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了一个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在这过程中，如何理解这里的“新时代”之“新”，成为我国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在笔者看来，对这里的“新”作何理解，是一个涉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科学把握的原则问题，因而不可不辨析清楚。为此，下面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就这一问题来谈一谈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
    一、“新”在继往而开来
    在如何理解“新时代”之“新”的问题上，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把这里的“新”，说成是“崭新”之“新”。所谓“崭新”，也就是与以往时代之“旧”，根本区别开来的“新”。对新时代之“新”能作这样的理解吗？在笔者看来，不能。就通常意义而言，“新”有两种涵义：一是“推倒重来”之“新”。这种“新”，也就意味着“重砌炉灶”。比如，“新旧更替”、“新陈代谢”等词语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所言的“新”。二是“继往开来”之“新”。即以继承为基础所展示出来的“新”。比如，“锦上添花”所标示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新”。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新”，是属上述哪一种涵义呢？它属“继往开来”之“新”。即“新”在对毛泽东作为艰辛探索者、邓小平作为主要创立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以坚持和划时代发展。
    （一）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者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功绩主要有四：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奠基者；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者。
    如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维度来评价毛泽东，那么可以说，毛泽东作为探索者，虽然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他所进行的探索本身和提出的许多正确思想，又是特别可贵的。这些正确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毛泽东比较早地觉察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中国应以苏为鉴，要努力“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为此，他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二是，他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指出，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三是，他对商品生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指明“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他还说：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四是，他提出了“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的主张。五是，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百年目标。即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用100年甚至更长时间，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然而，毛泽东的最大缺憾在于，没有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探得一条成功之路。而邓小平的杰出贡献，正在于此。
    （二）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创立者
    在这里，邓小平的贡献：一是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主张；二是指明了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际出发点；三是指明了那时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而提出了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思想；四是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发挥市场的作用。五是提出了实现百年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总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习近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划时代发展者
    相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贡献，习近平的贡献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行了划时代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相对于毛泽东所解决的“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以及相对于邓小平所解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习近平所要解决的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习近平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那么如何看待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历史贡献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念到现实，其内涵从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中，作为邓小平其后继者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他们作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者和丰富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二是他们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具体说来，江泽民的贡献有三：一是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三是提出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经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考验的问题。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推进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胡锦涛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在总结了邓小平、江泽民相关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丰富发展，从而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思想。二是为了解决在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江泽民和胡锦涛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又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对于上述这样一个历史接力的过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高度概括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由此不难看出，那种把新时代之“新”说成“崭新”之“新”的观点，是不妥的。
    不过需要指明的是，对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所言的“继往开来”，不能作泛泛的理解，不能在这种理解中弱化或遮蔽“新时代”之“新”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也就是说，要在时代发展的维度上来理解“继往开来”。或者说，必须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来理解“继往开来”中的“新时代”之“新”。
    这个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的确定，就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客观事实。正因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其作为根本依据，也就标志着我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正是为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国的全面整体协同发展。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也就必须要坚持“五大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对上述诸方面加以总涵盖和总统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思想。即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或简曰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习近平的两卷本文集，就是以“谈治国理政”为书名，来概括和标示他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要论述的。这样一来，习近平关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以及解决主要矛盾的总抓手等的思想，也就构成了一个有着紧密逻辑联系的思想系列，从而标志着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划时代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历史方位和新时代坐标，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总抓手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整体协同发展的思想。由此，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坚持和发展以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为根本着力点，以全面整体协同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总抓手，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而也就意味着作为新时代创造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肩负更大历史使命，进行更大历史作为和激发更强胜利信心。
    二、“新”在肩负更大历史使命
    这个新使命是什么？就是追求更高目标，绘就更美蓝图，实现更好向往。
    （一）新使命是追求更高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指明的，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强起来。有人说，把强起来作为目标，前人不是早就提出过？的确如此。不过，这里有两种意义指谓的目标：一是作为宏观历史预言的目标；二是作为当下实践指向的目标。可以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建设强大国家的目标，才开始真正从少数人的历史预言而成为亿万人民的实践指向。
    对这里的“三步”，也应作历史的辩证理解。比如，对“站起来”的理解，就有毛泽东说的“从此站起来”；到邓小平说的“站住了”；以及最高层次的扬眉吐气地站着。上述所言的开始站起来，意味着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实现。而“站住了”，则是以富起来为基础。而扬眉吐气地站着，则要以强起来相伴随。我们现在所要实现的则是要使中国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站起来。
