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演进

       榜样文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被观照，其时间尚不长，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伴随党的建设存在了近百年的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是要追溯榜样文化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是要呈现不同时代背景下榜样文化的特征。

       （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榜样文化建设（1921-1949年）

       1921年至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榜样文化建设主要围绕投身革命、支援前线、追求解放的时代主题，可分为萌芽孕育、逐步推进、稳步发展和成熟运用四个阶段。

       第一，1921-1927年，党创立初期榜样文化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党的中心工作主要是围绕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等任务展开，初步树立了以榜样示范推动革命斗争的意识和策略。一是通过纪念活动的形式树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榜样形象，即通过对马克思、列宁的纪念活动，增进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认同，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合法地位。二是领导工农运动的先进典范。在领导、发动和组织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展现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涌现出一批工农典范。如：“工人运动先驱和工运理论家”邓仲夏、大声喊出“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的林祥谦、“农运大王”彭湃等等。

       第二，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榜样文化的推进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进入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一是毛泽东、朱德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建立为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树立榜样。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提供实践基础，更为各地区红军游击战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示范和鼓舞作用。二是树立长冈乡、才溪乡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这两个根据地在政权建设、经济与文化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扩红支前等方面成就突出，“各项工作名列前茅，成为了中央苏区著名的模范区”。三是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先锋。如：鲁迅、蒋光慈、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等等。左翼文化运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文化战略的发端和第一个成功样本”，而且还锤炼出一支文艺战线的模范队伍。

       第三，1937-1945年，全民族抗战时期榜样文化的稳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党的榜样文化建设紧紧围绕抗日救国的中心工作展开。一是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应起到模范作用。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论述中鲜明指出，共产党员应在“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和团结统一”诸多方面起到模范作用，阐释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和团结自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二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涌现出诸多爱国将领、英雄人物。如：“模范军人”左权、民族女英雄赵一曼、东北抗联英雄杨靖宇、为人民服务的平凡战士张思德、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等。三是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模运动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同时努力支援前线的劳动模范。如：吴满有、赵占魁、甄荣典、刘建章等。群众中“劳动光荣、劳动致富”的观念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发展。

       第四，1946-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榜样文化的成熟运用阶段。这一阶段，党继承和吸收了抗战时期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实践，使榜样文化建设更加生动、具体、丰富。一是连队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立功运动是由基层官兵创造的、自下而上的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一种更通俗的群众性的榜样文化传承方式。团结互助运动是以榜样典型为基础，树立官兵平等互助的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是“王克勤运动”。新式整军运动是针对解放军队伍中出现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状况在诉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运用榜样推动全局的生动实践。二是选树瓦解敌军的典型案例。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开展高树勋运动，“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概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榜样文化建设呈现出两种鲜明的发展特征：一是突出榜样选树的革命性。从组织工农运动到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从战斗英雄到劳动模范，实现了革命性榜样文化的社会化，推动革命的发展。二是重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榜样，不仅是一种选树过程，更是一个弘扬过程。通过广泛宣传榜样人物及事迹所蕴含的精神性、价值性来获得民众的认同与践行。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榜样的示范性在军队政治工作、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榜样文化建设（1949-1978年）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中心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向巩固与建设新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榜样文化建设紧紧围绕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展开，可分为承前启后、蓬勃发展和挫折徘徊三个阶段。

       第一，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榜样文化的承前启后阶段。这一时期，经济上百业待举、百废待兴，政治上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严峻。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各条战线的榜样模范不断涌现。一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榜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涌现出许多舍生忘死的英雄模范，“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二是恢复国民经济工作过程中涌现出的榜样人物。如：工业领域马万水、马恒昌、孟泰、郝建秀等劳动模范；农民领域耿长锁、李顺达等农民模范；商业领域荣毅仁等模范人物。

       第二，1956-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榜样文化的蓬勃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全面到来，党的榜样文化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一是动员全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榜样引领达到一个巅峰状态。1956年，在毛泽东提出“搞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倡议下，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一大批彰显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榜样典型应运而生，工业战线“铁人精神”、农业战线“大寨精神”、科技领域邓稼先、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党员公仆焦裕禄、环卫工人时传祥、舍身救火而牺牲的女工向秀丽、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二是大批讴歌舍生忘死、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文艺作品不断涌现。《红岩》《林海雪原》《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文学作品风靡全国，《英雄儿女》《白求恩大夫》《雷锋》等影片激励人心，《智取威虎山》《草原英雄小姐妹》《江姐》等剧目推陈出新。这些文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起到了榜样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三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榜样文化建设开始受到重视。这一阶段，韶山毛主席故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上海中山故居、中山陵、鲁迅墓、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也拔地而起。这些革命纪念建筑物成为弘扬榜样文化的重要阵地和渠道。

