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战略总规划和顶层设计, 在其生成与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内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 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中, 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中。因此, 总布局的表现形态也必然是多样的, 它既是我们在理念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理论认知,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实践中怎样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路径;还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制度体系, 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基础上,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建立了一整套与中国实践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因此, 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视为三种表现形态, 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1。不同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 有着不同的功能目标, 但却彼此协调、相互嵌入、和谐共生,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认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 通过运用系统思维在整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构成要素 (方面) 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体来说, 它主要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理论形态的总布局, 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立足本国国情, 不断探究我们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到底什么样以及该如何建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揭露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马克思、恩格斯仅在理论上阐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他们在世时, 社会主义国家从未在现实中出现, 对于到底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也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后来, 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是像俄国、中国等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对于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的社会主义,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该如何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进行详细和深入的阐述和论证, 只能靠各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摸索。列宁领导俄国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实践, 但非常遗憾的是, 因身体原因,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到底该如何布局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后, 最初我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模仿了苏联经验, 但很快我们就开始了以苏为鉴, 走自己的路, 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后来, 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历程后, 我们进一步思考后开始意识到, 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 除了经济建设外, 还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两手都要抓、都要硬, 形成了“二位一体”的总布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们发现, 建设社会主义, 除了要大力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外, 还要不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并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富强、民主、文明, 这实际上就奠定了“三位一体”的总布局。进入新世纪后,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关键阶段, 社会建设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 不仅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而且日益掣肘和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将社会建设纳入到总布局之中, 使其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2012年,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布局, 正式确立了“五位一体”的建设格局。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大建设领域, 每一个领域又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复杂开放系统, 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特征, 系统中的要素数量也会随着变化, 一些要素可能消失, 一些要素可能出现, 一些要素减少, 一些要素增加。与之相伴随, 要素在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 一些要素的重要性增加了, 一些要素的重要性可能减弱了;随着系统结构的变化, 系统中要素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过去没关系的现在产生了联系, 过去有联系的现在联系断开了;过去联系比较松散的现在联系紧密了, 过去联系紧密的现在联系疏松了;过去以这样的方式联系的, 现在的联系方式改变了, 等等。这些要素的变迁本身就需要时时关注, 探索其中的变化规律。因此, 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核心就是要统筹协调五大子系统的关系, 使之能以最优化的轨迹向目标推进。为了做到协调发展, 就需要了解各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基本机制。各个子系统因为其系统要素及要素结构的不同, 使它与其他系统连接的方式也必然不同。政治系统主要以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方式与其他系统联系;经济系统则以物质资料的流转关系与其他系统作用;文化系统以精神产品的价值内核影响其他系统;社会系统以服务型产品的供给与其他系统连接;生态系统则以资源环境的供给影响其他系统。不同的联系方式产生不同的结构和功能结果, 总布局需要在了解和遵循子系统规律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整合和统筹。“五位一体”总布局主要并不是指向某个具体目标的完成, 而是为完成最终目标寻求最好的战略计划、发展范式及制定最适合的实现策略, 因此, 整体的功能并不是各个局部系统的功能的简单相加。同样, 各个子系统的发展规律并不等同于整体的规律, 也不等同于通过总布局调整后系统呈现的运动规律, 所以, 研究五大子系统相互作用后呈现的总规律必然是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容之一。

毛泽东曾经指出, 我们要“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 或重大问题, 加以考察, 使之上升到理论”1。理论形态的总布局,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对社会主义到底该如何建设或如何布局的新认识与新思考, 它的功能目标是解决中国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样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导向下, 几十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国情和中国问题为依据,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曾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 为了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我们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总布局。后来, 随着对现代化认识的不断深化, 以及应对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 我们一步步将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先后纳入总布局之中, 使得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整体推进、彼此协调的全面现代化。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 理论形态的总布局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品质。

由于时代背景不同, 在马克思时代, 社会主义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建构与宣传上;列宁虽然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因此,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并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如何进行布局的论述。毛泽东虽然开启了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但后来由于“左”右倾错误的干扰, 一度走了不少弯路, 实际上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也并没有完全清晰的把握, 在实践中也仅是规划了一个经济建设的总布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际相结合, 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理论, 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从理论上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又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它的哲学基础或理论基石, 指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也是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第二个层次是它的理论主干, 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总依据理论、本质理论、总任务理论, 其他的理论和观点都是它们的延伸和反映, 都是以它们为立论前提和基础的;第三个层次是基本内容, 包括改革开放理论、总布局理论、一国两制理论、外交战略理论、党建理论, 等等。因此, 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个层次, 是其基本内容之一。