    另外，这里的“站起来”，还有一个在人们心目中获得认可的问题。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站起来了。从那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科技、国防等力量的不断壮大，及至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心目中，中国作为一个富裕和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站起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从总体上还不能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人民心目中，中国作为一个稳健和有前途的国家站起来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美强中弱的世界格局尚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以前，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人民的心目中，中国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强国真正站立起来。因此，实现强起来，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这个根本目标是通过如下美好蓝图来体现的。
    （二）新使命是绘就更美蓝图
    这个更美蓝图的构成，具体说来，有四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人民层面。即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民族层面。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是世界层面。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这四个层面，分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四种情怀，即国家情怀、人民情怀、民族情怀和世界情怀。
    这个美好蓝图说明了以下四点。第一，中国的强起来，是全面的强起来，不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强大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而社会乱象丛生的那种片面的强起来，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国防、社会、文化、生态和国家治理能力等全面的强起来。第二，中国的强起来不是少数人得实惠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强起来，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强起来。第三，中国的强起来不是一些西方国家那种与“霸起来”相关联的强起来，而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起来。第四，中国的强起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梦不仅是指中国要在世界强国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指成为世界领先的强国。因为在1830年以前的十多个世纪中，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是中国在近代落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从根本上洗刷从1840到1949年的百年耻辱，重振当年中国的雄风。所谓重振雄风，并不是流连和简单重现昔日的辉煌，而是要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关键是要聚焦主要矛盾，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新使命是实现更美向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要说明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总领全局的风向标。主要矛盾是一种对事物发展起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当今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就标示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指向、总体布局，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因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二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我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生产的发展，需求的满足又创造新的需求。这里需求的变化，可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反映出来。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67.7%。也就是说，在那时，我国人民有六成左右的消费集中在解决温饱上。而到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平均值已下降为29.39%，从而达到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裕标准。当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硬需求”获得解决以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保等方面的“软需求”也就提出来了。这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解决主要矛盾也就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即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不平衡，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建设的不平衡；从微观层面看，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所谓不充分发展，是指关于国计民生方面供给的不充分。比如，优质的教育资源、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平价的住房、舒适的养老服务，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等供给的不充分。
    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牢牢把握我国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根本。为此，就必须有更大历史作为。
    三、“新”在进行更大历史作为
    新时代、新使命，要有新作为。这里的新作为是关系全局的大作为。
    （一）大作为要有大局观
    这里的大局观是指要从中国大局看世界，和从世界大局看中国。从中国大局看世界，即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关系方，来看当今世界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即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看待这里的大变局应着眼三个关键因素：其一是，实力相对衰落而心有不甘的美国；其二是，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且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的中国；其三是，重要性凸显并日益成为世界焦点的亚太地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从战后的1/2，降到冷战刚刚结束时的1/4，现在更是落到只有1/7。就中美比较而言，197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5.8倍，到2017年已下降为中国的1.6倍。从发展趋势看，二者的差距还将继续缩小。今天的亚太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57%，贸易总量占全球的48%。因而它也就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过去十年，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美国和欧盟加起来才45%。以上事实说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然势不可挡；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已成历史必然。
    面对这样的变化，美国并不甘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当政期间，为了阻碍和延缓中国的发展，实施了一个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又代之以印太战略。2018年又挑起了中美贸易战。中美较量较为集中的地区，是我国周边和亚太地区。在这一地区，我国将面临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遏阻压力，和由其所挑起的种种周边摩擦。面对这样的国际变局，我们的方针是稳定大国关系，联合“新兴力量”，力争构建于我有利的新型大国战略平衡。一是对美国实施以斗争求合作的迂回战略，努力把中美分歧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二是加强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与欧盟及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三是通过中国与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支持新兴市场国家走联合自强之路。
    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取胜，除了上述措施以外，主要还要从世界大局看中国。即从世界大局出发，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也就是要实现中国全面整体协同发展。为此就要坚持“五大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因为如上所言，它是上述各层面布局得以实施和实现的总抓手或总枢纽。要完成这些布局，就要抓住若干关键环节。
    （二）新作为要抓住关键环节
    所谓关键环节，也就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在世界大国博弈中中国胜算成败与否的重大问题。这些关键环节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通过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的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第一位，这很重要。中国原先作为科技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前两步。即引进和模仿；现在正在走第三步，即创新。为了促进创新，我国制定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即2020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我国现在正处在从模仿为主到创新为主的转变中。我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实现上述转变。可以说，我国经济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搞得好，中国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然就会陷于其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十几个。可见，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挑战。因此，对中国来说，这个坎必须迈过。近五年来，在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引进、科研资金的投入和科研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我国都有很大进步。在一些科技领域也已从以往的跟跑、并跑，而进入现在的领跑阶段。但我国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有不少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还依赖进口，这就可能被人卡住脖子，一旦有事，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我国的创新指数还处于世界第17的位置上，这与我国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
    2.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该肯定的是，我国的国家治理总体是好的，但同时看到，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在当前，主要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对我们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构成、有着近14亿人口、并处于自我发展关键时期，以及作为世界大变局中的关键国家来说，命运攸关。为此，在组织上，就要实现党的领导的全覆盖，即加强在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机构，做到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双落实。在政治上，就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作风上，就要大力整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克服敷衍塞责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二是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业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不断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为此，要正确看待和处理法、理、情的关系。其一，一国之法，也就是规范化、制度化的国之大理，因而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其二，一国之法系国家前途、苍生福祉，所以它所承载的是“大我”情怀，因而大情怀要管小情怀。总之，只能在合法的前提下，去讲合理、合情。
