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呼吁把“革命”带回“近代史”的研究视野中，其中“阶级革命”便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环。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勃兴的重要契机，然而早在晚清，“阶级”这一术语便开始了向现代语义转变的过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波浪潮，学界涌现出基督教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各种“主义”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基于这一段时间社会主义思潮的译介与传播，“阶级”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思想的交锋中，但并非以马列主义的经典定义出现。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对阶级理论展开长期探索，才形成了当代中国对于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解。
进入新世纪后，关于近代中国“阶级”概念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和趋势：早期研究比较关注阶级概念与中国经验的结合过程，即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阶级理论运用到革命实践中的，这类研究着重于批判其他派别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误读；第二类研究注重还原历史语境，分析阶级概念是如何被知识分子理解、接受并加以运用的，进而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新近研究则尝试利用传播学、语言学等方法，厘清相关概念和语义的跨文化旅行，重估阶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应用，力图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的思想图景。此外，海外学术界很早就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在中国的传入过程，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视角。然而，以上这些研究多侧重于五四运动且主要是中共成立之后阶级话语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对于五四运动之前“阶级”概念的初渐探讨不足。在本土与外来思想的碰撞中，“阶级”概念的生成语境、具体内涵以及价值取向还不明晰。因此，厘清这一问题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展开及去向极为重要。
文中所讨论的“阶级”只侧重于书面阐释，而非对现实社会群体的指认。事实上，任何一种关于“阶级”的具体定义都可以在现实情景中找到个案加以否定，如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划分为两大阶级”这一经典命题所引起的争论。为了证明“阶级”概念在社会层面的有效性，政学两界都试图就本国的阶级情况做出细致的定义和划分。然而，“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概念始终是动态的，“概念是人们认知和诠释历史现实的一种方式”，任何一种静态的定义或划分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马克思最大的功绩在于把阶级存在与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相联系，并提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理论。不过，他并未明确定义过“阶级”这个概念。之后，列宁将“阶级”定义为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且一个集团可以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可以说“阶级”概念在被不断地定义和诠释着。讨论晚清至五四这段时期的“阶级”概念，是为了厘清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基本的要素—阶级—是如何被表达与理解的，它的形成依据了何种历史背景与思想资源，又折射出时人怎样的观念与行动。
一、本土语境中的“阶级”：等级之差
在古代汉语中，阶级是一个多义词，多表示人与物的差异和秩序。例如前后、上下、尊卑、贵贱、高低等状态。这种状态强调的是“礼”中的“份”，“各人各守其份，各归其职，‘如阶之有级’则世事有序”。这与现在人们用“阶级”指代一个群体、集团的用法大为不同，“阶级”从一种对客体的描述转变为一种对主体的归类。古汉语中的“阶级”表达的是传统社会秩序井然的时空结构，但秩序之中暗含着失衡与不等。到了清末民初，“阶级”概念的使用依旧十分宽泛，各类论战文章中都可得见，郭嵩焘、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本中均曾使用过该词。然而，相比“国家”、“民族”、“自由”这类词汇，“阶级”在当时尚未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即使被裹挟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作为对社会结构的描述词汇，“阶级”的内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伴随着清末社会思想的变革，“阶级”的词义也发生着震荡。知识分子对“阶级”的讨论离不开对社会群体结构的评价与构建，其中最早的代表人物便是康有为。他在《大同书》“丙部：去级界以平民族”中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该文本的重要性在于它首次将“阶级”作为一种划分社会群体的概念进行阐释，且全文出现该词的频率高达25次。
