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针对政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提出“防范政治风险”重大命题。2018年6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政治风险能力。”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他强调要防范化解包含政治风险在内的各领域重大风险。2019年6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要求“净化政治生态，及时清除两面人等政治隐患，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基于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内驶入新发展阶段的广袤视野，习近平从我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目标出发，高度重视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鉴于此，我们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政治风险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努力凝练政治风险的形成原因、演进特征和治理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进一步提质增效提供理论镜鉴。
一、政治风险的成因：新形势下国内外发展环境蕴含着诸多不确定性
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是指生产目的与劳动成果之间的不确定性，这既包含收益不确定性，也存在成本不确定性。政治风险则指政治预期与政治过程、政治结果之间可能的错配效应。当前，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国际体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肆虐的世界大变局。大变局可能预示着大发展大机遇，但也可能带来大变革大调整甚至大风险。“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国内外发展环境蕴含着不确定性成为政治风险萌生的重要原因。
（一）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所致的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
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10年有余，但世界仍处于元气未复的后危机时代。疲软黯淡的经济复苏形势和增长新动能的困乏缺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局面，导致世界发展充斥着难以估量的变数。“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大变局的诸多不确定性，成为催生政治风险的重要变量。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百年之变所蕴含的政治风险。从17世纪荷兰称雄世界到今天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在过去400多年里从未固定过，当前重心大有从欧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印度洋之势。但转向过程并非安静祥和，而是充斥博弈动荡，世界经济再次到了十字路口。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类风险加快积聚……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这一方面创造前所未有新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世所罕见新挑战。人类将走向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直接决定经济全球化乃至人类未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不可能独立于时代洪流外，而是深嵌国际经济政治网络中。我们应时刻注意防范世界经济格局百年之变传递的政治风险。
第二，国际权力秩序百年之变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大国博弈是国际关系史上常态，之所以难以避免，在于随着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各国都想在竞争中找到自己期望“安全”位置。国家博弈意味着国家制度、发展模式甚至意识形态全面竞争，它与一般产业竞争、贸易竞争、金融竞争有很大不同。当前美国发起的中美战略博弈正在上演。随着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特别是“一带一路”广泛布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形象顺势上行。而美国重返亚太并企图通过贸易战、技术制裁、地缘政治遏制我们正常发展步伐。这给全球带来诸多外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已由阴面转向明面，真切考验着我党在驾驭大国博弈问题上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
第三，全球治理体系百年之变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当今世界“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国家之间的信任、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信任正处于临界点”。在以“变”为鲜明特征的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社会除了面临严峻的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还被错综复杂的治理赤字所困扰。“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叙利亚乱局、《巴黎协定》难以落地、伊朗核协议突变等，无不是全球治理赤字的真实写照。这带来消极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高度互联互通，国际政治风险很容易蔓延传导至国内，与国内一些常态化矛盾碰头合流。若处理不慎，就可能酿成政治风险。
（二）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
当前，“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无论是动荡源还是风险点，事实上都给中国维护政治安全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