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指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路径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而开启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体来说, 它主要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中国是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基础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 再加上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从一开始我们对于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在思想认识上还不是很清晰, 更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顶层设计。但历史和经验一再告诉我们, 要想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既不能遵循僵化的苏联模式, 也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 更不能照搬某些欧洲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以来, 党中央一再强调, 我们既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也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而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后, 在经济上, 我们逐步突破“一大二公”、计划经济模式, 在思想认识层面理清了计划、市场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政治上,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不断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与政治体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文化上,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贯彻落实“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社会上,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格局的变革与调整;在生态上, 高扬生态文明理念, 推行生态文明教育和宣传,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综观历史, 我们会发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实际上就是在五个领域都要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的发展之路, 中国道路就是这五个子道路的总和, 实践形态的总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系统, 在实践运行中必然要追求目标最优, 总布局的目标显然是为了实现系统的最高目标, 而目标的次优化则是系统布局要防止的现象。上一级系统目标的实现是下一层级子系统发展的结果, 子系统越发展, 系统发展的可能性越大, 基础越牢固, 稳定性越强。当然, 如果系统控制过强, 使子系统无法充分展开和发展, 也会间接地影响系统的发展。理想的系统层级结构应该是可以很好地平衡整体系统和各个子系统自由与责任关系的结构, 既要有足够的中央控制, 协调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 也能够让各个子系统有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 维持系统的活力、功能和自组织能力。对于我国来说, 在缺乏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认清和把握住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着石头过河”。也正是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个领域和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各自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之路。但问题在于对于系统而言, 当各个子系统的目标不一致, 并不指向共同的最高目标时, 系统整体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这个系统来说,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子系统的发展目标是要受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高目标的, 只有五大子系统的合力是朝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共同发展目标, 才有可能不断克服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各类严峻挑战, 抵御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最终胜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因此,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复杂系统工程来说, 在实践中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摸着石头”确实可以用来过河, 但仅仅靠“摸着石头”而无方向或目标的引导, 就有可能走弯路。只有把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 从全局出发, 统筹规划, 才能确定达成最高目标的正确的战略布局与路径。

根据现代化理论, 通俗地讲, 现代化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的核心内容就是工业化, 但工业化并不等同于现代化, 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许纪霖、陈达凯在《中国现代化史》中指出, 现代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 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1。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归纳的现代化过程的九个特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 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2。因此, 现代化是社会全面发展之路, 正如邓小平所提出的那样:“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任务很多, 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 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 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不能顾此失彼。”3我们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就决不能唯经济决定论, 除了在经济上要坚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大力推进工业化之外, 还要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 以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为支点推动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转变。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还应具备良好的现代性, 应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稳定的社会, 因而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还离不开社会和谐与美丽生态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就是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层面和领域全面展开, 由此不断拓宽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之路。随着“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崭新蓝图更加清晰。而从实践来看, 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主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 就是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1。党的十九大则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 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并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内容丰富发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基础上, 通过对社会各领域、方面、环节协调一致发展内在机制的探索而形成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的制度体系。具体来说, 它主要包括下面三个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受国内外时代形势所限, 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建设上, 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经济建设的发展布局。而为了推动经济建设布局的开展, 就需要我们在制度上予以支持和保障。由于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以及认识的局限, 我们一度将社会主义制度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比之资本主义制度更能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当时我们又比较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 因此, 为了推动经济建设, 我们就不断强化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这些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我国的国情, 最后又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们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并逐渐认识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仅仅只是工业化, 还应包括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通过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通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暴露出来的制度和体制上缺陷问题的总结, 我们在政治上开始重视并着力加强制度建设, 依法治国, 恢复并不断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丰富与发展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 同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文化上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民带来的思想冲击, 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在制度上构建了“三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六大以后, 尤其是“非典”的发生, 凸显了我国社会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 从而推动我国加大了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管理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建设的步伐。在社会制度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环境和生态问题引起的, 并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 甚至危及到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党适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并把“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尤其是党的十八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目标要求, 从而最终在制度上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和全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个领域又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复杂开放系统, 每个系统中都已经形成了制约和规定其中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规则系统, 这些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后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当然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变。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就是要统筹协调五大子系统之间制度关系, 使之能以最优化的合力保障和推动实践目标的实现。

