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是我国最大的实际, 我们的工作“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要认清国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依据开展实践活动,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和理解就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而事实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但其核心依据和根本特征并未改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依据和根本特征是“不发达”, 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及形成过程中被不断强化和确认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党进行了长期艰辛地理论探索。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 曾将社会主义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他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可以看到,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并专门针对落后国家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概念。但由于6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左”倾不断严重, 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出现偏差。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依据他所处的时代, 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逐渐提出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并将“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依据和根本特征确定下来。党的十二大提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这是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论断, 其提出的依据和特征就是当时“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十三大召开前, 邓小平在接待外宾时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这里,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并将其解释为“不发达的阶段”, 即明确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依据就是“不发达”, 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集中表现出来的“不发达”根本特征。之后, 十三大报告在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基本国情的同时, 依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的特殊阶段”, 从而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依据和根本特征是“不发达”这一命题。

另一方面, 从改革发展的实践历程来看, 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依据和根本特征是“不发达”这一基本判断, 我们党才能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放在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逐步推进“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当然, 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根本特征不可能一成不变, 其在不同发展时期也会展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究其本质来看, 这些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都是“不发达”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已在全世界拥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对世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都产生了巨大贡献。在此背景下, 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中, 我们不再强调“落后的社会生产”, 而更加突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然而,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 我国的干部和群众在感受民族进步和国家强大的同时, 也不禁会产生疑问:今天我们不再强调“落后的社会生产”, 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走出了“不发达”阶段?既然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已取得如此成就, 为什么我们仍处于“不发达”阶段?如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就是“不发达”阶段, 又如何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实际上,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关注到“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显著变化, 在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沾沾自喜的情绪,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脱离我国基本国情的言论和现象”等相关问题, 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今天的中国仍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依据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和矛盾。他们论证的逻辑是:尽管中国发展速度很快, 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 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诸多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因而中国没有脱离“不发达”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众所周知, 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任何社会形态的发展都处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断适应的过程中的, 因而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在各方面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如:当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其国内也存在一系列难以解决、影响其发展进步的矛盾和问题, 如美国的区域和行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乏力、医疗保险等问题。未来社会也会有矛盾, 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 其依然会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因此,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发达程度与是否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我们不能简单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来论证中国依然“不发达”、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么, 应如何解决上面所说的问题?笔者认为, 弄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 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有部分学者针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马克思的东方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毛泽东不发达社会主义构想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 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问题的专门研究却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是一个重要判断, 具有深刻的内涵与意义。只有正确理解这一判断, 才能从更深层面上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生产力标准是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观点。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例外, 也必然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主要评价标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过程中, 我们党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状况的宏观把握, 不断强调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问题, 并将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看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主要依据和特征。因而,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根本上理解为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阶段, 甚至在很多时候将两者在同一意义上来使用。

但是, 问题在于, 判断某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发达抑或不发达,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参照对象的设置, 即与谁比较的问题。我们所讲的“不发达”, 是源于与世界其它国家的横向比较, 还是在历史视野中的纵向比较, 抑或是其它参照对象?回答这一问题, 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问题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已给出了答案。在中共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索历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和形成的过程中, 党关于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主要是以社会主义从较低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继而向共产主义过渡所需的生产力水平为参照对象的, 而并不仅仅源自于与世界其它国家同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一些缺点和错误, 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过程中也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导致的挫折和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正确认识成为党当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时,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1958年12月,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 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相互混淆起来。”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 这一观点即是在“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视角中来考察的。之后, 他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思想:“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 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 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这里, 毛泽东同样是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置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视野中来考察的。但又不限于此, 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所以分为不同阶段的根本缘由:生产力水平及其决定的精神财富和共产主义觉悟不够。毛泽东认为, 社会主义要经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 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阶段, 当社会主义国家在物质产品、精神财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等方面较之于共产主义社会所对应的水平和要求还有巨大差距时, 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的长期发展过程才能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主要是以社会主义较低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继而过渡到共产主义所需的生产力水平为参照对象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后的实践经验,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和中国的历史方位问题进行了思考, 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实, 早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之前, 邓小平就曾提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更高的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 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一阐释将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放到共产主义由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来认识, 明确了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区别开来的根源: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简言之,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实现需要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作为支撑, 而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力还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在此之后, 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并同时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这里, 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置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接续关系之中来研究, 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中的基本定位。这也就是说, 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时, 其语境是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视野中的。除此之外, 邓小平还多次提到, 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处于初级阶段, 亦即“不发达的阶段”, 是由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 谈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这些关于生产力水平低、“不够格”的判断也主要是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视野中考察的, 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继而过渡到共产主义所需的生产力水平为主要参照对象的。

