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最新技术和劳动样态的变化，西方学者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式做出了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判断，或试图解构阶级逻辑，或认为无产阶级已然解体，或提出阶级斗争的方式必须做出改变。然而，阶级的存在是无法抹去的历史性事实。西方学者把对社会矛盾的关注转移至科层制、全球化、信息技术等领域，反映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逻辑的放弃或误读。无产阶级的存在绝非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关系的直观反映。智能化趋势需要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做出更多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调整。
【关键词】数智时代；阶级；资本；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主义前所未有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蕴含着其自身无法化解的矛盾。消灭资本，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倒转过来，这是马克思社会变革观的核心。基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走向，马克思确认了无产阶级为反抗资本统治的政治主体，以及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然而，这一基本结论在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学术视野中发生了扭转。面对最新智能技术和劳动样态的变化，西方学者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做出了不同面相的诊断。对于这些问题的明确回应，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廓清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疑虑。
一、社会矛盾的转移与发展主题的重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兴趣从卢卡奇开始就发生了转向，脱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工人实践的密切联系，试图用科层制对人的普遍压迫代替阶级对立，再用协商政治和交往理性去融合矛盾。随着科学技术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日趋上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逻辑的解构也有了新的路径。
（一）科层制的合理化压抑问题
卢卡奇的批判目标从劳资关系变成了合理化过程对人的压抑。卢卡奇认为，随着劳动过程中合理化的不断增加，人的个体特性越来越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过程的分解化导致工人与产品相分离，工人失去了对产品整体的理解和感受，只能陷在机械的、抽象的局部职能中。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机械化使得工人的价值越来越变成一种可以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而不是他作为人所具有的个性和能动性，从而工人也变成了“物”。大工业生产的影响当然不会止于生产领域。卢卡奇进一步指出，“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直观态度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在这种理性化思维的牵引下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模式。
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后来称之为科层制。尽管马克斯·韦伯盛赞科层制的理性，但是这种客观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特殊性的丧失。也只有没有了个性的人才能被庞大的组织所吸纳，造成千篇一律的个人与不断精确的规则并肩齐行的现代景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是对这一思路的延续。可见，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舍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考察路径，不再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而是集中力量批判科层制下的合理化和物化现象。这种情绪，在知识分子、小职员、艺术家和工人等众多社会群体中都引起了强烈共鸣，仿佛对文学、对艺术、对美学的探讨能够帮助人们寻找到一片未被工具理性所玷污的净土。这是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给社会大众造成的普遍压迫。
20世纪80年代后，也有西方学者立足于全球化背景提出对合理性结构的新观察。如哈贝马斯认为，从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只看到了合理性结构的消极方面，而没有意识到规范结构对新的社会一体化形成的重要意义。哈贝马斯提出，科层制对人的物化并不是必然的。只要主体能够通过商谈的方式进行沟通，就能在交往行动中建立新的规范，从而避免被大机器生产支配的命运。这种公共理性也正是全球化时代处于紧密网络联系之中的个体所渴求和需要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行为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将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国家干预主义而宣告失效。一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不再是“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剩余价值来源的转移意味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淡化。二是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采取了多种措施平息公开的阶级对抗。比如，国民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加强提高了雇佣工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工人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资本的积累过程顺利进行；再如，工会与垄断组织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谈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会提高工资的强制性要求；又如，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让工人在就业、收入、医疗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保障。诸如此类的多方面举措成功抑制了阶级冲突的爆发。哈贝马斯还隐晦地提出了另一种与马克思不同的阶级概念，他认为特权集团和无特权集团（比如工会成员与非工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可能更能被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而他所看到的特权，也不是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权力关系，而是产生于国家干预主义。