首先, 要了解每个子系统内部制度运行的条件、路径、阻碍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尤其是需要了解在动态的系统运行中制度对接的合理方式。应该说总布局中每个子系统的制度系统所调节的利益关系都是不同的。政治建设中制度调节的权力关系, 牵涉到谁拥有权力、权力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 如果在实践中权力性质与权力运行相背离, 就会引发政治建设的混乱。经济建设中制度调节的是物质利益关系, 牵涉到谁掌握生产生活资料、谁拥有分配权、谁拥有使用权, 以及这些权利的获得方式等, 如果这些关系的规则系统互相矛盾, 就会造成经济建设中权责混乱的情况。文化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权问题, 即谁拥有价值坐标的确立权, 文化领域的权力争夺是隐形的, 也导致其制度建设困难性。社会建设中, 最为重要的是谁享有社会资源、如何享有社会资源、享有什么样的社会资源等, 这些内容直接关系群众的日常生活, 需要更为细致和系统的规则系统规范, 如果缺少或者彼此矛盾, 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层面的无序。生态文明建设中, 看起来调节的是自然权利和人的权利问题, 说到底调节的仍然是人与人的权利关系, 即谁拥有自然资源的分配权、使用权的问题, 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存在的无确定边界性, 导致产权关系难以界定, 从而使制度的公共性增大, 建设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因此, 总布局的前提是对总布局的布局对象的制度规则系统的把握。

其次, 要实现五大子系统在制度规则层面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制度体系中的各要素都有自身的功能目标, 但它们一旦通过一定的关联方式整合成一个系统整体时, 整体的功能目标就成为了它最高的目标;制度体系的良好运行和整体功能目标的实现, 需要各项要素间的耦合、相辅相成。一项体制性制度安排, 需要与其他体制性制度安排融合在整体制度结构中, 在制度结构系统中考察它的效率。如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 但也需要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套, 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或经济领域内的某些方面的改革, 可能会取得短期效益, 但不会形成全方面的长期效益, 会出现短边制约长边的短边效应1, 对整体制度效能的发挥也将形成障碍。制度体系内部单个制度要素的功能要持续发挥作用, 就必须和其他制度要素很好的结合, 使制度要素相互间在功能上形成有效支撑。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制度被解释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是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内化而生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层面, 这一层面是规定国家性质、经济属性的重要制度, 都是反映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最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关于社会经济在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规定, 是已经明确并且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 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个层面是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基础之上并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中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所形成的各种具体体制和机制。第三个层面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也是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因此, 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狭义上来说, 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二个层面;从广义上来说, 其不仅包括具体体制, 也包括根本和基本制度以及一整套法律体系, 在内容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一的。因此, 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就是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全面的、成熟的制度体系, 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制度自信。

实际上, 三种形态的总布局在实践中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有机整体, 三者协调共生, 构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 理论形态的总布局是指导, 实践形态的总布局是途径, 制度形态的总布局是保障, 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要使实践不停步, 首先就需要理论不停步。理论形态的总布局是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总结, 反过来它又为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尤其是认识和回答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56年以后, 我们走自己的路, 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是在毫无任何成功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进行的;更为关键的是, 我们实际上对变动的世界格局、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是没有完全搞清楚的, 反映到现实中,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就难有一个全面的、明晰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 最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难题, 也收获了不少经验和教训。正是通过不断的经验总结和教训积累, 我们逐渐认清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从而一步一步形成了与之相关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等理论认知, 而理论一旦形成必然会对实践产生反作用。在实践中, 我们一开始虽受限于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的认识, 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建设总布局理论的指引下, 才取得了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后, 通过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建设社会主义, 不能仅仅靠经济, 还应该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从而在实践中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 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进入新世纪后, 我们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把握, 尤其是面对社会发展滞后和生态危机凸显的现状, 又进一步认识到了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并及时在实践中将它们纳入到了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顶层设计之中, 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性得以充分展现。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我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化并不仅仅只是工业化, 除了经济之外,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也都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并在这样的一个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布局。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就必须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 推进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而要保证实践的步伐不偏不倚, 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就离不开制度的规范、约束和保障。因此, 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实践中, 为了保证这些建设都向着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目标迈进, 我们逐渐在这些领域建立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理论形态的总布局是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形成与发展的行动指南。

我们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道路的时候, 恰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认知和政策推行上都脱离了本国国情, 最终导致了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在这一过程中针对自身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变化, 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要想发展, 就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思考和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开放的碰撞中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对如此深刻、巨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 冷静分析, 坚持以动态、发展和全面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审视自身, 以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进行战略布局, 在不断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借鉴和融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制度建设的优秀成果, 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打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攻坚战。首先, 我们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采用了计划和市场, 做出了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创新, 从而在实践中一改之前高度单一化的所有制形式, 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次, 我们摒弃西方的“三权分立”, 从中国国情出发, 在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 逐渐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具体制度。正是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条件下, 我们党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 进而按照“五位一体”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