《大同书》开篇便是康有为“入世界观众苦”，这些“苦”代表专制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矛盾与苦难。康氏将“阶级”划归为人情之苦的一种，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在不同国别的表现。首先，康有为认为人天生平等，阶级是历史的产物。从原始部落时代产生奴役之后，便衍生出各种人的差异：神族、僧族、王族、贵族、士族、佃族、工族、农族等等。康氏有时也会把“阶级”表达为“族级”，它的突出特点是群体之间相互隔绝，不可通婚，不可流动。因此，时人的困境在于“虽有才哲，限于阶级，无由振兴”，“夫以阶级之限人，以投胎为定位而不论才能也”。可以看出，康氏的“阶级”概念指的是封建社会中由身份、血缘所决定的等级之差，它限制了人的评价与发展。其次，康有为列举了不同国家中阶级的划分程度：印度以种姓制为代表；埃及、波斯、缅甸、俄罗斯则有王族、贵族与平民之分；欧洲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扫除了阶级，振兴了民权；相较之下，美国则最为平等。于是康有为得出结论，“大抵愈野蛮则阶级愈多，愈文明则阶级愈少”。有趣的是，康有为在对比了东西方社会中的阶级分布后，得出了“阶级之苦幸免于中国”的结论。他认为，在中国人信奉的孔子教义中，具有相当的平等意味，可以概括为“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产以去奴隶，作《春秋》、立宪法以限君权，不自尊其徒属而去大僧，于是中国之俗，阶级尽扫，人人皆为平民” 。儒家道统在康氏的诠释下，具有了破解西方等级弊病直达平等社会的制度基因。
基于此，康氏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有三个重要的制度特点：一是以中央集权制代替分封制；二是具备土地私有制与兼并之风；三是推行科举制以实现上下阶层的流动。这三者使得中国无法形成以血亲身份为核心的稳定的等级秩序。而且，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常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说法，个人的社会流动及其幅度并不受制度文化的牵绊，再加上科举的推行，使得看似极为严格的尊卑秩序有了一丝松动。然而实际上，中国的等级之差更多的是伦理层面的，同时也是结构性的，即个人的升迁流动不会撼动整体的等差秩序。在这里，康有为不过是试图“会通”孔子与现代西方的思想，以含蓄地表达出他“限君权、平民权”的政治意图，《大同书》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 。
总体来讲，“阶级”这一古汉语在康有为的文本中是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它作为一种描述社会结构的词语明确地出现了。同时，康氏把“阶级”与“民权”、“平等”联系起来还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正是这样一部著作，使得梁启超称其老师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学说”。事实上，几乎在同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被各种主义裹挟着传入中国，《大同书》不仅汲取了本土的佛教平等思想、儒学大同思想，同时也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欧文、傅里叶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二、进化论语境中的“阶级”：人群进阶
当前学界认为关于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的介绍最早出现在《万国公报》上。1899年《万国公报》复刊后，刊载了英国学者本杰明·颉德所著《社会进化》（Social Revolution）一书的前三章，并命名为《大同学》。《大同学》全文虽未出现“阶级”一词，但是在分析社会群体的演进时，着重强调了“相争相进”的原理，并将其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此时严复的《天演论》也已出版，进化论思想盛行不止。不过，相比机械进化论，颉德特别强调宗教以及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国家必新法以新民，务使上、中、下三等之人，而皆知仰体天心”。该书将非理性主义与生物进化学说结合起来，并借助宗教力量来指导社会进化的方向，通过宣扬基督教救世主义来回应当时西方对进化论的质疑。
颉德的学说受到梁启超的推崇，1902年他主办的广智书局翻译了颉德的另一本著作《泰西文明原理》（Principl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并撰文宣传该书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中出现了一种关于“阶级”的新用法。梁氏写道：“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 由于在古汉语中，“阶级”本身就有“阶段”的意思，所以在进化论的语境中，便被很自然地运用到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描绘中了。进化论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线性的时间观，社会通过竞争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过渡，人群进化自然是其中一部分。在梁启超看来，赫胥黎等人的理论只能解决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而颉德的著述却能够解决人类学意义上的进化，即人类利益、幸福的不断增进。在此之前，梁启超曾在继承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基础上，以人的进化发展为主线，对历史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凡人群进化之阶级，皆有一定。”第一级，人群没有尊卑之分，被称为野蛮自由时代；第二级，伴随着竞争，人群需要领袖指挥，发展为贵族帝政时代；第三级，竞争日益激烈，为加强统一而出现君权极盛时代；第四级，人群秩序巩固，“群体共起执政”，成为文明自由时代。在梁氏的语境中，“竞争”是人群进化的基本动力，“阶级”代表人类社会进化的不同历史阶段，“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 。因此，无论是“三世”还是“四级”，这种拾级而上的趋势始终被梁氏所坚持，这也影响了之后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
由此可见，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常被夹杂在进化论中进行传播，或作补充，或作比较，而两种思想的差异很快就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关注。1903年还在日本京都大学求学的马君武便撰写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其中对于“阶级”的用法又与梁启超有所不一。他写道：“社会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之发达，自古至今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奴变为农仆，由农仆变为雇工。由是观之人群生计（日本谓之经济）之发达，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已。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
