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效能来看，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有着显著优越性，蕴含着诸多基于中国实践而形成的民族特质，这些特质通过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话语、理论加以呈现。概念是阐释的基本工具，概念界定、厘清和创新是话语表达与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话语是阐释的基本形态，话语建构、表达和创新是概念阐释与理论阐释的基本形式；理论是阐释的系统样态，理论创建、完善和创新是概念建构与话语建构的基本归宿。要增强中国特色党政体制阐释体系的解释力、说服力、认同力，就要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内在意蕴与逻辑，集中解决“概念赤字”“话语赤字”“理论赤字”问题，不断丰富“中国概念”、创新“中国话语”、发展“中国理论”，从而建构起能够科学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科学性、价值性、优越性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一、阐释的起点：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概念体系
毛泽东提出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成果更应通过社会科学加以阐释。党政体制是中国政治体系、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党的长期执政、国家有效治理、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富裕幸福都有着根本性影响。科学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要加强基础性研究，其中概念史研究是基础性研究的基石。通过概念史研究，一是从厘清初始范畴的角度明确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逻辑起点；二是通过明确基础概念、核心概念、基本概念建构起基本的概念体系；三是从概念体系与阐释体系之间的关系角度解决好概念史研究与“概念赤字”问题。
（一）初始范畴的界定与逻辑起点的明确
初始范畴是理论阐释的出发点，也是建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初始范畴的界定与逻辑起点的明确有着直接关系，逻辑起点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起始范畴，往往以初始或起始概念的形式加以呈现，因此初始范畴与逻辑起点有着高度契合性。逻辑起点是理解阐释问题的切入口和制度理论研究的前提，逻辑起点的确立是由其在整个逻辑结构中的“源头”地位决定的。就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而言，逻辑起点应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点：一是在党政体制阐释体系中具有基本性、简单性特点，体现本质规定性；二是逻辑起点本身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阐释党政体制的基本要件；三是从纵向上来看，贯穿党政体制历史演进的全部历史，体现历时性维度的共通性特点；四是从横向上来看，关联党政体制阐释体系的各个环节和组成部分，体现共时性维度的同一性特点。
阐释党政体制的初始概念是“执政”，立足中国政治实践和中国特色话语的初始概念则是“长期执政”，这也是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逻辑起点。党政体制是党与政权机关之间互动关系的制度化形态，阐释党政体制也就是阐释政党如何执掌政权。从一般政党政治意义上来讲，取得政权是政党的基本目标。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追求，无产阶级政党使得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只是第一步目标，同时既要进行政治革命，也要进行社会革命，肩负着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使命。诞生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肩负着阶级斗争的使命，而且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使命，“执政”就具有了民族特色的政治内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是政治前提，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有效执政”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
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具有本质一致性，逻辑起点是主观选择性与客观决定性的统一。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党执掌政权，为此要明确执政的历史起点。纵观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党执政的历史分为局部执政时期和全国执政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虽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两者不只是执政范围的区别，而且在时代发展主题、核心历史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执政体制特点方面都有着显著差异。明确“长期执政”为逻辑起点要阐释好执政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解决好“逻辑起点”的起点或根源问题。执政合理性的明确是分析党政体制的政治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系统阐释如何执政、如何有效执政等问题。为此，要立足时代未来发展取向和现实政治力量治理能力以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形势等角度阐释党长期执政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二）基本概念的厘清与认识工具的运用
基本概念的明确和概念内涵的厘清为话语创新、理论阐释和实践解读提供了有效的认识工具。初始范畴和逻辑起点问题是概念体系的重要问题，也是深入建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关键问题，通过分析基础性概念有助于深刻理解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逻辑机理。“执政”是初始范畴，“长期执政”是逻辑起点，理解这个“原点”就要明确其内涵及其独特性。初始概念的独特性是将其确立为元概念的重要条件，而其独特性往往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从执政这一元概念出发，就要厘清执政与几个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是执政与领导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执政是一种法律概念，领导是一种政治概念，但党的领导地位的法律确认使其同样具备了法律意涵，区别二者关系应从主体、对象、方式等方面加以分析。二是执政与专政的关系，执政是政党对政权的掌控，专政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是指无产阶级对敌人的管理与控制，二者的主客体都具有一定差异性。三是执政与行政的关系，二者所称“政”的内涵是不同的，前者指向组织和领导国家政权，后者指向行使国家权力机关所赋予的行政职责。四是长期执政与永久执政的关系，长期不等同于永久，无产阶级专政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条件，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党。五是执政党与领导党、革命党的关系，当代中国共产党是三者的统一体，不仅要长期执政、全面领导，而且要进行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阐释执政内涵要明确三者之间的历史渊源及相互关系。
党政关系是阐释党政体制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党政关系即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党”毫无疑义是执政党，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就是中国共产党，但中国党政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应该从新型政党制度的层面理解这里的党政关系，不仅包含执政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而且内在包含参政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政”，学界观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宏观角度，从公权力层面来理解指广义上的政府，既包括政权机关也包括人民团体等。二是中观角度，将“政”理解为政权机关，这里的政权机关也是从中国政治实际出发进行的界定，包括人大、政协、监察委、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尤其需要从新型政党制度、新型国家制度、新型政治制度的视角理解“政协”的独特地位与作用。三是微观角度，将“政”理解为狭义的政府即行政机关。分析党政关系需要基于不同的逻辑路径和论证进行界定，一般意义上指中观层面的内涵。要在明确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从概念史和概念网络中把握核心主题。
（三）概念体系的解剖与阐释体系的建构
