从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战略视角对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重要价值的审视。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政党的现代化转型深切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政党现代化和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意识形态弱化、组织目标模糊、党群关系削弱、组织结构无法有效承接现代化转型重任等问题。作为一个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制度层面明确并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个体层面,如何培育组织成员的认同与服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进取精神和正确的政治方向;环境层面,如何深化党群关系和激活组织记忆,建立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和彰显成熟宏大的价值观念体系;组织层面,如何有效利用政党的动员性功能,在体制层面避免官僚组织的运行梗阻和官僚主义侵蚀。在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中,执政党不断应用“政治训诫”、“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等工具,规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密切深化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对官僚组织的功能性动员,实现组织权威重塑、组织合法性彰显和组织有效性的提升。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就是在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进一步地对集中教育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从价值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具体中心任务决定了党的初心和使命具有厚重的历史传承性。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就是以制度的形式,明确阶段性“主题教育”和宏观性“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明确“个体党员”和“党的宗旨”之间的关系,明确“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常态化的集中教育提供了一个各级党组织参与和互动的平台,在政治训诫和政党活动中建立对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共享观念,培育党员的组织认同,重塑党组织的权威性;同时,以制度的形式彰显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在集中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从价值层面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体中的合法性。
       从制度层面来看,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完成依托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制度层面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就是以制度的形式,彰显中国党政体制下的制度优势和政党组织的自我调适。通过制度化的党内集中教育和配套机制,实现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自上而下的权威训诫和政治动员,在制度层面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葆旺盛的战斗力,通过政党的现代化转型带动现代国家转型。同时,集中教育活动“政治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既是对解决规模庞大官僚体制治理困境和官僚主义弊病的有效补充,也是我国传统治理机制发展演变的内生性作用的必然要求。
       但是,在日益多元发展的时代,各种传统的或既有的合法性叙事需要在新环境和新挑战中不断重构自身,封闭的自我循环将无法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全方位冲击。内生性逻辑下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容易陷入“组织防卫”陷阱,这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组织惰性和自我强化的反学习流程,习惯性的组织防卫使得组织成员很难检测和纠正错误,并掉入自我参考的陷阱中。这种结构性风险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非竞争性体制和超大规模的组织形态。非竞争性政党体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学习是以政党自我革命的形式巩固政党执政合法性为目标。一旦集中教育活动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存在脱离人民群众和自我革命的“惰性”,则会极大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之巩固。而超大规模的组织形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学习是一种内生演化发展的组织内部学习,这种内部学习的机制容易选择性忽略存在于组织外在的但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并不一定能够从这种选择性的内部学习中汲取经验增强其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感受力和应变力,反而会使后者变得更加迟钝。
       因此,如何处理由集中教育活动内生性演化逻辑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和开放的组织学习空间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何处理党内观念一体化和多元发展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张力及其逻辑关联等问题,是避免党内集中教育活动陷入自我满足和自我参考陷阱的前提,也是我们未来在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时需要思考和回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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