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党的建设中管全局、管方向、管长远的行动指引，是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作出的总体部署，对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具有纲领性作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建设总要求的历史演进，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自身建设基本要求的初步探索和逐步明确；新中国成立后对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艰辛探索和集中表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概念的明确使用及其内涵的系统表述。百年来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演进呈现出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特点：一方面，总要求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核心要素一以贯之；另一方面，总要求的战略定位、具体内容、话语表达等不断与时俱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执政70多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一以贯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把党建设得坚强有力，首先就必须明确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党的建设中管全局、管方向、管长远的行动指引，是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它对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具有纲领性作用。党的历史表明，能否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实现党的建设总要求的与时俱进，不仅关系到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而且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本文概要考察百年来党的建设总要求历史演进的过程并揭示所呈现的特点，以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自身建设基本要求的初步探索和逐步明确
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在党成立以后，随着党的建设实践不断展开而逐步明确的。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点在建党之初就已经确定。1921年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对党的基本任务、奋斗目标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定，在中国公开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1922年党的二大划清了党的组织与一般革命团体的根本区别，提出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并强调组成这样的党必须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这就不仅提出了要建设一个“群众党”的目标，而且初步从党群关系、党的组织和训练等方面明确了实现这一党建目标的具体路径，表明党在建党初期就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进行了初步思考。随着革命形势和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1927年党的五大从为要使党完成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任务出发，提出党除了要成为“群众党”外，还“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一表述在党建目标中新增了对党的性质的强调，而且明确了要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建设这样的党，反映了这一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基本要求的初步明晰。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党内，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了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提出鉴于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党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否则“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这是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的最初表述。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九大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提出了“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等重要观点，从而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回答了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在党员成分主要来源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
全民族抗战时期，为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战争的历史重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的建设。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将之称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这一表述不仅把党的建设摆在了关乎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而且在党建目标中把对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强调并列，体现了毛泽东把党的建设同中国革命、党的政治路线等联系起来思考的战略思维。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建设党这一重要的党建原则，并结合民主革命的实际，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党的建设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关系。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光辉著作中，进一步对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党进行了深刻论述。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对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党的思想理论观点加以总结概括，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并将其主要内容表述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毛泽东在七大上还明确提出了“三大作风”，实际上是把作风建设也纳入了党建布局中，丰富了对怎样建设党的认识。
党的七大以后，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对即将开始的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思考。1949年2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可能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管理和建设国家的能力问题，强调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否则就不能巩固政权甚至会失败。二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指出由于革命胜利党内各种消极情绪可能生长，一些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可能会打败仗。为防止出现这些问题，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两个问题，反映了他对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思考。不久以后，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毛泽东把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比喻为“进京赶考”，强调我们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在借鉴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并深刻总结党的奋斗历程基础上提出的，包含着对党在革命胜利后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怎样建设执政党指明了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伟大的工程”的命题，形成了毛泽东建党路线，并对执政党建设作了初步思考，但囿于革命战争环境的影响以及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尚待深化等原因，上述党的领导人和党的重要文献中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理论表述还不够集中和系统，内容主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些基本要求，还未能达到总要求的高度。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艰辛探索和集中表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即党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重大新课题。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理论作了重要探索。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这些论断实际上是对党的自身状况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的判断，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八大政治报告辟有专门章节集中论述了“党的领导”问题，提出党和国家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归根到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为了坚持和巩固党的正确领导，八大提出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以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加强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发扬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些探索成果一方面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了，阐明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与目的在于巩固党的领导，这是党对自身建设认识上的一次深化。