       第三，1966-1978年，榜样文化的挫折徘徊阶段。由于“左”倾错误的积累和泛化，致使人民群众的思想长期“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党的榜样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出现偏移乃至造成重大失误。

       总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榜样文化呈现出两种鲜明的发展特征：一是飞跃式发展，属于榜样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继承革命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从群众的实践中挖掘出无数榜样典范，实践并传播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二是挫折式发展，即榜样文化发展的艰难时期。这一时期榜样文化的宣传以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榜样文化宣传体系。但是，受政治泛化的影响，致使榜样文化后期发展受挫，其应然价值大大弱化。

       （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榜样文化建设（1978-至今）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榜样文化呈现开放多元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榜样文化建设可以分为拨乱反正、健康发展和守正创新三个阶段。

       第一，1978-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榜样文化的拨乱反正时期。党的榜样文化建设得以恢复重建，迈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历史时期。一是涌现出诸多回应现实、彰显人性的道德榜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坚持为真理而斗争”的张志新、“八十年代雷锋”和“当代保尔”双重美誉的张海迪、“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舍身救火的“少年英雄”赖宁、“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朱伯儒等等。二是敢于创新的改革先锋。改革先锋的涌现不仅帮助人们摆脱长期的思想僵化，更助推改革发展的进程。如：农村改革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江苏江阴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涌现的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企业家典型。三是知识分子榜样。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工作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全所未有的重视，一批勇攀科学高峰、为国家现代化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成为国人推崇的榜样，如：“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毕生献身光学事业的蒋筑英、“两弹一星”科学家钱学森、“当代毕昇”王选等等。四是以物质文化形态为表现的榜样文化建设逐步进入正轨。党和政府对革命纪念馆和革命遗址的开发和开放受到重视，国务院先后公布第二批、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涉及榜样人物纪念建筑物15处。红色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榜样文化的内容，更日趋成为榜样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第二，1992-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榜样文化的健康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深化，其自身缺陷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日益凸显，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享乐主义、利益主义滋生并不断蔓延。如何引导市场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选树榜样人物，弘扬榜样文化，发挥榜样人物的道德引领作用，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指出：“各条战线涌现的先进人物和他们的崇高精神，需要讴歌和传播。”基于此，党的榜样文化建设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榜样类型趋于多样化，涉及劳动模范、道德楷模、人民公仆等。如杨利伟、任长霞、许振超、韩素云、孟二冬、洪战辉、丁晓兵、沈浩、杨善洲、龚全珍等，都是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涌现的榜样典型。二是榜样选树方式日趋经常化规范化。由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打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全面而立体地发挥榜样的价值功能，在仪式化运作中实现榜样符号社会化。三是榜样物质形态文化建设全面化推进。随着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以榜样人物革命纪念地、遗址为主题的红色旅游逐步形成规模并开始走俏市场。

       第三，2012年至今，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党的榜样文化进入守正创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榜样彰显的崇高精神和价值信念。他指出：“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这些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榜样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榜样文化的问题，为党在新时代继续培育和弘扬榜样文化提供根本遵循。一是以国之名隆重表彰功勋模范人物。2019年9月，授予于敏、袁隆平等8人“共和国勋章”，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等6人“友谊勋章”，授予于漪、张超等28人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8月，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活动，有助于“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二是榜样文化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党中央批准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勋章荣誉表彰条例》《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办法》《“七一勋章”授予办法》《“八一勋章”授予办法》《“友谊勋章”授予办法》，建立起党、国家、军队功勋簿。另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相继实施，国务院还对《烈士褒奖条例》进行第二次修订（2019年）。这些法规的出台为榜样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与治理保障。

       质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榜样文化逐步向开放多元型转变并日益成熟，表现出开放多元与继承创新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一方面是榜样文化生态的开放多元，突出表现在：政党层面，全面改革取代政治革命，活力释放取代思想僵化，党的意志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次高度统一；社会层面，趋于同一转向多元小众，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精神内塑转向物质精神并进。另一方面是榜样文化的继承创新。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是以前一时期的建设内容为前提和条件的，因此具有强烈的历史继承性。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榜样文化建设，坚持榜样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等。同时，榜样文化建设在主客体互动、载体分众、话语传播等方面又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发展。可以预见，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党的榜样文化将沿着开放多元与继承创新的发展路径，实现更为健康地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榜样文化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一主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成就斐然。