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实际上是关于在实践中怎样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路径, 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两者是统一的。而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界定, 我们可以发现, 总布局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内容, 而且还是其具体的实践路径。总布局是开放的, 随着实践、时间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 其自身的内容和结构也会随之不断被完善和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 人类的一切认识都是来自实践;实践又是认识发展的目的, 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 即运用已经形成的认识去指导实际工作, 推动实践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后, 我门实现了从着重和偏向工业化到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 再到“五位一体”总布局确立的转变, 这些都大大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理解。经过几十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 我们逐渐形成了关于总布局的理论认知, 而这种不断发展的理论认知又反过来指导着实践的顺利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 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 我们曾一度照搬了苏联经验, 这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构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后来我们也日渐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我们开始了以苏为鉴, 走自己的路。由于中国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 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我们面对的首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逐渐确立了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布局。改革开放后,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不动摇的同时, 开始愈加重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尤其进入新世纪后, 更是先后把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事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 也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对实践的引导与规范。因此, 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和实践形态的总布局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我们要想通过实践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样, 该如何去建设, 一直“摸着石头过河”而缺乏顶层设计难以保证不走弯路。不管是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 还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 都使得我们在实践中遭遇了困局, 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快速增长下社会发展略显滞后的困局,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高增长背后的生态危机, 为此我们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建设, 继而又提出了要在全社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并还要将之融入进社会生活的各领域, 最终形成了“五位一体”总布局。由此可见, 实践形态的总布局是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形成和发展的来源与动力。

如果说理论形态的总布局解决的是走什么路的问题, 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就是回答怎么走的问题, 它给人们指出了前行的路径和方向, 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讲的就是怎么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而避免误入歧途的问题。只有先确定了走什么路, 才能通过在这条道路上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来保障前行的步伐稳中有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在不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从自身的国情出发, 探索和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并在这样一个历程中, 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建了一整套制度体系, 一步一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正是依靠这套制度体系, 才使得五大建设领域能够协调有序地进行。可以说,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方面为五大建设领域制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也为五大建设领域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指明了基本任务和方向。

时代的发展条件、实践的发展需要和总布局的发展要求, 都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发展、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 这也就为我国的制度建设提出了目标要求和发展方向, 即必须在政治上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原则, 坚守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 坚决摒弃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经济上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坚守基本经济制度不受冲击和破坏,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不能推行私有化;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涵盖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一整套具体制度和体制。在实践中, 制度对方向的保障至关重要, 只有在各个领域和方面形成一整套成熟完善的制度体系, 才能真正为总布局的实践保驾护航。

制度带有根本性、稳定性, 能够管全局, 只有当国家或政党有了一整套完整有效的制度保障, 才能保障理论能够落地, 道路能够坚持, 目标能够达成。因此, 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成果最终都应固化下来, 成为一种制度;只有形成一种制度, 才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才能避免左右摇摆, 才能保障实践或道路能够摆脱外来的侵扰。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始终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下, 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 以中国问题为落脚点, 努力探寻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一条总道路, 它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五大道路。当前乃至今后, 我们若想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就必须沿着这条总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不断健全和完善各方面各领域的制度体系, 保障我们的道路在外界侵扰下能够始终保持正确的航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 就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 坚定制度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就必须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两大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根据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同时, 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就必须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创新文化领导和管理体制与方式,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 弘扬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之路, 就必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的变革、创新与调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就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备有关, 而且生态文明建设又是一项系统工程, 除了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外, 还必须优化其他各领域的体制与机制, 在其功能耦合的基础上真正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一方面, 理论形态的总布局毕竟是属于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层面的东西, 它的作用不仅在于认识问题, 更重要的还在于解决问题, 最终它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 反作用于实践;而理论要想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 必须拥有一定的载体才能让自己的功能作用于实践。制度形态的总布局恰恰就是理论形态的总布局的制度载体和体现, 这就使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可以通过法律或制度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实践诉求。

另一方面, 制度具有稳定性、长期性, 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对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具有约束和保障作用, 能够确保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始终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方向, 减轻外来不良思想、理论等的冲击。理论形态的总布局作为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 是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 一旦理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离, 必然会使得我们在实践中走弯路乃至歧路。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一旦形成, 一定时期内就会保持稳定, 尤其是制度所体现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能够保障理论在不断学习和创新中不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始终沿着既定的方向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

总之, 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总布局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有机整体, 是围绕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在不同层次上的展开。三者相辅相成, 构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目标与梦想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