当然, 由于我国是世界大家园的一员,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因而, 党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进行逐渐认识和定位的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得要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我们党所说的“不发达”问题, 既是以社会主义较低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所需的生产力水平为参照对象的, 也是与世界其它国家同一时期生产力水平进行横向比较的结果。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上说,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必须超越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 而必须注重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视野中来理解。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本身作为非独立的社会形态, 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因而, 我们只有通过对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考察, 才能科学研究和分析其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问题。相反, 如果仅仅从与其它国家的横向比较中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 则不科学。因为, 即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其它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取得优势, 但若距离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生产力要求依然遥远, 也不能说其脱离了“不发达阶段”。

如上所说,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但是, 很多人却因此错误地认为,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是评价国家发达抑或不发达的唯一指标, 只要一个国家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 整个国家就会进入发达阶段。这是目前我国部分群众之所以产生对国情认识不清的言论与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看, 还是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看, 中国的发达程度都并不仅仅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程度, 还包括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是唯生产力论者, 始终关注社会发展的质量问题, 尤其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过程时, 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使生产率得到空前提高的基础上, 特别关注和研究了资本主义只让少数资本家获得大量财富和自身发展、却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陷入“极度贫困”、“异化”甚至“过早死亡”等悲惨境况的问题。如,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 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了宫殿, 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因此,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要打破这种尽管生产力水平较高但阻碍绝大多数人生存、发展的发展方式, 消灭私有制及剥削制度, 建立“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等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 也特别注重发展过程中作为“大多数人民”的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十月革命前, 列宁在对未来苏俄生产力发展进行总体思考时, 曾提出土地国有化, 以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但十月革命胜利后, 为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他转为尊重农民的意愿、平均分配土地。另外, 在极其困难的国内战争时期他还要求“让贫苦农民从粮食和纺织品的分配中得到好处”, 新经济政策也提出要采取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在列宁晚年“最后的文章”中, 他还设想通过消费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可以说, 列宁在领导发展苏俄经济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保障人民的生存发展利益, 甚至对后者更加侧重。总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社会的发展, 应是在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 还要极其注重发展过程中人的生存、发展等发展质量问题。这也就是说,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评价其发达抑或不发达, 不仅要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程度, 还要关注经济发展中人的发展等质量问题。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看,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强调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更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充分性及发展过程中人民的体验等经济发展质量问题。1956年, 当社会主义制度还未完全建立时, 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中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和“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十大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认识和部署, 强调要处理好不同领域的各种关系, 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之后, 他又先后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使建设和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等一系列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平衡性及人的发展等发展质量问题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尽管十分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但也极其注重发展的质量问题。改革开放初期, 他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十分重视, 领导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整顿、提高措施, 并“要向人民说清楚”, 使其“相信党和政府确实是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之后, 他还提出“搞社会主义一要群众满意二要发展生产力”、“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 只要人民吃饱肚子, 一切就好办了”等思想, 以凸显发展过程中人民的体验的重要性。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尽管国家发展取得较大成就, 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依然不断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 江泽民在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后, 又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 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胡锦涛则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而,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问题的认识, 不能简单从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与低的角度上来理解, 还应从经济发展的整体及其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视角对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进行关注。