概念是整个阐释体系的重要逻辑节点，概念体系是整个阐释体系的基石。概念是建构话语体系的主要单元，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改造、建设、改革以及治理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中国特色政治概念的产生为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工具，也为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源。同时创新性概念的产生丰富了话语表达方式，提供了理论创新动力，增强了人民的政治自信。正如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中国特色政治概念主要有三种概念资源，相应的有三种概念转化方式：一是域外概念传入，二是传统概念新解，三是时代概念原创。三种来源方式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在整个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迁移。在经历“欧风美雨”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中国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一定影响，在概念表达上呈现出“搬用”色彩。但西方制度、文化、理念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概念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同时根据中国实践提炼的原创性概念出现。这一过程呈现阶段性特征，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中国特色”和强调“新型制度”，概念转换不仅反映了国情转变，而且反映了民族心态的转变。中国人民自己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展现出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治理优势，坚定了人民的自信，也催生了概念的创新。
概念作为逻辑节点对话语建构和理论阐释起着关键作用。为此，既要做好中国特色政治概念的考辨研究，也要做好概念创新研究，以解决“概念赤字”问题。有学者提出理论产生的三种方式，即论从“经”出，从经典文本中来；论从“史”出，从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中来；论从“实”出，从客观实际和实践生活中来。概念的产生亦是如此。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概念提炼与创新也应当从这三种路径着手，一要加强对政治性概念、话语、命题、论断的梳理、分析、总结，通过概念史研究明确概念的文本演进，深入阐释“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的丰富意蕴。二要加强概念产生的历史基础的研究和对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深刻阐释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演进动力，更好界定其时代内涵。三要加强对实践过程的分析，及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以新概念形式进行表达。从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角度重视本土概念与域外概念的转化，既要做到不忘本来，又要做到吸收外来，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同时要做到面向未来，“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切实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概念体系的建构置于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建构逻辑之中，增进三者之间的互通性和转化效率，全面提升阐释能力和效度。
二、阐释的延伸：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以媒介的形式在阐释体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概念体系奠定话语体系的基础，话语体系是理论体系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理论体系则是话语体系的内在实质。话语体系是由不同的概念、范畴、语词组成的特定表达方式。三者之间有着复杂紧密的关系，话语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转化为不同的论断、命题，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转化传达着理论体系的丰富意蕴以及思想转变的逻辑。
（一）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话语的演进逻辑
话语主要表现为一定的语词、句式或论断、命题等形式，本质上是思想理论的一种表达工具或载体。从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出发，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话语转换的内在动力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时代主题转化与党自身认知的变化。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萌发、探索、建构，经历了建设和改革主题的转换，党政体制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基础上不断调适。从权力机关设置和根本政治制度演进来看，经历了苏维埃制度、参议会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制度设计和话语表达上都呈现出时代性特征。从根本上来讲，这是理论实践化与经验理论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党政体制不仅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且要适应不同形势下的政治需要，党不断通过对自身经验的总结，依据对党政关系认知的变化不断调适党政体制。制度革命确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体制改革健全了系统的体制模式，治理变革建构了科学的治理体系。从“党政合一”与“党政区别”的相互影响到确立“党政合一”体制，从探索“党政分开”到明确“党政分工”再到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话语变迁是政治实践变化的映射。
二是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解读阐释能力。话语创新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实践是理论之源，话语创新和理论创新要解释实践；另一方面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话语创新和理论创新要引导实践。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党政体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党政体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现代性特色。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是从近代以来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开创出来的，但不是简单延续历史体制的母版；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政治实际结合中建构起来的，但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专政设想的模板；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党政关系探索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但不是传统社会主义党政体制的再版；是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党政体制的弊端中创新出来的，但不是域外党政体制的翻版。基于这种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用于阐释的话语和理论就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三是回应外部质疑以增强人民政治自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饱受非议、攻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要以彻底性的理论和中国化的思想成果回应意识形态层面的攻击。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仅要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而且要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对社会主义发展现实与前途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历史终结论”，对中国现实成就与未来发展提出“中国崩溃论”以及不同形式“中国威胁论”，对世界未来发展形势与国际格局提出“文明冲突论”以及“告别革命论”等。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潜在斗争依然存在，文明优劣的论调成为西方国家利益竞争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回应思想领域的冲击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以其显著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增强了人民对党政体制的政治自信。
（二）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话语的基本特点