（三）“知识经济”催生新型物质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西方左翼思潮又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无产阶级的“诸众”等概念。西方左翼学者们认为，协商政治和身份政治在事实上让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获得了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当哈贝马斯用抽象的交往理性去搭建新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时，他已经犯下了与青年黑格尔派同样的错误，即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奈格里和哈特等人提醒人们，对社会变革真正起作用的，应当是社会发展的物质性基础。但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的物质性基础就是通讯、传播、互联网带来的产业革命。这种新型的通讯传播方式带来了无关性别、种族、收入等传统身份标识的新的交往圈，以及在这个交往圈内活动的新的革命主体——“诸众”。
然而，对于“诸众”内涵的理解并不统一。比如意大利哲学家莫里奇奥·拉扎拉脱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人强调的是非物质劳动的维度。他们认为，知识、信息、情感等非物质产品只有依靠主体自身的生命才能完成，因此从事非物质劳动的过程与机器无关，而是主体生命及主体间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所谓诸众，就是那些从事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的新型主体。与此不同，意大利哲学家保罗·维尔诺则是从“一般智力”角度来进行界定诸众。不同于阶级的标识是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诸众的主导依据为一般智力。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一般智力”指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总体智力以及“一般社会知识”。在维尔诺这里，则对一般智力进行了更多主体维度的发挥，将其理解为主体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和潜能，包括认知、情感、思考等等。为了凸显诸众的智识内涵，西方学者还为智能化时代的劳动群体冠以了诸多家族类似性质的名称，比如“认知无产阶级”“信息工人”“创造性阶级”“赛博无产阶级”“网络无产阶级”“知识工人”等。这些术语都是对当代社会劳动方式和劳动者变化的特征标识。
二、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主体的重组
一些西方学者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当代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社会力量产生重组。从社会发展的主体构成看，多数劳动者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成员，马克思时代所关注的政治主体——无产阶级已经消失。智力和知识差异也将在劳动者内部引发更大的分化问题。
（一）无产阶级“消亡”论的多种演绎
关于无产阶级“消亡”的论调，在西方学者那里演绎出了多种版本。比如，美国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认为，由于信息技术在工厂和生产中的广泛使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和阶级学说失去了支点，“劳动已不再是一种体力行为，倒更像是一种脑力运作，是阐释监视器上的符号这样的认知行为”。他继而高兴地宣布，“信息方式意味着马克思所知的工人阶级的结束”，“当我们与无产阶级道别时，我们也就必须合上有关一个整个政治时期的书，有关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书”，各种少数、边缘群体将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再如，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非物质劳动越来越处于劳动形态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依照工业劳动界定政治主体的传统标准也需作出改变，传统的工人阶级并未消失，但是它已不再占据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新的工人阶级的主体将是金融业、服务业的从业者，他们“无视社会秩序或财产、内嵌在社会生产中”，与传统的无产阶级属性完全不同。还如，法国左翼学者扬·穆里耶·博当提出，在认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被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其一，脑力劳动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体力劳动，而前者无法与人身分离，因此认知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与劳动者个体必然紧密捆绑；其二，知识资本的重要性已经超过物质资本，而非物质劳动产品主要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所以很难认定人们的生产性劳动是否发生异化。综上，无产阶级变成了“知产阶级”。
那么，无产阶级消失之后，剩下的又将是谁呢？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朱迪·迪恩认为，这个新的政治主体将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并带领的集体性主体。受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启示，她将这个新主体称为“我们剩下的人”或“剩下的99%的人”。这个名称延续了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两极分化观点，但它所指认的阶级主体已经发生较大变化。首先，迪恩提出，不能再将无产阶级的群体局限于产业工人。迪恩同样认为处于工业革命时代的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主要指产业工人。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工业和制造业纷纷外迁，工人数量大幅减少，工会话语权大大降低，工厂无产阶级的影响力弱化。在此形势下，所有出卖劳动力、被剥削的各类劳动者群体都应被视为“我们剩下的人”；其次，迪恩放弃了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标准，而是用“无产阶级化”去确认革命主体。迪恩指出：“如果说无产阶级化最初是指那些有土地的人被剥夺土地的过程，那么当代的无产阶级化就是对有保障、有报酬、有技能的工作的剥夺。”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金融机构的职业经理人、网络红人尽管不占有生产资料，却仍能获得巨额财富，显然不属于“我们剩下的人”之列。而那些数量众多的，面临着极不稳定工作条件的劳动者因其所处的悲惨境遇能够联合起来，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
（二）劳动者内部的分化问题
新科技革命的技术特性还会加重劳动者的内部分化。随着科技进步，就业会更加呈现出“极化效应”，即对程式化工作的用工需求大幅下降，同时对非程式化工作的用工需求大幅增加。因此，低端劳动力在智能机器体系中不断边缘化，精英劳动力则愈发核心化。数量众多的“产业后备军”因缺乏特定知识或技术而无法对精英劳动者造成就业压力。资本会进一步压榨低端劳动力，同时寻求并保护能力更强的精英劳动力。博当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智力和知识差异在劳动力内部引发的阶层分化问题。首先，依据劳动力的性质，博当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剥削，即主要针对体力劳动的一级剥削和主要针对智力劳动的二级剥削。接着，博当对认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内部进行了具体划分，认为被剥削者主要包括奴隶和农奴、体力工人、职员、认知无产阶级、自由职业者、依附性的认知工人和非依附性的认知工人等。前两类劳动者主要遭受的是一级剥削，中间两类劳动者同时遭受两种剥削，后三类劳动者则主要遭受二级剥削。由此，通过对劳动者遭受剥削状况的具体分析，认知资本主义认为体力劳动者已不再是当今社会的主导力量，认知工人和认知无产阶级成为了新的斗争主体。
