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生态向度，是以生命共同体为理念先导、以美丽中国为目标引领、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战略设计、以绿色发展为推进路径、以环境治理体系为制度保障的系统性经济学说，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产力理论、财富理论和制度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向度；政治经济学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明显的生态向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持续探索形成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创新的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系统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内涵，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为其提供学理解释，有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挖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拓展，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也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向度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劳动实践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纽带，因此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和手段。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生态环境，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裂缝，造成了西方现代化中的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是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源泉。财富创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任何商品都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自然为商品生产提供物质基础，人的劳动改变物质的存在形态，所以说创造社会财富必须同时具备自然界的生态源泉和人类劳动的社会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且，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差异化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人们只能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分工中钻研规律、创新技术，因此自然环境禀赋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

劳动实践促成了“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统一。人类的劳动实践改变了自然的物质形态，让自然体现出人化特征。但自然人化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所处的自然界。因为再生产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是来自于这个人化后的自然，是物质变形和重组之后的人工自然物，这种人化的自然会反作用于人的长期发展，形成自然的人化过程。因此“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自然不仅是劳动实践的对象，更是客观的先在条件。从整体角度来看，“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劳动力本身也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因为人类劳动所耗费的“肌肉力”的获得也依赖于自然界的物质基础。因此人们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本质上是自然界内部物质循环的过程，是自然界动态发展的一部分。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论证了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类本身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也是促进自然发展的能动要素，人和自然之间是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

（二）自然力是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基础和源泉

自然界中的光照、水、风等单纯的自然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前提。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人们在劳动中“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突破单纯的人的肌肉力的局限。马克思认为自然力虽然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却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他用级差地租解释了占有较高自然力的农场主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地租可以看作是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各种自然力的产物。地租多少，要看设想的各种自然力的大小而定”。可见，对较高自然力的所有权是土地所有者获取超额利润的根本原因。自然的无机界不仅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作为艺术的对象，还是人的意识的基础，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这种源自于自然科学的意识正是人们进一步探索和创造的知识积累，是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必要准备。自然界中可直接利用的自然力是生产力的初级形式，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马克思的自然力理论体现了生产力的生态向度。

自然界隐藏的自然力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可以直接用于人类生产的自然力是有限的，要更好挖掘自然界隐藏的生产能力，揭示自然物质的生物力和机械力，就要不断发明创造生产工具，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在属性和功能上的需要。自然力是一切生产工具发明和创造的生态源泉，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变革都以新能源发现和生产工具的创新为前提，也就是都伴随对自然力的新发现或者更加有效的利用，推动自然力更深入更广泛的参与到劳动实践中去。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自然力被开发和利用的历史”。此外，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科学技术的水平反映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高度和利用能力，科技创新就是利用自然规律进而推动自然力向人类生产能力转化的过程，是扩大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探索，而单纯的自然力就是科学技术创新的生态源泉。

（三）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导致物质变换裂缝

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以自然物质的循环往复为前提，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造成了物质变换的裂缝。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却给这个过程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人口在城市取得越来越大的规模优势，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为初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使这些物质资料的“排泄物”更多留在了人口密集的城市，土壤的物质要素不能回到它们的“出生地”，破坏了农村的“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给城市造成了环境污染。自然和人在农业生产中一起参与劳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也就破坏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农村土地肥力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农业再生产的质量，而农业生产的食物质量直接关系到全体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的思想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发展的视角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可持续的内在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虽然提高了劳动的生产效率，但“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物质变换的裂缝破坏了自然的物质循环系统，造成了生态不平等和环境问题的污染转移。物质变换过程的断裂首先造成了城乡对立，这种空间上的裂缝还会随着商业的发展不断扩散，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不平等。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相似，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推动社会分工突破城乡的界限，导致世界落后农业区的自然资源持续不断地输出到发达工业区，而物质变换的裂缝阻断了落后地区的物质补偿。因此财富向工业区集中的同时，自然资源也随之转移，落后地区在缺少技术、资金等发展要素的情况下，又逐渐失去了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这种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换，物质变换裂缝的国际传输就是发达国家将发展的经济和环境成本转移到落后国家的过程。发达国家拥有国际产业链分工的话语权，利用跨国公司将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企业转移到落后国家，也将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转移到了落后国家。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裂缝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污染转移和生态不平等，不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

