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显示出了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进行了集中概括和阐述。深化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认识，弄清楚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来自于哪里，其深厚根基是什么；弄清楚这种制度和治理优势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并不断凸显出来，其背后的支撑逻辑是什么。这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强化制度认同、增强制度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的根本保证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首先根源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既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所在，又是其具有显著优势的根本保证。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永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拥有的特色和优势。
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来讲，党的领导决定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始终代表着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宗旨。毛泽东曾经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为人民和民族利益不懈奋斗，显示了相较于其他政党不同的政党特色。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无比先进性、巨大优越性和广阔包容性。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党的性质和宗旨贯彻于我国国家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之中，把党的初心使命融汇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实施和执行之中，使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制度载体，成为履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制度保障。
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来讲，党的领导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被充分地运用于我国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建设之中，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遵循。从制度建构来说，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比如，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从制度执行来说，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实施和执行中，民主集中制又是根本的领导原则和领导制度，能够使决策和执行科学合理而又富于效率。习近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突出特点。”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其精髓都在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这一原则既立足于高度民主的基础之上，又能实现高度集中，能够把党和国家各级机关与人民群众凝聚成为一个行为共同体，从而发挥整体优势。实践证明，民主集中制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贯彻，能够使国家治理在充分吸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有效汇聚各方面力量，形成“办大事”和“办成大事”的制度优势，避免因相互牵制而造成“制度减效”和“治理无力”，使制度和治理效能得以充分展现。
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征来讲，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创建者，而且是其领导核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发展及高效运转的根本力量。一是党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能力，能够通过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凝聚制度目标和治理共识。政党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其本身就是要确立相应的政治纲领及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参与和掌控国家政权来达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鲜明的政治主张，能够赋予国家制度以明确的预期目标，有效凝聚治理共识，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发展和实施执行的政治根基，也是其政治优势的来源。二是党具有坚强稳固的领导核心，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行中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能够建立自己坚强稳固的领导核心，并围绕领导核心，形成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决策议事的协调机制、重要事项的落实机制以及请示报告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使党的领导核心成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中枢。三是党具有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能够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发挥核心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有着世界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严密完整的组织系统，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运行中发挥着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核心作用，能够形成上下通畅的制度执行渠道。四是党具有“得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强大号召力，能够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凝聚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社会上的先进分子聚集起来，形成强大的执行力量，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得到高效的运行和实施。
二、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的内在根据
方向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坚持什么样的方向，关系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根本走向。遵循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原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充分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制度和治理文明的成果，但决不会变成西方式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治理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鲜明地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主义。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能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也就谈不上制度和治理优势了。因此，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完善的前提条件，更是具有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而拥有自身显著优势的内在根据。
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所在，是其具有显著优势的“固有基因”。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是由其制度和治理体系本身的先进性所决定的，而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先进性，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社会性质和制度性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其内在根据就在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先进制度，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高度统一，其本质在于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巴黎公社以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以公社勤务员代替“独立警察”、以议行合一代替议会制、代表实行普选并可以随时撤换、废除国家等级制和官员特权、公社委员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等制度措施，并把公社看作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称其为“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的努力，就是要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其本质就在于建立一套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崭新制度，确立起与历史上基于少数人统治的、完全不同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明确指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以后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在这种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同时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根除剥削制度的根基；要建立新的文化制度，并把文化普及于民众；要保障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的制度目的；要协调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作为最终的目标追求。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这些特性，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基本依据，构成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固有基因”，成为其具有显著优势的根本因素。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定力所在，可以有效规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治理痼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和治理体系。只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持强大的制度定力，有效推进中国的稳定发展，避开资本主义的“治理痼疾”。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可以有效规避资本主义“民主乱象”。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民主，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非真实民主，不会形成稳定而有效的治理。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自己信奉的民主普世化，使许多国家落入“民主陷阱”，陷入长期动乱，“人民只能忍受各种形态的劣质民主与反复出现的治理危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能够保证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真实的民主，实现民主的应然与实然、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保持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强大定力，有效避开西方设置的“民主陷阱”，避免陷入无效、劣质民主的“恶性循环”。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可以有效规避资本主义“周期震荡”。周期性爆发危机，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现象。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这是引发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顽疾。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无法避免这种危机，仍然遭受着“周期震荡”的困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根本上避免“周期震荡”的弊病。三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可以有效规避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把满足人民利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标，可以有效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总之，只要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不搞改旗易帜，就能保持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强大的定力，有效规避各种治理风险，使制度和治理优势不断显现。
三、依靠人民群众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的力量基础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性质的试金石。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最关键在于它坚持为了人民，坚持依靠人民，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执行，必须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坚持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坚定依靠人民，这是我国制度发展和国家治理最根本的力量基础，也是其具有显著优势的最强大力量支撑。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这是其具有显著优势的根本支撑。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人民性体现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性。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从其萌芽、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都体现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本质追求，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政权性质时曾明确指出：“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制度的设计、建构和发展都由人民参与，并围绕保障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来展开，这是我国国家制度能充分激发人民力量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曾说：“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人民群众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能否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真正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在实处，是衡量和检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具有优势的根本标准。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和保障人民权利，我国逐步构建和形成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相互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保证了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使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拥有深厚的力量源泉。