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举世罕有的大幅度提高。在我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社会转型不仅体现在物质面向上的大改观，而且还体现在人民群众的主观观念和文化上的变迁。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这是1981年至今有关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改变，此前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转变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一种执政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需要的结构变迁的把握。何谓美好生活需要，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4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5与此同时，实际上在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就曾经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1从“7.26”讲话和十九大报告对人民群众需要的表述来看，在新时代和新矛盾的结构中，中央已经察觉到中国人的需要性质已发生质的改变。不同于以往的报告，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出现了不少对人民群众主观感觉的表述，如获得感出现了3次，其他如感召力、感受、情感认同、幸福感、安全感、群众感情各出现了1次，明显体现了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主观性情感的关注。十八大报告虽然也出现了感觉、自豪感、责任感、荣誉感、同胞感情、紧迫感等词汇，但多是对执政党本身和干部的一种要求，并不主要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主观性情感。

    无论是十九大报告，还是在此之前的“7.26”讲话，中央已经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引发人民需要的重要变化，新时代的执政与治理必须回应这种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需要结构。如上图1所示，如果放在历史维度加以考虑，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需要的结构变化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民需要主观性变迁的历史进程。客观性需要可以理解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性需要，集中体现为吃喝住行用之上，这也可以理解为人民需要的“小康状态”。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基本物质需要满足情况下，一些先富阶层和中产阶级对物质需要已经提出了更高要求，出现了一种“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的发展趋势，这时人们对物质需要已经不是简单的“有无”问题，而是演变成“好坏”问题的选择。这个阶段可以理解为人民需要的“富足状态”，对应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需要景象。与此同时，社会转型的复杂性还在于，人民需要还会产生出不同于客观性需要的主观性需要，即那些满足于人民价值性取舍的需要，一般体现为对文化、社会、制度的主观评价和选择。或者用十九大报告的语言，即为：“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主观性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对于何谓美好的选择性需求，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民需要的“美好生活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已经展现出较为明显的线索，人民需要已经日益复杂化、多样化，这在学理上可以总结为人民需要正在发生一种“主观性变迁”，这是新时代亟待重视的社会转型面向。本文将以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描画这种变迁的历史线条，同时在学理上总结这种人民需要主观性变迁的学理内涵和理论依据，进而提出这种人民需要主观性变迁对执政党的能力建设上的要求和启示。
二、客观性需要的满足之难与中国的历史跨越
    从国家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角度而言，客观性需要主要是指一种“生存性需要”，集中解决人民群众的吃喝住行用等“硬件”问题，也可以被理解为温饱和初步小康阶段的社会主要需要。客观性需要看似比较初级和易于满足，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客观性需要的满足十分艰难，可以说自近代以来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之下，中国人才史诗般地对“客观性需要”进行了历史跨越。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上的一些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信心，认为共产党政权无法有效地养活中国众多的人口，长期扎根农村工作的共产党人也没有能力治理好大城市，更不要谈民族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出色的领导能力、动员能力和学习能力回击了这个说法。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并没有充分解决“不挨饿”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采取“国强”优先战略，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面前不得不暂时牺牲一定程度的人民生活水平来为工业化、现代化作原始资本积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广大城乡被革命政权组织成为一个个单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形成的单位制、户籍制以及实质上的“以农补工”城乡关系格局，中国顺利地为工业化、现代化积累了最难发生的“第一桶金”，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真正解决了“不挨饿”的问题，以及之后不断增加的吃喝住行用的商品供应需要，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激发的社会活力，加入WTO之后国际市场的拉动效应，以及农业科技的进步和计划生育的国策安排等等。截止目前，中国人客观性需要的有效满足已经在一系列指标中得到体现，包括GDP总量、人均收入、贫困化率、非农就业比重、恩格尔系数等等。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按照美元计算，中国GDP达到11.199万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60%，是日本GDP的2.27倍，占全球GDP的14.8%。1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978-2010年，参考国际扶贫标准，中国共减少了6.6亿农村贫困人口，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根据2018年9月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3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非农就业比重迅速增加，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70.5%，到2015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经下降到28.6%，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历史转变。2013年，《经济学人》最新公布了一份全球22国的恩格尔系数，其中美国恩格尔系数最低，人均每周食品饮料消费43美元，占收入的7%；英国人均每周食品饮料消费与美国相同，占收入的9%。中国人均每周食品饮料消费9美元，占人均收入21%。4根据国家统计局在十九大召开前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2012年下降2.9个百分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5以最能体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为例，2016年，中国全国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达到新的水平，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27.7辆，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为40辆，每百户洗衣机拥有量为89.8台，每百户电冰箱/柜拥有量为93.5台，每百户彩色电视剧拥有量为120.8台，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90.9台，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235.4部，每百户计算机拥护量为57.5台。除了这些反映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其他历史时点（如下表1所示）和度量指标来反映中国对客观性需要的历史跨越。

