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处于相对独立和基础的地位。这种突出地位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在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路径、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既重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特殊功能，又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的结构性融合，并注重将二者统合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一论述从总体锚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突出地位，我们仍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阐释清楚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突出地位”的具体指向，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作用机制，进而在实践中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
一、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而准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是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
（一）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具有相对独立性
对事物概念的剖析是理解事物的前提和基础。要讨论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地位，首先要对“总体布局”进行概念上的解读。就“布局”这一概念来看，《现代汉语词典》中认为有两类含义：其一，棋类术语。一般用来指围棋象棋竞赛中一局棋开始阶段布置棋子。其二，对事物的结构、格局进行全面安排；分布的格局等。由此可知，无论是棋类术语还是引申含义，“布局”都意指为完成某一目标，而对影响事物发展的各要素进行合理规划和有效安排。而“总体”也即“全部”和“整体”的意思。因而“总体布局”就是指为了达至某种目标，而对影响事物发展的各要素进行整体上的和系统性的合理规划和有效安排。由此可见，总体布局所指向的对象只能是一个有机整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特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整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部各要素进行系统规划和宏观安排，其中主要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内容。
从理论逻辑来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继承和践行。马克思最早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出发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时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概念。马克思强调：“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由此可见，整个人类社会是由各个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处于这个有机社会中的各个要素和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就人类社会有机整体的构成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不仅仅是包含有生命活动的个人，还应该包括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人类社会是由人和自然界两大要素构成。在两大要素互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人类社会中生态文明的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新社会。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涉及到由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还应该涉及到由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所形成的生态文明的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即人与人交往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人与自然互动所形成的生态文明的发展都表明：在人类社会有机体中，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种独立性彰显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总体的差异。这种总体差异性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其他“四大建设”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中生态文明相对独立性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但是另一方面又更加强调，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是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深入发展之后才凸显出来的问题，我们尽力补上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短板，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相对于其他“四大建设”而具有的相对独立性。
（二）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从马克思对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论述可以看到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指出：“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了人与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具体来说，这种共生关系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强调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曾经在分析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时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才能够塑造人。由此可见，从本体论来看，自然界相较于人类社会具有先在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其二，人与自然的共生性表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一方面和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也区别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也表明了作为自然物的人既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又具有主观能动性。其三，人与自然的共生性还揭示了作为人存在条件的自然界确证了人的类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是一种类存在，而这种类存在的确证需要在自然界中才能完成，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然界中，“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自然史和人类史互动的过程，进而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就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但在他们的语境中，“文明”更多是特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下的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处于敌对状态，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化，进而产生生态危机。伴随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生态危机逐渐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危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换言之，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使得人类文明正在衰退，甚至消失。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互动中所形成的生态文明是人与人互动中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文明的基础，前者是维持后者发展的基本条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未来社会初步描绘时就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表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未来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揭示了只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人类文明才能得以存续和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对独立性与基础性统一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其发展经历了由“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蕴含着两大理念：一是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转变从根本上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繁荣，但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恶化了，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了，那么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毫无意义。二是协调性。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发展，就不是全面和协调的发展；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没有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创造人民生活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社会不稳定，这也不是社会全面和协调发展。因此，“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本质上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蕴含的人民性和协调性决定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各项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存在任何短板。但是从实践的过程中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突出短板”，这意味着首先要在认识上重视生态文明的独特地位，不能把生态文明视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以及其他各类文明的附属物，忽视生态文明建设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而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由此可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要让生态文明建设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而是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发展所面临困境的必然结果。
同时，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相对独立性，还需要看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基础性的存在。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基础性的作用是由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既然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是基础性的存在，那么也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某些特质能够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公约数”。对于这一“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告诉我们：“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里的“融入”不仅是一种实践操作层面上的融入，更重要的是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融入到其他“四大建设”中去，着力打造绿色经济、生态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
二、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作用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相对独立和基础性的地位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总体布局中的其他“四大建设”密切相关、紧密相连，对其他“四大建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步骤
自工业革命以来，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即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二元关系问题。工业革命在带来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因资本主义逐利性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的特殊逻辑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而带来了生态危机，并随着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蔓延”。
在这一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面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上经历了“经济发展优于生态保护”到“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并重”再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演进历程。这一发展历程虽然表明生态环境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逐步凸显，但同时也揭示了在以往的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相较于经济建设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双效融合的过程中促进经济发展，有效解决经济发展难题。其具体体现为：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经济发展增效，并积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表明良好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经济效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优良生态资源吸引人们投资、工作、旅游等，促进生态产业、林下经济的发展和增值，从而充分发挥优良生态的经济效益，促进绿色GDP增长。其次，生态文明建设为生产力的长远发展奠定生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深刻诠释了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本质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的短视发展模式，而是着眼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布局，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更好地为生产力的发展增添后劲。最后，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正反双向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绿色发展。一方面，直接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和生产方式，改变传统的大消耗和大排放的生产模式，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格局，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另一方面，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采取科学有效措施，解决资源趋紧、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水平。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路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逻辑”的牵引之下，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加速资本积累，不惜大肆开发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走上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搞起了一大堆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时，其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甚至有的地方，几乎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了。事实证明，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只是人类的一个陷阱，其是不能实现的，必须要重新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生态文明建设坚决反对以牺牲环境的高昂代价来获取财富，又以获得的财富来修复生存环境的逻辑怪圈，主张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建立起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现以环境优化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走出一条“自然与经济双效发展、和谐共促”的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之路。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