三、非物质劳动的崛起与斗争方式的更新
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体的斗争策略自然也要随之改变。西方左翼思潮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有的非物质劳动者应当联合起来，通过对一般智力的重新占有实现合作自治。
（一）有利于劳动者的工作机制形成
非物质劳动的生产特点决定了资本不能对当代劳动的生产合作关系加以组织。劳动过程的去主体化不再适应于后福特制时代的劳动过程。与机器大生产时期力图把人变成物的生产方向不同，当代的劳动活动必须充分调动个体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所以，即便非物质劳动者的合作关系最初是由资本推动建立的，但劳动过程中的合作形式和社会关系则与资本无关。
认知工人还可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博当提出，当资本借助互联网和数化工具的合作形式剥夺雇佣劳动者的创造力的时候，同时也为劳动者开启了一种退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机制的新路径。现代信息技术让劳动者之间的水平式合作成为可能。在互联网形成的巨大“人力云”之中，每个劳动者不必受制于特定的资本和工作环境，还可以打破不同认知等级的内部划分，从而形成全新的工作机制。
（二）对技术加速变革力量的乐观指认
左翼加速主义认为，技术本身内蕴了变革社会形态的非凡力量。当前平台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范式成为全球范围内资本增值的最优工具。然而，这一模式同时也反映了对劳动剥削的进一步加剧。自动化生产技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运用导致人们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消失，从而预示着一个更加不稳定和不平等的晦暗未来。发挥技术变革性潜能的关键之处在于，要将技术从资本主义的使用的狭隘形式中解放出来，将技术重新目的化和导向公共目的。为了创造加速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优势条件，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设想了三项具体措施：一是重构新的经济模式、社会模式与意识形态；二是对媒体进行大规模改革，让人民掌握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三是重建后福特制中的劳动形式，给予无产阶级一种新的身份地位。
在左翼加速主义看来，尽管“如今大量的全球平台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摆布”，但是，“这些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可以按照后资本主义的目标来重组和重构”，“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借助于平台数据的量化算法，有望建立起一个由集体自我掌控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
四、阶级“在场”：无法被抹去的历史性事实
对于社会制度进步的技术决定论，马克思早就洞察其本质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如果不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劳动制度，只会陷入阿伦特所言的“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机器化生产不会带来全人类的自由，而是迫使人类总体处于一种必然性之轭。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极富创见地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协作问题转换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反映在社会主体关系上就是阶级矛盾。阶级的划分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萌发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
（一）语境重申：不会退却的阶级逻辑
西方学者把对社会矛盾关注转移至科层制、全球化、信息技术等领域，反映出对马克思阶级逻辑的放弃或误读。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从生产过程而不是从收入与分配或非经济领域来寻找阶级划分的标准。非物质劳动的崛起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阶级逻辑，它改变的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构成结构，即“一般智力的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的一般智力化”。智力与无产阶级到底是何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厘清两个前提问题，一是智力与阶级的关系，二是智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脑力劳动似乎是与体力劳动相对立的，前者属于统治阶级，后者则属于被统治阶级。其实，这种判断是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混淆了。智力是人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共有属性，并不构成人的性格、特长或特殊本质，因此无法成为划分阶级地位的依据。阶级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依据生产关系作出的区分，即“智力不是等级的属性”，人类的共有自然属性不可能成为阶级身份的主导尺度。但“等级是智力的特性”，智力会由于所处生产关系的不同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属性。不是阶级“去适应智力，而是使智力适应它”。因此，当维尔诺将每个个体都具有的类属性看做一般智力的内涵，从而将诸众的范围扩大至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一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将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智力作为区分传统无产阶级与现代诸众的主要标准，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对于阶级的定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赋予了智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多种作用形式。在物质生产领域，资本通过机器体系等固定资本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生产过程的智力控制，强行将社会智力与劳动过程相剥离，导致大部分产业工人的劳动过程退化为去智力化的体力劳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这部分产业工人构成了现代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力；在非物质生产领域，情况则更为复杂，既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智力劳动，也有自主的精神生产，更有屈从于资本权力的智力劳动。当西方左翼学者批评马克思忽视了非物质劳动领域的剥削问题时，他们显然遗漏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睿智诊断：“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募的雇佣劳动者”。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决不是阶级划分的标准。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无产阶级同时包含体力劳动者和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关键不是看劳动者从事的劳动种类，而是要看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脑力劳动比重的上升只不过展示了当代生产结构和无产阶级构成结构的变化，不能说明阶级逻辑本身已消退。
