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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位一体”——学习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
2018-05-31 13:02:44 来源: 作者:谢文娟 张乾元 【 】 浏览:9016次 评论:0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位一体”——学习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

谢文娟 张乾元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既是中国为破除全球发展迷思,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提供的精准方案, 也是中国不断发展完善中的新型“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绝非一日之功, 需要世界各国以政治互信为底线根基, 以经济共赢为核心动力, 以文化互鉴为价值依托, 以心灵亲诚为情感纽带, 建成共生、共赢、共识、共亲的和谐新世界。

作者简介:谢文娟 (1978—) , 女, 河南郑州人,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张乾元 (1965—) , 男, 湖北广水人,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基金: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17ZDA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悉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特征, 把脉变乱频仍、痼疾丛生的世界“后危机”难题, 深度关切全球治理变革和人类前途命运, 倡议“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是各国人民的期待, 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赢共享”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战略, 是对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的诉求和回应, 更是对人类文明走向趋势的深层引领。它占据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通约性的道义制高点, 助力崛起的中国逐渐从既往世界体系的尴尬边缘向国际舞台的中心靠近, 推动国际社会破解当前“逆全球化”困局的发展梗阻, 为重塑新型国际秩序提供极富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大道至简, 实干为要。同心擎画世界发展新蓝图, 倾心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不仅需求中国顶层设计的高瞻远瞩, 更期待中国为世界拿出落地生根、有章可循的可行方案。

一、政治互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线根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国首先要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建立政治互信, 在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基础上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一) 以主权平等为政治前提

纵览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历程, 强权政治俨然是国家间政治的常态化表征, 角逐权力、扩张权力、滥用权力使得“强权即真理”成为国际社会长期的惯用法则。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到维也纳体系, 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 从拿破仑第一帝国统霸欧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人类到“一超多强”世界局势渐趋稳定, “均势”与“霸权”成为贯穿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反复交替涌现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淬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实践, 为全人类化解国际冲突提供了一种超越“均势”和“霸权”旧秩序的策略范式。习近平认为:“合作共赢的基础是平等, 离开了平等难以实现合作共赢。”1政治上平等相待、互商互谅, 是各国和睦交往消弭战乱纷争的基本前提。坚持主权平等准则, 各国或许在国家体量上大小各异, 在综合实力上强弱悬殊, 在发展阶段上先后有别, 但是任何国家不得依仗大国、强国、富国地位欺压小国、弱国、贫国。各国均是“地球村”平等的一员, 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在国际事务和地区发展中拥有平等参与的权利。坚持核心利益准则, 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得随意干涉他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围绕相互关切的重大利益管控好矛盾分歧。坚持民主协商准则, 当今世界经济愈发达, 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愈成为稀缺的国际资源。各国由于历史条件和现实境遇的千差万别, 涉及核心利益的政治诉求存在分歧不容规避。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谈判, 秉承“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精神, 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妥善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 推动世界朝着政治多极化、民主化的方向稳步前进, 走出一条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结盟对抗截然不同的和平对话之路, 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逻辑和应有路径。

(二) 以政治互信的机制建设为政治保障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欲建构一种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集合, 成员之间平等互尊仅仅是铺就互利合作的基石, 关键在于建立一系列现实化、长期化、高效化的共同体机制, 对涉及共同体成员多方利益的合作事项予以统筹谋划悉心落实。面对盘根错节、复杂多变的的国际难题, 在缺乏共同准则和体系的背景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定相当困难。良好政治互信的践行离不开机制建设的保障, 世界需要日渐崛起的中国不断创新完善共同体机制。经历改革开放40年外交实践的积累, 中国与众多国家已经实现高于一般伙伴关系, 但低于战略同盟关系的政治安全合作。双方在充分尊重彼此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差异的前提下, 在诸多领域存在增进深度合作的美好愿景。通过频繁的共同体制度化合作, 成员之间的信息透明度会显著提高, 预期合作的数量和质量将大幅提高。规范而成熟的制度和机制, 又必然对成员国的伦理思维、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进而在观念上生发更多命运相连的“共同感”, 塑造更强烈的“我们感”, 增强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合法感”。近几年来, 中国竭力以双边、多边外交机制为框架, 积极借鉴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信峰会等有效运行机制, 以多边合作论坛与谈判协商机制为抓手, 积极开展领域宽泛、层次分明、方位明确的多元外交。特别是接续成为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以来, 中国紧抓多边机制协调中枢的历史契机, 推动两大组织向全球长效“治理型”机制深度转变。“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 不是为了另起炉灶, 更不是为了针对谁, 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2, 这些促动国际关系良性协调发展的制度机制, 成为筹建“政治共信体”的源头活水, 引领全球治理体制从“清谈馆”迈向“行动队”, 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各国不需辩论自觉践行的国际新秩序。