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积极政治成果和政治进步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通过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完善自身所创造和积累的积极政治成果和政治进步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其内容来看，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中党、人民和法规制度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个核心要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制度设计满足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是关键、制度设计是主要内容、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指向。这三大核心要素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和完善各项制度设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
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领导主体、制度构建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满足的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从领导主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还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容。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的政治要求。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构建来看，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指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强调了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方面，强调要从生态环境保护及其责任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等方面入手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在价值目标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为目标，强调“环境保护是一项为人民谋福利、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伟大事业，是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所在”。从这几个方面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蕴含着党的领导、制度构建以及人民需求。概言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路径的基本诉求
在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路径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遵循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发展，推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种人类共识，也为文化交流提供契机，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增强了生态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从而创新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路径。具体表现为：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又坚守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一方面，中华文明孕育和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内化和创生。如生态文明建设将自然环境维持人类生存的传统价值认知提升到“生态兴衰决定文明兴衰”的文明延续的更高层次；继承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创造性发展为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等生产理念发展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举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给人类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来源和生存自然环境。人类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如果善待自然，自然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始终坚守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和态度，主张“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为文化交流提供契机，并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提供有效手段。文化的交流、传播与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重要途径。“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大战虽已没有再现，但其对抗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其“西化”和“分化”图谋从未停止，而是运用更加隐蔽和多样的文化渗透和侵蚀手段来传播资本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的强势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主义造成了全球文化冲突，给各国文化发展造成冲击，给全球文化发展带来了困境。但生态环境问题是不同意识形态下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使得这一主题可以成为各种异质文化相互平等交流的最佳途径。这也就意味着谁能占据生态文化制高点，谁就有超越文化隔阂同世界各民族交流的平台，也就拥有了向世界传播自己文化观念的条件和能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治理水平的过程中继承、涵养和培育生态文化，并积极促进生态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各国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优秀生态文化，在促进全球生态文化交流的同时，为提升中国生态文化软实力提供有效手段。
（四）生态文明建设是提升民生水平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人们应对社会生活共同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的一种制度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形成新时代社会治理新范式，才能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境问题既是关系人民身体健康的民生问题，也是会引起民怨、增加民愤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这一具有双重性质的问题是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助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化解，加强和改善民生水平，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加深人民对全面小康社会的认知。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要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解决关涉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同时，生态环境质量是关涉小康社会“全面”性的关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得到人民认可的一个关键”。当前，中国共产党已领导全国人民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新时代，进一步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仍需继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加深人民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的认同感。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不稳定因素合理化解，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促进形成社会治理新范式。生态环境问题是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生产生活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经济，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有所忽视，导致“多年快速发展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未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则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极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怨言和意见，成为“民心之痛、民生之患”，严重时甚至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这必然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使“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从而从源头上解除“民生之患”，化解不稳定因素。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重心大体上从贫困治理转向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治理现代化的总和，离开任何一个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都难以有效实现。而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性生态危机等问题使得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这就要求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发展逐步从思想理念向实践战略、政策体系快速转变”，成为导向绿色经济社会治理的新范式。
三、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突出地位，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其他“四大建设”的作用机制决定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体来说，要做到：
（一）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功能性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作为这一系统性工程中的子系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对“总体布局”的整体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一是净化功能。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让自然环境按照规律发展，实现生态环境的净化。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工业文明反思的结果，因此要求摆脱工业文明以人类为中心，征服自然的理念，使经济发展方式、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符合生态文明的理念，实现对人类文明的净化。二是促进功能。生态文明建设虽然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但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而是要改变工业文明固化的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和制度构架，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民主政治范围、文化创新方式、社会和谐程度都得到新的提升。三是协调功能。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净化生态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进而也重塑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打通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四是滋养功能。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前提，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必须要奠基于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之上。生态文明建设所创造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能够为其他“四大建设”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其他“四大建设”提供养分。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功能的发挥确保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系统性推进和整体性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独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式发展，以及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擘画了宏伟蓝图。
（二）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结构性融合
如果把整个人类社会看做一个有机整体，那么人与自然就是构成这一整体的两大要素。而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社会本质上是人的衍生物。因此，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是由人、自然和社会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正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所提出的。其中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由人与自然构成的内在结构，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是由人与人、人与社会构成的内在结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论是从其可能性还是从其必要性来看，都离不开自然，这是由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必须要把“自然”这一要素纳入其中，也即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总体布局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内在结构完整。而生态文明建设所涉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存在的基础，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嵌入和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而是“融入”其中，这种融合是一种结构性的融合。推动这种结构性的融合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在融合方式上，注重双向融合。作为人类社会内在构成要素的人、自然与社会，本身就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时，这几大建设也会深深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没有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就不会存在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最终也可能沦为“政治口号”。其二，在融合内容上，强调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各方面”实质上就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在融入到其他“四大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实践层面上的，而且还包括制度、理念、目标、原则等层面的。“全过程”就意味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生产、政治进步、文化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在各个环节上都要重视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防止出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两张皮”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