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新的科学判断。这是对当前我国社会阶段发生变化科学认识的重要理论依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有着充分的客观事实依据, 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则, 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追求, 我们应从这三个维度及其有机统一中把握这一主要矛盾变化。

首先, 人民主体地位决定下的美好生活价值追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定义中的两方面内容都是相对于人民而言的, 不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词是人民, 而且“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主词也是人民, 是相对于人民感受与需要而言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二者形成的矛盾整体及其解决的主体实际上也是人民。因而这一定义体现着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也正由于这一矛盾定义的这一价值特点, 我们选用“美好”这一寓含政治意味的形容词修饰“生活需要”以表明新时代社会总需求的政治进步性与现实合理性, 把“不平衡”置于“不充分”之前来强调与尊重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感受评价与实际要求。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是亿万人民的共同美好追求与现实发展需要, 它决不只是物质满足的“好生活”, 还有文化心灵满足与政治进步等“美生活”的内容。因而它集中彰显了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共建、由人民共享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与根本政治立场, 这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或者“人的解放”的最终理想提出的一个新的阶段性目标, 是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这一最鲜明品格在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征程又跨出了新的一步。

当前社会转型造成的多重矛盾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因而, 十九大报告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列入美好生活的内容, 将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三项重要权利与之并列并明确保护, 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权利尊重程度和保护力度。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报告中200多次提到“人民”, 4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期待, 朝着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前进, 也是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内涵的具体体现。

其次, 人民利益导向下的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有感于“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 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导致贫富分化的不公正不合理社会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也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 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3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一方面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与动力, 另一方面把解决阻碍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作为根本任务, 这种双重规定必然要求坚持劳动本位与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与发展道路,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4的“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5。所以, 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彰显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

发展的不平衡或者说贫富分化问题无疑是对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价值背离, 它会减少劳动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贫富悬殊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失衡, 不公平竞争增添了人们的焦虑感, 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使人产生恐慌……这些“负感”严重销蚀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 甚至对于有些社会成员来说, 经济增长成了拉低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无感增长”甚至是“负感增长”, 因此必须通过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的来变“无感增长”为“有感发展”, 变“负感增长”为“正感增长”, 特别是应高度关注弱势群体, 给予至今仍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人群更多更精准的关怀。十九大报告多处强调劳动光荣、创新伟大和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等, 到2035年, 全国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将得到充分保障,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将明显提高,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迈出坚实步伐。

再次, 人民评判标准决定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经由工具理性的片面扩张而导致社会的价值倾斜和冲突, 并在经济——文化的持久对立中泯灭了社会进步的人文价值与理想之光。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人们看到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曙光, 当然, 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仅内在地要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发展, 而且也为实现二者和谐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与价值观基础。

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定义中的“美好”“平衡”“充分”等描述可以看出, 以人民美好生活为动力和目标, 解决发展过程中不美好、不平衡、不充分方面, 它既内在要求我们在新时代仍然要重视工具理性的客观作用, 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提供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所必需的充裕物质条件, 同时也要求重视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中实现“两个十五年”奋斗目标。因此, 它需要在充分发展的求“真”、均衡发展的求“美”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求“善”的统一中建设新时代中国, 在恰到好处地处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而它是解决这一新矛盾的思想利器。例如, 我国社会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 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 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为此十九大报告郑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这一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谋划了通向乡村高质量发展前景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等七条乡村振兴之路, 有力呼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现乡村平衡充分发展, 乡村不再是日渐繁华城市的背景板, 农民也不再是社会发展分享红利的旁观者。

一是唯物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一定义首先体现了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的辩证唯物认识论的要求。从这一矛盾的外部来看,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矛盾转化的具体内容, 相比较之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既有历史联系又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要用历史的辩证地眼光来整体地认识这一矛盾转化的必然性与复杂性。从这一矛盾的内部来看,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矛盾转化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 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及其需要是目的, 作为客体的社会发展是手段, 新时代发展最终是为人民的需要服务的。另一方面, 社会发展进步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途径。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的最高价值意义同时, 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发展进步才能实现人的发展和解放。

这一定义还体现了质与量统一的分析方法。一方面, 运用这种方法使我们看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的量变的“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看, 无论是相对于八大报告提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还是相对于十二届六中全会概括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都有着新的内容与形式;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看, 它与八大报告提出了“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落后的社会生产”也有着新的内容与形式。另一方面,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又属于没有发生质变的“不变”:由于新时代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等基本国情不变,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基础“没有变”, 因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改变其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这一特殊质的规定性。我们要在承前启后、历史关联中精准把握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内涵, 认识到新时代是沿着同一方向渐进变化而开启的一个飞跃式的新时代。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新时代的新, 意味着与过去不同。与过去不同有两种:一种是转折式, 一种是飞跃式1”。它既与开始了一个转折式走向的1978年改革开放不同, 又的确开始了一个向“强起来”时代飞跃的全新时代。

