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这一概念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关键命题，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范畴、新表达。习近平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大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进一步的战略部署与顶层设计，明确提出了“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要求。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有效解决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深层次矛盾、关键性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民族复兴征程中通过良好党内政治生态引领带动整个社会政治生态和政风民风根本好转的战略要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提出和实践，意味着党对自身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又一次理论和实践升华，是党的执政视野更加宽阔、执政理念更为科学、执政实践更加成熟的显著标志，也为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更加宏观更加明确的目标指向。深化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学理探讨，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理论参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科学内涵
    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课题，近年来，党内政治生态研究受到了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彰显出党内政治生态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尤其是在中央重要文献正式提出“党内政治生态”以来，该问题显然已经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领域的焦点议题。理论界围绕党内政治生态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探讨，但在“政治生态”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层面，理论界尚未形成广泛认可的权威性界定。很多定义只是对党内政治生态某一层面、某一侧面、某种特征的描述和概括，比如学界常用“总和”、“集中体现”、“综合反映”等描述性词汇来理解党内政治生态，而这只能作为对党内政治生态现象层面的某种认识和某种理解，但在学理性、普遍性和抽象性角度存在着明显不足，并不能反映党内政治生态的内在特质与科学内涵。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理论创新与实践历程为依据，试图以理论分析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视角，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历史与理论两个维度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内涵等基础理论进行探析。
    事实上，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政治生态”从政党组织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存在，并且伴随着政党组织诞生、发展、演变过程的始终，对政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功能，即“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既然“政治生态”一直伴随组织的存在而存在，那么这一概念为何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的时候才明确提出来，并且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许多重大场合的反复强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生态”一词诞生相对较晚，而更是到上世纪末才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学”（Ecology）的创立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二十世纪中叶哈佛大学的J·高斯和夏威夷大学的F·W·雷格斯将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运用到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于上世纪末才逐渐运用到了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并由此陆续诞生出许多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新兴交叉学科，例如将生态学运用到文化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文化生态”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学研究领域，产生了“社会生态学”的分支学科；运用到商业运营与金融领域，诞生了“金融生态”的概念；运用到研究以人类为中心的城市系统结构，则诞生出了“城市生态学”的研究领域等等。“政治生态”正是将人类政治活动纳入到生态学视野并进行思考和研究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台湾学者彭文贤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生态学引入行政领域，于1988年出版了《行政生态学》一书。随着应用生态学的不断发展，这一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逐渐进入到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在内地最早将生态科学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王沪宁，他于1989年出版的《行政生态分析》一书，开启了国内对该问题研究的先河。除此之外，当代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还有王邦佐、刘京希、夏美武等学者。
    在政治生态学视阈下，“政治生态就是政治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交互中所形成和显示出的整体状态。”政治生态是社会政治生活状况、政治行为环境和政治发展态势的集中体现，是政治行为主体、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等方面的综合反映。政治生态学则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学问”。党内政治生态与政治生态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等方面是有所区别的。政治生态学理论主要侧重于运用生态理论和生态科学分析研究政治行为主体与政治发展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社会政治生活所呈现出的综合状态，即政治生态理论把人类社会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政治环境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试图运用系统思维方法、生态理论和生态智慧来分析政治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及与系统外部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机制，从而模拟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力图为政治生态系统实现动态平衡、稳定有序、良性运转注入生态智慧和系统思维。
