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丰厚而坚实的方法论底蕴，包括思想方法、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思想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坚持和运用，主要表现在它坚持以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矛盾分析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看待事物和剖析问题。其思维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法的创造性运思与丰富发展，主要表现为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人本思维方法，这是其方法论的哲学创新与硬核所在。其工作方法是在深化延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法基础上的实践运思，是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理路指针和方略，主要表现为问题导向、调查研究、顶层设计及狠抓落实的工作方法。三维方法要素紧密关联、耦合交互，共同构成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生态文明思想方法论体系。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思想方法；思维方法；工作方法

从一定意义说，理论体系的创新主要表现为思想方法的创新，理论的发展根源于思想方法的推陈出新与创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丰厚而坚实的方法论底蕴，包括根本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方法和实践工作方法。其中，根本思想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方法的坚持和运用，是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和原则；科学思维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法的创造性运思与丰富发展，是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和范式；实践工作方法是深化延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法基础上的实践运思，是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理路指针和方略。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键是要化理论为方法，掌握领会其内在的方法论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思想方法论

思想方法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占据逻辑统摄地位，是具象指导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方法和原则。这些思想方法是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世情国情变化，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炼概括的，它为人们正确体认繁杂事物的“物质表象”、明晰和应对各类矛盾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丰富的思想方法论，在此重点阐释如下思想方法。

（一）实事求是方法

作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要求我们要透过繁杂现象看清事物本质，从诸多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既有的必然联系；从必然联系中探赜出客观事物“存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把握规律主流中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客观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设计的一系列科学举措及方案，都是运用实事求是方法，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来说，首先，强调要在事物动态发展中了解实际、掌握国情。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强调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从而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不是从思辨学理概念出发，而是从社会本体实况出发；不是从任何具有“通用性”的生态治理模式出发，而是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情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发展导向，适时颁布并修正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生态文明法规制度体系，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理路向导。其次，强调“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实践唯物性和本位性，同时说明了实事求是与创新的关系，即实事求是是创新的理论前提，创新是实事求是的价值追求；理论创新应以实践创新为根本依据，而实践创新也需要理论创新的科学指导，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都始于对实事求是方法的坚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在积极的实践中才能发现新命题、研究和破解新课题，在审题与破题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生态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出台颁布了系列生态惠民方针并逐步得以有效落实，为全体人民提供了丰富优质生态产品，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辩证分析方法

辩证法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列宁曾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所谓辩证分析方法，就是要求我们用唯物辩证的价值立场和视域来看待事物，坚持用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发现、剖析和解决问题。

首先，坚持整体、联系、发展分析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体现了用整体、联系、发展的方法看问题。所谓整体、联系、发展分析法，是指整体地把握生态系统内部全貌，弄清其中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用发展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生态是一个整体联动的循环系统，各自然要素共同处于有机链条之上，尤其是物化资源（山、水、林、田、湖、草）相互依存、彼此联结，构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其次，坚持质量互变相统一分析法。量变和质变的相互交替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常态。任何事物体既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其实质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其中质变是渐进的，是量变过程的结果，亦是新的量变的伊始。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虑，失之悔已。因此，“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不能因其肆无忌惮地对“量”的索取，招致无法挽回“质”的异变。对此，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物化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适时修复实践境遇中受损的自然生态，如此益性的“量化积累”终将催生自然环境新一轮的“生态蝶变”。最后，坚持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分析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分析法意指在生态文明具象实践中，要探寻其中固有、必然、稳定的联系，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分清主流和支流。习近平高度重视生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多次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予以强调说明。在主题方面，即“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主线上，着重阐发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条基本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在主流层面，全球工业化文明顺势推动世界生态文明的到来，在这场伟大变革中，尤为重要的是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实现；在本质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矛盾分析方法

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从矛盾原理上讲，任何存在着的矛盾事物都是由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所构成。社会环境错综复杂，矛盾形体复杂多变，一般可分为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两类范畴。主要矛盾意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的、起根本性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状态与延展趋向。主要矛盾剔除了，次要矛盾就会随之驱散和瓦解。正确体认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新时代境遇下，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实现更和谐更全面的发展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亟待解决的新议题。习近平强调，社会主要矛盾在全局战略中处于统摄地位，它的发展变化将牵引全局呈现本质性跃变。为此，我们必须不断解决生态境遇中的发展均衡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体认和解决社会矛盾，除了辨识主次矛盾外，还要科学厘清同一事物矛盾体内生的矛盾主要方面及次要方面，因为从本源属性上讲，矛盾事物体的本质、内在规定性是由矛盾主要方面所决定。因此，我们要学会把主要精力聚集到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上来，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矛盾中，“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碧水蓝天保卫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通过不断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才算真正补齐了短板、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

