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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一个系统思维的视角
2020-11-11 15:34:39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作者:朱文琦 【 】 浏览:124次 评论:0
       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价值主张。当前,学界主要围绕这一思想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现实意义、践行路径及主体、价值、民族文化、政策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探讨。就研究角度而言,既有研究往往体现的是外在于考察对象的认识论或实践论层面的阐发,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这一思想的要素、结构、系统关联及功能实现,模糊了其价值立场与基本内容的边界和联系。鉴于此,坚持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相结合的系统思维方法,重点以内部视角为主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进行考察,成为一种理论可能。以系统思维方法审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可以发现,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基因,其本身就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意蕴。这一考察方法及研究结果,对于我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一、理论基因:坚持系统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思想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最先明确提出建立“系统哲学”的是贝塔朗菲,之后欧文·拉兹洛对系统哲学作了深刻论证。实际上,近代以来推动社会发展观产生系统性、根本性变革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将整个社会作为复杂的系统,明确提出了“结构总体”“社会生产有机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概念范畴,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表现出了完备的系统特征。

       (一)理论维度:从单一发展观到系统发展观
       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已经从诸多侧面探讨了社会发展问题。其中,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探求,成为各个时代社会理想的重中之重。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身心和谐的教育思想,西塞罗指出教育应当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后来的裴斯塔洛齐更强调教育应当顺应和发展儿童的个性及天赋能力,等等。这些思想主张,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然而,作为一种预想的社会阶段或人的发展模式,其局限性同样显而易见。它们不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因而不了解“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是同一过程。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在批判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突出特点是整体性”。卢卡奇也曾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点。从时间上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并未机械地照搬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而是沿着与《精神现象学》相反的方向行进,并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由与正义。在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夜,马克思“诸多政论文章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民主体思想”,他批驳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法律,从整体意义上阐述了社会发展问题。1845年至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全面生产理论,并在《共产党宣言》中阐发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宏愿。至此,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发展观完整出场。
       (二)实践维度:从思辨、感性直观到实践
       在传统西方哲学那里,人往往被看成“旁观者”,于是人的思维与实践便表现为被动的“S-R”(刺激-反应)图式。与之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有立足社会实践才能系统阐明社会发展的本源性问题。第一,从实践的起点看,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出发把握实践。在《哲学的贫困》及系列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呈现了“社会生产有机体”的结构及关联。第二,从实践的对象看,社会有机体并非既成事物的简单堆砌,“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是具有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的且与环境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流的系统。第三,从牵引实践的思维方式看,人必然要通过一系列的思维方法和认知程序进行实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终实现是在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完成的。
       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实践中也呈现出多重面相。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恰当处理工农关系、进行文化革命及改造国家机关等思想。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产结构失衡,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毛泽东从中国现实出发,强调“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苏联、中国发展经验,肇启了开放条件下国家发展的新征程。经过几十年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起点统筹推进各项事业,中华民族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三)主体维度: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
       在由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经济批判的转变中,马克思不断走进历史深处,找到了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第一阶段,他将宗教批判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但后来,马克思意识到纯粹的宗教批判不足以打破宗教桎梏。对此,望月清司也指出,马克思发现了宗教批判的价值,但哲学批判“还是无法唤起‘民众’”。第二阶段,《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触及上层建筑内核并逐渐转向政治批判,即对国家和法的批判。他反对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完全归结为宗教问题,批判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国家学说,提出“政治解放”并不等于“人的解放”。第三阶段,马克思将哲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论运用于经济领域,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目的是为了占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遮蔽。正是通过对黑格尔、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的批判,马克思超越了旧的主体观,将社会发展的主体由抽象的人“改写”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在确证社会发展主体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即“利益”。作为具有“利益”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体,人不是悬置在真空中的。孤立的一个人或完全自然意义上的个体,要屏蔽所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进行生产及扩大再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更是确切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越是回溯历史,就越发现人是从属于整体的。在未来,社会成员按共产主义原则组成“联合体”,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
       (四)价值维度:从片面到全面
       在人的所有对象性活动中,价值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人类的社会理想往往凝结着对对象及人的内在尺度的双重把握。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相关论述及实践中厘清社会发展价值观的演进脉络。比如,汪信砚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特权赋予统治者,以理性形式描绘一种社会理想。近代西方启蒙家把平等理念渗透于社会理想中,将人的全面发展由少数统治者的特权拓展至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圣西门设想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及欧文的“公社制度”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延伸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但另一方面,分工限制人,机器支配人,人沦为资本、财富、金钱的附庸。资本逻辑宰制一切,物质、精神、道德生产的非常态化,致使剥削者和劳动者均处于片面发展的境遇之中,“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在西方普遍显现。