至此，我们可以尝试回答智力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成立，就在于劳动力的存在。无产阶级，就是不具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获取生存资料的雇佣工人。而所谓的劳动力，既包括劳动过程中消耗的体力，也包括劳动过程中消耗的智力，二者不可分离。认知资本主义为了突出资本主义劳动的当代特征，在劳动力范畴旁边重新塑造了一个“创造力”范畴，认为前者代表体力劳动，后者代表智力劳动，而这两种劳动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在笔者看来，这种二元区分本身就是对劳动力内涵的误解。创造力应当是劳动力天然的组成部分，而非自成一派。也因此，体力和智力在劳动过程中的比重只能影响和指示直接劳动的具体形态，并不能颠覆劳动力的性质，更不会将生产方式本身存在的矛盾转移出去。至于波斯特和鲍德里亚所指认的“客体世界”“符号交换世界”，从性质上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必然导致抽象对具体的统治。
（二）对象识别：依附更深的无产阶级
当西方学者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限定在劳动场所之内的异化，将马克思关注的无产阶级仅仅定义为产业工人，并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消失，从而将当代的各种斗争与阶级利益割裂开时，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严重狭义化了。无产阶级的存在绝非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相反，无产阶级的消失恰恰是西方学者的一种错觉。
第三产业中的就业者不是别的什么群体，而就是无产阶级在信息智能时代的变形。“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消亡。”阶级是历史的范畴，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被不断生产出来。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变化，只要雇佣劳动依然是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消失，而只是改变了其存在形态。在当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形式比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要复杂得多。各种少数群体的斗争不是脱离阶级利益，而是与阶级斗争紧密纠缠在一起，无论这些斗争群体自己是否意识到。如果仅仅从语言的角度来判断当代的社会关系，只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劳动和生产的实质，那么自然不能获得生产是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相统一的认知。当以波斯特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以为无产阶级已经消失的时候，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蒙蔽。他们对于人的理解，是抽象、孤立的，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解，是狭隘、僵死的。无产阶级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联合，不是特指从事某个行业的个体，其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是表面上的主体交往矛盾。无产阶级是一个历史事实，他的存在依托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认知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对资本产生了更深的依附关系。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产力迎来了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传统的机器体系开始向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体系演化，为最终将劳动者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但是，如同历次科技革命的结果一样，技术在造福被雇佣的劳动者之前，首先造福的是资本。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第一时间转变为了资本控制劳动的新手段。更多的工人被排斥在了生产过程之外，同时工人“去技能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工人阶级再次重复着大机器工业时代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的无奈命运。认知资本主义所描述的充满创新潜力和个体成功机遇的劳动关系，也可被解读为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及其配套保障。所谓的没有等级制的网络化自由经济，实则仍在资本对劳动的严密控制之下。如同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所道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和经济中的等级结构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有了这种等级结构，才能保证资本可以从生产劳动中汲取剩余价值。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厦的支柱和地基。
非物质劳动成果没有超出资本的控制限度。当哈特等人毫无负担地去谈论主体-政治维度上的价值理论及新主体性理论时，他们的基础性论点是非物质劳动成果难以用单位劳动时间加以测量因而不再受资本控制，以及各种斗争是欲望的创造性表现。从表面上看，似乎非物质劳动成果的确不能像物质劳动成果那般用时间测量。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物品，那么无论是不是物质劳动成果，其价值都不可测量。而已经处于交换关系之中的商品，不管是何种劳动成果，其价值都可以测量。因为，关于价值的所有思考都是建立在交换过程中的商品而非孤零零的产品之上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可测量性，不是某个理论家或生产者去决定的，而是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确定的。难道非物质劳动的特殊效用就能让它摆脱资本控制的束缚吗？资本只能控制工厂之中的物质劳动吗？资本只能控制实体性质的物质产品吗？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资本并不在乎劳动的特殊效用，重要的是这种劳动是否具有剩余价值。只要能纳入商品交换关系的，都是资本极力要控制的对象。最后，如果仅从欲望的角度来识别斗争的动力，这种解释路径无疑是单薄的。哈特等人希望建构一种基于主体的创造性行动的新历史观，但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历史观真的能解释社会生活的未来发展前景吗？未来的社会进步就只是建立在主观的生存体验之上吗？政治斗争固然重要，然而政治斗争背后的社会历史
基础才是真正可靠的基石。
（三）路径探寻：数智时代的斗争方式