加强对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语境分析，有益于协调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学术话语必须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学术话语不能与政治话语完全脱离，更不能对立”，正确协调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才能阐释好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用以阐释党政体制的话语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话语继承性体现了话语表达的一惯性。其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资源的继承，比如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来界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其二是对革命文化话语资源的继承，比如1942年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提出的“领导一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三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话语资源的继承，比如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来阐释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分析话语的文本变迁和历史演进是全面阐释党政体制历史规定性与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话语转换性体现了话语表达的接续性。从时间、空间、对象三个维度审视，阐释党政体制的话语转换呈现以下特点。其一是民族性转化，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层面的话语转换，中国共产党建构党政体制深受苏联影响，民主革命时期在政权机关的命名方式、政权组织方式、国家结构方式等方面都体现了一定的苏联特点。随着革命实践深入和执政规律把握增强，党逐渐探索能够有效治理中国的党政体制，反映到话语层面则呈现出民族性特点。其二是时代性转换，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层面的话语转换，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转化，时代主题和中心任务也在转换，尤其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不断要求政治上层建筑进行自我调适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历史图景反映到话语层面则呈现出时代性特点。其三是受众性转换，最为核心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层面的话语转换，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为此就要将党政体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大众化话语进行传播，这些话语就体现出鲜明的受众导向。
三是话语创新性体现了话语表达的自主性。其一是原创性创新，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改造、建设、改革以及治理的进程中总结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的本土结论。其二是借鉴性创新，由于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被迫纳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开始了向域外学习的进程，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西方话语的冲击，在话语转换层面深受日本、苏联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话语借鉴带有鲜明的“搬用”色彩。而随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话语的本土性转换进程逐渐开启。当代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政治制度仍要借鉴不同文明优秀成果，这种借鉴就更加体现出鲜明的转化色彩。比如“治理”一次虽然最早出现在西方，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并不是对西方概念的全盘照搬，而是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赋予其崭新内涵并建构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其三是集成性创新，所谓集成性创新是一个对各个创新要素和创新内容进行选择、集成和优化进而形成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的动态创新过程。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话语体系也是从文明互鉴层面进行的话语融合和话语创新的结果。
（三）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话语的转换方式
一是概念表述形式和基本内涵的转变。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充分体现了概念表述变动的历史图景，中国的政党制度是萌发于革命时期，建构和完善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国相继出现了“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等概念表述。话语变迁的背后是对中国政党制度地位与价值以及心态变化的反映，新时代站在新型国家制度、新型政治制度、新型政治文明乃至新型文明型态的角度对中国政党制度进行审视，新型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开辟了政党政治有效治理的新路径。
二是论断与时俱进具有了时代化色彩。比如关于“最大的政治”的论断的时代演进，提出这一论断是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优越性的一种话语表现形式，有助于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和中心任务以更具传播力、吸引力的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基本认同，从而推动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高度衔接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群众的掌握。这一论断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并不断丰富内涵的，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述形式，十八大以前主要是将经济议题、战略、理念作为“最大的政治”，十八大后提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等论断，在丰富论断内涵的同时反映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随着党和国家对全局认识的转变，党政体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适以不断增强时代适应性。
三是命题接续探索形成了阶段性的特点。一个命题是由多个概念组成的复合观念，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在话语层面存在着阶段性演化，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从一种描述性、修饰性话语转变为一种界定性、固定性话语，体现出我们对自身探索的道路的认知变化，也反映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生成的历史逻辑。随着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治理效能的展现，与世界上的政党衰败、国家失败、治理失灵等现象形成共时性对比，这不仅具有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具有独特意义。
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概念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概念体系同样需要话语体系将概念的价值进行延伸和升华，理论体系则进一步将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在意蕴进行伸展，形成党政体制阐释的完整系统。同时，三个体系的发展完善和作用发挥都是在阐释体系中进行，并且在深度衔接、高度契合中实现阐释价值的同向发力和建构资源的相互转化。
三、阐释的归宿：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理论体系
关于党政体制的理论和阐释党政体制的理论体系具有差异性，但具有本质一致性。理论体系是对阐释党政体制的系统工具，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形成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达成这一目标需要通过理论阐释完成理论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自信，概念认知和话语认同为其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科学性的理论阐释