首先，单边主义泛起带来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全球范围单边主义沉渣泛起，是处在历史交汇期的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置国际公共利益不顾，凭借经济政治尤其是科技优势恣意对他国加征惩罚性关税、泛化国家安全审查等。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第一甚至唯一”国策，不仅是一种贸易政策，更是一种国家价值取向。这种短期利己、长期伤害所有人的政策，的确能够在短期内实现美国优先，但让全球陷入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忧先”深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单边主义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而非全球主义发展到顶峰的“钟摆现象”，严重扰乱全球基于市场竞争而形成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其负外部性日益凸现，给包含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这也成为诱发政治风险的一个肇因。
其次，民粹主义抬头带来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亟需升级的过渡阶段，以狭隘性、激进性、对抗性为核心特征的民粹主义运动重现世界舞台，成为一种短期内无法消除的国际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底层民众基于民生改善而发起的一种抗争运动，目的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其过程在多种力量介入下，又很容易蜕变为被投机政客裹挟利用的工具。二战后的世界史表明，民粹主义负面效应愈发突出，它加剧了普通民众盲目排外仇外的非理性心态。尽管中国社会没有民粹主义的传统，但随着包含民粹主义在内的多种全球非理性甚至激进思潮抬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愈发突出，给中国内政外交国防等也带来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变量。若处理不妥，很可能会破坏社会有机体、引发影响大局稳定的政治“并发症”。
最后，网络安全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网络安全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勒索病毒和信道瘫痪等，成为广大国家不同程度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也属于网络技术后发国家，在核心信息技术和关键网络安全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短板和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底层设施受控于人的局面尚未彻底扭转。在当前“唯快不破”的大变局时代，网络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关键变量，“网络安全己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若处理不好，它也可能成为诱发政治风险的动因。
（三）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所蕴含的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仍艰巨繁重。而且，中国越迈近世界舞台中央，就越处于国际博弈最前沿，各种显性隐性的外部封锁、恶意打压就可能越多。尽管我们依然处于重要而又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有些甚至是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复杂程度更高、难度更大，社会各界对公平公正的感知也更为敏感。特别是“大疫当前，百业艰难”，若应对不好，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引发难以料及的政治风险。
其一，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繁重任务与可能的政治风险。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改革开放伟业已进入第五个十年，取得的成就“当惊世界殊”，但也步入结构性问题多发、增长动力转换、社会矛盾交织的“不惑之年”。当前较为容易、皆大欢喜的增量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任务主要是如何在实现存量优化与增量再造的平衡中找到经济社会发展新始点。改革的经济本质是生产关系的重塑和升华，价值本质是个人（集团）相互利益的调适。相比触动灵魂，触动利益则更难。“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它们深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不少还高度复杂敏感，处理不慎很容易犯下难以弥补的重大错误，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政治风险源。
其二，保持发展大局的艰巨繁重任务与可能的政治风险。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金钥匙。尽管社会主要矛盾业已转化，不再强调“落后的社会生产”，但我们仍面临着“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硬核发展任务。放眼全球，无论是恐怖主义、移民难民还是街头政治、宗教纷争，实质根源上都是民生问题。任何时候民生和民心都是最大的政治变量。只有发展上去了，民生才能活、民心才能稳。“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和较大的下行压力，正经历着改革阵痛。”尽管这些都是一个大国成长进程中必然遇到的正常问题，但我们仍需高度警惕，注意防范化解发展大局中的某些变量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其三，保障稳定大势的艰巨繁重任务与可能的政治风险。处在关键发展阶段的我们，非常期盼基于规则和制度的社会稳定秩序。但中国毕竟正处于一个既充满机遇但又蕴含风险的爬坡转型阶段，很难完全隔绝来自多方面的变量和风险。当前“面临的风险也是多方面的，有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大风险”。这些风险有时是孤立存在的，但有时也会耦合联动；有的是关系到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还有的会影响到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外部安全；在发生几率上有的可能引起较大范围传导的“蝴蝶效应”，也有可能是概率极低但却真实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当然亦有大概率“灰犀牛”事件。它们无论是成因、过程还是后果都复杂多端，给我们维护政治安全带来了诸多变量。
二、政治风险的主要特征：隐蔽性、多源性、致命性和长期性
准确把握政治风险的特征至关重要。纵观世界史，从法兰西王国国王路易十六到苏联末位总统戈尔巴乔夫，从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到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他们都没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地洞察到愈演愈烈的政治风险，最后惨遭历史无情的淘汰。各种可能诱发重大变数、变故和变局的敏感因素都可能成为肇始政治风险的动因。政治风险在很多时候属于后发风险，主要特征如下：