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资本为了利润才参与生产，因此它只关注到自然在生产中的有用性，资本把自然界从“自为的力量”变成了逐利的工具。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价值被剥夺，造成“自然的异化”，土地等自然要素只能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因此，“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使自然环境对象化、效用化，虽然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却是建立在自然异化的基础上，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性，以利润不断增殖为根本逻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会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自然要素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加入生产，虽然“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但“这种不需要代价的自然力”本身并没有物化劳动，所以不能在价值中体现出来，也就不在资本家节约的范围之内。相反，为了获得更多更快地增殖，资本会更热衷于对自然界的进一步开发，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促进自然力的挖掘和使用。大工业“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自然力”，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显然，资本的增殖建立在环境大开发和污染物大投放的基础上，有限的资源储备和生态空间必然不能满足资本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这种资本扩张的诉求与生态环境有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必然会在某一个点上不再平衡，最终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毁灭。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对自然力不断扩大的需求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会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重危机。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向度的科学内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理论依据，是追求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道路。在生命共同体理念变革的指导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集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选择、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和生态制度保障等部署为一体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具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

（一）以生命共同体为理念先导

中国式现代化将人和自然的关系凝练为有机的生命体，突出了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突出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要求对生态要素的保护和修复不能根据对象条块分割，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中要统筹全局，注重全面性和协同性。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调了人作为有机生命体的组成部分，其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必须考虑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变化对人类的长期作用。在2021年的联合国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体现出生态环境治理的宏观视野。从类存在的视角看，全球各国人民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生态安全是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保障全球生态安全也是人类种族延续的需要，因此共创清洁美丽世界需要全球人民共同努力。从山水林田湖的生命共同体到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的认识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持续探索提供了理念先导。

（二）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引领

美丽中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回应，也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需要。与动物不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满足新时代人民对优美的生活环境、清洁的生产空间和绿色的生态产品的新诉求。不同于资本主义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全球生态资源约束不断束紧的压力，要在生产的源头上进行系统管控和全民防治，打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促进生产向清洁化和低碳化转型，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从2035年基本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中国建设已经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美丽中国是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也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过程，为探索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方向引领。

（三）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战略设计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选择是中国政府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举措。在202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中国是世界上目前碳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总量的30%，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比欧美国家高一倍还多。因此“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还陆续发布了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具体实施方案，初步完成了减少碳排放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基础保障。此外，中国还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发挥国内市场的超大规模优势和清洁能源技术的领先优势，通过市场推动和技术拉动双管齐下助力低碳转型。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为探索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线规划，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

（四）以绿色发展为实现路径

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途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必须推动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和清洁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是一场自内而外的发展模式变革。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严重破坏了作为劳动富源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当以绿色发展为推进路径，努力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绿色发展不是脱离生态环境的缘木求鱼，也不是完全不顾环境的竭泽而渔，而是将自然生态环境内生于经济增长，积极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在保护环境的工作中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绿色发展将生态环境禀赋视为宝贵的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在财富观变革的基础上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生态环境作为绿色财富参与生产和再生产，促进国民经济的绿色增长，为人民群众提供生态正义和环境公平的绿色福利。这种以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为底色的绿色财富观为国民经济的绿色增长提供了基础，也是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绿色福利的重要载体。

（五）以环境治理体系为可靠保障

构建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了可靠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度保障，中国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注重发挥制度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强化制度执行。构建环境治理体系，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顶层设计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开创性和长远性的工作。我国区域发展和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需求和治理能力区别很大，必须采取差异化的生态环境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因此要根据地区发展实际分配共同但有区别的环境治理责任。这就需要中央政府总体协调，统一部署，制定差异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全国生态环境治理发生全局性和历史性变化。目前已经出台了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制度、水、土壤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等行动方案，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环境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支撑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基础保障。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向度的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人与自然看成统一的有机整体，认为生态环境和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是宝贵财富。通过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不断创新制度安排以促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在人与自然关系理论、财富理论、生产力理论和制度建设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拓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