(三) 以分步稳步推进为战略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各国和地区长期规划、分步推进。从主体利益合作程度上来看, 按照主体利益合作程度由亲到疏的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逐步推进中华民族内部、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之间三个层面的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基于多民族统一国家深厚的历史底蕴, 合作程度最为紧致。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创建的双边命运共同体, 源于双方历史命运相似、共性利益交织, 合作程度较为紧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欲创设的命运共同体, 鉴于多方利益众多且需求难以短期协调, 合作程度较为疏松。从地缘结构上来看, 依照地理范围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次序,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稳步筹措。从推进方式上来看, 民族命运共同体、双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皆属于地缘性共同体。习近平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2016年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倡建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则属于领域性共同体。两种性质的共同体建设需要齐头并进、协同发力。为此, 早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 习近平就已明确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1的战略路径。一方面, 中国协同周边国家合创共同体的战略意图相当明确, 有关各方共同利益和观念汇合点的日趋增多, 使得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动力十分强劲, 成为践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战略切入点。另一方面, 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的发达国家, 释放出更强政治合作善意, 通过完善更公平的多边沟通准则, 遵照先易后难的创建顺序, 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基点, 周边命运共同体为起点, 地区命运共同体为重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点”2, 换取他国对中国稳步缔造新型国际治理体系的理解和支持。

二、经济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动力

同舟共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所在。

(一) 以厚植共同利益为内生动力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近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以不可抗的姿态裹挟进全球化世界历史洪流之中。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度转型期。2016年世界全球化浪潮出现重大逆转, 原本作为全球化坚定扛鼎者的一些发达国家, 如今却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趋之若鹜, “以邻为壑”、“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导致全球利益博弈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陡然增强, “逆全球化”趋势暗流涌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 利益交往一味追求“非敌即友”“非赢即输”“赢家通吃”, 甚至一言不合兵戎相见。历史经验告诉世人, “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 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3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观和丛林法则, 绝不是也不应当成为国际生存的规则法系, 没有任何国家能成为终极意义上的“赢家”, 它只会将人类社会推入万劫不复之地。作为“逆全球化”现象的强力回应, 中国顺应世界共同发展潮流, 为人类永续发展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构想, 理性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 强化“共同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 大家都好, 世界才能更美好”4的发展逻辑。把握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即是人类利益的通约性, 国与国之间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厚植共同利益的内生动力是“中国方略”提供给世人携手共应全球挑战的一把钥匙。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共同利益是构建各层次共同体的生机之源, 是孕育命运共同体获得持续发展的现实动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凌空蹈虚, 在互利互惠、利益共享的基础上打造“利益共同体”, 本就是构建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实践旨归。毋容置疑, 世界各国因发展速度层次不齐、既存利益分配不均等发展欠账, 在面对与他国增量共同利益的“实然”诉求时, 务必有针对性的区别对待。一类是与中国经济领域往来密集, 但因历史原因和领土主权争端, 双方政治互信较低的国家, 如日本、越南等。二类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全方位、潜在战略矛盾的国家或地区, 如美国、欧盟等。三类是与中国建立良好经济伙伴关系, 但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结盟的国家, 如韩国、泰国等。四类是与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现实经济合作又紧密的国家, 如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中, 中国能否解决好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与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倾向, 能否与四类国家以双赢、多赢、共赢为目标, 厚植利益因子, 增利释疑、利益交融, 直接决定着全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实践力。