（一）隐蔽性：一种非典型性风险
政治风险属于一个国家或政党集团的上层建筑风险，相比其他风险，往往具有隐蔽性特征，可谓危机链“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牌。它归根结底是系统性、全局性的制度风险，在平常时候隐遁很深甚至秘而不发，但在各种因素叠加、发酵到某个敏感阶段就会骤然而发。
一方面，政治风险在经济发展平稳阶段不易漏出苗头。经济和政治之间绝非并行不悖的独立单元，而是存在着微妙共生关系。经济发展平稳上行时期，政治风险暂时静默。当然，政治风险并未消失，它只是被其他正面利好积极因素暂时掩盖或对冲消解了。我们党向来强调慎终如始、居安思危。习近平多次谈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惨痛教训，毕竟他们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曾取得过骄人成就，但却忽视了包括意识形态垮塌在内的潜在政治风险。我们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时刻做到自警自觉。“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习近平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高度敏锐地注意到政治风险的隐蔽性。
另一方面，政治风险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却易积聚爆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风险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呈现。当前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影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扩散的不利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旦识别不及时或处理不慎，政治风险就可能骤然而至。当前和今后时期，“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政治风险属于高阶深层风险，一旦经济形势出现显性衰退，就易爆发。尽管中国经济基本盘稳、韧性强劲和回旋余地充足，但也容不得半点疏忽，毕竟“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没任何时期比现在更接近，也没有任何时期遇到现在这么多的挑战和困难”。习近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就在于他以纵深卓绝的历史思维，洞悉到政治风险具有从潜性存在到突然爆发的隐蔽性特征。
（二）多源性：多种风险耦合而致的高阶风险
多源性是政治风险的另一特征。所谓多源性是指政治风险的生成、演化是由多重因素或多个变量交织耦合而成。它属于上层风险，一般是滞后于其他风险而“最后一公里”爆发。事实上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风险的演进方向，最终都是关乎制度体系的政治风险，毕竟政治才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进行的“中央大脑”。对于政治风险的多源性，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的生成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单一因素因波及范围、影响程度囿于特定范围，不足以造成阶位更高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可能源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本身。可以说，凭借我们党自我革命的雄心壮志，完全有能力避免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但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仍需秉持高度的忧患意识、严谨的防患原则和科学的止患能力，因为政治风险除了具有承平时期静默不发的隐蔽性特征，也有因其他问题交织互动就可能随时登场的多源性特点。当前，“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习近平点明了政治风险的多源性。事实上，任何一个问题领域若处理不慎，都可能带来政治风险。我们应秉持高度清醒的审慎态度，毕竟政治风险的爆发从来都未必是政治运行本身出了问题，其他领域的危机同样能倒逼其发生。
因此，政治风险很容易受到其他领域风险“联动效应”、不同层次风险“叠加效应”、国外风险“倒灌效应”等深刻影响。政治风险在结果上属于交织耦合复合风险，它未必是政治因素直接造成，可能由其他风险波及传染而致。对此，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其他领域的“茶杯风暴”演变成政治领域的“滔天飓风”。
（三）致命性：涉及政治秩序、社会安定、国家稳定的根本性风险
相比其他风险，政治风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一旦由“小管涌”转成“大塌方”、由局部风险变成全局风险、由基层风险升为顶层风险，那么整个政治秩序、社会安定和国家稳定就会岌岌可危。它演进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具有可逆性，这种致命性后果可想而知。
其中，腐败现象和腐败后果是导致政治风险具有致命性的关键原因。“腐败是社会毒瘤，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政党腐败是导致政治风险滋生的直接因素。我党之所以史无前例地展开刚性反腐，本质上就是为了自觉防范潜在的政治风险，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定“执好政”、做好“主心骨”、当好“领路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腐败是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存在的共性问题，而非一国独有的政治现象。它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无关。二战后很多资深政党特别是苏共并没有逃过“历史周期律”诅咒，颇为悲壮地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我党作为一个自我革命型政党，也同样深知政权更替史上这种显性历史现象。从毛泽东“让人民监督就不敢懈怠”、邓小平“不惩治腐败就会在共产党内部出问题”、江泽民“脱离群众就会垮台”、胡锦涛“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不被淘汰”到习近平“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律”，我党就一直十分警醒因党内腐败而可能引发深层政治风险的重大问题。
总之，政治风险的致命性突出表现在它能造成亡党亡国的颠覆性后果。如果不事先防范化解在萌芽状态，最终可能失控脱缰。因此，“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政治风险一旦蓄积成势，就很容易积重难返，成为一个政党或国家的不可承受之重。
