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直面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面对各种突发和潜在的风险，尤其是面对严重的新冠疫情，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进行了有效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认知、制度、能力、科技和价值五个维度。学习习近平关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无疑对新时代科学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打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认知之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系统性把握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科学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首先要坚持系统观念。认知是对客观风险的主观认识，风险认知是风险沟通、风险治理的基础与前提，它决定了人们对风险的主观评定和判断，以及由此引发的态度和决策倾向。习近平关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在风险认知上的鲜明特点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原则和方法，即从事物发展的整体联系中来把握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一）对重大风险根源的系统性理解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总体性把握，首先体现在对风险根源的系统性理解。习近平指出，“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社会’”，面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现代社会风险根源于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正如波拉克所言，“不确定性总是伴随我们，它决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整体）中完全消除”。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在农业社会中，这种偶然性主要源于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陌生性。在现代社会中，人类虽然提高了驾驭自然的确定性，但是却从社会中释放了偶然性，从而产生了社会不确定性的风险。当今的风险和危害在本质上有别于工业化早期的风险，这是由于今天的威胁具有全局性（人、动物、植物），其起因是现代特有的。此外，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引发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等更大的风险。习近平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二）对重大风险议题的体系性把握
人性的一个弱点是“习惯于学习精确的东西，而不是从总体上把握”。而习近平强调，“坚持科学统筹，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20世纪后期以来，无数难以预测、不确定性、复杂化的综合风险对我们正常的进程构成冲击和挑战。习近平强调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涵盖各个领域，既有社会风险，也有自然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谋划国家安全体系，要树立“三个立足”原则，国家安全委员会结合国情建构了新的国家安全体系，是从总体体系上对重大风险防控议题进行建构的一次重要中国式实践。习近平提出总体性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实际上体现对重大风险议题体系化的总体性把握，对于重大风险议题在内容上更为全面、深入和具体。习近平对于重大风险的理解超越了传统风险议题的局限，从一般的、局部的、单一的、静止的、线性的“事件”“状态”与“能力”的理解上升为整体的、交织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关系”“结构”与“场域”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一起，重大风险的议题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或者单个国家的。从重大风险的议题来看，呈现出多层扩充和体系扩展的特征，这完全超越了工业化早期风险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近年来令公众担忧的生态风险、公共卫生风险、高科技风险、金融系统风险等已经具备新的特征。
（三）对重大风险发生的总体性应对
随着“流动的现代性”发展，风险的扩散速度的影响波及范围也前所未有，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重大风险迅速演化成为一种高度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具有累积性，而“全球危险导致有的风险逻辑被削弱乃至失效，这样就不再有可计算的风险，而只有难以控制的风险”。这种重大风险的不可计算性使得单一的应对很容易失效，或者说传统的风险控制逻辑受到根本质疑，因为如果强行控制不可控制之风险，可能会使风险更为严重。这种情况下，一种总体性的应对战略才可能是明智的选择。为此，习近平强调，“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习近平提出，“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是总体战”，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要注重“统筹各方面科研力量，提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体系化对抗”理念同样体现了总体性应对原则，其要旨是整合与协调。当然，这种总体性应对方略，并不是排斥具体的差异化策略，在打好总体战的同时，还要针对不同区域情况，完善差异化防控策略，这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总体性应对的辩证法。
二、制度之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制度支撑
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对抗风险的意蕴，恰当的制度有助于降低复杂系统中的协调成本，有助于限制并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冲突，还有助于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面对各种突发的、难以预料的风险，习近平特别强调，“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
（一）健全风险防控的领导制度
领导制度是制度运行的基础，制度的运作需要借助于集体行动的组织支持，因此，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党的领导是一项根本原则。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和协调。”正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中国才能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这一经验一再为历史所验证。习近平强调，“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这是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突出成效的一条重要经验，“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领导制度对于能力提升具有基础性意义，原因在于：领导制度统合了组织和制度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组织是制度基础，制度离不开组织的支持，离开组织的支持，制度的执行就成了一句空话。组织是各种资源的结合体，制度必须体现在组织中，组织是知识的仓库，制度是知识的链条。组织具有一定的目的，并在适当的时期内持续存在。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领导层以层级机制方式协调的。权威有效的领导制度是一种组织化的有力机制，在面对重大风险的紧急时刻，组织的领导动员对于集体有效行动至关重要。
（二）强化风险防控的法治保障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是一种由政府支持的制度系统，法治塑造制度，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都是法律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应对风险，是中国共产党的法治思维理论与应对风险理论的新结合。为应对重大风险，常态下的国家权力往往不够，于是，紧急状态下，为了获得更大的行动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权力必须扩展。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关键是制约权力。重大风险防控往往需要政府主导，但是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运用也容易失序，因此必须强调依法行政。中国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中，始终强调并坚持法治原则，使各项权力在法制范围内行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习近平强调，坚持依法防控风险：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立法。二是严格执法，依法作出慎重决定，严格依法实施预防控制措施。三是加强对危害卫生防疫行为的执法和司法工作。四是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五是加强疫情防控法律服务，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三）完善风险防控的各项具体制度