（一）突出自然系统的约束性与稀缺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系统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性，更突出人在环境保护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恩格斯早就认识到了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会遭到自然的反噬，在《论权威》一文中就警示到“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在《自然辩证法》中他又用米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小亚细亚毁林开荒以及意大利人砍伐枞树林的例子，说明即便人类取得对自然的短期胜利，在之后更长的时期也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系统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认识到了保护自然的积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中国坚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使得肆虐多年的毛乌素沙漠即将消失，落寞的塞罕坝荒原变为林场，满目疮痍的贺兰山重焕生机。受时代背景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工业化对自然造成的损害，但对保护自然的积极回报考察不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认识到了自然环境对生态破坏的负向反馈，还认识到了生态保护的正向反馈，强调人类活动应注重对自然的保护和改善，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从外生共存到系统有机的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发展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了新时代自然的稀缺性和边界性。稀缺性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突破稀缺性的限制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发展变化。从农业文明的劳动力稀缺到工业文明的技术稀缺，自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一直存在，人类一直未充分重视自然的有限性，而生态文明时代，资源和环境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类必须伴随自然环境一起发展，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反思了工业化对人类造成的危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到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任务，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二）提出保护环境和发展绿色生产力，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环境治理视为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认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立在全球生态承载力较高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还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将高污染企业转移到落后国家。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只能在有限的生态空间中探索，必须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道路，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在恢复自然生产力的同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提出“保护是前提，做好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要求“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始终把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中，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入手，将生产力学说拓展到解放、发展和保护三个层次，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重在治理和改善环境中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在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发挥过革命性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这种以资本为逻辑的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性，生产的粗放型投入和产出必然会突破自然的边界，造成生产异化和消费异化，从而也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然的生态环境供给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新时代治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生态文明时代，充分认识到经济中生态环境的短板效应，认为新时代生态优势就是经济优势，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能发挥出经济社会效益。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挖掘绿色经济中蕴藏的增长潜力，形成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

（三）将自然环境和生命安全视为宝贵财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财富理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绿水青山视为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土地等自然资源是财富创造的物质前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视为自然资本，认为治理环境就是增殖自然资本。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在主政浙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东北三省和西藏考察时指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在海南考察时又提出“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既然生态资源稀缺是新时代发展的短板，那么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自然环境是生态财富也是社会财富，依托地理条件和自然禀赋进行财富创造是发展国内经济和赢得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推进现代化不仅要利用资源禀赋，更要重视生态禀赋，不仅矿山草原有经济价值，冰川沙漠也具有经济价值，区域发展要因地制宜，消除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抗性和分裂性，让自然价值在财富创造中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优美的生态环境不仅是绿色的自然财富，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优势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绿色的生态资源禀赋看作财富的源泉，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视为宝贵财富。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考察财富创造，提出财富的本质在于其“主体存在”，把财富从“物”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不同历史阶段主流的财富形态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依赖”阶段，土地财产等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财富是主要形态，“物的依赖”阶段，服务于商品交换的货币财富是主要形态，“人的自由发展”阶段，“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强调财富创造的真正价值在于工具性而非目的性，富足而充裕的物质生活为“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现代化颠倒了财富创造的目的和手段，在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假象中“财富成为人真正的主人”。人是财富创造的主体，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生命健康财富的前提保障，毕竟“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财富创造应“通过人并且为了人”，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人的发展来看待财富创造，将生态安全下的生命财富看作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

（四）强调制度创新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和社会体制的变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是在特定的社会体制条件下展开的，“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具有历史限定性，对自然力实行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社会主义制度中自然力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家，破除了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对自然的控制，粉碎了资本依靠所有权控制自然的基础，具备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前提。马克思认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步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中国式现代化用制度变革来规范经济主体的环境行为，用最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将制度创新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建设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生态治理内化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生态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形成了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一体的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突出制度在生态保护中的根本性作用，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增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形成各级政府、生产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全过程、全地域和全方位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生根本性转变。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加快生态环境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基础保障，促进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建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