(二) 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杠杆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带来愈加严峻的挑战, 世界经济深陷复苏曲折、增长乏力的泥沼之中。世界各国均在思索人类未来发展新的突破口。高效、务实、普惠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极度匮乏, 已是当下全球化最突出的短板之一, “非西方国家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时候并不愿意将西方标准带入一个全球化的21世纪。”1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现代性困境的时代蓝图,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杠杆和平台推手之一。“一带一路”倡议,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借由各国对千年古丝绸之路璀璨的历史记忆, 意欲搭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平台, 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域谋求更强的发展, 为人类经济迈出萎靡不振的阴霾提供一剂“良方”。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总人口约44亿, 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 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2从“中国首倡”到“世界共识”, 这个堪称“中国版”经济全球化的伟大设想, 东牵亚太经济圈, 西联欧洲大市场, 正带动沿线国家地区的“朋友圈”迅速壮大, 激活世界近三分之二人口区域, 投身到更具包容、普惠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 取得了大大超乎世人预期的发展业绩。“2014年至2016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 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3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事例, 有力说明“一带一路”版权属于中国, 但收益却归参与各国共享。“一带一路”惠及沿线国家地区的“命运共同体”, 不是家长式的支配或贬低关系, 而是成员国共奏美美与共乐章的“大合唱”。未来要把“一带一路”这幅寄托沿线65个国家美好愿景的规划蓝图, 变成落地深耕的施工图, 务必继续调动世界各国“撸起袖子一起干事业”的积极性, 务必继续在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方面深度挖潜。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以贸易、投资、金融多领域合作为核心, 以能源开发、民生工程、人力资源机制化合作为支点, 将自己的资金、技术、产业优势同他方的资源、区位优势相结合, 利用自身发展红利的外溢效应, 增强环中国经济带有关国家共享成果的获得感。

(三) 以塑造绿色联动的世界经济体系为建设导向

自从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 一百多年经济发展的屡次对抗成为双方生存的常态。西方资本秉持利益最大化原则, 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催生唯利是图的资本在全球肆意极度扩张。而今全球化时代,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自然的长期掠夺, 人类已深刻体味到空有“钓鱼”本领、却“无鱼”可钓的悲悯。面对过度开发留下的生态创伤, 中西方首次需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克时艰。地不分东西南北, 生态危机的化解关乎全人类福祉, 可持续发展的推进逐渐成为各国的普遍意志。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永续发展重要引擎的中国, 早已将自身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的繁荣发展紧密相连。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中国开始由参与性经济外交向领导性经济外交转变4, 主动承担更好的绿色发展责任。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创造出令世人折服的“中国奇迹”, 离不开“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践行, 更得益于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创建完善。伴随我国绿色发展和开放型发展经验的“全球化”, 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创新联动、绿色低碳方向发展, 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经济体系变革的建设导向。

习近平曾经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 “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1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绿色联动世界经济体系的构筑应当遵循若干基本原则。首先,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旗帜。中国已经将绿色发展理念提升为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各国政府有责任把经济从资本逻辑的畸形框架下解放, 回归尊重自然、顺势而为的正途, 谋取生产生活方式的永续进步。其次, 以不合理的全球能源结构为突破点。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经济的深度转型期, 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不合理结构迫在眉睫。他们亟待中国等有能力的国家, 通过强大资金支持和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 助力其坚定发展绿色经济。再次, 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核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 因所处发展阶段不同, 应对能力高低有别, 在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领域, 治理责任不可能“一刀切”, 应当依据“有区别的责任”共同承担。“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 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让我们携手合作, 推动联动增长, 促进共同繁荣, 不断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2

三、文化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依托

文明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血脉和精神根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一) 以尊崇文明多元为共识根基

