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强化意识形态整合。意识形态整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新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目的是要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力, 确立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 需要立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根本功能的实现, 在与现实问题的互动中给出全面具体的应对策略。

“整合”一词内涵十分丰富, 它既有组合、融合、综合之意, 也有聚合、统合之意, 因而“整合”既可以指一事物对其它事物的统摄与统合, 也可以指事物自身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整理、调整并重新构建、组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 指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 面对社会思潮分立、价值观念分化、话语体系分离的失序状态, 意识形态构成要素在与现实问题的互动中进行自我调适、更新并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是意识形态整合的目的与结果, 它指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一定的方式和手段, 凭借自身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的先进性, 统摄多元社会思潮和价值观, 以增强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认同与价值认同的能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意义重大, 从一定程度上说, 能否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 关系到党在精神领域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 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的社会基础是否稳固, 关系到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否统一。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及根本功能有过科学揭示, 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¹。据此论述, 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性, 它总是服务于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 而为了更好地服务统治集团, 就必须以真理的名义把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 进而将普遍利益转换为统治合法性。由此可见, 意识形态本质及其根本功能实现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要求意识形态具有思想理论、价值观念、话语体系方面的先进性、完备性、系统性, 从意识形态整合力的视角来看, 可以确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外延, 即思想理论的解释力、价值观念的凝聚力、话语体系的说服力。

从理论层面看, “思想理论仍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²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对集体追求的利益与价值的共同表达, 因而必然需要在理论层面对统治集团的政权合法性进行论证。同时, 由于思想本身是一种软力量, 它也能以其对问题分析的彻底性来说服人, 进而掌握人并转化为物质的硬力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提升, 要求在与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推进理论创新, 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与比较优势, 回应社会利益矛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提供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从而在思想层面解答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困惑, 最大程度地实现普遍性的思想认同。

从价值层面看,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是“它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核心内容”³, 这是因为价值观念是对统治集团利益诉求的直接反映, 其能否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关系到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是否稳固。在现代社会, 由于价值主体在社会地位、生活经验与利益追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价值观的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各类价值失范现象不同程度地消解主流价值观的凝聚力, 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争取最大程度的价值认同更加艰难, 也更加必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提升, 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与引导作用, 在价值与价值观的统筹推进中增进价值认同, 凝聚价值共识。

从话语层面看,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普遍性和广泛渗透性, 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天然工具。”⁴没有系统的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难以真正介入社会生活, 也不可能获得主导话语权。话语体系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它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无意识形态导向的空洞的语言形式”⁵。不仅如此, 由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它同时具有沟通思想与阻碍思想沟通的双重功能, 这就使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整合既有可能, 也更加必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提升, 需要在话语层面整合多种话语资源, 促进不同话语之间的互动融通,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性、有序性、通俗性。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 不应空洞地进行理论探讨, 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 深刻剖析制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难题,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当前, 多样复杂的社会思潮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力、价值观念的失范现象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凝聚力、话语体系的分离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说服力, 进而从总体上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提升。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矛盾的增多, 社会思潮的分立格局已然形成, 其直接表现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出现了非主流意识形态, 而且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日益分化和多元化”⁶。事实上, 当前社会思潮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鲜明特点。就多样性而言, 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新儒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不仅在学术领域十分活跃, 而且还直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选择。就复杂性而言, 这些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强弱程度并不相同。新自由主义思潮总是大力推销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 意图干预甚至左右国家重大决策, 较之其他社会思潮, 其意识形态性很强。新左派主要围绕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看病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做文章, 其某些理论观点虽有偏激之处, 但仍站在人民的价值立场, 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诉求但并非彻底否定主流意识形态。可见, 多样、复杂的社会思潮尽管意识形态色彩与诉求各不相同, 但其分立的态势则构成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力的现实背景。

客观地讲, 社会思潮的分立格局只是表明社会思想观念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 只有当其对党的指导思想、执政地位、执政能力、方针政策进行质疑甚至否定之时, 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力造成冲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全面非难。他们或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 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如果说这是从根本意义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力发起攻击, 那么, 通过在公共领域设置社会议题、对现实问题提出不同于主流解释的方案、进而产生广泛舆论影响与社会影响, 则是社会思潮惯用的争夺民心的策略。从一定程度上讲, 当一些社会思潮以现实问题为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难, 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及时有效进行解答;或者他们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一定合理性, 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提供更为权威的解释时, 社会思潮的分立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力产生实质性冲击。进一步讲, 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难,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自身理论供给不足而给社会思潮冲击提供了一定空间。实际上,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分立是社会结构深刻调整与社会制度变迁的结果, 它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多重矛盾, 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与利益诉求, 因而在理论上总是试图“把握中国现代性的状况并予以权威性的指导”¹。概言之, 社会思潮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即理论解释力的严重质疑, 社会思潮的分立冲击态势正是这种质疑的理论表现。就此而言, 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力的挑战是提升意识形态整合力必须正视的问题。