从理论层面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最为根本的就是要揭示其中蕴含的科学性。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视角揭示这种体制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视角揭示这种体制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从共产党执政规律视角揭示这种体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特征。“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制度多样性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正如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科学性，不仅要从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出发论证其必然性，而且要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角度阐释其必然性。
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有效性是衡量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党政体制就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成果。揭示其本质不仅要注重从历史必然性出发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而且要从现实必然性出发加以论证，将党的执政体制的优势进行科学化阐释。最为根本的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肯定，增强人民的认同性。
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体现了对执政规律的把握。阐释这一体制的科学性的关键在于深刻揭示党的领导的决定性作用。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正如政治学者萨托利所说，“现代政治需要政党的引导，在不存在多个政党的时间和地点，也需要一个单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地位是多重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共同决定的，而其中蕴含的最为持久的合理性则是由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所决定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确立、坚持与完善不断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党不断通过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不断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拓空间、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把握和运用上。
（二）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价值性的理论阐释
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还要深刻把握其价值性，系统阐释党政体制的人民性取向是阐释体系的核心所在。“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确保了中国党政体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性质要求坚持执政为民。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和“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适应”阶段，在政治上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阐释体制的人民性首先要明确党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其阶级性，但是不能将阶级性等同于代表性，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但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利益代表方面具有广泛性。为此，既不能混淆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关系，要从党的阶级性、群众性的结合中把握党执政的根本指向。
党政关系调适坚持人民取向。从局部执政时期建构政权的尝试，到全国执政时期建构、改革党政体制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对合理的党政关系的探索从未止步，但有着一个根本性的指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革命时期的党政体制直接目标是取得政权，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革命直接目标，但根本上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在建构党政体制时存在着“党政合一”和“党政区别”两种认识，虽然最终形成了“党政合一”体制，并长时间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是这种体制的形成与当时缺乏执政经验和模仿苏联模式有着直接关系。改革开放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探求能够释放党和国家活力的党政体制，尤其是提出治理现代化命题，究其根本都是为了保障和扩展人民的利益。
国家治理旨在确保人民利益。党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一个无效或低效的政府是无法实现有效或高效治理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现代民主制三要素，即强大的国家、法制和责任制政府。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强调了最好的社会类型是在竞争的市场、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和有效的政府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等。其中都提到有能力的国家或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就要不断增强党政体制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集中体现在对人民诉求的回应和引导上。一方面要不断回应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产生的新诉求，另一方面要通过不断增强制度供给为人民需求的丰富和提升提供政治基础。
（三）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优越性的理论阐释
比较是发现制度优势的有效方法。比较分析主要包括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习近平指出“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善于从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阐释制度优越性。
与传统社会主义党政体制相比较，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是现代化的党政体制。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不仅蕴含着现代性因素，而且具有明确的现代化追求，同时，坚持以改革自觉提升现代化水平。正如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使得中国有时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党政体制，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更具有现代性、灵活性和发展性。
与现代资本主义党政体制相比较，中国特色党政体制是具有适应性的党政体制。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要有力回击各种形式的选择性判断、片面性判断，要从实现现代化的多种模式、现代性多种表现形态的角度加以展开。正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提出“新型现代性”，认为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要旗帜鲜明反对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单一模式论等论调，同时既要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特殊性，也要阐释其一般性。向世界讲解中国故事，关键在于寻找“例外论”“特殊论”之外的共鸣之处，为此要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解决“理论赤字”问题，建构出能产生世界影响的中国理论。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意义层面，优越性的价值旨归是人民性而不是扩张性。我们要从国外受众角度阐释好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政治道路和党政体制，在服务本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选择。我们建构阐释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为了增强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增强坚持中国道路的自信与定力；另一方面是为了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警惕“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要以理论的彻底性阐释好中国发挥体制优势的人民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