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使国家治理优势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也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路线。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群众路线作为领导方法和工作路线，也是基本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把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群众负责、向群众学习贯穿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环节，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治理的坚实力量基础。如习近平所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运用于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关键决策能够及时让人民群众知悉和参与，形成上下同心的制度运行机制，从而保证国家治理的顺畅、高效、有力。群众路线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贯彻，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制度和治理优势，是其他国家、其他政党、其他制度难以复制的。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作为前提，人民的全过程参与是我国制度和治理优势的最可靠基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之上，并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人民群众全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优势，这与西方式的制度运行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式制度只是在选举到来时，才有对民众的动员，而这种动员本质上是对选民的争夺，政客们通过一系列的选举造势，去迎合民意。而选举过后，民众就基本与权力运作脱钩，民众的情绪也迅速消沉，对制度运行和制度偏差所导致的问题，民众只能用罢工、示威、抗议等街头民主的形式去表达。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人民群众广泛动员的基础之上，这种动员不是暂时性的、功利性的，不是对民意的周期性操纵，而是民意的持续充分的表达。动员人民、吸引人民广泛参与，贯穿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发展和实施执行之中，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始终是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检验标准。没有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运行就会限于虚空，就会成为政党纷争和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权力的合理渠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动员能力是世界公认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就曾经指出：“和其他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达到其改革的目标。”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实践中，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民众动员和吸引民众参与的能力，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优势，也因而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人民群众基础。
四、不断深化改革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的活力之源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新型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一经建立并不是完美无缺或凝固停滞的，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要经历一个从不够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相比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一切旧制度而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内在的优越性，但它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因而通过改革使之不断完善是我国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一场革命性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毛泽东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邓小平也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是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释放制度活力，展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有优势。如习近平所说：“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
我国的改革始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能够正确把握和处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稳定的同时，对各方面的重要制度和具体体制实施灵活改革，既保持制度性质不变，又充分释放制度活力，凸显制度优势。在我国国家制度体系中，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是体现国家性质层面的制度，规定着国家前进发展的基本方向。重要制度是体现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其他各领域的处理各项事务的具体原则、体制机制和相关规定等，它受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规范，又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具体化。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体现国家性质，但是没有各领域的重要制度的支撑就会限于空洞，而各领域的重要制度脱离了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规范就会走样和变质。制度改革就是要在坚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各领域的制度机制进行不断改革，使各领域的重要制度能够与时俱进，保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落地和实施，并有利于避免制度僵化，从具体实践过程展现制度的灵活性，并以此支撑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更好地运行，从而激发制度活力，发挥制度整体优势。
我国的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能够始终保持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使之能够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实践要求，从而拥有蓬勃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在谈到政治制度设计和发展时曾经强调：“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从实际出发，我国的改革始终坚持了三个发展方向：一是既不割断历史，又始终紧跟时代。我国的制度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植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近现代发展，形成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制度和治理实践。因此，我国的改革始终立足于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近现代的历史性选择，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在坚持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制度基础和制度发展方向的同时，又根据时代变化进行大胆的调整和改革，保持了制度发展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实现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传承和与时俱进，使其始终保持了制度本色和时代活力。二是既注重理论指导，又着眼实践要求。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着眼实践的新要求和新变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要求，体现国家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特征以及解决主要矛盾的需求，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和治理创新，及时把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制度和法律，使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始终保持了实践活力。三是既注重国家治理需求，又始终关注人民的需要。我国的改革，就是在坚持和巩固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制度创新力度，从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使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始终保持了发展活力。总之，我们的改革是根据时代变化、实践发展、人民需要而进行的，不仅不会改变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而且能够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活力得以充分释放。
五、追求公平正义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的价值支撑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发展，既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展现着现代国家制度发展和治理进步的中国模式。就现代国家治理来说，实现“善治”是其重要目标，而“善治”的基础在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合理性与适当性，而这种合理性与适当性的核心价值标准在于公平正义，即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否基于公平正义而建构和完善，是否以维护和保障公平正义而实施和运转。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善治”的前提条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正义始终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构和运转的核心价值追求及标准，正因如此，才铸就了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成为“良制”从而能够实现“善治”的价值基础，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优势提供了价值支撑。
公平正义渗透于制度建构和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体现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都遵循一定的价值取向，“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属性。比如，我国国家制度中的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协商、公有制主体地位等根本和基本制度，充分体现着制度建构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上，从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到重要制度的建构，都把消灭私有制作为一以贯之的制度追求、把防止专制和实现多数人的民主作为本质性的制度要求、把各民族一律平等作为重要的制度原则、把防止国家公仆变主人作为基本的制度规范、把追求共同富裕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作为制度目标，这些制度建构取向充分体现着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对基于不公平基础上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巨大超越。在国家制度的建构中，我们可以借鉴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必须坚守我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早在1998年，习近平在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就指出：“必须重视发挥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切不可见物不见人，切不可套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去认识、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否则，无论愿望再好，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完善和发展也是如此。
公平正义也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价值方位，即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要把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主要因素，同时也要靠制度保障。仅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要看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如何进行治理。资本主义社会在其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时，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因就在于其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标榜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但由于其制度内在的自私性和贪婪性，其制度本质上是反公平正义的。因此，保障和实现公平正义，不能只看发展水平，还要看制度因素。不论经济社会处于什么发展水平，制度都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鲜明地体现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从目前来看，我国社会还存在许多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这些现象有很多是制度原因造成的。因此，习近平明确要求：“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通过改革，使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就能充分凸显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特有的价值优势。
总之，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来源于坚持党的领导、坚守社会主义方向、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深化改革、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这些方面，构成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历史上的其他制度所不具备的。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断言：“就人类历史确实通向某处而言，它正在通向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未如他所愿。中国的制度发展和治理模式所显示的巨大优越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指示了新的方向。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焦虑，归根到底是看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无法比拟和无法复制的显著优势，他们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将比西方式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化，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会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其坚持的基本方向和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不断显现其特有优势的深厚根基和内在支撑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