    三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要实现的目标，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即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政府勇于承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因为中国现代化从经济维度说，既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也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而是政府倡导和组织的市场与产业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比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建设更系全局、更为根本、更关命运的大事。只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了，才能统一全国的力量，并作为一个整体发挥更大效能、抵御更大风险，以及在世界大国较量中，拥有更大主动权，从而使中国跃升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3.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但同时收入差距拉大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目前持续进行的全面脱贫攻坚是一项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工程。农村的土地确权，借以提高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收益也是一个重大措施。另外，对非公经济，除了有最低工资制度的保障以外，还应在所有权上做文章。即赞赏、鼓励“劳者有其股”，即让劳动、技术与资本一样，都能享有股份。当然，适时启动遗产税的征收，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选项。
    4.从严治党，提高党的自我革命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共产党要进行两个革命：一是社会革命；二是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自我革命搞好，才能更好地领导社会革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自我革命，能不能拒腐防变，这确实是一个巨大考验，这对一切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党曾经历过两次重大考验。一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考验。应该说，我们党总体上经受住了这场考验。二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即共产党能不能在新的条件下，拒腐防变。世界上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曾断言：共产党一党执政，必然走向腐败。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在总体上，他们错了。这是因为共产党不是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谋私党，而是代表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利益的谋公党。一心谋公不谋私，才能谋大局、谋根本，才能有资格和底气，直面自身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它的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掀起了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风暴。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这一革命已取得压倒性胜利。诚然，决不可因胜利而懈怠，因成绩而自满。必须强调党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惩治腐败无禁区、零容忍。必须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压倒性胜利。
    5.抓好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的对立面是国际孤立。对一个国家来说，处于国际孤立状态，绝不是好事。革命战争年代，蒋介石为了孤立我们，一是在舆论上大搞污蔑，二是在军事上进行围剿。我们打破这种孤立的办法，就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在拉拢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妄图围堵我国。只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它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对付这种围堵，我们的办法，就是国际统一战线。一是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即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和人民；二是经济上的统一战线。就是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具体说来，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一个重大落实举措，就是“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关键举措，而且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普遍期待。到2018年底，已得到122个沿线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引发广泛而深远的国际效应。
    四、“新”在激发更强胜利信心
    要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抓住重大关键环节，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树立强大信心。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前景十分光明、途程愈进愈难，而又非进不可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条件下，我们夺取胜利的强大自信来自哪里，就来自中国的中央领导优势、经济体制优势、大型经济规模优势，和内生动力优势。因此，对这些优势，我们要予以充分肯定和科学把握。
    （一）中央领导优势
    在当今世界上，各国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就是拥有国家领导力的领导集团的竞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先进成熟稳健、有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所谓先进，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高举“三个代表”光辉旗帜，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中，始终站在最前线，充分发挥和体现了它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所谓成熟，是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别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种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为纲来搞社会主义的做法，又有别于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那种以片面的拼速度、拼资源、拼环境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的做法，而是既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红色”基因和优秀传统，又吸取和丰富了邓小平时代关于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并竭力将这两个时代的优长结合起来，并发扬光大，因而在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一个通过扬弃、综合和创新，以达于螺旋式上升的新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从而使我们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更为丰富，心中更有底数。
    所谓稳健，是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优势在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不会造成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权力分割和相互掣肘。那么，怎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好事，不办坏事，并把好事办得更好呢？这就要尊重科学、发扬民主、依法执政。在这方面，我们党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程序、规定和制度。比如，中央的重要文件和重大规划，都是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的要求，召开各方面、各层次的会议，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充分协商，从而进行许多次的修改而形成的。这种景观实乃为世界所罕见。因而近许多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都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中国共产党坚强和稳健的领导，形成了我国强大的凝聚力和国家组织力。
    （二）经济体制优势
    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它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风险防控等方面能起着主动力和压舱石的作用。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因其数量庞大，且机动性、灵活性、创新性强，而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力、相互促进，比公有经济一条腿起支撑作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及私营经济一条腿起主要支撑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好。所以，我国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做精做细做活民营经济。

    （三）大型经济规模优势
    我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其一，可以利用规模优势，经济而高效地推进全国联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极大地节省资源，提高整体效率，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便捷流通。其二，可以利用规模优势，建设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工程、大项目。从而带来系统规模性效益。其三，可以利用规模优势，形成世界更为完整的科技体系和产业体系。从而作为一个根本性基础，去实现对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追赶和超越。
    （四）内生动力优势
    一是东中西互动格局初步形成。即由以往东部的一马当先，到现在东中西各自的亮点纷呈。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三是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2018年，国内消费的贡献率已提高到76.2%。因而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这将极大推动我国的发展。四是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18年已提高到58.5%。科技创新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社会面貌。五是中国正在向世界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从而必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由上可见，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我们有困难、有办法、有前途。我们应提振自信，大胆前行，勇夺胜利。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在继往开来中的划时代发展。在“继往”意义上，“新”于历史的必然；在“开来”意义上，“新”在伟大的创造。这创造源于更重历史使命的担当、更大历史作为的施展，和更强胜利信心的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