       的确,“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并非马克思最先提出,而且,早期马克思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从人道主义出发论述人的发展问题,但就根本而言,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视野审视人类社会发展,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及以往的发展理论。他强调只有克服异化劳动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进而转向更高阶的社会形态,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总之,上述四个方面并非是毫不相关、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相通、内在互构的。在理论维度,马克思将社会有机体作为总体考察,全面展示了这一发展观的系统概貌。在实践维度,马克思以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引,将发展观构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座之上。在主体维度,马克思从总体性上论证了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是人民,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真正“主体”。在价值维度,强调了社会发展主体(人民)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最终目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以系统思维谋划发展,才能在最大限度上体现人民中心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玄奥的,“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
       二、系统蕴含: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系统思维特征
       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新时代的话语表达,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系统方法论述发展问题的优秀基因,同时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发展理念、发展布局、发展举措、发展过程等不同层面,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思想的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开放性等特征。
       (一)发展理念的整体性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高度抽象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统领发展全局的总纲,系统反映着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由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理念是否科学全面,从根本上影响着发展思想能否落地并真正转化为发展实效。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我们党的发展理念大致有以下阶段特征: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导向,突出规模和速度;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发展理念由“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三是从本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理念,强调“以人为本”;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人民美好生活期盼,明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整体性为突出特征”变革既往发展理念,实现了对发展理念的创新性诠释。
       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的,其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各个理念在定位、功能、作用上有所侧重、相对区别,又彼此支撑、不可分割。五者及彼此的内生张力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人民至上”是其坚实的内核枢纽。此外,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与五大发展理念内在统一。前者是后者的价值指引和原则遵循,后者是前者的落实路径。以人民为中心,既不能滞于思想领域,也不能停在书面或挂在口头,而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各环节。通过解决创新能力不强、协调水平不优、绿色发展不足、开放层次不高、共享成果不公等问题,更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二)发展布局的全面性
       发展布局,突出体现了统筹谋划、开局布阵的战略性。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以全局高度和长远眼光推进各项发展事业,他将战略问题视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强调“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归根结底,就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全面布局(以下称“两个布局”)。
       一方面,“两个布局”相互区别。第一,在提出背景及现实依据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立足我国国情,着眼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五个主要领域全面推进。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聚焦的是阶段性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决定了“两个布局”在逻辑层次上也有显著不同。第二,在基本内涵及实质内容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总”,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战略”。前者为大致并列的五个版块,后者表现为目标同任务相互支撑的理论体系。第三,在时间坐标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现代化目标在各个领域的横向展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主要针对第一个百年目标,是问题导向下现代化建设任务的纵向展开。
       另一方面,“两个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具有一致的价值诉求,共同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布局的全面性。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整体上看,推进“两个布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都要秉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鲜明立场和价值追求,二者共同统一于党领导人民推进的伟大事业。
       (三)发展举措的协同性
       从词源的角度看,通常认为“协同”一词最早来自上世纪赫尔曼·哈肯创立的“协同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协同学”之前,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相互协调协作的思想,奠定了社会协同的理论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内在要求发展举措具有协同性。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从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的改革共识,即对改革的总体态度表现为“肯定型”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至今的改革共识则更多地表征为“诉求型”。这就意味着,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错综复杂。如果利益矛盾协调不好,极可能影响改革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同过去相比,要在新的形势下推进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从实践层面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无论在整体规划环节,还是在重点民生建设领域;无论出台总体方案,还是配套相关细则,都必须将顶层设计与协同推进结合起来。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统筹各项改革发展任务,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公正的发展。从实际成效看,十八大以来,中央就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从严治党等作出战略部署,推出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成立多个领导小组(委员会),围绕新时期改革发展协同发力。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委员会)即累计召开会议45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中已出台实施方案的超过95%,改革发展的协同效应日益明显。
       (四)发展过程的阶段性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更好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元化及更高层次的需要,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必然是建筑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是一个由低到高渐次递进的发展过程。舍弃“发展”这一基本前提,“以人民为中心”就无从谈起。
       从根本上说,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阶段性特征,是由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把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看作衡量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标准。在总体实现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九大又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作出战略安排,规划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战略设计,既符合现实、顺应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分阶段谋划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以整体性、全局性眼光审视发展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阶段从属于过程,是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时空坐标的差异,特别是某些特定阶段在历史发展中过渡衔接、起承转合的特殊作用,使阶段呈现出区别于总体的个性特征,从而对阶段性目标任务提出新的具体要求。这些特征及要求,既指明发展方向、对现实实践具有积极引领作用,又明确阶段重点、观照当下,是当前目标与长远规划的有机统一。