表面看来，认知资本主义和加速主义将消灭异化和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技术进步，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的肯定和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判断。但究其实质，这两种思潮幻想技术革命和技术加速能自行上升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动力，无疑是另一种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
单纯的技术加速无法自行超越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这是历史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构成下一段历史活动的前提。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加速主义企图人为促进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的过渡，显然犯了任意加快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从生产关系发展的角度看，加速主义选择无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并未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又走向了技术决定论的老路。在资本主义疯狂运用技术为自身服务的同时，加速主义却对如何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改变技术的领导权语焉不详，以至于生活在数字、智能时代的人们愈加陷入德里达忧虑的“无可决断的决断”，乃至斯蒂格勒斥责的“系统性愚蠢”的发展困境。更加关键的是，加速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最重要之处，即无产阶级的集体反抗逻辑。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学说的个人本位，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高于宗教、政治、社会的总体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目标。当新自由主义把工人包装成企业主，把阶级斗争塑造成工人的自我斗争，把赤裸裸的他人剥削转化为隐形的自我压榨，这背后仍是资本逻辑在挥舞着它的指挥棒。数字设备把每一个人变成新的奴隶，将每一段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将每一个地点都变成可移动的工位。自由变成了更可怕的强制。
迪恩结合数字时代的新特征，强调了重新回归阶级逻辑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关键环节。迪恩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已经从商品形式转移至社会关系。在新型技术手段的作用下，原本归属于生产关系领域的交往变成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交往的传播价值（即在点击、扩散过程中积累起的商业利益）远远超过了交往信息本身的使用价值。人们的交流过程因为充斥着过量的虚假和片面信息而歧义丛生。数字化世界遵循“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处在流量数据链顶端的数字劳动者获得了绝大部分收益，而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中部和底层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则被最大化榨取。迪恩总结了五种被资本剥削的共有物，包括数据、元数据、有偿劳动、注意力和能力，指出非物质产品在传播过程中总会有原有价值的折损，以及交往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对注意力的抢夺。紧接着，迪恩意识到了重归无产阶级概念的重要意义。在迪恩看来，主体最重要的性质就是集体性，这意味着真实身体之间的结合，而且要放弃私利，形成息息相关的共在状态，集体将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任何特权者的利益，这种集体性是要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被锻造出来的。
迪恩对“无产阶级”概念的推崇，源于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警醒。迪恩反对将政治问题简化为资格问题。底层劳动者、失业群体、少数族裔等不同身份群体的生存困境不是单纯的主流排斥，而是阶级矛盾的衍生问题。如果停留在用包容举措解决资格问题，反而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化和加固，是对资本权力的协助。迪恩反复提醒人们，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差异。与许多西方学者用“身份政治”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政治”不同，迪恩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她对阶级斗争的支持，指出共产主义就像永恒的地平线一样，即使可望不可及，但它始终存在，并且平等地对所有人可见，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迪恩疾呼应破除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误解，打破线性叙事，强化政党领导，塑造团结的集体性主体，组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
当然，智能化趋势也对无产阶级斗争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要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大机器生产的组织方式能够促进无产阶级的团结，有助于将无产阶级打造为一支具有其他阶级不可比拟的革命性和战斗力，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跨部门跨地域组织协调工人阶级的难度。智能化趋势在无产阶级内部造成的潜在分裂可能导致无产阶级运动出现更为矛盾的心理。如何让智能时代的无产阶级组织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团结性呢？笔者以为，至少应该从组织和策略两个方面进行新的安排。首先，现代政党组织需要适应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环境。这些新的技术条件既让无产阶级有了更多跨时空组织的可能，也带来了去语境化、监视化、网络行动主义等诸多新问题。因此，网络化的党组织是无产阶级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必须采取的形式。为了融入更多革命力量，需要全球无产阶级建立全新形式的跨部门斗争组织，比如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内斯所指出的“工人们正在发展新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工会主义、议会共产主义和自治工人代表形式”，或克里斯·迪克森所描述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对工作和失业问题的强力介入等。其次，智能化趋势下的无产阶级运动应制定出具有前瞻性的、能够承上启下的灵活方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紧急叫停”，不是撇开资本主义的所有文明成果另起炉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衰退的阶段，为了适应资本的不同发展模式，无产阶级应依据不同的发展状况制定多样性的方案。比如，在占领华尔街事件最严重的时候，建立工会和社会运动协会就是为了克服现有危机的短期目标。新兴科技产生的劳动力应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当然，诸如此类弹性方案的合理性要在无产阶级各式各样的运动中反复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