然而，由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完全清楚，八大以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偏差。与此相联系，党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也出现了失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提出了错误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的九大对之予以确认。尽管这一党建纲领坚持了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党原则，但它特别突出了阶级斗争，把已经执掌全国政权的党仅仅作为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组织，把领导阶级斗争视为执政党的唯一任务，这就使得党的建设目标发生了严重偏离，其结果是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总结自身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即执政党建设目标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根本前提下，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一党建目标的确立意义重大，它是党把执政党建设与改革开放条件下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作出的，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正确把握，引导新时期党的建设迈向正轨。1983年，邓小平在强调党应当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核心的同时，还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里，“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主旨词就鲜明出现在了党建目标中，反映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建设方向的强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以“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纪律严明、公正廉洁”“选贤任能、卓有成效”等对仗工整的短语的形式，对执政党应当具有的鲜明特征作了规定。与之相对应，十三大在党建任务方面提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都必须进行改革；对于党内出现的贪污腐化分子，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推行干部队伍的“四化”方针；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等。这些探索成果不仅使得党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目标的认识不断明晰，而且对怎样建设党的部署从多个方面展开，体现了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在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中，对党的建设总要求作了比较集中的表述。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将这一工程的总目标表述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党建目标的新变化在于：一是把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列入其中，揭示了党的指导思想对党建目标的引领作用；二是把“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列入其中，反映了党对提高执政能力的深刻忧思；三是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列入其中，体现了党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清醒认识。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建目标表述基础上，对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目标作了两处新发展：一是将“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改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修饰词中，新增了“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强调。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关于党所处新的历史方位的表述中，强调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根据这一判断，十六大对党的建设总要求作出了长达350字的表述，提出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把“制度建设”纳入到党建布局中，把党建设成为“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三个代表”等，从而以新的内容丰富了党的建设总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在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中，对党的建设总要求作出了更为集中且全面的表述。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方面，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把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当具有的特征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这些修饰词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鲜明品格、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党的十八大从党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等方面，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目标。二是在怎样建设党的方面，新增了党的建设主线、完善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提高了党的建设任务要求等。具体来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党的十八大又将“纯洁性建设”新增到党建主线中；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布局中，使之扩展为“五大建设”；十八大提出了增强“四自能力”的任务要求，体现了党在自身建设上的高度自觉性。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重要文献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不断作出了明确且集中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主旨词稳定地出现在党的建设目标中，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主线、总体布局、任务要求等用来回答怎样建设党的表述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建设总要求日趋科学化和系统化。
三、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概念的明确使用及其内涵的系统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乎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战略高度，强调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并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2017年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在第十三部分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一概念，并系统表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指党的建设中必须遵循的重大法则或准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来是党和国家全部事业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九大创新发展党的领导理论，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并将之摆在了总要求的首要位置上，确立为党的建设根本原则。这一重大部署反映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抓住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体现了党的自信和党的建设的初心所在。
第二，新时代党的建设指导方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指导方针，是指党的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总政策或总的指导思想。新时代“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方针的形成，是对以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的完善。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概念，党的十四大将之写入党章，党的十五大将“从严治党”确立为党的建设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大把“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共同作为党的建设指导方针，并一直沿用至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十九大在党的建设指导方针中，将“从严治党”修改为“全面从严治党”。这里的“全面”，既是指管全党、治全党，也是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这一新变化是党对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使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的必然要求，是把党建设得坚强有力的重要保证。
第三，新时代党的建设主线：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建主线，是指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和全部过程的根本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纲和魂。党的十九大在以往关于党建主线表述基础上，在“执政能力建设”前面加上了“长期”二字，即“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这一变化突出了对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的强调，蕴含着党对实现执政使命长期性的深远考量，目的在于提醒全党对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第四，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5+2”布局。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指党的建设各要素的配置状态及配置效果的总体表现，它为党的建设提供实体支撑和有力抓手。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继承以往“五大建设”基础上，新增了两大建设：一是政治建设。政治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政治建设抓好了，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就有了保障。党的十九大将“政治建设”纳入了党建布局中，并强调了其在党的各项建设中的统领地位。二是纪律建设。严明纪律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十九大将“纪律建设”纳入了党建布局中，体现了党依规治党的思路。新时代“5+2”党建布局的形成，是党的建设实践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突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针对性，使得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内容更全面、结构更严整、操作性更强。