       综上可知,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具有严密逻辑架构的系统整体。一般而言,发展理念居于第一层次,是统摄全局的理论指引,为发展布局、发展举措提供基本框架、运行规范和思想保障。发展布局是发展理念与发展举措的中间环节,从宏观上对发展理念作出规划和部署,明确发展举措的目标、方向及重点任务。发展举措即政策和措施,是操作层面的,具有直接现实性特点,往往最能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主张的认可度。此外,发展理念、发展布局、发展举措并非总是线性关系。我们党治国理政在空间上的开放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使三者在不同发展阶段彼此交叉、相互影响,共同再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系统特征。进言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体现了党团结带领人民,着眼国际国内深刻复杂变化,通过系列战略规划、制度设计、策略举措及实践创造,更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三、实践指向:运用系统思维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诚然,人们对“系统”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考察方法,系统思维揭示了主体、介体、客体和环体的内在作用机制,体现的是由内而外、内外结合,由静到动、动静互补,由单一要素直线关联到复杂要素多向互动的关系,能在较大程度上弥补外部视角“平面式”论述的不足。基于此,新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可以从主体、介体、客体、环体四个方面作出探讨。(如图)

       (一)主体:在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中谋求新突破
       所谓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主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主体,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广义上的主体,则包括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人民群众。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说到底,就是党如何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实现美好生活的问题。因而,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一方面,要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状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铁律。只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只有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变为现实。然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及领导水平,并非必然随着执政时间的增长而提升。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的历史自觉警醒全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尤其是面临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四大考验”和尖锐性、严峻性的“四大危险”,“打铁必须自身硬”成为新时代全党必然要面对而且必须要解决好的重大时代命题。
       另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入为出。社会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改革发展都应立足的最大实际。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曲折性,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导向必然是既要强调发展,又要避免盲目发展;既要扩容增量,又要关注公平和效率;既要广开思路把“蛋糕”做大,还要集思广益把“蛋糕”分好。
       (二)介体:在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中谋求新突破
       所谓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介体,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媒介,既是主体主动建构、创造、优化和选择的现实路径,又是客体反作用于主体的中间一环。基于此,应重点从顶层与基层的过程性互动中提出策略和措施,具体而言:
       第一,深化系统认知,加强顶层设计,谋划科学发展。系统并不是若干要素及部分的无规则拼凑,系统之所以成为“系统”,在于它的整体性。这就要求我们从全局中理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之于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深远意义,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所强调的,新时期的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必须总体设计、科学决策、统筹实施。
       第二,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思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全党工作的根本指向,所以要全国一盘棋,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推进。但同时,各地情况不可能千篇一律,因而应在领会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完善配套发展方案,“从实际出发、从具体问题入手,见物见人”。需要指出是,并非所有“基层样本”均可推广至更大范围,应作具体分析。
       第三,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有机结合。既要发挥顶层设计的规划性、引领性、支柱性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在协调“顶层”与“基层”的关系时,关键要做到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要多向人民群众请教,问政于民,问需于民。要总结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鲜活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提炼,并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推广开去,保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良性互动。
       (三)客体:在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耦合中谋求新突破
       所谓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客体,是主体(党和人民)经由介体而作用的对象,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所有方面。党的十九大从供、需两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出理论阐释。这一结构性的矛盾,客观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集中精力应对的主要问题,也明确了解决主要社会矛盾、更好实现人的发展的基本路径。
       第一,在供给侧,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用改革的“钥匙”从结构上作出调整,重点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上出实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推动经济发展向更高水平跃升。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好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内外联动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第二,在需求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层次需要。与以往相比,随着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渴望更有尊严更有质量的生活,从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日益转化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追求的需要。因而要通过调整行业产业布局,优化供给结构,加快补齐短板,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升人民幸福感。
       第三,掌握系统的方法原则,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破解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又不能忽视二者的内在统一。要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要警惕市场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要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作用,但也要有效预防“权力寻租”等问题。
       (四)环体:在国际与国内的有机关联中谋求新突破
       所谓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环体,主要是指对这一思想的生成、实践及效果评估产生影响的各类环境,它既作用于主体、介体和客体,又同时受主体、介体和客体的影响;既通过主体影响介体和客体,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介体的路径选择及客体的对象内容,等等。以地域为界限进行划分,可将环体分为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部分。
       一方面,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原则,以战略倡议、规划、项目为平台,做大“朋友圈”,在全球治理及国际秩序变革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同时,要理性看待“大变局”,清醒认识中国的发展及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充满博弈、曲折艰辛的过程。
       另一方面,立足国内,关键是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十九大报告统筹全局,要求全党必须“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又着重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日趋严峻的内外形势,强调“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求我们做好应对困难局面的准备,依靠全党全国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千方百计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无数事实表明,“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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