在马君武看来，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与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实则异曲同工。就人类在历史生产中的角色来看，经历了从“家奴”向“雇工”的进化升级。因此，只要有竞争，阶级格局就不会一成不变。马氏把底层劳动者身份的变化也当作是一种“阶级”的进化发展，显然“雇工”是优于“家奴”的。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马君武都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这是由于中国缺少“争自存”的精神。所谓“政治发达，道德发达，交际发达，三者皆人群由争自存臻于整齐之域之现象也”。这一观点，梁启超在早年也有谈过，他认为“进化者以竞争而得，竞争者以激搏而生” 。欧洲正是有了多数平民与少数贵族对峙而产生的相争之势，才能打破积弊，实现革新。反观中国，虽然有官民之争，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存在，保留了平等的空间，所以矛盾不深，争自存的欲望也不强。
在进化论语境中，“阶级”是人群发展的历时性状态，且为正向趋势，人群竞争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康有为不同，梁、马二人认为相比欧洲，中国历史中没有“阶级”并非优势，反是不足。将西方文明中的积弊作为强国的必备要素，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中西文明差距时所产生的一种焦虑。但必须指出，此时人们对于“阶级”的用法并不稳定。梁启超在介绍斯密的《国富论》时曾写道：“各群中可分为三大阶级，一曰地主，食租者也，二曰劳力者，受庸者也，三曰资本家，享赢者也。”据此，梁启超也是第一个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阶级”一词的中国学者。可见“阶级”既可以是对同时代人群等级的划分，也可以是对历时性人群发展阶段的划分，前者是对传统社会等级之差的延续性理解，后者则是与进化论紧密结合的趋势性解读。不过，这种多义性的用法很快随着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而终结了。
三、日文译介后的“阶级”：贫富之差
目前，学界多认为“阶级”一词是由日本转译传入中国的。事实上，该词的传播并非单向的输出与接受。19世纪末，面对西方理论的入侵，东方学者往往通过“借用”与“创造”两种模式对新思想进行翻译和解读。这些新词汇的译介表现为三种状态：“只见于古代日语，而没有出现在古汉语中的由汉字组成的两个字的复合词”“古汉语原有的词汇被日语借用来‘意译’西方词语，这些日语词后来又返回到汉语当中，可是意义完全改变了”“与古汉语没有对等词的日语复合词” 。其中第二种“双程传播”的模式最为重要，“阶级”的含义正是由这种“双程传播”形成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已有关于社会主义系统而完整的介绍性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本文将选取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1899）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2）为研究材料。相比其他译著，这两部著作在当时均有多个中文译本。通过文本比较可以大致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译介“阶级”的情况。
在村井知至的表达中，“阶 级”是划分社会群体的名词，且有明显的对立二分的意味。文中使用了诸如“有力、无力”“贫、富”“资本家、劳动者”这样的定语。《翻译世界》作为第一个中译本在词语的译介上基本照搬了日文原文，并未深究该词的用法，“阶级”既可做名词，也可做状语，甚至也可以直接忽略。之后，罗大维译本在语义上更完整了一些，但也限于照搬和沿用的水平。在侯士绾的译本中已经开始力求厘清“阶级”在汉语中的多重语义。他认为“阶级”主要表达的是时空上的秩序差别，因此在翻译时做了一些调整。如用更宽泛的“人”来表示群体；或去“阶”留“级”表示社会分化；或用“等差”“分数”等含义更为明确的词语替换“阶级”。然而，对“阶级”的改译、意译并未成为当时中国译界的主流。在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的个中译本中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点，该文本中“阶级”概念被明确地运用于对现代社会两大对立群体的划分。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是基于《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撰写的。在几个译本的对照中可以确定，“阶级”一词在日语中的用法比较稳定，即基于经济地位对社会群体的横向划分，是由现代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除了以占有生产机关与否来区分资本家与劳动者两大阶级之外，还存在“中间阶级”的表达，中译本基本承袭了该词的使用。但要指出的是，在幸德秋水的原文中“阶级”的内涵也并不十分精准。例如，依然有“少数阶级”“贫富阶级”这样的用法，而当时的读者很难理解资本与财富的区别。基于对社会现象的一般理解，人们基本上把资本家等同于富有阶级，把劳动者等同于贫穷阶级。