19世纪中叶, 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 不仅初步改变世界落后面貌, 东方从属西方的国际格局也初现端倪。自此, 全球在西方核心大国推动下, 以西方文明为主导, 颇具西方性、依附性色彩的国际治理体系建立并留存至今。“西方中心论”信奉“一元论”“主客二分”理论, 大肆渲染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西方道路的“唯一性”, 成为西方文明无可争议的逻辑起点和施策宗旨。这为当下乱象纷呈的世界, 埋下了“文明冲突”的基因。时至今日, 面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失序困局, 讲究“文明对立论”的西方文明早已无计可施。在国际纷争此起彼伏、屡禁不止之际, 崇尚文明多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在成为破除世界发展“重霾”的一盏“明灯”。习近平指出, “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 拥有共同的命运, 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3应当不断强化文明平等意识。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演进绝无可能千篇一律, 不同国情、风俗的文明发展更不可能步调一致。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差异性, 是多彩世界得以存续的基本特性, 更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不竭源泉。多元文明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 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之间的不平等。文明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之分、优劣之别, 理当相互尊重、欣赏、谦逊地对待“他者”。每种文明都曾在历史上对扶正人类精神文化根脉发挥过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应当不断增强文化支撑张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来自于人类文明新复兴和新人文主义发展的文化支撑, 这种文化支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时代最强音的基础, 与人类文明多元文化历史潮流相向而行。应当不断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肆虐。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长期惯用自身经济扩张的有利位势, 将西方所谓的“普世文明”强行框定他国, 企图消弭其他民族的文明特质。如此看来, 文化霸权者维护单一文化价值判断的无知显而易见, 与人类文明包容互鉴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存在, 不拂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4

(二) 以推崇“包容互鉴”为方法路径

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异常频繁, 人类文明差异性的客观存在, 不应当成为世界冲突在场的“合理”藉口。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 习近平倡议“我们应该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 增进彼此了解,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正如“和羹之美, 在于合异”, 不同文明一旦停止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动力也将随之消解。必须妥善处理“一”与“多”的关系。世界文明是兼具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体, 统一是文明多样性的统一, 多样亦是文明统一性先决条件下的多样。无视多样, 终将与“文化霸权”为伍;摒弃统一, 定然导致世界对抗决裂。只见“一”抹杀“多”的逻辑思维, 企图终结人类文明兼容并包, 在方法论领域具有致命偏颇。必须努力培养“文化互鉴自觉”。人类文明具备先天文化张力, 决定着以人类整体命运为己任的共同体, 本质上属于交互型共同体。每种文明既要有对自身文化知其然的“审视力”, 又要有对其他文化知其所以然的“洞察力”, 更要有对话文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力”。努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必须积极筹建“共同文化价值观体系”。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提出, “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 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2“共同性”是共同体成员身份界定的显著标识, 文化价值观共性则是“共同性”最深邃的表征, 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精髓归旨。各国在阐析文明差异的前提下, 客观发掘全人类共性价值, 成为增进各民族文化共识的核心路径。2015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既是内生于人类共同体发展进程的核心价值要素, 又是全人类所需遵循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纵然囿于西方大国“民族主义”无法跳脱“民族-国家”结构的狭隘界定, 人类目前达成更多价值共识的希冀依然相当困难和有限, 但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工程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中国从理论层面高屋建瓴提出更具前瞻性、更具融合力的“共同文化价值观体系”, 是建构未来国际新秩序伦理根底的应有之义。毫无疑问, 该体系绝非“同质化”单一的文明状态, 而“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不是一国文明, 也不是世界文明整体, 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共识文明”3