价值观的分化无疑增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扩大价值认同, 增进价值共识的难度。不仅如此, 价值观的分化态势给价值错位、价值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这些现象是对规范性、崇高性、普遍性的主流价值观的挑战, 并且不同程度地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凝聚力。

价值错位是最常见的价值失范现象。在社会生活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个体对价值观的判断与选择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和各种思想观念的影响, 造成价值取向上的错位。价值错位总体表现为个体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追求的偏离, 具体则体现在诸多方面。在权利与义务方面, 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无限夸大社会对个体的义务, 一味强调索取却不提及奉献。在义利观方面, 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大肆盛行, 不断冲击社会的价值底线。价值错位问题的广泛存在, 既与价值选择过多、社会逐利氛围的客观现实有关, 也与保障价值关系的不公正、不规范的社会秩序有关。如果个体不能确立正确的价值选择标准、价值错位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善, 价值错位就会逐渐演变为价值相对主义,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凝聚力。

价值相对主义是价值错位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它既与传统目的论衰落、近代主体哲学兴起带来的理性祛魅有关, 也与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以物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有关。价值相对主义的鲜明特点“不是不承认复数性的‘价值’, 而是不承认在众多的价值之上还有某种具有优先性和普遍性的‘绝对价值’”²。也就是说, 价值相对主义只承认个体的特殊价值, 不承认社会的普遍价值;只承认价值的有用性, 不承认价值的优劣之分, 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主观主义与价值实用主义。不难看出, 价值相对主义不是简单的偏离, 而是根本否定社会价值追求, 如果任由价值相对主义发展, 其极有可能演变为价值虚无主义, 从而带来否定一切价值的严重后果。

如果说价值相对主义还认可价值的个体性与主观性, 价值虚无主义则在此基础上拒斥一切价值, 否定一切意义。它既不求索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本, 也不叩问世界本身的意义, 根本体现在对终极价值的逃避。换言之, 价值虚无主义实质上是信仰危机。它不仅会导致个体生活依据的丧失、精神支柱的坍塌, 还会直接引发维系社会有序共同理想的陨落与集体信念的丧失, 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全面彻底的否定。可见, 价值错位、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呈现出逐步深入的发展趋势, 作为价值观念失范的集中体现, 它们共同的特点在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消解, 如若不采取针对性的策略,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很难实现其固有的价值凝聚力。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系统的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既离不开学术话语体系的支撑, 也需要借助日常生活话语以更好地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仅与学术话语体系、日常生活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而且其内外宣传话语之间的关系也有些“紧张”, 这种话语体系分离的态势无疑会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的理论体系需要必要的学理论证, 因此,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有与学术话语体系进行有效交流融通, 才能以理服人, 然而, 二者之间的互动存在一定程度的“两张皮”现象。一方面, 学术话语体系既未能激活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当代价值, 也没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依据、理论主题、发展趋势提供深度的学理论证, 因而不能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进行宣传教育时, 没有认识到话语自身学理性的重要意义, 对学术话语体系最新的理论成果既不注重借鉴吸收, 也不适时加以运用, 使得意识形态话语沦为空洞的口号, 从而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 不可避免地损减了自身的说服力。

学术话语体系对意识形态的论证与阐发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呈现出系统性、理论性的特点, 而由于人民群众的意识活动“通常处于社会心理层面, 尚未上升到理论化和系统化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¹, 因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有借助日常生活话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优势, 才能更好地反映和表达群众的所思所想、更好地说服人。然而, 面对人民群众丰富鲜活的日常话语,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仍然自说自话, 一些领导干部与媒体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时依旧充斥着“老话”、“空话”、“套话”, “新话”、“实话”、“真话”却比较少见, 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话语严重脱节。事实上, 日常生活话语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思想疑惑、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如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注重观察、分析、吸收改造日常生活话语, 不积极影响日常生活话语,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将很难落地。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涉及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 只有在“对内话语”与“对外话语”的宣传中保持适当的张力, 意识形态才更容易赢得信任, 但当前意识形态对内与对外的话语言说却处于一种矛盾甚至对抗的状态。比如, 对内讲“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对外讲“尊重发展道路多样性”、“求同存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国内和国外都不背弃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政治价值观, 国家软实力的来源才有所保证。²换言之, 如果意识形态内外话语言说充满矛盾、内外不一, 必然造成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自我否定, 造成“虚假”意识形态的误解, 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可信度及说服力。

