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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发明“民众”:“五四”运动后革命知识分子对 中国革命力量的认识及影响
2021-01-02 19:38:36 来源: 作者:罗崇宏 【 】 浏览:976次 评论:0
       在当下的言说语境中,“民众”通常泛指普通人群,并没有特定的话语所指。而在1920年代的“革命”语境中,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则赋予“民众”特殊的政治含义。五四运动特别是大革命(1925-1927)时期,随着科学、民主成为革命群众的行为指南,革命的方式也由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学生的口号式“呐喊”,变为大革命时期工人、农民和小市民等群体的具体革命“实践”。早在1920年代初期,革命领袖们就把“民众”视为救国救民的主体力量,为了把“民众”改造成他们所期待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们提出了民众所要做的两件事情:“民众联合”和“到民间去”。因为“知识分子要组织和联合民众,势必要‘到民间去’,唤起民众,动员民众”,而“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 。这是革命领袖们的号召或口号,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话语,它的最终目的是“指示”和“争取”民众进行革命斗争。
       一、从“合群”到“到民间去”

       早在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就用“群”来翻译“Society”,后来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序》中又论及“合群”的重要性:“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合千万之群。”到了1920年代前后,一些革命领袖把“合群”“民众联合”等视为救国救民的前提条件。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它可以打倒一切强权。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尚未将群众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联系起来,而是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同一年毛泽东又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进一步讨论“民众大联合”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联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人类和社会的问题,同时它的力量已经在法国、俄国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显然毛泽东的“民众联合”是根植于中国的“民本”“大同”等文化传统之中,同时也整合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俄国的十月革命。1920年恽代英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 “合群”的问题,“我们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些书痴气,总不感觉合群的必要”。恽代英批评了知识分子看不起“群众”,与“群众”不合群的现象。到了1922年,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刊物中又谈到群众“合群”的力量,“群众的集合及他的本能的冲动力量,是我们改造的唯一的武器”,“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显然,这些口号可以与194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口号遥相呼应。

       与“合群”口号稍有不同,“到民间去”的口号是从19世纪俄国的民粹派那里“翻译”而来的。民粹派的“民粹主义信条当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对农民在感情上的依恋,并且对于农民自身具有社会革命的本能和生机勃勃的力量深信不疑” 。正如人们常在脑海中建构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一样,民粹派出于对农民的“依恋”而建构起天生具 有革命性的农民形象。而身处五四浪潮潮头的革命领袖李大钊受此思想的启发,在他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这篇政论文里就较早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 

       当然,李大钊的“到民间去”并非完全建基于“民粹主义”之上,最根本的还是基于国际的“民众”运动以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尤其是后者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对底层民众的重视,促使一批极力寻求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民间”,在那里革命知识分子找到了“社会改造”的突破口。

       可见,这个“到民间去”的口号与“合群”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相比于以前的“合群”“民众联合”等口号,“到民间去”具有更为明晰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性。作为“到民间去”口号的倡导者,革命知识分子们期望以此“调动”知识分子到农村充当启蒙者的角色,在开发农村和启发农民思想的同时也塑造知识分子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启蒙农民的任务更是首当其冲,因为“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这种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工农民众”话语与“民粹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革命知识分子在认识上并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视为天生“具有社会革命本能”的人群,因为“到民间去”的目的除了锻炼知识分子之外,更重要之处在于借此机会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事实上,革命者从辛亥革命及其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虽然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但毕竟人数不多力量也太小,而农民却占人口的多数。到了1924年5月恽代英直接提到“到民间去”的口号,“我们都知道俄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是俄国大革命的导线;我们亦都知道中国的革命,若不是能得着大多数农民的赞助,不容易有力量而进于成功” 。

       总之,从“合群”到“到民间去”的口号转变,体现出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主体力量认识的不断深化。

       二、阶级:“民众”话语的现代性的生成

       “阶级”概念自古就有,据刘禾考证“阶级”有台阶、尊卑上下的等级、官的品位和阶段段落的意思,这些和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语义相距甚远,具有现代意义的“阶级”概念则是从日本“旅行”而来的。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赋予了这个概念“社会阶级”的语义,从而使得“阶级”概念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完全相同”。