(三) 以增强文化自信为精神指引

文化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精神记忆, 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思想渊薮。各国文化的交融与博弈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交流形式之一。一旦国家群体的共同价值遭受他者文化消解, 无论成员国为增强凝聚力如何费尽心机, 终将无可挽回共同体灰飞湮灭的历史命运。中华文化善以博大精深、山高水长为要, 在历史上曾经较长时期保持强势“出超”位次, “中华文明圈”更是享誉四海八荒。近代在西方殖民文化的践踏蹂躏下, 中国文化处于“被动输入”状态毫无招架之功。当前面对西方多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左突右击, 我国文化再次深陷严重“入超”的尴尬境地。有鉴于此, 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4。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的文明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更多力量。一要着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态度地走出去”。国人长期膜拜现代科技瞬间改天换地的震撼,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块瑰宝却不自觉“矮化”, 守着老祖宗留下的“聚宝盆”依旧惘然四顾。中国文化既有千年治国理政宏观视域的高度, 又有仁者爱人、以民为本、诚信正义、兼爱非攻、天下大同微观治理的精准。它理应有态度地走出国门, 以“文化隐喻”的方式不断暗示人类应当以何种维度创新文明交往方式, 并将这些优质基因深深内化为全人类的文化自觉。二要着力中国文化的现代型转化。既要把优秀传统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社会先进文化发扬光大, 又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博采众长一切域外文明有益因子, 塑造与时代同步包容普惠的中华新文明, 致力于为时代疑难杂症提供更富操作性的中国方案。三要着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打铁还需自身硬, 文化自强才是王道。中国应当强化文化创新战略, 坚定地走中国特色文化产业之路, 源头上增强文化创新理念, 提供更多紧随时代潮流的公共文化产品。惟中国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方能对各国各民族产生潜移默化、广泛持久的文化影响, 为人类文明共荣共生规范行为意识,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独特的文化贡献。

四、心灵亲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民心相通则行稳致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心灵亲诚为精神纽带, 促进政治互信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互鉴。

(一) 以弘扬“丝路精神”为民亲契点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归属感的、持久而有机生长在一起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1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整体命运为凝聚力, 给予成员国必要的确定性、安全性、归属感, 铸造其不可或缺的伦理意蕴和精神纽带。每个国家都曾为辉煌灿烂的世界文明添砖加瓦,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增强集体归属感以资为飨的重大资源。但凡抱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历史情怀, 基于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荣的发展目标, 世界各国更易理解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更易消弥剑拔弩张的偏执隔膜, 更易激发和衷共济的情感共鸣。“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2, 既是深挖历史人文底蕴的现实契点, 又是培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亲之道的情感抓手。增进民心相通, 夯实共亲根基, 需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从历史维度来看, 古丝绸之路横贯欧亚非绵延万里路, 沿线民众相知相携谱写了延续千年的友好篇章。扎根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沃土, 充分利用雄厚的人文资源, 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丝路精神”, 成为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意基础的历史桥梁。从现实维度来看, 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创设的平台, “新丝路精神”以民心相通为脉, 助推参与国向着政策、道路、贸易、货币领域的无碍交流发展。它通过强化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制度空间上的互联互通, 拉近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 为提升区域联动、利益交融的合作层次注入鲜活动力。从未来维度来看, 部分国际舆论存在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新殖民主义”的恶意攻击。“新丝路精神”兼顾利益驱动、民心交融、命运趋同的实践考量, 将以实际行动打消世界大众的担忧疑虑, 提高地球村民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心理认同度。