经过日文译介后的“阶 级”概念具 有以下特点：首先，阶 级问题聚焦于经济领域，突出表现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群的分化；其次，“阶级”是对社会人群结构的共时性划分，是对“群体”一词的新表述；最后，区分“阶级”的标准还比较模糊，资本与财富混用，这一点在汉语中尤其明显。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留日中国人士中不断发酵，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与刚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即革命派之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在革命派的语境中，“阶级”的内涵十分繁杂，其使用主要是为了说明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首先，胡汉民提出了“政治的阶级”与“经济的阶级”两个概念。所谓政治的阶级对应的是封建等级，表现的是帝制下民权的不平等；所谓经济的阶级是近代社会主义讨论的主要对象。当前中国，只有通过民族革命（扑满）和土地国有，才能同时消灭两种阶级。而宋教仁则直接指出：“现世界之人类，得形成为二大阶级……即富绅与平民之二种也。” 朱执信则认为社会革命就是“阶级战争”“阶级竞争”，不同的阶级分别构成革命的主体与客体。当社会的贫富悬隔问题得到控制后，“则经济上无有阶级” 。梁启超对“阶级”概念的分析则多从资本主义生产角度入手。在《杂答某报》中他分析了阶级出现的历史原因，即机器大生产取代手工业，使得劳动者必须进入分工体系，成为雇佣工人，于是形成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两大阶级。梁氏基于帝国主义资本殖民的现状指出，一旦中国被外国资本侵占，中国社会只会被划分为两大阶级：“一曰食文明之利者，其人为外国人。一曰蒙文明之害者，其人为中国人而已。” 据此，梁启超委托吴仲遥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社会主义论》来厘清当前的社会主义思潮。然而，吴仲遥对“阶级”的用法与梁氏并不相同。文中的“阶级”皆与“贫富”连用，即以个人财富的多寡来作为区分标准，这一点与革命派并无不同。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将当前的阶级问题划归为经济问题。革命派更多地从分配角度去解读“阶级”，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通过相对受限的私有制和良好的分配制度来缓解贫富差距。而改良派则侧重于从生产角度来理解“阶级”，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求集中资本，实现富强，以对抗各资本主义帝国掀起的殖民浪潮。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采取的路径有所不同。相较之下，第三股社会主义思潮即无政府主义则更为激进，它要求废除国家机器，通过更广泛的社会革命来解决阶级问题。
四、“阶级”概念的批判性初现
在这场争论正酣之时，俄国爆发了推翻封建专制政权的革命。这一事件对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均有较大的影响。此前，已有虚无思潮在两国思想界发酵。1906年刚到日本的刘师培夫妇受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的启发，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了《天义》与《衡报》，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开端（下文简称天义派）。1907年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巴黎以《新世纪》为中心创建了第二个影响较大的海外无政府主义团体。这些革命者将“无政府”和“共产”作为反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通过对比两派的思想文本发现，东京无政府主义者对“阶级”问题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且影响较大。刘师培所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以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与托尔斯泰的学说为主，同时也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 。虽然刘氏等人并没有深入研究阶级斗争的产生与发展原理，但是却扩展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于“阶级”问题的思考。
天义派认为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是阶级社会，要破除此弊病必须“行种族、政治、经济、男女诸革命”。于是“阶级”由经济问题升格为社会问题。与同盟会相异，天义派否定国家政权，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这些思想也成为后来激进运动的重要主题。在天义派的阐述中阶级问题不仅被泛化，而且被赋予了浓厚的道德色彩。首先，在论述阶级的起源时，刘师培认为由于少数“最黠者，假神术以愚民”，才产生有特权的阶级，并逐渐发展成王族、贵族、官吏、资本家；其次，当今社会资本家道德败坏，“进网市利，退拥良畴，不耕而食，坐收其税，以奢淫相尚，以纵乐为生” 。可以说基本否定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再次，中国当前的资本家已与官、绅、士形成顽固的利益网络，“伪兴实业，以夺平民之利”，且“一切劳民均为资本阶级所役使”。虽然天义派对于当前社会的批判是广泛且尖锐的，但是刘师培的主张具有很深的反现代化倾向。例如，在《人类均力说》中，刘师培认为战国时期许行的“并耕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美好模板，“斥滕君厉民自养，即破坏阶级之谓也”。基于此，刘氏首次提出了以“普遍劳动”消除阶级差别的论断。事实上，以劳动为中心划分阶级是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共有特点，尤其是将手工劳动作为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在此之后，劳动更兼具了革命与教育的双重功能，甚至成为一种组织社会的原则。
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学界传播火热，但直到1911年中国本土才出现无政府主义活动。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相比天义派和新世纪派带有更多的激进色彩，他们高喊革命斗争，揭露阶级压迫。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眼光向下，关注底层疾苦。