该方法是研究事物形式变换规律及基本逻辑走向的元哲学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分析事物时，要把对事物历史发展理路的考察与对事物内部逻辑延展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而言，其形成与发展体现了“历史规律与现实问题”相统一的规律，即从长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逻辑中总结经验，以经验充盈理论，逐步催生理论样态的最终形成，并依据中国具体实际适时完善已有理论和范畴。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正式将“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升至社会建设布局的重要结构维度，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政治基础与战略使命。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遵循原则及价值目标，提出其实质是“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由此初步引申出“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建设”的关系。而后，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势开启了中国生态文明新时代新征程。新时代以降，习近平在承续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建设根本经验的基础上，依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从目标、理念、制度和方略等方面加大了生态文明的战略设计和建设力度，并产生了系列富有创见性的成果。在理念上，着重阐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科学理念，并依据客观实情变化“适时予以修正和完善”。诚如习近平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定了四十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之所以如此强调生态文明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为的就是力求思想理论体系愈发充盈完备，科学指南愈发精准有力。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思维方法论

思维方法问题是一个带有主观意志的根本性问题，它体现着人脑进行思维活动，洞察和分析、认识和应对各种问题时所运用的基本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基础之上，依据时代发展变化和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一系列科学思维方法，包括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人本思维方法等。这些思维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法的创造性运思与丰富发展，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

（一）战略思维方法

所谓战略思维，就是善于站在战略全局高度来洞察、分析和应对各种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客观上，战略思维要求思维主体统筹兼顾、善抓重心，立足当前、预判未来，科学把握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逻辑走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蕴着深邃的战略思维方法。首先，习近平对中国的生态国情进行了战略定位。2019年4月，他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指出，“我国生态欠账依然很大，缺林少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在此“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精准地概括了中国的生态国情，这成为科学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方针举措的现实背景和本源依据。其次，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范畴的建设各有其特色内容，并遵循特殊的运行规律，各域范畴间存在着互斥和矛盾；但同时又相互联系、互促互进、共同繁荣。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将其放置到突出的战略位置，诚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最后，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华民族要做到永续发展，必须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可资利用的“物化资源”，如此才能注入源源不绝的发展源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引擎。由此，习近平科学审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将生态环境提升至生产力的战略高度，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口号，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不仅要为今天的社会发展而努力，更要对明天的民族复兴担重责，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续发展提供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本。

（二）法治思维方法

所谓法治思维，是将法规法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处理事务准绳的科学思维方法。从内涵上讲，法治思维以合法性为理论基点、以公正为价值目标，按照一定法理逻辑和法哲学世界观去审视事物、解决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深刻的法治思维与逻辑。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要依据宪法确立相关制度体系。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生态环境治理逐步由人治型向制度型转变，制度体系在程序规范、利益整合及治理效能上发挥着统摄功效。习近平强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对此，各相关部门必须坚持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并适时依据实践的发展修缮、补充新的法律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理路提供有力向导。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要依靠法治规约各社会主体的实践行为。习近平谈到：“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劳动保障等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存在某些脱节，一些涉嫌犯罪的案件止步于行政执法环节，法律威慑力不够，健康的经济秩序难以真正建立起来。”针对此等现象，一是要通过加强执法层面的监察、行政层面的执法及刑事层面的司法衔接来解决；二是要在环境保护、生态监管、环境执法上下硬功夫，严格规约各社会主体的实践行为；三是要以培育践行新发展理念为己任，针对不同阶层社会主体强化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教育，促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后，切实增强生态文明法治制度的执行力。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要想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必须实现制度创构与制度执行的高度统一，仅有科学严密的法律制度而没有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则制度优越性无法展现，形同虚设。习近平十分注重制度执行的实际成效，强调，“不讲责任，不追究责任，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针对当前城市及乡村地区出现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农业面污染”、“农村人居环境污染”、“固体废物和垃圾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各社会主体及相关部门须“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