       中国近代改良派的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也多次使用“阶级”一词,只是他们的眼里“阶级”与马克思主义语义场中“阶级”还不尽相同。真正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使用“阶级”概念的应该是革命派的知识分 子。然而,即便是在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话语体系中,所宣扬的也不过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阶级革命”,因为“民生主义的中国国情观,就是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 。到了“五四”前后,以“平等”“自由”“民主”为内涵的“国民”话语逐渐淡去,代之而来的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民众”话语。1920年陈独秀在《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到“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可见陈独秀是以“阶级”来反对“民主”观念,因为“民主”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要以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为前提,实现的途径就是进行“阶级斗争”。可以说,革命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由“国民”向“民众”话语的转变,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阶级”的语义预设。“工农民众”之所以以拥有“阶级”的新语义区别于之前的“国民”话语,原因就在于“五四”之后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工农民众”话语更明确地强调革命的“阶级斗争”性。

       那么,革命知识分子为何要引入“阶级”概念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且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所强化的是生存斗争理念,这种“生存斗争”放在民族、国家、社会等的生存均出现危机的语境中,无疑“更有利于动员处于社会下层的最广大民众奋起造**” 。也就是说,“阶级”概念的引入使得敌我之间所形成的不是一种“改良”的关系,而是“革命”的关系。而此时的“革命”概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不是笼统的“以暴易暴”。正因为如此,革命知识分子根据政治立场和经济地位的不同,把中国“民众”划归不同的阶级类别,而因“所有的分类都是压制性的”,是拥有话语“权势”的言说主体依据现实情形将对象进行分类的结果,由此而使这些人各自有了自己不同的“归宿”。也就是说,“阶级”话语把不同的人群界定为不同的“阶级”主体,而后“这些主体就具有了我们会期待的特点”。

       可以说,1920年代中后期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以“阶级”为语义内核构建“民众”话语的。之所以在这里强调“民众”话语中的“阶级”语义,是因为1930年代之后的“工农大众”话语是在“武力革命”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而“武力革命”其实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这当中“阶级”必然成为绕不过去的核心概念。

       三、“民众”话语的整合实践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场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的的种族革命,那么19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文化领域的社会革命。而国际共产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使得一批本来“以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以启蒙民众为要务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如此迅速地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种政治思潮中,中国社会中的“工人”群体开始有了“阶级觉悟”。于是“才有阶级觉悟罢工之发展,中国工人才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五四”以来社会革命中的“工人”就被“工人阶级”所取代。这一阶级甚至被视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他们受压迫最重、生活最苦但却具有组织性,因而“工人是中国革命中最坚决的最彻底的人” 。同时,“阶级”概念的出现也使得社会群体被划分为两大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自然地,“工人农民都是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 ,并且与近代的辛亥革命相比,此时的“革命”也有了新的内涵,“工农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掌权,这便是革命”。这样一来,中国革命就由“五四”时期的社会革命转变为以反抗剥削、强权为目标的“阶级”革命。在这场阶级革命中,“民众”话语中的“工人”“农民”始终被革命知识分子视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

       (一)“民众”话语中的“工人”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对中国影响的不断增强,革命知识分子的“民众”话语首先关注的是“工人”群体。事实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人”概念就源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虽然在1920年代之前也发生过一些工人的运动,比如1913年汉阳兵工厂的罢工以及1915年安源煤矿的罢工,但这些运动中的工人还处于自发状态,他们的“觉悟是要求待遇”,而未曾上升到政治革命的高度。自五四运动开始,工人逐渐被共产主义的口号引入自觉的革命行动之中,这时候他们的“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而所谓“现代意义”的工人的出现,是指这一群体已经从自发的意识转变为自觉的意识,并为某种理论所武装,开始具备远大的社会革命理想和对自身阶级属性的认识。正如E.P.汤普森所说,“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具体来看,五四时期最早提到具有现代式“工人”概念的是李大钊。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这也是中国较早的马列主义文献。文中提到“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李大钊把这些胜利称之为“庶民的胜利”。与之前的“工人”概念不同,“共产主义”语境中的“工人”被赋予了“阶级”的文化属性。如1919年5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中的工人阶级;1919年7月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二)》中向工人群体发出号召,“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 。不过,真正把传统“工人”解释成现代式“工人”的人是陈独秀,1920年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把劳动者的觉悟分成两步:“第一步觉悟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要求管理权”,并且通过对比强调了中国劳动者的落后,“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  。不仅如此,与李大钊信心满怀的现代“工人”观不同,1920年代初期的陈独秀对于“工人”阶级还有另一种认识:

       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但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很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事实证明,陈独秀对于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的认识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根据有关材料统计,20年代前后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约260万左右,这与中国当时约4亿人口相比,所占比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而且这些工人大多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所以他们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然而当时自苏联“移植”过来的“民众”话语,却盲目乐观地认为“工人”是既先进又有力量的阶级,并认为应该赋予工人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认识的错位呢?很显然,这里面存在有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问题,也即有教条化的嫌疑。不过好在对工人阶级的这种教条化认识,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部分的修正,比如进一步补充进了农民群体作为工人阶级强大的同盟军。

       然而,由于受到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在陈独秀的思想中也表现出一种“反智”倾向。比如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中,陈独秀就认为“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所说的从“要求待遇”到“要求管理权”,也就是“由经济的争斗进到政治的争斗”,最终使得“工人”从被启蒙者“形成”(Making)启蒙者。作为先知者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促使工人阶级身份转换的途径就是借助一种权力话语——口号,把“工人”统一到“口号”的旗帜之下,如陈独秀号召“工人”的口号就是,“只有听从马克斯底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呵!’”。

       可见,作为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他们的权力话语直接把“工人”定格在“革命性”“领导者”“主力军”等神圣的革命位置之上,并以此为革命准备主体力量。

       (二)“民众”话语中的“农民”
       上世纪20年代早期,“民众”话语内涵已经从指向含糊的“国民”变为“农”“工”等具体的群体。但由于1920年代前期革命运动的力量主要以学生、工人等群体为主,这也直接造就了“民众”话语的指涉对象——青年学生和城市工人等群体。即便是前文所述的“民众大联合”“到民间去”等口号,也主要是面向城市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等群体,而不是直接和农民群体对话。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运动的不断增多,“农民”才会逐渐被纳入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之中。事实上,早在1922年陈独秀就提出“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不过较早进行农民运动实践的则是澎湃,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回国后即在海丰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在这种农民运动实践中澎湃认识到了农民身上的很多优点:他们忠诚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而且他们当中也有些聪明人,对于农会有热烈的感情并渐渐有了阶级觉悟。

       显然,农民身上的这些优点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把他们号召起来并走向革命队伍,同时也增强了革命者将农民视为革命主体力量的信心。1923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把农民分为自耕农、半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三个类型,并指出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对这些阶层的划分与后来毛泽东的“阶级”划分颇为类似,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更具体地把自耕农划入小资产阶级,把半自耕农、贫农归入半无产阶级,而“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同年10月31日,邓中夏在《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一文中更是直接提出,“若不唤醒这般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 。

       实际上,革命知识分子向农民群体发出号召并对之进行详细分类,其目的是更好地为国民革命争取到农民中的积极分子。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这种口号式的“农民”话语旨在给农村运动中的工作者传达一种行动“指令”,使其充分认识到“农民”对革命胜败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可以说,《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文章就是指导农运工作者如何去组织和发动农民。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恽代英在《国民革命与农民》一文中也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
而“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工群众”,正是“因为农工群众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所以国民革命特别注重农工群众的利益,若果忘却了农工群众便不成其为国民革命了”。文章最后恽代英更为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是国民革命成功” 。
       问题在于,“农民”被言说成“革命”的中心,或者就像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所认为的农民具有坚定的“革命性”,是不是仅仅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呢?事实并非如此,1926年苏联革命家米夫在《中国的农民问题》中通过数据统计表明,1920年代的中国“四分之三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乞丐”,并且“占中国农民人数一半的佃农和半佃农”。这些统计数据说明中国的农民正在加速“无产化”,他们在争取土地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欲望,成为他们参加革命并先天具有革命性的重要因素。不过,革命知识分子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也逐渐注意到,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除了具有先天的“革命性”之外,他们身上也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如陈独秀就曾用“散漫”“保守”“苟安”等为关键词描述农民难以加入革命的原因 。只不过陈独秀并没有绝对地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他认为“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而中共早期革命领袖瞿秋白更是坚持一种运动而非静止的眼光看待农民问题,他认为“现在资本主义渐渐的发展,在大城市中间已经有了工人,无产阶级已形成一种力量,农民可以与工人联合奋斗” ,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众的大联合”。