    政党政治生态研究主要以政党组织作为研究坐标，是运用生态理论和系统科学来研究政党组织系统之间以及政党成员与政党组织环境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政党组织运行的政治环境和整体状态。从学科属性的角度来看，党内政治生态属于党的建设学科，而政治生态学理论则属于政治学理论学科。显然，本文所关注的党内政治生态指的是党史党建学科内的研究命题。中央重要文献所强调的政治生态也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主要是指党员干部之间以及党员干部与各级党组织之间在长期政治生活中交互作用形成的党内政治环境和整体状态。总体而言，党内政治生态是集政治行为主体、政治环境、政党文化、纪律规矩、制度体系于一体的生态显现和状态反映，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与政治本色、党内风气和工作作风、从政环境和廉洁状况、党内制度法规体系建设状况及运转效能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和系统呈现，也是政党发展和政党建设系统化的软性环境和柔性空间。党内政治生态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状态呈现与表现形式，也蕴藏着某种鲜明的价值导向和组织氛围，而此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相对稳态化的形式对其生命个体产生持续的柔性引导效应。在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中，党内健康力量就会得到巩固和上升，党的事业则得到繁荣发展；反之，在恶劣的党内政治生态中，党内消极力量就会占据上风，党的事业则遭受损失。党内政治生态不仅深刻影响党的建设的总体效果，而且关乎党的形象的优化、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的生成，正如习近平所讲，“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战略任务的提出是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指出，“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这些重要论断指明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所具有的基础性与根本性作用，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上升到了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和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党史视阈下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探源
    在党的历史上，历届共产党人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并使用“党内政治生态”这一概念，但当我们将视野追溯到党的九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会发现在党的领导讲话和党的重要文献中广泛存在着具有浓厚政治生态意蕴的命题和表述，蕴涵着许多扭转党内不良状态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理论素材和思想资源。
    第一，关于造成一个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重要思想。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局面”原指棋局上所下棋子的形势，后来比喻事态和事物发展的态势，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本质上就是指一个充满生机、精神昂扬、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生态，显然与当前中央强调的“政治生态”的内涵有着很高的契合度。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着个体与集体相一致、自由与约束相统一、组织意志和个人意志相协调的浓厚辩证思维特征，对于我们当前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极大的思想启示。邓小平也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的重要意义。
    第二，在党内营造浓厚政治空气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曾指出，“需要一种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该继续下去。”“空气”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组织氛围和组织倾向，亦属于“党内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之一。1952年，周恩来同志指出，“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张闻天曾强调了具备一种良好的“空气”和“环境”对于一个执政党的特殊重要性，他指出，“领导要造就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政治空气”不同于已成文的党内法规、可表现的党内作风、强约束的党内制度，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讯息、可感知，本质上是一种在党内无时无刻不发挥着巨大的引导威力和教化功能的隐形倾向和柔性约束。
    第三，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造就一个稳定政治形势和状态的思想。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1982年党和国家面临机构臃肿、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低的状况，邓小平发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这确实是难以为继的状态……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邓小平用“状况”、“状态”、“政治形势”等词来概括党当时面临的整体状态，在概念表述上已相当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内涵。
    第四，创造一个稳定有序、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的思想。早在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中就认识到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邓小平曾指出，“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明确了具备一个稳定政治环境对于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意义。江泽民也曾指出，“决不能让腐败行为有‘宽松的环境’，决不能让腐败分子为所欲为、逍遥法外。”此处的“宽松的环境”意指滋生腐败行为的文化土壤、制度环境和政治氛围等，属于党内政治生态的近义用语。胡锦涛指出要“强化组织功能，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浓厚党内生活的原则空气，坚决反对好人主义”，“着力树立公道正派、真抓实干、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良好形象，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环境”。这里的“党内原则空气”、“风清气正环境”均属于党内政治生态范畴，这类论述已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生态思想意蕴，并包含着通过思想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精神要义。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也正式提出了“政治生态”这一命题。在许多重要文献的相关论述中，出现过多次诸如“政治局面”、“政治空气”、“政治环境”、“政治气氛”、“政治形势”、“政治微生物”、“状况”、“状态”、“风气”、“空气”、“土壤”等命题和表述。从学理意义上看，这些命题和表述均属于党内政治生态不同子系统的核心构成要素，围绕这些命题的诸多论述也对“党内政治生态”概念的正式提出提供了思想萌芽和理论渊源。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观念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不断创新以及党内政治生态取得的卓著治理成效，共同催生了“政治生态”这一重要命题，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理论的集成与创新。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