三、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与主观性需要的兴起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人的客观性需要逐步得到基本满足，但是社会需要结构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体现为客观性需要出现主观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需要、社会环境需要、政治权利需要等主观性需要出现了新的增长趋势。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可以理解为人们对物质需要和公共服务发生了从“有无”问题向“好坏”问题的转变，或者说人民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主观评价因素。最能体现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发展的是中国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人民对于消费品已经不再满足于“有无”问题的生存性消费，而是越来越多地寻求一种更高品质生活的信赖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个性化消费。有学者指出，改革以来，“人们的消费习惯，也从模仿型排浪式过渡到个性化与定制化”，“中国的消费升级，一方面体现为食品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下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体现为食品消费中粮食消费占比逐步下降的过程。实践证明，只有消费者在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方面消费占比增加，才可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1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还体现为人们对于更高水平公共服务的需要日益迫切。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指出，人民需要“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其中每一个“更”字都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质量要求的提高，或者说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已经越来越加入主观性评价。当然，由于我国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存在较大的城乡、区域差距，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发展趋势在城乡和区域之间会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趋势，但是总体上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发展趋势已经明朗。

    主观性需要的兴起，是指人民需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吃喝住行用之类的客观性需要的要求，也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要，而是开始发生对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等领域的主观性需要。主观性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构成内容，包括精神文化需要、社会环境需要和政治权利需要。精神文化需要集中体现在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要日益提升。如下图2所示：根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6）》的数据，2004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440亿元，占GDP比重为2.15%，到201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增加到27235亿元，占GDP比重增加到3.97%。2另根据相关报道，2018年1月至3月，全国电影票房202.1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9.8%；北美同期票房28.5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1.74亿元，较往年同期基本持平。中国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有机体造成的冲击，特别是社会解组和贫富分化的发展趋势，造成了一些社会群体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不满情绪，以至于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并没有得到匹配性的增加，甚至还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趋势。比如国外学者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所有重要的社会指标都显示，这是有史以来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与这一客观进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自我评估来衡量的主观幸福感却出现了相当大的下降。”1造成这种与经济发展相脱离的社会情绪，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任何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的一种通病，因为现代化过程形成了新的社会观念和利益结构，如果制度回应滞后就会形成社会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不满情绪也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社会需要在社会环境上的要求。社会环境需要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群体在群体内外比较之后形成的心理反应。一般而言，让各类社会群体在心理上都感觉到比较和谐的状态，必然是一种公平正义的状态，因为只有公平正义才能说明社会群体的内心接受现存的生存状态和分配格局。在转型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供给往往会滞后于社会需求，以至于不少社会群体在“获得”的同时，缺乏应有的“获得感”，甚至出现所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尴尬局面。获得感是主观感受，主要体现为“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寡和对于这种成果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2。有研究已表明，中国的“区域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民众当下收入负面的主观感受与收入分配不公平感已严重影响我国民众的经济获得感”3。实际上，越是缺乏获得感和幸福感，就越能说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需要的迫切性。

    主观性需要的第三大构成内容是政治权利需要。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而比较政治学研究已经说明，由于新观念的传播、大众教育的普及和社会利益的政治化，现代化过程伴随着人的政治价值观的显著变迁，总体趋势是权利意识和参政诉求的增加。在我国，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比如有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平等、自由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并且，中国人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4还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正在滑向一种“分化的后权威主义”结构，“这种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偏好、信任并顺从权威政府，但强调政府以人的自由与发展为导向”，并且这种变迁在“从世代更替的层面看”更为明显。5