制度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或政体的结构性特征，制度是一个多结构要素，有效应对各种重大风险，除了整体的结构性制度，还需要完善各种交叉连接的具体制度。一是完善重大风险研判制度。收 集所有重大风险领域信息要及时、全面，要深入分析风险来源的原因，识别风险和研判风险形势，锚定风险点，形成 风险台账，切实“掌握风险隐患底数”“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二是完善决策风险评估制度。根据对主要风险点的调查，定期召开风险研究判断会议，预测风险趋势，确定风险性质，评估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风险研究和判断的情况，确定风险级别，启动应急预防和控制工作计划，落实应急预防和控制措施，同时，将风险研究和判断的情况通报给各相关单位，督促各单位部署预防和消除风险的准备工作，着力预防和化解风险的初期影响，“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三是强化风险防控责任制度。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对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严肃追究责任。
三、能力之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建设
加强能力建设是在风险的不确定性中追求确定性的最可靠方式。面对各种可能的突发风险，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做的是“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
（一）提高预防预警能力
“有预见的政府做两件根本的事情。它们使用少量的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它们在作出决定时，尽一切可能考虑到未来”，预防是防控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第一，要有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2018年1月，习近平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忧患意识本质是一种对复杂自然和复杂社会的敬畏心理，也就是对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种敬畏。丧失这种对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敬畏，将严重阻碍预警能力提升。第二，要善于运用矛盾的分析方法，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风险产生于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把握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律是提升预警能力的基础。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面对各种风险，领导干部“要有本领恐慌，树立新理念，掌握新方法，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势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当风险不可避免发生时，应急处置能力对于防范和化解风险至关重要。第一，要提高专业治理能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失误和无效，往往跟领导干部的综合治理能力不足有关。现代知识、专业分科越来越细致，但是风险的发生并不是根据知识的分科来发生的。作为领导干部，也许在某一领域是行家里手，但是越是居于高级别的职位，对于综合性的专业决策能力要求越高，因此习近平强调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第二，要提高应急决策能力。当风险离我们越近，我们选择的机会越少，我们就要越快做出决定。面对重大突发风险，应急管理决策应坚持“黄金时刻”和“事件现场”两大原则，领导干部“要及时发声指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领导干部“要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查暗访”。第三，要提高政策执行的行动力和协调力。当应对风险的政策得以制定，便能够立刻行动起 来，投入主要力量协调调动社会资源，精细化地全力推进政策落地实施，“坚持问题导向，分层级理清 影响落实的问题，一个一个去解决，把工作落到实处”，实时跟踪政策实施的进度和成效。同时，要重点警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对政策执行造成的阻滞和延误，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给基层增加负担。
（三）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在重大风险发生过程中，必然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从而引发大规模的舆论。对于公众舆论，既需要客观面对，又要进行正确引导。第一，要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及时向群众公开危机信息。公开透明，是舆论引导的一剂良药。重大风险发生后，面对危险，及时有效获取信息是公众的本能和必然需求，也是公众实现自我服务、提升自我防护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应及时向群众公开信息是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第二，要提升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有效引导能力。新闻传媒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需为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提供一种公共服务，又需对社会舆论、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塑造、引导和控制作用。习近平强调，“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公众舆论引导工作，要强化显政，坚定战胜疫情信心；把握主导，壮大网上正能量；占据主动，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四、科技之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技术赋能
科技是扩展人类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
（一）推进科技赋能精细治理
其一是科技赋能风险精准监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核心就在于赋能精准监测。面对疫情，习近平指出，要“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支撑疫情防控工作”。目前，我国独立移动通信用户渗透率达到82%，手机可与持机者的位置相关联。大数据还能做到可视化，并以APP的形式发布，公众可以实时查询、确认位置、追踪确诊病例。其二是科技赋能风险防控的精准决策。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方法从最初的“决策辅助”角色逐步提升到“决策支持”的高度。在金融风险防控上，凭借大数据技术可以获取全方位的数据信息，全面构建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科学决策。在疫情防控上，大数据系统可以收集有关流行病数据如流行任务部署、防疫控制、防疫监督机构，并通过多维数据的组合分析和判断流行数据，从而实现“一键知全局”“一图全感知”，最后协助指挥系统进行科学、高效的决策分析。其三是科技赋能风险治理的精细服务。基于大数据技术应用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能够提供更加及时的精细化管理和服务。大数据有助于优化紧缺医疗物资的生产组织和调度，例如，海尔开发的流行病医疗用品信息共享资源池平台，一方面连接了医院；另一方面，联系社区和企业，实现精准对接的防疫资源。
（二）加强科技赋能科研攻关