    党内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又与其不完全相同，两者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就相似性而言，两者都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概念，有着系统性和开放性的系统特征。此外，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因其存在强烈的价值流动和文化氛围，因而，它还具有显著的导向性特征。
    （一）导向性
    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了群体的一般特征，他认为，“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党内政治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由党员干部及各级党组织组成的群体性集合体，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或者每一个基层组织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在一定的群体环境、组织氛围、群体偏好中存续的社会存在，每个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在其中都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这种群体性特征一旦形成，则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着每一个群体成员的思维动机和行为倾向，使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某种强烈的导向性，“政治生态的好坏主要通过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问题和工作作风来体现，政治生态散发出来的信息和导向具有强烈的引导作用。”这种导向广泛而深刻地体现在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级，对党内政治生态各行为主体构成了无影无踪而又威力巨大的引导机制，这一引导机制不仅无形地形塑着每一个行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每个行为个体的沟通手段和行为方式。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倾向在自觉不自觉中受到其统摄、制约和影响，不仅体现在价值观、思维、精神等理念层面的导向，而且体现在用人、政绩、工作等实践层面的导向。
    （二）系统性
    著名生物科学家贝塔朗菲在生物机体论的基础上概括并发展了机体论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基本观点，概括了现代系统论的三个基本特征，即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层级性。作为一个系统概念，对党内政治生态研究也应秉持系统分析的科学方法，在一般系统视角下，党内政治生态同样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整体性。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形成整体态势”是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提出的基本要求和衡量标准。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分为生命系统要素、环境系统要素、行为系统要素和价值系统要素，各个构成系统要素又包含若干子系统要素，这些多元共存的系统要素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构成细胞、重要单元和分析要件，相互之间构成一个紧密联系、交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党内政治生态系统诸构成要素并非诸多单元和要件之间的简单组合和任意叠加，而是存在着相互之间联系、沟通、制约、互动的作用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各个层级的系统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整体生态系统状态才能得以形成。作为整体的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时刻发生着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物质循环以及观念融合，由此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整体状态和发展态势。这种整体性特征也使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换言之，实现政治生态状态的整体改善和优化不是即时性的，政治生态受到恶化相对容易，而要得到修复和净化，则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理过程，正如习近平所讲，“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整体性特征要求党内政治生态需要坚持综合与协同的治理原则和方法，汇聚各方协同的治理合力，取得整体优化的治理成效，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二是动态平衡性。动态平衡性指的是党内政治生态各种构成要素在系统运动过程中，旧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又通过要素协调和结构重组，使系统趋向并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循环往复，运动不息，体现了“运动中的平衡”和“平衡中的运动”的辩证统一过程。党内政治生态生成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性产物，党内政治生态状况是随着社会政治环境和时代条件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着新的动态调整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从系统要素结构角度来看，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生态圈和生态链上的任意环节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相应系统的联动效应和连锁反应，如果各个系统环节之间联系密切，系统功能发挥正常，整个系统在突破旧的平衡时又能及时趋向新的平衡，这时政治生态系统循环就会得到良性运转和良性循环，否则政治生态系统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命题，以高度的使命担当、除恶务尽的坚定决心、坚决有力的制度举措和驰而不息的战略定力协同推进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和重构。使党内风气大大改善，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内政治生态因全面从严治党而得到了整体净化和系统优化，实现了从“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的转变，反腐败斗争实现了从“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再到“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飞跃，生动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动态平衡性特征，也彰显了我们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