(二) 以完善官民亲诚外交为力量源泉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提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坚定地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在外交领域躬身耕耘韬光养晦。历经几十年高速发展以后, 中国如今正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行列迈进。中国崛起增强的不仅仅是综合实力, 更有建构和谐世界的时代责任在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既“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 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又“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 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 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工程, 即是中国勇担世界发展重任, 奉行“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的典型体现。各国只有民亲、心通, 才能日臻情融、力聚。完善官民亲诚外交, 以世界人民为主体, 增强人类命运安危与共的大众认同, 这是厚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力量源泉的有效策略。一要确保亲诚外交战略的高度。从习近平倡导“真、实、亲、诚”理念密切中非命运共同体, 到秉承“亲、诚、惠、容”原则大力开展周边外交, 从“真诚”“诚心诚意”“真心实意”等外交频词涌现, 到“志合者, 不以山海为远”拉近金砖国家紧密关系, 中国的亲诚外交不仅惠及周边睦邻, 更是跨越时空指涉一切共谋发展大业的有道国家, 通过“讲平等、重感情”, “常见面, 多走动”, 敦促区域国家真诚亲密地共同进步繁荣。二要加大官方亲诚举措的力度。行胜于言, 中国要想获得国际社会对共同体建设的鼎力支持, “得人心、暖人心的实事”更具说服力。无论是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等对外援助, 还是抗击埃博拉、维护中东和平等危机应对, 抑或是孔子学院设立、留学生交换等人文交流, 中国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甚至只予不取的亲诚实际行动, 不仅彰显大国的开阔胸襟和责任担当, 更为凝聚民心增进世界人民福祉做出实在贡献。三要深化民间亲诚交流的广度。关系亲不亲, 关键在民心。中国亲诚外交需要根植民间, “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 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工作等友好交往, 广交朋友, 广结善缘。”1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受众广泛的交流活动, 诸如互办主题文化年、文化周、文化论坛、影片拍摄等方式, 架设起民亲情浓的友谊桥梁, 增强国家之间更深的情感共鸣, 尤其引发国外年轻一代更广泛的思想共振, 令世人深刻了解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诚意。

(三) 以提升中国话语权为情融渠道

长期以来, 世界一直笼罩在以美国为首西方大国塑造的国际体制之下, 言必称“西方”似乎早已成为国际话语的“真理性”标配。“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为价值旨趣, 对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具备强大解构能力, 依此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步入深度变革。发达国家惯用国际话语权的优势地位, 不间断抛售“中国威胁论”等论调, 恶意围堵中国和平崛起之路, 有意阻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向世界人民的宣介创建。习近平曾经多次强调, 近代中国备受欺凌的历史教训异常惨痛, 落后贫穷难逃挨打挨饿, 失语无语势必挨骂被边缘化。各国能否与中国同步生发共荣共享“同理心”, 能否打开天窗增进彼此融合度, 中国话语权的大幅提升显得至关重要。第一, 要解决“为何说”问题。世界人民对“舌尖上的中国”几乎人尽皆知, 独独对“理论中的中国”知之甚少。如若各国对这个原创性、标识性较强的新型全球治理方案茫然无知, 中国即使给世界让利再多, 亦会在西方语境下显得“图谋不轨”。用中国特色的道义话语中国, 可以有效缓解中国方案构建的多方阻滞, 防止世人一旦被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第二, 要解决“说什么”问题。说的内容事关中国话语能否被理解、被尊重。未来推进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 中国务必使其概念更加明晰规范, 尽可能减少使用随意性、同义反复、实然研究缺乏等现象发生。另外, 国际社会碍于“国强必霸”逻辑的影响, 大国时常担忧“修昔底德陷阱”发生, 小国异常恐惧经济被打压资源被侵掠。面对外界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诸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央王国’”2等言论, 官民必须齐心协力打好舆论“反击战”, 还原中国富有亲和力的大国形象。第三, 要解决“如何说”问题。创新对外宣传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课题。跨越历史传统、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障碍, 实现叙事方式和传播方式的转变成为中国“如何说”的当务之急。不仅要把我国想说的和国际想听的相结合, 也要把我方的表达逻辑和他者的受众心理相结合, 更要把我们达济天下的构想和各国追求美好未来的梦想相结合, 真正做到讲得明、听得懂、行得通, 以此推动全球人民心相交、情共鸣、携手干。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位一体”的整体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维向度之间, 并辔而行、息息相通、协同发力, 具备内生张力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四者本身即为一个高度契合人类前途和世界发展时代课题的集合体。