上述两个方面都是从经济领域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问题的。无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是“不发达”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因素, 但其不是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唯一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问题, 还体现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状况上。这同样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和我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历程两个方面决定的。

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状况的基本观点是全面性的, 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内容, 而非仅仅关注经济领域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强调经济在政治、文化中的基础地位的同时, 对未来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也提出要求。如, 在政治建设方面, 马克思提出未来社会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以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进程;在文化建设方面, 马克思要求未来社会要对意识形态和人的精神生活极其注重;在环境保护方面, 马克思提出“人与自然双向依赖和双重建构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环境思想;等等。列宁也十分关注发展的全面性问题。关于政治建设, 他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阐释。如, 他在《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中对改善苏俄国家机关工作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关于文化建设, 他提出“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政治改革问题、“文化任务的完成……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等思想。除此之外, 他还对农民的生活保障、法制教育、党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要求。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的全面性问题, 是自始至终一贯关注和重视的。

另一方面,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从来都不是单纯从经济领域的发展状况这一个因素来考察的, 而是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来看的, 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涉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尽管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主要指明的是经济领域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发达, 但又从逐步发展过程、我国的人口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地区发展状况和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等五个方面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到, 虽然十三大重点强调了经济领域的不发达状况, 但同时也兼顾了除经济领域以外的其它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之后, 党的十五大又从现代化发展的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经济运行方式、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人民富裕程度、地区发展状况、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及国际比较等九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在此之后,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新的认识和总结时, 都是从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各领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全局进行综合考察的。党的十九大也提出,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并从我国发展的平衡性与充分性、民生领域的“补短板”、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的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改革部署的落实和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总之,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历程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问题不仅指经济领域的发展状况, 还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状况。

今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是, 这并不能表明我们已走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依据和根本特征是“不发达”, 因而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需要看其是否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过40年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 中华民族已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稳居世界第二位,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八十万亿元, 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从经济发展的总体上看, 我国已经在世界横向比较中占有优势。然而, 这并不代表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前面已经说到, 评价社会主义国家发达或不发达, 不能仅仅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 而主要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参照对象。从这个视角来看, 我国生产力水平还远未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要求和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更无法幻想与向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生产力水平进行对比。因此, 较之于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中国还“不发达”。

上文我们已经看到, 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可持续性等发展本身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体验与个人发展问题。今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体验及个人发展等发展质量问题还依然很严峻。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主要体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社会各阶层发展不平衡等, 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不充分、社会创新能力发展不充分、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不充分等方面。同时, 由于国家发展在很多层面和区域呈现出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等境况, 我国部分群众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仅未能拥有获得感、幸福感, 反而出现“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等负面情绪和消极感受, 导致大量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出现, 产生不稳定现象。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体现。

从发展的全面性上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在经济建设方面,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 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 创新能力不够强, 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在政治建设方面, 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还很不健全, 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 国家安全面临很多新情况。在文化建设方面,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 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 文艺作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诸多问题凸显。在社会建设方面, 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资源短缺、资源浪费现象依然较多、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党的建设也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可见, 从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的全面性三个维度上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没有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问题, 因而,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误区一:单纯从国际横向比较中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误区容易使人产生对国情认识不清的过度乐观情绪。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从来不是仅仅从国际横向比较中来看的, 而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视野中来考察的。因而, 今天我们在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时, 也应注重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继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视野中来考察。

误区二:从经济发展的单一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认识容易导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片面化、简单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经济发展状况确实发挥很大作用, 但同时, 中国在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推进的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实践也同样具有重要功用, 同样是推进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 也同样能够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误区三: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需要再持续100年, 到2035年就结束了。党的十九大提出, 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但这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那时结束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要持续到本世纪中叶。原因在于, 每一个目标的提出都会受当时的时代条件和环境影响。邓小平依据他所处的时代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 其标志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今天来看, 这一目标较之于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而言还相差较远。只有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才能向更高的阶段迈进。这也是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修改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