科技创新是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为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提供了战略支撑。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正经历越 来越多的风险和挑战，迫切需要应急科研攻关的及时有效支撑。习近平指出，“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要综合多学科力量加快科 研攻关”。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任重道远，“越是面对这种情况，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必须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的科 技供给。加强重大风险防控的科研攻关，需要建立健全应急科 研攻关机制，“要从体制机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新型举国体制”。其一，要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综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科研攻关，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其二，为了确保短时间内取得有效的成果，可能也需要同时布局多条技术路线，齐头并进。其三，加强平时科研积累和技术储备，健全应对重大风险的科研储备和支持体系。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厚植科学技术研究的根基。其四，加强科技赋能的安全监测。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在赋能国家安全治理的同时，本身蕴含着政治、社会和伦理的风险。因此，需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加快推 进相关立法工作。
（三）加速科技赋能创新发展
危中有机，化危为机，风险带来冲击和破坏，但是也会刺激科技的创新发展。这次疫情在带来伤害的同时，同样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企业需要“复工复产中要化危为机”，为了加速恢复建设，许多科技创新得以推进：一是在线技术赋能网上办公。“云复工”模式已经成为许多高科技企业的普遍做法。网上办公、灵活办公、网络办公等新模式 得以大规模推广应用。二是AI+大数据赋能复工复产。AI技术可以有效帮助企业完善防疫管理方案，识别防疫薄弱环节，将疫情爆发的风险降到最低。许多互联网公司，如百度、京东、腾讯等，依靠更复杂的捕 捉和精确的算法，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优化模型和升级体验，提高了准确性。三是智慧生产赋能企业创新转型。此疫情给那些劳动密集度高、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企业发展带来了挑战，但也给那些率先完成技术升级换代、有效实现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企业带来了机遇。
五、价值之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价值引领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行动是一个包含规则和价值的集合体，其中价值具有引领性意义。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核心价值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核心价值理念。第一，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为坚持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碰到任何风险，处理任何危机，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持保障生命权和健康权基本人权，任何时候都是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中国所做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二，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习近平强调，“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人民群众中获取化解风险的力量。这次抗击疫情，正因为各级党和政府坚持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组织号召群众参与，最终才在抗击疫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第三，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发展权。“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面对重大风险的危害，在保障人民生存权的基础上，还需要统筹保障人民的发展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离开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带来的危害将难以平复。
（二）以担当为使命
在风险社会中“没有风险共担就一事无成，真正的理性在于避免系统性毁灭”。“风险共担”这一价值理念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和整个社会的前提，也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价值理念。第一，风险担当在于勇于迎难而上。担当精神需要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存在”出发，确立为了人的共生共存的原则和目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现代“风险社会”，这种以“类存在”为根基的共生共存目标，才能为担当精神建立真正的价值基础。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只有基于“类存在”的价值支撑，才能推动危机时刻的迎难而上的行动。此刻，担当精神包含着勇敢品格和责任伦理，担当就是“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第二，担当在于主动积极作为。社会本质是人的行动的形式，基于“类存在”价值的担当精神，意味着不允许任何人作为旁观者，而是必须投入到行动的过程中。担当精神要求尽己所能去解决问题，去化解风险，化险为夷，在解决问题中服务人民群众，因此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第三，担当在于传递“中国温度”。现代风险社会还是一种“全球风险社会”，基于“类存在”价值的担当精神，在国际社会抗击风险中，须体现为国际担当。无论是对非洲埃博拉疫情，还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南北和南南合作，中国都在全球公共卫生与健康维护中，肩负大国职责、贡献蓬勃力量。
（三）以合作促善治
合作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价值理念，合作的本质是人类的共同行动，合作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共生共存和善治，合作的范围包括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从国内来看，需要加强风险防控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一是要加强部门协同合作。面对灾害，要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加强部门合作，“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自然灾害防治格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二是要重视政府和企业防控灾害的协同合作，为了防控风险，“要建立政府和企业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把企业掌握的大量网络安全信息用起来，龙头企业要带头参加这个机制”。三是地区之间的协同合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合作机制，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从国际范围来看，也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有效对抗各种风险。贝克曾经告诫，“现代化 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生态灾难或核泄露向来无视国界”。因此，合作是国际社会对抗重大风险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只有加强各国之间的对话、沟通，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加强科技交流与国际智库的合作，才能建立起有效抗击风险的国际合作机制。
六、结语
综上所述，习近平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认知、制度、能力、科技和价值五重维度。这五个维度是一个相互联系、互相依存、有机统一的整体，认知维度主要致力于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确立战略上的认识框架；制度维度主要致力于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提供根本的组织保证；能力维度主要致力于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提供有力的行动保障；科技维度主要致力于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价值维度主要致力于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合理的价值引领。这五个维度分别反映了新时代我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认知的科学性、制度的有效性、能力的基础性、科技的赋能性、价值的引领性，构成了习近平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基本逻辑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运用和有效整合这五个维度的力量，无疑对中国应对各种风险的挑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和强大的动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