刘师复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核心人物，他本人虽然早逝，但其个人的精神形象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影响极大，被称为“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就全身者是固一个模范革命实行家”。师复认为要划分阶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准：“凡不劳动而亦能生活者，谓之富贵阶级，申言之则地主、商业家、工厂主、官吏、议员、政客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必赖劳动而后能生活者，谓之劳动阶级，申言之则农人、手工家、工厂工人、苦力、雇役以及其他等等是也。” 基于此，师复指出“劳动家出其劳力或治农，或治工，其结果为农产或工业品”，“其用以生产之材料机器及土地，亦皆由劳动家所制造及垦辟，资本家无丝毫之力。”而资本家却“掠夺劳动家神圣之劳动所获得之结果”。如此，师复强化了“劳动神圣”的观念。之后，他又多次提及资本家“掠夺劳动力”的具体表现，并表明他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就是劳动阶级与富贵阶级战斗的主义。
与天义派一样，师复也谴责资本家，但重点在于突出其不劳而获的丑恶嘴脸，以此提升劳动者的形象和地位。据此，劳动者不再只是一个被同情，被救助的对象，而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积极群体，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师复对于不同类型的劳动有比较极端的看法。例如，他认为商贾、官吏、军人、律师、警察、娼妓、强盗等非生活所必须或有害社会的不正当职业，都应当随着社会进化而消失，这与他个人强烈的禁欲主义有关。同时，他也指出要实现“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则“人人当皆从事于劳动” 。基于对“劳动者”的热忱，1913年师复在广州成立了“决然俱乐部”作为工人活动的中心。1915年上海爆发了工人运动，师复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建议工人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师复去世后，他的团队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南部工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工会，宣传工团主义。1918年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第一个“劳动节”，并出版了第一本工人刊物《劳动杂志》。由此可见，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刘师复都是一位继往开来的贡献者。至此，“阶级”概念已经扩展到经济、政治甚至社会文化层面，并深入到了底层工人运动中。
五、结语
正如马克思本人评价自己对阶级理论的贡献：“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 “阶级”概念本身在西方语境中就存在各式各样的理解和诠释。同样在中国语境中，“阶级”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时也经过了内涵的迭代。“阶级”在古汉语中侧重强调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然而在现代语义中它却更多地指向一种社会的差异与失衡：等级之差、进化之差、贫富之差、劳动之差以及生产地位之差等等。这种内涵的反转正说明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的全面反思。可以说传统语境与现代语境共同构成了“阶级”概念的生成土壤。虽然阐释繁杂，但各派的“阶级”概念都有相似的价值取向，他们对于阶级问题的批判总是对照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平等”来抒发。这种“平等”更多地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均平”思想，如“贫富”“贵贱”等都是传统思想的固定表达。此外，无政府主义的劳动观念也不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劳动为主，反而更侧重于中国的传统农业劳动或手工劳动。可以说“思想的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 。正是在传统语义和现代思潮的交织中，“阶级”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政治术语。总得来说，日本的转译是“阶级”概念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但这种译介也仅仅是把该词固定在对社会群体结构的横向划分上。至于以何种标准理解这种分化差异，则要看中国内部的社会需求。
“阶级”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受到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左右，而且也受到了知识分子自身革命体验的影响。各派知识分子都有其固有的心态和直觉，他们会根据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取舍社会主义思想的片断，从而使“阶级”概念很容易进入他们的话语体系。同时，这种“直观的思维方法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深层次的考察和研究”，使得人们对“阶级”的科学认识迟迟未能形成。这种直观认识一旦出现就会用来支持它所诉说的意识形态，当“阶级”变成一种划分社会结构的标准，就会产生思想的指导性，并向人们暗示着一种或多种改变这种结构的行动。
不可否认新的概念工具，影响着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诠释以及改造过程。直到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理论开始活跃起来，“阶级”概念才被赋予高度的斗争性。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与批判以劳动与否，财富多寡来划分阶级的方法，深入探讨阶级之差背后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问题，进而重塑了中国的阶级话语。正是这两点奠定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含义，即“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而阶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斗争与革命。改革开放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已基本解体，但这种解体对于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并没有大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