面对制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现实问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通过系统全面的建设不断提升其整合力。要在处理好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中提升理论解释力,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化研究与培育践行中提升价值凝聚力, 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整体构建中提升话语说服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力的提升离不开与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习近平指出,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 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 要敢于亮剑, 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 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¹也就是说, 应对意识形态强弱程度不同的社会思潮, 不可采取一刀切的策略, 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 在信息开放和理性至上的现代社会, 采取强制性的政治方式解决思想性的政治问题, 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 反而会事倍功半, 因此要与社会思潮在公共领域展开理性对话, 以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优势。

对于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给予批判, 深刻剖析其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基础、理论依据, 对其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所包含的“主义”价值导向进行客观评价, 揭示隐藏在“问题”背后的意识形态实质指向, 阐明其本质危害。对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必须确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其持有的前提性共识, 即审视中国问题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 这既是二者展开对话的基础, 也是防止“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泛化”的要求。事实上,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具有整合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合理、科学成分的气度和能力², 在社会问题高度复杂与社会思潮多元分立的情况下, 如果不注重批判性地借鉴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不最大程度地增强包容性而只是一味强调自己“唯一”的科学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不可能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 也不可能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整合。

按照政治指向的强弱, 可以将社会思潮分为性质不同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同样, 也可以按照价值诉求的理论出场方式, 分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硬核”与“保护带”理论质疑程度不同的社会思潮。匈牙利学者卡拉托什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系统的结构体系, 其最基本的理论构成“硬核”, “硬核”不允许被经验反驳而“证伪”;由“硬核”所演绎围绕在其周围的一系列辅助性假说是“保护带”, “保护带”的调适能够促成理论与经验的一致。事实上, 一种科学理论的价值既体现在“硬核”的创造活力上, 也体现在对经验事实进行具体解释的“保护带”中。当前, 多元社会思潮不仅对社会问题提出各自的答案, 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护带”, 而且试图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方向的解释权, 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硬核”, 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因此,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力要在抓住“硬核”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处理好“保护带”这一次要矛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硬核”与“保护带”是内在统一的, 但“硬核”具有根本性意义, 这是因为“理论创新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活力, 理论武装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能力”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就无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深度的理论辩护, 也无法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理论供给, 因此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当代价值、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所具有的比较优势高度自信, 而且要明确哪些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哪些需要结合实践加以发展, 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 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⁴只有正本清源, 才能避免以往的历史教训并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⁵, 如果长期沉浸于概念与逻辑的抽象演绎, 不以变化了的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理论创新就没有意义可言。

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力以加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硬核”固然重要, 但“保护带”所指涉社会问题的经验性更易引发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 因而也不容忽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能力, 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武装能力与理论运用能力, 即要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用。对于马克思主义, 要原原本本、踏踏实实地学, 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长期性。如果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就不可能彻底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不能有效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真学”与“真懂”只是事情的开始, 而非结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¹如果学而不懂、懂而不用, 不仅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品格难以彰显, 而且也无法为思想疑惑的解答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也就不能促成经验事实与理论“硬核”的基本统一, 更不能达到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力的目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凝聚力的提升应遵循尊重多元与包容多样的整合原则,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利益分化的出现使价值多元成为常态, 寻求一种绝对统一的价值观念统合所有的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在此前提下, 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 深入挖掘其反映现实、匡正现实、提供精神家园的功能, 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结合中提升价值凝聚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价值凝聚力, 要求其准确反映社会成员的价值诉求, 努力做到价值与价值观的统一。从现实层面看, 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以促进人的发展, 人的意识和行动中必然包含着主体需要、追求价值、注重效益的价值原则。²也就是说, 价值观是在价值主体的价值实践中生成并发展的, 价值对价值观而言具有基础意义, 解决价值观问题, 必须正视价值观与价值相互影响的问题。如果价值观不能反映人们的价值关系、顺应人们的价值要求, 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 不能空泛地就价值观谈价值观, 而应追求价值、价值观在价值主体实践与意识中的统一;不能一味地否定功利性的价值取向, 而应在承认功利性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上, 引导人们规范、有序地追求。当前, 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的要求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 体现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 以公正的社会秩序理顺价值关系, 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反映现实, 也要通过对其外延的拓展和科学的教育宣传保证社会价值规范的优先性以匡正现实。一般来说, 社会存在的价值观大致有三个层面, 最上层的核心价值观, 中间层的多元价值观, 最低层的底线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体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由于其具有“核心”的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 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价值规范, 而为了维系社会有效的运行, 必然需要底线价值观来“兜底”。因此应将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底线价值观纳入到核心价值观的外延当中。此外,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中存在着将核心价值观简单等同于道德规范的倾向。一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来源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二者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道德规范起着范导性作用, 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如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道德要求, 就容易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矮化”, 难以凸显其引领作用;反之, 如果把“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道德规范都当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会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泛化”, 冲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可见, 只有在理论上阐明二者的关系, 在实践中将道德规范的宣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做适度区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有效地发挥价值规范与价值凝聚作用。