二是矛盾分析的根本方法。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有矛盾就会有斗争。”2首先,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3, 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标志。围绕着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十九大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和“四个伟大”等,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就是对矛盾观点与方法的坚持与运用。其次, 体现了抓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面的方法论。在包括新时代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漫长历史时期, 由于历史和现实、国际与国内等复杂原因, 我国还存着多种社会矛盾, 例如阶级矛盾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有可能激化。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进行伟大斗争。”4但是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比是次要矛盾。同时, 在这一主要矛盾体内, 十九大进一步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我国矛盾的主要方面, 提出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贯彻新发展理念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实现我国平衡充分的发展中逐步解决新时代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某一复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来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下大力气解决不充分与不平衡发展的瓶颈问题。同时也不能忽视新时代社会次要矛盾、矛盾次要方面对新时代发展产生的各种影响作用, 要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新时代社会各种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变化的复杂特点, 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不能把它们片面化与凝固化。

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这一方法是人们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 是人们认清事物矛盾特殊性和寻找如何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从实践做法上看,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就是做到主客观具体地、历史地统一。一方面,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 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或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中, 都会因为历史条件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也与之相对应。当前,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既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生产力水平与历史阶段所决定, 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解决温饱和刚刚富起来时期生产力水平与历史阶段所决定, 而是由当前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强起来的新时代生产力水平与历史阶段所决定, 是对建国初期“八大”与改革开放初期十三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俱进的发展。另一方面,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和人民的主要历史任务, 是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 是国家确立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只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 才能够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基础, 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 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 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 是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历史感与前瞻性的表述。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当前已经由“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取代了之前的“落后的社会生产”, 这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从经济的现代化程度看, 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经济体系, 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快速缩小。例如在2016年人均年收入已超80 0 0美元, 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跨过了贫困、温饱阶段, 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落后状况已经成为历史。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衣食住用行, 还见证了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高科技奇迹的闪亮登场。而对“落后生产”的告别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从探索、建立走向完善、成熟, 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制度更加成熟, 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更好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 是建立在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客观背景下, 是符合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富起来30多年的历史进程的。新时代对新矛盾的判断, 是立足当前我国已经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的基本现实。现阶段, 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变革, 由“富起来”从而要“强起来”, 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变化。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 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导致“新时代”前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实现了阶段性的跃进, 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突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3与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的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4。因而, 作为反映经济的社会形态内容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历史的继承与不断突破, 这种变化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 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 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处方位的显著标志的一个科学概括与理论认识, 这一科学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认识与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与解决途径, 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

首先,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内容体现着这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如前文所指出,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无论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追求, 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并且有充分的客观事实依据, 或者说是这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矛盾方面内容中, 既有力彰显了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又内在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 还客观地表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总体需求的基本特点。同样的,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矛盾方面的内容, 既含蓄表明了人民本位的需要价值立场, 又内在体现我国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变化特点, 还客观地我们表明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

“不平衡发展”与“不充分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内在体现着这三个维度的统一。“不平衡发展”本身既是未能很好地坚持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的表现, 也是改革开放之初“落后生产”的局部残留, 还是过去我们对这一发展实情尊重不够的结果。“不平衡的发展”则会反过来进一步钳制乃至加剧“不充分”问题的严重性, “不充分发展”的格局隐含着社会资源在相对不足的条件下, 引发不平衡发展带来的主观感受隐患。因而, 只有把这三个维度联系起来, 我们才能看清楚这两个发展问题的复杂关系。

其次, 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需要将这三维度内在统一起来。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中, 为何起笔使用“人民”这个经常被西方意识形态攻击的概念, 而非“公民”、“民众”等所谓时髦与价值中立的词语?为何把发展“不平衡”置于“不充分”之前?离开对其背后的价值维度的考量是难以理解的。同样, 离开唯物辩证法根本方法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也是片面与错误的。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1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源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中一个特有概念, 也是我们认识这一矛盾转化不可缺少的根本政治立场。当然, 真正地、彻底地坚持这一根本政治立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运用与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发扬。科学把握“人民”这一历史发展主体, 并在其主体下认识“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真正含义, 才能认识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或人的解放的作用。

再次, 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需将这三维度内在统一起来。从价值维度看, 不能离开人民这一主体来理解“美好生活需要”, 否则就有可能把解决这一矛盾矮化为人们的感官满足与物质享受, 消解了其属于人民共同理想追求的现实合理性与历史进步性。从方法论维度看, 不能割裂历史理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而是在满足人民“硬性基本需求”前提下, 对人民的各类“软性其他要求”也要重视与满足。从事实维度看, 既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人民生活需求“日益增长”的升级态势, 也要看到新生的“软性其他需求”, 也就是“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的人民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甚至人的全面发展等需求。因而, 必须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结合起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对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方面的解决同样如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 只有采用将这三维度内在统一起来的方法才能真正地解决这一矛盾。事实上, “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价值立场、不科学的方法论与不够实事求是的做法。因而, 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需要在价值、方法与客观事实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中来解决, 防止片面地、孤立地、形而上学地去解决这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