    三是层级性。生态学的层次观认为，每一生态体系具有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都有各自的结构功能特征，高级层次的结构和功能是由低级层次的结构和功能发展而来的。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结构，党内政治生态具有多层级的结构性特点，各个系统层级间时刻发生着内外互动、上下交错、纵横交流的作用机制，有着相互结合的存在方式即结构特质。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作为系统整体意义上的党内政治生态大系统，即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在宏观意义和整体意义上的政治生态状况；第二层级是将大系统划分为党内政治生态主体系统、环境系统、价值系统、行为系统四个子系统，每一子系统都有各自的系统结构和构成要素，由此对党内政治生态大系统发挥着相应的系统功能；第三层次是由各个子系统内部核心要素构成的次级子系统，这些次级子系统的属性、功能和状态影响和制约着党内政治生态大系统和各子系统的状况。同时，党内政治生态的层级性还体现在中央党内政治生态与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不同地区与不同单位党内政治生态以及党内政治生态不同系统要素之间的层级性等。层级性特征意味着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结构和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党内政治生态系统要素所处的不同层级意味着其所处的不同生态位，即意味着其所具有的不同形态、性质和功能，遵循着不同的演化规律，有的构成要素对系统整体而言发挥着主导和决定的功能，有的则仅起到次要和影响的作用。深入把握党内政治生态的层级性，有助于更为清晰地考察不同层级政治生态状况的生态位、发生域、交流场，深刻理解和把握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性态势，也有助于以更具针对性的举措来调适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各个系统层级的系统功能和整体状况。
    （三）开放性
    保持系统的开放是政治生态系统保持生命活力的内在要求。在开放的体系中，系统内部能够及时快速地接收掌握到系统外部发出的信号和能量（系统输入过程），并及时地对这些信号和能量进行甄别、吸纳、决策和反馈（系统转换和输出过程），在对环境的灵敏迅捷反应中再过渡到下一层次的系统输入，从而持续增强系统运行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依此循环往复，形成良性运行状态。由于党内政治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环境处于互动交流的关系之中，因而它始终处在与特定时代场域、社会政治环境同步发展、相互融通的状态之下。在与外部环境的良性沟通中，准确把握着社会发展的脉搏，精准洞悉并持续满足社会政治环境对自身系统提出的合法要求，也因而获得社会政治环境的大力支持。处于与内外部环境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关系之中的开放性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其主体行为不断得到调节，内在结构和系统要素因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试和优化，使系统功能得以持续更新和升级，从而使系统运行保持蓬勃生机活力；处于与内外环境良性沟通中的政治生态系统，作为系统输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实施起来也更有效率，从而使整体系统更容易获得社会拥护而不断增进系统运转的平衡性、稳定性和合法性。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强化外力推动，坚持真开门、开大门，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诚恳请群众评判”，这一要求是坚持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开放性原则的生动体现。开放性特征要求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必须自觉接受包括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在内的外部监督，积极回应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提出的利益诉求和愿望要求，通过强化内部治理不断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以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转和良性运行确保党的执政长期稳固。
    四、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
    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周围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各组成要素间借助物种流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流动，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调节功能的复合体。生态系统要素与结构是系统功能内在的根据和基础，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党内政治生态也是一个包括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环境系统、价值系统和行为系统的四个核心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和结合方式，也就是它的内在结构。这种结构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的一种结构化系统性特质，“这种特质是从不同客体所构成的安排中所抽象出来的。”党内政治生态大系统由以上四个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又包括内部子系统，各子系统不仅有自身的系统结构和要素功能，而且它们之间时刻发生着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物质循环以及观念融合，由此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整体状态和发展态势。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生命系统