       （一）以坚持群众榜样文化路线为基本原则

       人民是榜样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榜样文化的构成要素。正因如此，榜样文化与人民是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连续体——人民的创造性活动促使榜样文化日益丰富，日益丰富的榜样文化又教育和鼓舞人民，不断向“自由王国”迈进。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理所当然也是榜样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

       1921年以来，无论是革命斗争还是社会建设，党的榜样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主线，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选树和弘扬榜样旨在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旨在“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因此，无论从标准构建还是实践操作上，选树和弘扬的榜样都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映照于人民。“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总有一部分先进的人走在前头，他们创造的较高劳动生产率、先进工作方法，他们在这种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道德风貌，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质而言之，通过一个个榜样典范的选树、学习和弘扬，从而使党倡导的价值理念深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将崇高的精神转化为人民群众争先效仿的日常观念和具体行动。

       （二）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基本遵循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活动，党的榜样文化建设始终围绕中心任务、服务大局的基本遵循来开展，目的是服务实践，或从榜样典范中总结经验以指导现实，或借榜样力量进行政治动员、政策导向、凝聚民心，以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领导中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是党的中心任务，榜样文化建设凸显出以“舍生忘死、投身革命”为主题的革命英雄主义价值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榜样文化建设展示出以“政治动员、投身建设”为主题的集体主义价值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榜样文化建设逐步转型以开放多元为特征的新时期价值观。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先锋、工农典范、战斗英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各条战线涌现的建设典范，亦或是改革开放后的人性榜样、改革先锋，再或是新时代涌现出的大国工匠、道德楷模，都顺应了历史时代的变迁和中心工作的变化，为党的中心工作的完成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榜样文化的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因此，由榜样文化所表征的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崇高精神，特别是由榜样人物所展现的优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极为重要的。

       （三）以塑造政党形象为功能旨向

       党的榜样文化是集人、物、行为、精神于一体，具有集中、强烈的表现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权威树立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对榜样人物的树立及榜样人物所彰显的崇高精神进行弘扬，实质上表明了党对待先进人物、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折射了党的英雄观、文化观与价值观，对于塑造党崇尚榜样、推崇榜样的形象，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革命党到成为掌握新中国政权的执政党，一以贯之注重选树和弘扬榜样典范，借助榜样的力量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形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形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当提及毛泽东，人们心中自然浮现卓识远见、信仰坚定的形象；当提及黄继光，人们心中自然浮现舍生取义、勇敢无畏的形象；当提及雷锋，人们心中自然浮现爱憎分明、公而忘私的形象……这些一个个具体的党员形象汇聚为党的整体形象。党的形象不是抽象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靠每一个榜样人物，尤其是人民公仆的具体行动来塑造的。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任长霞、廖俊波……这些“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光辉形象展现了人民公仆的精神特质，维护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与党之间架起一座更为牢固的桥梁，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文化建设历程中，选树和弘扬榜样对于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增强国家凝聚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梳理历史是为了把握现实，总结经验是为了服务实践。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文化建设积累的丰富而宝贵经验，为新时代我们党继续推进榜样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一）探索建构榜样文化的精神谱系

       谱系是周全的类型划分，也是系统的历史追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榜样、弘扬榜样的良好社会风气。榜样文化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表现，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我们治党治国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丢不得，丢了要吃大亏。”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选树和弘扬一系列彰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核心价值，反映民族特点和时代风貌，凝聚各方力量的榜样人物，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榜样文化精神谱系。因此，对榜样人物所展现的精神谱系予以历史性、完整性、准确性的描摹是新时代榜样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榜样人物呈现的精神力量既是前后相继又是一脉相连的。从建党先锋、革命英烈，到改革先锋、行业精英，再到开放多元、价值与精神共载的榜样典范；从革命性的战斗英雄与生产劳模，到政治性“个像”“群像”的旗帜标杆，再到多元性精神楷模与价值表率的互融。这些榜样的形象塑造与精神气质的变化，都凸显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变迁，以及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全面性认知与科学性把握。建构榜样文化的精神谱系，实质上不止是历史性的梳理与总结，更是在新时代创造美好生活的理论创新与思想积淀的积极探索。第一，对榜样人物进行历史性梳理与理论性总结。榜样人物是榜样文化精神谱系的实践者、演绎者和阐述者，其一脉相承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和价值理念，构筑榜样文化精神谱系实质是细致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选树什么样的榜样，如何通过榜样来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更是在新时代弘扬榜样文化的过程中促进榜样文化的社会化，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形”的塑造和“神”的培育。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榜样文化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作为一项文化建设的根本制度明确提出，由此对榜样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榜样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活、生动的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榜样文化的本质和内核，二者在价值实质上具有一致性。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来把握榜样文化建设过程中所涌现的精神典范，有助于系统而完整地把握榜样文化精神谱系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精神传承的一贯性，能够有效防范和避免对榜样人物进行刻板式、教条式解读，有效揭露和反驳对革命榜样历史虚无式的诋毁和“英雄过时论”的鼓吹。