       这样一来,1920年代革命知识分子对的“民众”的认识,就从初期的以工人、青年学生为主,转变为以“农民”为主体。而这种话语的转移则主要源于五四之后言说语境的变化,即由初期的“社会”革命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语义内涵的“阶级”革命。

       四、工农民众话语的影响
       前文论述了五四之后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力量的认识及其变化,这些认识与变化产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其话语实践上,也即通过发明与征用“工农”,为中国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找到了革命所需的主体力量,也使得“工农”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从自发到自觉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自身所承担的时代重任。从话语的流变来看,革命知识分子的“民”话语经历了1920年代的“工农民众”、“延安时期”的“工农兵大众”,直到建国之后的“工农群众”。尽管时代语境发生了变迁,革命任务也有不同,但从“民众”到“大众”再到“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把“工农”征用为革命的主力军,而这其实是革命知识分子在“民众”话语时期的“发明”。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权力话语,不论是“民众联合”还是“到民间去”的口号,都可以视为革命领袖向普通知识分子发出革命性“指令”。这些“指令”要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但“农民”却没有真正成为所言说的对象主体,这也是话语言说与革命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因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这种指令性“口号”,所调动的大多是城市里的工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一点与之前的“国民”话 语有所不同,“国民”话 语的言说主体通常是精英知识分子,言说的对象是较为模糊的需要具备现代国家和权利意识的中国人;而五四之后以革命领袖为主体的“民众”话语言说者则常常把知识分子也整合进“民众”之中进行言说。如果从 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实际情形看,在从1920年代的工农民众话语到1930年代的工农兵大众话语的流变过程中,知识分子常常摇摆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角色变换之中。尤其到了1940年代初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知识分子经历了“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身份转变,也即由启蒙者的身份“化”为“工农兵”的一部分,成为被启蒙的对象。也就是说,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既作为启蒙者用以启蒙其他“民众”,同时也被“民众”话语所归化。这其实也是革命领袖在思考一场更为广泛的政治实践运动时对历史的一种把握,以及为达成未来的革命目标所采用的话语策略。
       可见,“民众”话语中的“民众联合”“到民间去”等口号所指不仅在于动员“工农”等革命主体力量,同时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的变化所彰显的是时代主题的转变:由启蒙到革命。在五四革命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与李大钊从启蒙到革命的角色转换最具典型性”,因为在五四前后他们“分别扮演了地道的
(启蒙)思想家和(政治)革命家的角色” 。在“民众”话语中,言说者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在发明与征用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主力军的同时,希图以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改造普通知识分子。

       因此,“民众联合”“到民间去”等可以理解为革命知识分子希望以这种方式去动员普通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群体中去与之相结合,并成为革命所需的主力军。这样一来,时代的主题就悄然从“启蒙”向“革命”发生转移,并且到了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已完全由启蒙者转换为被启蒙的对象。同时,在“工农”民众话语中,革命知识分子一再强调“工农联合”,且以人数较少的“工人”为领导。这是因为工人是文化上的先进阶级,这一点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至于“工农民众”话语中的农民,革命领袖们既看到了他们身上存在的不足,同时又认为近代中国农民由于极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能够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领袖们策略性地把“农民”既作为革命所依靠的积极力量,又让先进的“工人”成为他们的领导,从而在“工人”与“农民”之间形成了“纲”与“目”的关系,从而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找到并征用了可以依靠的主体力量——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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