（三）底线思维方法

所谓底线思维，就是思维主体客观地预设底线目标，立足基准红线，力求在实践中争取最大预期值的思维技巧和方法论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在自然资源利用上要树立“底线思维”。首先，“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生态红线是依据自然本体特性和人类永续发展要求而综合设定的人类活动的基准边界，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习近平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在生态保护红线方面，要创建科学有效的管控机制，实现生态空间管控的全局性与便捷性；在环境质量底线方面，要对环境质量创设基本阈值，秉持“只能不断上升、不能降低”的底线理念，对环境质量阈值不断下降的地域进行严查问责；在资源利用上线方面，既要明确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未来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需要，科学把握资源利用的“度”。其次，“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习近平提出的“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具有如下意涵：一是强调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刚性”的法规制度设计是制度“何以成为”高压线的根本前提，也是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合理、有序进行的重要手段。对此，“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高效统一的规划管理体系，率先建立现代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体制，以系统周密的制度谋划，框住行为主体活动边界阈值与基本范畴。二是增强民众生态法律制度意识，严惩触及制度底线的个人或团体。思想意识的培育是诱发“积极”实践行为的价值前提。“刚性”的制度设定是促发民众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逻辑先导。生态文明建设同社会个体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维护者。当然，在这个物欲纵横的社会，难免会存有为一己私欲肆意侵占“物化”资源并严重触犯法律底线的个人或团体，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抓紧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相关标准，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要严惩重罚。要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四）人本思维方法

所谓人本思维，是指突破自然本位思维和社会本位思维的窠臼，将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本体，从现实的人出发来思考和行动的科学思维方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的人本思维意味着：既把人作为现实境遇的行为主体，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又将人视作实践奋斗的价值主体，积极关注人的理性诉求和根本需求。首先，在哲理维度上：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在此，马克思深刻阐明了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依循这一原理精神并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习近平创见性地提出了“环境就是民生”的价值论断，强调人们需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实在性，去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去创就和谋求生态福祉。“环境民生”将自然环境问题人格化，将民生福祉问题自然化，把环境整治与民生福祉问题从抽象学理概念引入到现实生活实际，深刻表露出二者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的生存逻辑关联，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命题的新时代解读与阐发。其次，在政治维度上：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最为基础的条件，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源脉，对自然环境任何意图的伤害都是对人类公共利益的蓄意挑衅与侵犯。然而当前因一己私欲肆意触及大自然底线的群体公共性事件层见迭出，部分异己势力为谋得个人利益最大化费尽心机对他人正当权益进行侵占或损害。对此，要真正剔除此等顽瘴痼疾、实现生态环境的公平正义，就必须借助于法的权威，利用“法治”利器予以规约。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重视、加强领导，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一旦发现需要追责的情形，必须追责到底”。最后，在价值维度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本着对全体民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下硬功夫把自然环境修复好，将生态文明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就和谐舒适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空间。对于如何进行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习近平强调应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展开环境整治和系统修复，要逐步“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估制度，重点抓好空气、土壤、水污染的防治，加快推进国土绿化，治理和修复土壤特别是耕地污染，全面加强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唯有如此才能切实为民众提供源源不绝的优质生态产品，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价值旨归。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工作方法论

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在具象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是使理论方法“扎根沃土”、“枝繁叶茂”的逻辑必要。习近平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立足新时代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抓点带面，着眼于科学解决实践境遇中出现的新难题，先后概括总结了如下工作方法。

（一）问题导向方法

所谓问题导向方法指的是在工作理路中善于发现问题、重点筛选问题、理性剖析问题、正确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方法。首先，基于本体论视角，习近平依据新时代世情国情新变化对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作出高度概括，指出“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就是因为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强调要在理解生态建设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自觉运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正确对待系列矛盾桎梏，并善抓主要矛盾，正确看待矛盾一体两面性，稳抓矛盾事物体的主要方面。其次，基于认识论视角，习近平针对上述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法治制度、治理水平、风险防控、防治计划、价值观念、民众意识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创新性举措和方法。如针对生态环境保护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的问题，提出要在制度和法治上下硬功夫，利用最严密的法律利器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针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后，基于实践论视角，习近平强调在发现问题后就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以顽强的斗志和决心彻底解决问题；同时，在实践境遇中要懂得举一反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着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问题以其他形式重复出现。鲜明的问题意识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举的价值源泉，这些理念的提出都是习近平总书记直面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是致力于破解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桎梏的科学密匙。