       （二）积极创新榜样文化的传播机制

       榜样文化的功能实现和力量展示需要一定的途径和手段，这就是榜样文化的传播。榜样文化蕴含的精神价值，只有在传播中才能被人感知、产生认同，才能使其所承载的文化形成示范与辐射，展现出自身具有的软实力。正如习近平所言：“要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传播与弘扬榜样文化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助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得以延续和发展；有助于增进民众对文化和政治的自觉认同与拥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当前榜样文化传播机制来看，偏重以“传”为主，“播”的实效与评价尚需进一步审视与勘察。新时代历史条件下，创新榜样文化传播机制，须从内容生产、话语风格、传播方式等几方面着手，予以推动榜样文化的更好传播，增强传播的实效性。第一，创新榜样文化的内容生产。“对新闻媒体来说，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都重要，但内容创新是根本的。”这对于榜样文化的内容生产也同样适用。注重与时代同行，塑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榜样形象是榜样文化内容生产的重点。“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发挥更大威力。”榜样文化要切实发挥引领作用，应紧密联系实际，回应现实问题。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制度下，挖掘类型多样的榜样形象，以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要。第二，转型榜样文化的话语风格。话语风格是榜样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在创新内容生产的基础上，坚持灌输话语与沟通话语双重并进，将榜样文化内容通过理论宣讲、精神解构的灌输话语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要注重使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沟通话语在感性中打开榜样文化的传播渠道；坚持政治叙事与日常叙事紧密配合，榜样文化传播既要使用政治方式叙说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又要通过日常身边的典型来叙说榜样事迹、崇高精神；坚持集体性话语与个性化话语协调推进，为顺应全媒体时代的传播形势，榜样形象传播的话语风格既要突出集体性话语特征，又要彰显榜样人格魅力，不断优化榜样文化的话语风格。第三，融合榜样文化的传播媒体。传播媒体是影响榜样文化实效性的重要因素。随着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已迫在眉睫，实现媒体间的优势互补，将传统媒体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与新媒体的现代性和便捷性相结合，打造多维度的集理想信念、党性修养、道德伦理、英雄典范等为一体的学习、交流平台，拓展榜样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三）完善榜样文化的制度体系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任何一种制度的生成都是主流文化的产物。榜样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超越和超前的功能，具有塑造和形成主体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的功能，而制度具有规范、规则、强制和硬性的功能。因此，完善榜样文化制度体系的目的在于促使榜样文化弘扬的深入持久，通过制度实现榜样文化的社会化。榜样文化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制度、选树机制、舆论引导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从封建社会的传统旌表制度到民主革命时期的英模旌表制度，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榜样文化实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英雄模范、先进典型人物表彰大会制度、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无不展示出党的榜样文化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并在实践中创新发展。

       新时代历史方位下，榜样文化建设要走制度化的路子，就必须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就是通过宣传、实践榜样文化，从而实现整合社会信仰、吸收社会精英、动员人民群众的社会功效，从而使榜样文化上升为公民文化的过程。第二，完善科学合理的榜样选树机制。榜样的魅力来自于它的真实。选树榜样的初衷是通过一个具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典型形象来达到道德规范、价值引领的作用，因此，榜样选树必须坚持真实性，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真实反映。建立在大量虚假与谎言之上的榜样，哪怕有多少客观理由为其辩护，都会经不起良知的拷问与文化传播规律的惩罚，最终会被人们弃之如敝履。第三，发挥典型报道引导舆论机制。“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舆论报道作为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报道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舆论引导作用。榜样人物报道作为典型报道的传播方式之一，正是通过对榜样人物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时代价值的挖掘、凝练与弘扬，用榜样精神阐释主流价值，以此提升舆论引导的有效渠道。第四，健全权益保障机制。榜样人物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社会实践，他们不仅是精神价值的符号标识，更是血肉身躯的现实存在。通过权益保障制度的构建来切实维护榜样人物的基本诉求，以法律手段来保护善良、推动进步，使真善美得到利益补偿。权益保障机制虽不能直接促使榜样文化的社会化，但可以保护榜样人物的合法权益，惩治非道德行为，间接地为弘扬榜样文化营造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