为了更好地凝聚价值共识, 还需合理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家园的功能。理论地讲, 价值关系分为关系型和自足型两个类型。在关系型中, 当且仅当某一事物满足了某种主观需求或某种被约定的规范时, 它就是有价值的;在自足型中, 当且仅当某一事物能实现其自身注定的目的时, 它就是有价值的。³也就是说, 不论是功利性价值, 还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性价值, 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型价值, 而在关系型价值之上还有自足型的信仰性价值。关系型价值所产生的价值观处于他律状态, 而自足型价值是价值与价值观的同一, 能够达到彻底的自律状态。实际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包括规范性价值, 也具有更高层面的信仰性价值。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旨归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阻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切外部和内部因素, 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⁴。“自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要义, 因此可视为一种信仰性价值。同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分配制度时, 认为“按劳分配”只是做到了按照同一个, 即劳动的尺度来进行分配, 但并未消除由于人的能力不同所造成的实际不平等, 只是形式上的平等, 不是真正的平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¹因此, “平等”也可视为信仰性价值。需要注意的是,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意蕴的阐发固然重要, 但也要将信仰性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理想和公民的个人追求结合起来, 避免抽象的说教与宣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说服力的提升依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日常生活话语体系的互动融通与整体构建。学术话语体系需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日常生活话语体系中汲取资源, 为更好地阐释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深度的学理依据。一方面, 以意识形态话语方式提出的中心任务、大政方针往往带有学术命题的性质, 这就要求学术话语从意识形态话语中提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论断并使之课题化。另一方面, 学术话语体系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论证与阐释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既不可玩弄纯粹的概念演绎, 动不动就对意识形态话语冠以新飞跃、新创造的理论定位, 也不能只停留在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论证层面, 而应着眼于社会实践发展的趋势, 发挥学术话语体系的先导性功能。

同时, “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体系的生成与繁盛、持存与衰败, 都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及其语言现象的或者较为切近、或者较为遥远的结果。”²如果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脱离现实生活, 特别是对反映意识形态诉求、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日常生活话语缺乏必要的敏锐性与观察力, 不善于从日常生活话语体系中汲取话语资源, 那么, 学术话语体系就无法保持对现实的反映能力与解释能力, 也就不能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持续有效的理论供给。学术话语体系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论证与支撑固然重要, 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大众化也离不开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吸收与转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扬弃与社会生活不适应的既有话语表达, 树立自觉的学理意识, 善于吸收学术话语体系最新的概念、范畴, 避免形式主义的宣教, 增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科学性。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大众化不仅离不开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支撑, 也离不开对日常生活话语体系的提炼, 只有充分吸收和运用日常生活通俗易懂的语言, 意识形态才能将其系统理论的逻辑表达转化为适应人民群众接受方式的话语形式。意识形态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提炼转化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在话语内容的选择上, 应尽可能地筛选既为人们广泛接受又反映社会现实与社会心理的语言, 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在经济基础上直接形成起来的, 而是经过社会心理的媒介而形成起来的”³, 对反映社会心理话语的汲取加工既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形成的关键环节, 也是意识形态“落地”的必然要求。二是在话语形式的选择上, 在主体意识与平等意识普遍化的社会背景下, 采取命令式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不仅容易遭致群众抵触,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漠视。因此, 应改变以往灌输性的话语表达与传播方式, 注重“具体实证、可感知以及人性化的话语言说方式”⁴, 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 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是基于日常生活话语的筛选与分析, 凝练系列意识形态核心话语。“核心”的内涵需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 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强呼声, 体现公共意志与公共利益。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说服力, 还需协调意识形态内外宣传话语之间的张力。意识形态内外宣传话语“矛盾”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从根本上而言, 意识形态由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所决定, 追求的是统治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亦然。然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要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还要反映中国的国家利益, 同时兼顾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个方面的利益既有交集, 又有冲突。一方面,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解放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价值旨归。另一方面, 中国的发展愈发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国际合作, 因而不能一味地强调阶级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外宣传话语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利益冲突的表现, 其折射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层的理论问题。只有在理论上阐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全人类利益的关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才能保持内外宣传话语之间适度的张力。

总体来说,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的提升并非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三个层面的简单叠加, 而是相互融合、互为支撑, 但由于各自面对问题的不同, 因而在应对策略上侧重点不同。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 思想理论需要根据时代问题的发展致力理论创新, 以理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发挥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与辩护功能。在价值观方面, 需要在尊重多元价值观的前提下,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化研究和培育践行为抓手, 以营造规范公正的社会秩序为保证, 提升价值观念的凝聚力。同时, 也需要在话语层面整合多种话语资源, 促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日常生活话语体系的互动融通, 协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内外宣传的“矛盾”, 进而从整体上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