（四）长期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
风险是一种常态性存在，“遭受生产过程的风险，遭受自己的失败，这是任何生产过程都会遭受的风险”。风险只能提前防范或事中事后化解，不可能一劳永逸消除。政治风险同样遵循此律。这也是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以永恒持续的自我革命带动更广阔范围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
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大党，尽管我们有充分战略自信驾驭仍大有作为的历史机遇期，但前进道路面临各种风险也是广类别、跨领域、多层次的，甚至有些影响事业发展全局。这一点我们绝不能轻视更不能无视。它们有些是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也有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层次的，都是亟待攻坚克难的“硬骨头”，可能成为引发不同层次政治风险的关键变量。“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因此，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绝非运动式、周期式，而是长期的、常态的，毕竟应对政治风险本身是一个常做常新重大课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得到彻底解决。
三、政治风险的治理：政治权威、政治能力、政治纪律的有机统一
政治风险并不等同于政治危机，因为它是可以科学治理和有效管控的。如果防范化解得当，也能把风险压力及时转化为发展动力。政治风险的治理关键要以制度建设为总抓手，不断推进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应对政治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新形势下，“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政治风险能力”。政治风险治理重在基于底线思维、辩证思维和法治思维，来促进政治权威、政治能力和政治活力的有机统一。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治理政治风险的根本前提
政治风险能否真正产生政治后果，关键看该政治集团政治权威能否在风险爆发前后发挥“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领导中枢作用。切实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关键之关键，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核心地位。政治权威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用语，它实质上是讲如何确保“全党有领袖”“中央有核心”“全国有统一”，凝心聚力共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其一，全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决向党中央看齐，努力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强大合力。全党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并非今天才有的新提法，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在俄国革命初期，针对社会民主党党内组织涣散的严峻情况，列宁就主张建立“足够威信的和强有力的领导中心”。毛泽东也认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是我党的长期经验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度存在的领导弱化虚化、组织涣散无力、纪律松弛不彰等现象，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中央权威和重大决策贯彻到方方面面，做到方向一致、步调一致和预期一致。“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是全面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党中央看齐。在国家治理格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司其职、各扬其长，一盘大棋有条不紊地高效展开，才能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强大合力。
其二，增强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努力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磅礴伟力。“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小到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长期来看缺乏领导核心是很难实现繁荣稳定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确立核心、拥戴核心和维护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巨大政治勇气、强烈历史担当和卓越领袖品质，推动党和国家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赢得海内外的广泛赞誉。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打破了各自为政的涣散局面，形成了“船重千钧，掌舵一人”的领导格局，领航民族伟大复兴不断迈向新征程。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形成思想和行动高度自觉的统一整体，确保我们有效应对可能的政治风险。
其三，以制度建设来立威、升威、固威，努力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中外政治实践无不表明，没有领导核心的政党往往是幼稚不成熟的。然而，即使有了领导核心但缺乏刚性有力的规矩和制度去保障核心，则仍难以长久。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人有人伦。任何组织或个人，不管地位有多特殊、权力有多大，都决不能僭越党中央权威，否则就容易出现各打算盘的一片散沙，陷入循环无果的政治内耗。严明的政治纪律、清晰的政治规矩和刚性的法律制度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抓手。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领导干部，正是淡化了政治纪律、忽视了政治规矩去拉帮结派、行贿受贿，一步步滑向了罪恶深渊。面对一些腐化腐败、山头主义和非组织活动等影响党内团结和外在形象的恶劣行为，习近平明确要求，“要把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努力全面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这些管党治党新理念，本质上都是为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防范政治风险、确保党的长期执政提供重要保障。