（二）调查研究方法

所谓调查研究方法，指的就是深入社会客观实际，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的方法。坚持调查研究方法要求我们须在“求实”、“求准”、“求效”上下功夫。“实”，就是调查内容要真实，工作作风要务实，摸查情况要属实；“准”，就是在发现“问题群”基础上要善于剖析矛盾、透视问题，把握其内在规律性；“效”，就是提出的解决方案要符合实际，要能产生实际成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深刻“调查研究法”的思维机理。首先，调研对象的广泛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切实了解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况，习近平先后前往甘肃、云南、宁夏、青海、贵州、海南等地进行基层调研，并针对当地独特自然优势提出相应“绿色发展方案”。如，针对海南大地临海、森林茂密等天然优势，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综合施策，突出做好海洋污染防控、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等工作”，努力使海南焕发生机与活力；针对贵州风景名胜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美的独特优势，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推进旅游业兴旺发达，把第三产业做强做大，使其成为重要支柱产业等。其次，调研手段的多样性。习近平关于调研的方式主要强调如下几点：一要实地考察调研。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行。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每年都要到不同的地区调研，为的就是真实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二要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将调研的实地情况通过座谈的方式进行交流与沟通。譬如，2016年1月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2020年8月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三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应与时俱进，更具针对性。习近平强调：“我们还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善于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多学科理论，为正确决策提供全面、翔实、可靠的信息和数据。”最后，调研成果的指导性。调查研究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而只有掌握好问题变换的发展全貌，才能真正找到问题解决的价值密匙和行径。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利于全面切实掌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真实情况，广泛听取民声民意，为现阶段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重点谋划提供根本依据。

（三）顶层设计方法

顶层设计方法，指的是从整体高度对某一领域工作任务或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各要素进行科学统筹、谋篇布局，以讲逻辑、成体系的实践方案助推快捷达成预设目标的方法。坚持顶层设计方法，就是要强调战略与战术相结合、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既要研判事物延展轨迹的必然性与确定性，又要预估各种突发事件出现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既要把握事物生成发展的整体态势，又要捕捉事物发展瞬时的、持续的变化。习近平多次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他指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推进到现在，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就生态领域而言，习近平强调，当前我们要把顶层设计方法贯穿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各环节，从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基本原则、根本任务、制度机制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科学系统部署。具体说，在实践中科学运用顶层设计方法，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生态文明建设各环节的制度规定和基本过程，经由实践获取的材料越充分、越深刻、越具体越有利于筹划系统工程。二要在对生态文明建设实地区域调研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探赜索隐出其共同本质和发展规律，依此设计现阶段工作部署的“坐标轴”、“施工图”及既定目标达成的“时间线”，尽快将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四梁八柱”确立起来。三要将宏观层面的“决策表”和“施工图”具体地、详尽地分派给生态建设各域负责单位或个人，切实将顶层设计的“系统工程”贯彻落实到位。四要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顶层设计不是脱离实践的“臆想描摹”，其基本依据是源于躬身前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其成效也需要后者来检验。对此，要强化对“摸着石头过河”所获取经验的科学评估，将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办法或方案适时上升为顶层设计系统部署，推动二者在具象实践中的良性互动。

（四）狠抓落实方法

所谓狠抓落实方法，指的是要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理清思路、各司其职，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并不断推向前进的方法。狠抓落实方法是习近平治国理政鲜明的风格。他一再强调：“抓好落实，我们的事业就能充满生机；不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等问题，习近平强调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效。具体来说，一是严抓领导干部主体责任，明确谁来落实的问题。近年来，本着将生态环境保护落到实处的原则，针对一些地方干部履职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党中央专门成立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组，并逐步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原则方针，切实明确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履责路线和根本职责。同时，针对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习近平强调：“要狠抓一批反面典型，特别是要抓住破坏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不放，严肃查处，以正视听，以儆效尤”。二是创设时间轴和施工图，进行任务细化分解。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通过“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其中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擘画“时间表”。“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到2035年，确保中国的物化资源和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与此同时，针对该目标达成并推出了一系列“绿色施工图”和“发展总台账”。三是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督查机制并进行监督落实。督查是保障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落地生根”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定了四十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其中，对于督查机制，习近平强调“特别是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制度建得好、用得好，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成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四是狠抓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具体成效，用改革成效来测衡落实的效果。习近平将是否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发展、是否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生态获得感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但凡不符合“两个是否”评价准则的改革行为，都必须及时予以纠正。以上四个方面有条不紊、缺一不可，是聚神、聚焦、聚力稳抓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