从问题指向而言, 四维所涉主题的问题意识相当浓郁, 问题指向具备高度一致性, 皆以全球既往发展历程中叠加的痼疾顽障为研究主旨, 以人类整体核心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基准, 力图出具破解世界共性难题的中国方案。政治互信着力破解的是强权政治和零和博弈难题, 解决人类世界相处之道的平等性问题。经济共赢着力破解的是逆全球化暗流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内顾倾向上升难题, 解决人类世界物质利益的互利性问题。文化互鉴着力破解的是西方文化优越论和文化霸权难题, 解决人类世界文明家园的互鉴性问题。心灵亲诚着力破解的是国家民族种族之间冷漠搏杀难题, 解决人类世界精神血脉的融合性问题。四者共同为破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失衡、失速、失序困局, 为人类世界发展交往划定了基本的平等底线、互利底线、互鉴底线、心理底线。

从目的指向而言, 四维所涉内容的目的旨归具备高度一致性, 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价值目标, 以谋求世界各国的更大发展为基点, 力争弥合分歧实现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之梦。无论国际格局如何跌宕起伏、波谲诡异, 中国始终以政治互信谋求和平发展, 我们绝非现存国际秩序的挑衅者, 而是世界秩序长治久安的坚实守卫者。始终以经济共赢谋求共同发展, 企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球人民。始终以文化互鉴谋求包容发展, 希望超越民族视域化解价值观冲突。始终以心灵亲诚谋求持续发展, 盼望人类世界得以永续繁荣发达。为绘就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包容发展、永续发展的远景宏图, 四者合力奉献了颇具中国风格的时代方略, “发展”宛若一条金线贯穿其间。

从内在逻辑结构而言, 四维所涉路径的结构功能具备高度一体性, 皆以人类整体前途命运为逻辑前提, 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为实践路径, 力求驱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效架构。其中, 经济共赢为第一层级,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入点, 充任整个有机体的引擎发动机功效。政治互信为第二层级,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点, 充当整个集合体的底盘和方向盘职责。文化互鉴为第三层级,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合点, 担纲整个体制的精神支柱角色。心灵亲诚为第四层级,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融合点, 担当整个机制的粘合剂使命。前三者政治、经济、文化层级, 在一定程度上皆可经由外在显性构筑, 惟有心灵第四层级则有赖于内在隐性搭建, 作为最高层级的心灵世界能否达成天涯咫尺, 还需倚仗前三层级各自领域的坚定创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维向度之间, 具备共生、共赢、共识、共亲四大逻辑意蕴, 彰显出“破旧”与“立新”、“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外在现实世界”与“内在精神心灵世界”的辩证统一, 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乎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的逻辑紧致的复合型战略体系。

“善学者尽其理, 善行者究其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既是中国为破除全球发展迷思,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提供的精准方案, 又是中国不断发展完善中的新型“国际秩序观”。它本身过程性的特质, 注定其建构过程绝非一日之功。各国只要在未来相知相携砥砺前行, 以政治互信为底线根基, 以经济共赢为核心动力, 以文化互鉴为价值依托, 以心灵亲诚为情感纽带,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会建成共生、共赢、共识、共亲的国际发展新秩序。

注释

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人民日报》, 2017年01月20日。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8日。

3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5年04月23日。

4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 2016年09月04日。

5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30日。

6 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 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期。

7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 2017年01月18日。

8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 2016年09月04日。

9 参见:Nick Bisley, Great Powers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oulder:Lynne Rienner, 2012.

10 杨忠阳:《为全球化注入新理念行动力》, 《经济日报》, 2017年03月26日。

11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人民日报》, 2017年05月15日。

12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 载于《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

13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29日。

14 习近平:《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联动增长——在二十国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7年07月08日。

15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上的祝酒辞》, 《人民日报》, 2017年05月15日。

16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载于《群言》2005年第1期。

17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 2016年09月04日。

18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第294-295页。

19 虞崇胜:《类文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价值共识》, 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8期。

2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6年07月02日。

21 [德]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林荣远译,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58页。

22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人民日报》, 2017年05月15日。

23 钱彤:《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 2013年10月26日。

24 KRISHNAN, China’s"Maritime Silk Road"to focus on infrastructure", The Hindu, April 20, 2014[EB/OL]. (http://www.thehindu.com/news/chinas-maritime-silk-road-to-focus-on-infrastructure/article 5929297.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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