第五，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是党对自身建设的一贯要求。对于我们这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并且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自身建设的难题关键在于提高质量。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布局来展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九大把“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写入了党的建设总要求中，确立为党的建设任务要求，这是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理念而提出的重大课题，是对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党对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决心和信心。
第六，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多维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九大从五个维度对新时代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征作了说明：一是“走在时代前列”，揭示的是党在瞬息万变的历史进程中的引路人身份，体现的是党的先进性所在；二是“人民衷心拥护”，揭示的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反映的是党的执政之基；三是“勇于自我革命”，揭示的是党的鲜明政治品格，反映的是党敢于直面问题、敢于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自我修复的能力；四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揭示的是党的执政能力，强调的是党在日益复杂的执政环境面前所具有的执政本领和战略定力；五是“朝气蓬勃”，揭示的是党的精神状态，展现的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政党形象。新时代党建目标的提出，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性，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成果和新鲜经验，创造性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把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继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纲领性作用。
四、百年来党的建设总要求演进的鲜明特点
百年来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演进呈现出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鲜明特点：一方面，总要求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核心要素一以贯之；另一方面，总要求的战略定位、具体内容、话语表达等又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
第一，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核心要素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百年来，无论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具体表述如何变化，但贯穿其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核心要素始终没有变。具体而言，一是从党的性质来看，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建成“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八大提出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改革开放以后提出把党建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这表明对党的性质的坚守一以贯之。二是从党的宗旨来看，从建党初期提出“群众党”，到毛泽东提出“广大群众性的”党，再到党全面执政以后提出的“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服务型”“人民衷心拥护”等，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一以贯之。三是从党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强调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等，反映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一以贯之。可见，党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等反映马克思主义党建原则的核心要素始终存在，它们构成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总要求的不变内核，表明了党的建设不忘初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原则。
第二，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战略定位不断提升。百年来党对自身建设的定位呈现出一个不断提升的动态过程。毛泽东在提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时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即是说提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党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在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时指出，“党要走在时代前列，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实施坚强的领导，在广阔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激烈的国际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就必须继续锲而不舍地加强自身建设，把推进新的伟大工程视为自己神圣的责任”。这段论述在强调党的建设对于党的事业的成功、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外，还以国际视野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对于党在国际斗争中赢得优势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党把新的伟大工程提到了关乎“四个伟大”成败的战略高度，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百年来党对自身建设定位的不断提升，使得党能够不断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认识党的建设总要求，进而使得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视野日益开阔，即由改革开放以前主要着眼于回答在国内环境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了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下认识党的建设问题的大视野，反映了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三，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内容从单一、多元到系统化。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百年来党对自身建设总要求内容的认识亦遵循这一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党的建设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加之受革命战争环境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回答，内容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党建目标和党建布局方面。全面执政以后，随着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丰富以及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新话语逐渐出现在党的建设总要求中。特别是从党的十二大起，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都辟有专门章节来集中论述党的建设问题。与之相联系，党的政治报告对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表述，内容上不断多元且逐渐系统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表述，全面涵盖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指导方针、总体布局、任务要求、党建目标等，形成了一个关于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系统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内涵。
第四，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话语不断创新且风格独具特色。话语是思想表达的工具，对反映某一事物有着重要意义。百年来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演进，在坚持上述反映马克思主义党建原则核心要素不变的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不断创新话语表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总要求话语创新的频次明显增多，不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话语。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 语体系思想指导下，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形成了一系列新话语，如“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等。这些新话语不只是几个新名词、新概念而已，更重要的是，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体现的是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百年来党的建设总要求在话语创新中还形成了独特的话语风格。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善于使用高频名词，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用来表征话语所描述对象的性质；二是注重运用动词，如“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全面推进”等，用来增加话语表达的力量；三是习惯以短语形式来揭示所要建设的党的特征，如“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等，使得话语生动活泼、形象。这些独特话语风格是中国共产党在话语创新中逐渐积淀起来的，体现的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百年来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历史演进及其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自我革命、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身建设的鲜明特质。这种特质，正是党能够战胜艰难险阻、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不负人民重托的奥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