四、人民需要主观性变迁的学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在学理上有着多源流的理论脉络。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需要产生于历史活动，首当其冲地要先解决吃喝住穿的物质需要，马克思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7在人们的基本物质资料得到了满足之后，就会有更高的需要。也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生活，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8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人类不仅是个体化的人和生理意义上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有社会交往的需要和精神文化上的需要。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社会需求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是一部构建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社会，即一个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的历史。社会公共需要是历史形成的，并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9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满足人民的客观性需要，同时也要注重观察人民需要的变化，满足人类需要更加高级的精神文化需要，只有在对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需要的有效满足上，上层建筑和政治国家才是有效率的和稳固的。
    社会转型理论则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民需要当中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发展趋势。社会转型由经济发展力量所撬动，会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以及对应于这种社会结构、利益结构的社会偏好和社会心态。中国人对客观性需要加入更多主观性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转型之阶层结构变迁，特别是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兴起对于社会消费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品质形成的更高要求。中国人消费结构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大量由更多购买力的中产阶级。“与其他阶层相比，中国新中间阶层虽然在消费需求方面还没有完全形成特别明显的区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层用于自身发展和享受的消费支出已经超过了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生存性消费支出，这一部分的支出将在新中间阶层的日常开支中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成为他们追求适意生活的重要体现，时尚、个性、新潮将成为主导他们消费需求的重要理念。”1
    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在西方的社会心理学说和政治发展理论中也有一定的理论线索。马斯洛创建了影响颇大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区分为有着一定顺序安排的五类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大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的递进性，当前一个需要层次得到满足之后，便会出现对后一个需要层次的需求。2实际上，马斯洛所言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属于客观性需要，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则属于社会层面的主观性需要。但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并没有将人民对国家制度的主观需要纳入考虑。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则填补了这一认识空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3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社会动荡和政治失序，一个关键原因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公众容易形成心理落差，公众主观上的期望值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政治国家对社会需要的满足速度。亨廷顿说：“都市化、扫盲、教育、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废和不满。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就为衡量政治动乱提供了可信的指数。”4按照亨廷顿的理论，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乃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国家对主观性需要是否能够有效满足决定了政治秩序的稳固性。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另一大著名人物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支持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是人类发展常态的观点，英格尔哈特提出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即在西方发达国家，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安全问题不再令人担忧，个人权利和自由也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于是，人们要求的就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人的解放，即对于更多发言权、参与权、美好环境、融洽关系、舒适生活的追求。5 实际上，根据国内学者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公众的价值观在近10年的时间中也发生了‘现代化’维度上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后现代化’维度上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公众的价值观与10年前的公众相比较，已经发生了由‘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变趋势，他们更加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这与许多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所发生的价值观变化趋势一样。”6
五、应对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推进民生、民主与民心“三位一体”的执政能力建设
（一）优化民生供给：构建普惠、高质、精准、参与的公共服务体系
    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的一个面向是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即人民在解决吃喝住行用等需要的“有无”问题之后，开始对这些客观性需要加入更多的主观性偏好，追求一种“有无”之外的“好坏”问题。对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的满足一方面需要人民的自身努力和勤奋工作，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财富满足自身主观化了的客观性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必须在民生服务上进行更多的“供给侧改革”，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特别是要提供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现阶段，党和国家可以考虑从构建普惠、高质、精准、参与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思路下优化民生供给。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最难让人民群体感受到的公正性和获得感，而在这方面由于长期积累的城乡、区域、阶层上的差距，公共服务的普惠性需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在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进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均等化。更高质的公共服务要求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系统性提升，这也是对人民群众最容易产生获得感的地方，这方面就要求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便利办事程序，以及提高公共服务的真实效果。还要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公共服务供给只有在于人民群众真实需要发生精准对接时才会产生实用效果，而现实中却存在大量浮于表面的不精准服务。精准供给公共服务最为重要的革新方向是不断强化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形成的有效反映人民需要的需求表达机制。最后，公共服务要尽可能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性，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知晓度和体验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方方面面，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
（二）完善民主政治：以有效政治发展满足人民主观性需要的政治方面
    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的另一大面向是主观性需要的兴起，主要体现为精神文化需要，以及对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的更高要求。实际上，人类政治发展规律说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民主观性需要的政治方面会不断凸显，只有通过不断的政治调适，吸纳人民的政治参与和制度评价要求，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稳定才会不断巩固。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事实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已经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效性。在新时代，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主观性需要的政治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显得极为必要。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2，将原来的四项民主权利增加了民主协商，成为五大民主权利。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协商民主政治，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3，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4。现实经验已经展示，相比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更贴合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结构，是人民主观性需要的政治方面的有效满足方式之一。
（三）注重民心建构：推进社会心态研判、意识形态引导和情感政治的作用发挥
    在民生供给和民主政治之外，为应对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还需要党和国家更加注重民心建构，即通过宏观层面的社会情绪管理来推进人民主观性需要的有序化满足。由于存在过程中的扭曲和干扰，民生往往不会自动转化为民心向背，民主权利的无序化释放也无助于民心的梳理。在新时代，党和国家越来越需要面对一种主观性社会，社会形态出现复杂化局面，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复杂的斗争局面，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是执政党需要不断修炼的执政能力之一。习近平在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5在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十九大报告的一些内容实际上也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6，以及还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7。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民心’不会停留于一种固定状态，而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共产党要持续保持赢得民心的状态，就需要把握好影响‘民心’变化的条件，始终争取到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1从民心建构上，新时代执政党要在三个方面优化完善执政能力。一是推进社会心态研判。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当前要积极构建形成社会心态有效的研判、预警和干预机制。二是要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引导。面对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执政党要继续推进对意识形态的有效引导，弘扬主旋律，整顿歪风邪气，还要说好中国故事，集聚社会正能量。三是要更加智慧、艺术地施展情感政治。社会情感特别是政治情感的良莠不齐对社会政治稳定极为关键，好情感和公共情感的有效表达，有利于社会秩序和政治认同的发生。2中国人的国家观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都比较注重施展情感政治的社会影响力。在新时代，需要我们党更加智慧、艺术地施展情感政治对民心建构的正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