    生命要素是一个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核心能动主体，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演化变迁的重要动力源泉。在哲学上一般指人，或者以人为构成元素组成的团体、集团、党派、阶层、阶级等。党内政治生态的生命系统主要指的是党内政治生态的行为主体，主要分为个体行为主体和组织行为主体两个方面，即是由全体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的组织构成的综合统一体。从本质属性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阶级性、先进性和斗争性三个基本方面，同时也具有作为个体与组织不同维度的特有属性。在个体行为主体维度上，主要是以人作为分析单元，包括普通党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领袖以及党务工作者等行为主体。一般来说，作为个体的人具有三大属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员主要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其本质属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属性上，具体来说包括党员的阶级性、先进性和政治本色等方面，共产党员对其本质属性的体现程度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的整体质量。在组织行为主体维度上，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可分为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的领导机关的派出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小组五大类，党的中央组织又分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四类，党的地方组织包括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由工作委员会和党组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派出机关。党的组织体系的本质属性集中体现在它的组织特性上，政党的组织特性是政党建构方式、内部权力配置、行动逻辑、运行状况和办事效率的集中表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一个组织特性严整的政党，党的中央、地方、基层组织体系严密健全，党的组织结构内部信息传递顺畅快捷，各级组织纪律十分严明，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具有阶级性、战斗性和严整性的本质属性。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环境系统
    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指出：“我们在分析意义上可以成功地把政治生活独立成一个系统，就此而言，显然在使用的意义上，不能把系统说成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必须把它看作是处于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包围之中。”环境是系统存在与演化的环境场域与生成土壤，任何系统都不可能缺少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党内政治生态是一个开放系统，它生成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传统、历史土壤之中，与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必然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机制，并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交流。一系列子系统赖以存续和发生关联的一切环境要素的总和构成了党内政治生态的环境系统，主要是指生命系统在党内政治生态演化变迁过程中赖以生存、发展和变化的内外部环境的综合。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这里的“大气候”与“小气候”就是指涉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系统的不同层级。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系统也称党内政治生态圈，大体上可以分为内圈和外圈，内圈又称党内政治生态圈，是指政治生态系统运行的内生性环境要素，而这一内生性环境要素又可以分为大环境与小环境，大环境就是组织层面的环境要素，小环境就是个体层面的环境要素，内圈要素的大小环境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个体层面主要包括工作作风、个人习气、务实精神和精神面貌，在组织层面主要包括政党内部的官场风气、党内文化氛围、从政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外圈又称党外政治生态圈，是指引发和促使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演化变迁的外生性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国家政权系统政治生态状况、社会风气及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系统的内圈与外圈一方面是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圈决定和辐射外圈，外圈影响和制约内圈；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是执政和领导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系统中枢与领导核心，党内政治生态内圈系统对外圈系统更具主导意义的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正所谓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系统
    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主要基点是组织的价值模式。价值模式决定系统对其所在情境采取的基本取向，因而指导个人的参与活动。他还认为，除了使目标类型及其高于一切的地位合法化外，还会使各种相当具体的子目标和运行程序合法化，以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政党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阶级属性的政治组织，有着自己的强烈意识形态偏好和价值导向，而这些意识形态偏好和价值导向总和就构成了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系统，它是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重要子系统之一，是政治生态系统的系统灵魂和价值遵循。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价值系统主要包括组织层面的政党宗旨、政党文化、政党伦理、执政理念、民主法治精神以及个体层面的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政治信仰、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修养等。一方面，政党正是通过宣扬和彰显自己的价值系统，维护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的健康纯洁，保持生命系统本质属性的合规定性和行为表现的合宜性，保证政治生态系统沿着既定方向正确进化发展，防止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发生属性变异与进化偏离；另一方面，借由价值系统的充分显化，为自己的执政实践和执政目标增进合法性来源，从政党所处执政环境中充分获取拥护政党系统正常运行的合法性资源和社会支持力量。
    （四）党内政治生态的行为系统
    对于一个自然生态系统而言，物种的行为是其适应生态环境的主要手段，物种行为的进化与适应对于生态系统有着特殊的意义。自然生态通过生产、消费、分解等系统行为构成一条条紧密相连的生态链，成为系统要素相互作用的联系机制和系统演化变迁及系统功能发挥的有效载体。党内政治生态行为系统是指主体系统在环境系统和价值系统的双重影响和制约下所表现出的一切行为趋向和实际作为的综合。行为系统是政治生态系统实现进化变迁和系统升级的主要途径和系统联动机制。党内政治生态行为系统大体由行为表现要素和行为规范要素两个子系统构成。在行为表现要素方面的个体维度上，主要体现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状况、先锋引领、办事效率及专业素质，在行为集体维度上，主要体现为组织的战斗堡垒、效能发挥、清廉状况、协调水平、服务水平等。在行为规范方面，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进化行为不是随意和混乱的，而是具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体系来保证主体行为的规范与合宜，这些核心要素包括党的章程、党的纲领、严明的党内纪律和规矩、刚性的党内制度体系及党内行为规范准则与条例等严密的党内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