（二）从政治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政治能力：治理政治风险的核心举措
如果说政治素质是党员干部第一素质，那么政治能力则是第一能力。在气象万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迫切需要“跳出问题看问题”的政治站位，在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多从政治上分析解决问题。“提高政治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此，做到两个方面尤为关键。
一方面，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首先，把握方向的能力就是要始终秉持坚定的政治方向，集中反映党的政治主张，与党中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保持高度一致，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各种西方自由化的错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把握大势的能力就是指通过练就政治慧眼、牢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就国际而言，领导干部要充分体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明显逆转、新一轮科技革命蛰伏积聚的总体态势；就国内而言，要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已进入新时代、处于历史交汇期，是富国迈向强国的关键阶段，努力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最后，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要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掌控全局、谋篇布局的能力，既高瞻远瞩又务实管用、既掌控全局又重点突出、既果断刚毅又风范高雅，吃透拿准党情国情世情、区情社情民情。总之，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领导干部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重大风险的能力。首先，提高辨别政治是非能力，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在关乎党安身立命之本的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任何弱化党的领导、曲解“四个意识”、背离“四个自信”、虚化“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做坚决斗争。正可谓“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其次，保持政治定力就是要领导干部“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眼前的复杂局面、困难挫折所困惑，而是以共产党人应有的远大理想来破解难题、赢得主动。能否保持足够的政治定力，关键要看有没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无畏状态，在经风雨、壮筋骨和长才干中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在应对复杂局面中提升临危不惊的处置能力。再次，要科学驾驭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政治局面，坚决维护好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调动各条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在全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最后，防范重大风险的能力就是指各级党员干部要不断地强化“防范风险前瞻布局”“化解风险精准有效”的综合能力，不断通过系统化制度安排来构筑务实管用的政治“护城河”和“免疫墙”。
（三）严密严明的政治纪律：治理政治风险的刚性保障
政治纪律是一种在党内发挥聚同化异作用的刚性约束，是确保全党在政治道路、政治方向和政治行动上同频共振的总体规制。强化政治纪律是维护党中央政治权威和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关键举措。强化政治纪律有助于维护党中央政治权威、防范顶层政治风险。古训道：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松松垮垮的政党，很难走得远。政治纪律是首位的管总的党内规章制度。我党作为一个数量比德国总人口还要多的世界第一大党，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确保领导有力而非疲软松散、团结一致而非各立山头、同心同德而非貌合神离。这一切则是以刚性严谨的政治纪律为保障基础的。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通过严明的政治纪律来防止多重风险特别是处于上层建筑顶端的政治风险。
强化政治纪律是提升政治能力、应对政治风险的刚性保障。政治能力没有“当前最好”却只有“未来更好”。正因如此，就需要具有约束和激励双重效能的政治纪律来保障，否则就容易出现创造性不彰的“太平官”“平庸官”“无为官”。我党作为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就应该进一步探寻长期执政背后永葆活力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当前一些地方、职能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做事”“宁愿不上榜，也要不冒头”的负能量为官心态。显然这与新时代亟需党员干部允公允能、廉洁高效、只争朝夕的政治能力不相匹配。因此，仅仅有朴素圆润的政德教育是不够的，一方面需要信仰信念信心的高位价值引领，另一方面更需要刚性的政治纪律约束。具体而言就是要不断“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有效结合起来，通过威严神圣、执行有力、奖罚分明的政治纪律来铸造“功成不必在我”的崇高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切实防范化解政治风险。
总之，在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下，我们既要有防范政治风险的警觉和先手，也要有化解政治风险的智慧和高招。毛泽东曾讲：“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习近平则指出：“对困难和挑战、阻力和变数，我们既不能遮掩回避、视而不见，也不能惊慌失措、乱了阵脚。”只要我们胸怀“两个大局”、推进“两个革命”、敢于善于斗争、坚决克服本领恐慌、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就一定能够切实防范化解各种政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