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的重大命题。党的群众组织力，其逻辑隐含在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并受一定的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路径，应当从一定的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所隐含的逻辑中予以考察，才能够得到科学而又透彻的揭示。
一、谁、何时又如何能够组织群众：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对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解释效度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党按照一定的目标要求将一定范围的群众组织起来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所显示出来的作用力。当然，就现代政党而言，任何一个政党都具有一定的群众组织力，否则就无以产生和成长。一般来说，不同的政党，其组织力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而同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群众组织力也不完全是一样的。这可以从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解释。
第一，党的群众组织力产生、运作的现实基础是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党兴起是现代民主政府的重要标志，离开了政党运作，现代国家的政府过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政党首先谋求的是国家政权的掌控以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但是政党为了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又必然诉诸于社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特指出：“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改变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这样，政党一方面运作于国家之中，另一方面又努力植根于社会之中，正是此种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政党活动的基本环境。正如林尚立所指出的，“政党既是社会自主参与国家生活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以民主的方式运作国家制度的内在要求。任何掌握政权的政党都必然同时维系着国家与社会，由此形成的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执政党活动的现实基础。”因而，一个政党，不管其性质如何，政治纲领如何，其一切政治活动必然受制于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必然以此为其活动的现实基础，党的群众组织力也不例外。
第二，不同政党之间的群众组织力的差异及其变迁发展应该在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得到说明。就政党发展的大历史来说，中国共产党承继了列宁的建党原则，强大的组织能力是其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如此看来，党的群众组织力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几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亨廷顿注意到了这种独特的组织力在中国革命中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就以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而独树一帜……他们的特长是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动员民众加入他们的组织。”亨廷顿这里的论述是十分中肯的。对于组织力相对散漫的西方政党来说，中国共产党这种强有力的群众组织力是其望尘莫及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现代西方政党的兴起条件有二：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立，这使分化的社会利益实现需要一个政党组织为其利益代表；二是大众民主和宪政的确立，政党从精英政党向群众型政党的转变促使政党面向社会展开合法的生存竞争成为必要和可能。萨托利说，“政党只能是人民和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是对西方政党所承担角色的一种界定，也反映了西方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郑永年所指出的，“政党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把社会的要求传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替政府落实政策，把政府的意图传达给人民。”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另一种情形：一是大众民主和宪政的缺失，这使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处于一种对立之中，无法通过合法途径生存发展；二是社会的自主性十分衰弱并受着国家的压制，这为共产党组织群众反抗国家提供了条件。在这种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下，共产党必须尽一切努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否则不仅自己的生存无法保障，而且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无从谈起。而对西方政党来说，政党与国家（西方的反对党只是作为反对现有的政府而非体制的国家而存在的）不是对抗的关系，与社会也不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一旦有可能，西方的政党就用不着去组织社会，在选举结束之后，政党在基层社会往往处于休眠状态，甚至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党与国家结盟而与社会保持一种疏离，70年代以后出现的卡特尔政党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党的群众组织力形成过程中主体动力的激发、技术手段的运用最终都受到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约。组织力具有汇集性与放大性两个基本的特点，可以将单个的力量汇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又可以通过组织起来让单个的力量成倍地增大，实现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效果。但要达到如此的效果，离不开一定的要素结构化的组合。任何一种组织力都包括组织力的主体、组织力的作用对象、组织力的技术手段等要素，通过这些要素的有机整合才能够形成组织力，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体动力的激发以及组织力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就群众组织力的主体动力而言，由于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被旧的国家机器所容忍，从而形成了与社会共生共存以反对现存国家政权的一种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就使得共产党有着巨大的内在动力去组织群众，汇合成党领导下的浩浩荡荡的与反动政府作斗争的力量。更由于党与社会的共生共存关系，又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融合到基层社会之中，激发起强大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群众组织力所形成的技术手段而言，在革命时代，党与国家、党与社会的关系也决定了共产党无法从国家中汲取合法的政治资源进行社会动员，只能回应社会的需求从社会本身中汲取组织资源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徐勇指出当年共产党组织群众赢得基层社会，依靠的两大措施就是改善民生和民主参与。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当年共产党用以组织群众的技术手段的主要来源，体现了当时的党与国家、党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十分精当的。
二、群众组织力的类型学：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中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形成逻辑
从世界范围的历史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所不同，从而使得政党的群众组织力随之发生区分。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由于存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党、国家与社会关系也有所不同，党的群众组织力也随之产生差异。政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类型学，体现了不同的党、国家与社会关系下党对基层群众组织动员的逻辑。
（一）两种组织力：中西政党的分野
可以区分为动员工具型群众组织力以及使命引领型群众组织力，前者为西方政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指称，后者为以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组织力的概括。
所谓动员工具性的群众组织力，是指基于利用群众的目的把群众组织起来所显示的能力，这是西方政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基本概括。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松散交易性，政党之所以把群众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在政党选举竞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是出于政党自身在竞选中胜出的需要，而群众之所以对政党的动员予以响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党的承诺所可能带来的利好，双方并没有紧密的联系，组织群众在这里主要成为政党竞选的一种交易性质的可资利用工具；二是动员活动性，即是组织群众的手段主要采取领袖演讲、群众集会、党员积极分子或者党务志愿者的街头游说等方式，动员群众投本党候选人的票，并不注重结构化的群众组织建设；三是实用主义的非常态化特点，这种对于群众的组织往往围绕选战而展开，一旦选举结束，对于群众的组织活动似乎就告一段落，西方政党的基层活动在大选结束后常常处于沉寂状态就颇能说明问题。
西方政党的群众组织力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动员工具型的呢？这是由于其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制约的结果。邓正来认为曾经存在两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一种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另一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如此看来，西方政党主要地是在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中生长而成的。西方最初的政党产生运作于议会之内，属于精英型政党，政党与国家紧密联系，其选举权尚未普及，政党没有基层组织，与社会处于疏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很难也没有必要去深入基层社会，进行群众的动员组织工作，政党的群众组织力是谈不上的。随着大众民主的确立和宪政的发展，政党逐渐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政党向社会前进，纷纷在基层建立基层政党组织，进行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但是市民社会高度自主性的情况下，西方政党进入社会主要以解决选民的政党认同为目的，不可能进行结构化的社会整合，充其量不过是在组织动员群众中解决政党与社会的各自所需，组织群众是为我所用，对群众的动员组织呈现明显的松散型、交易性、非常态化的特征。一旦政党与国家结盟形成卡特尔型政党，此时政党得到国家的大量财政等方面的支持，政党公职人员与国家高度同合，政党甚至不愿再像原来那样进入基层动员组织群众，其工具性就更加明显。
所谓使命引领型群众组织力，是指基于使命担当的立场和政治领导的责任将群众组织起来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力，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类型概括。使命引领型的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特征有：一是有强烈的使命自觉。党之所以深入基层社会首先是出于一种为群众谋利益和为民族谋复兴的神圣光荣的使命目标，群众不是可资利用的工具，实现群众的幸福是组织群众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二是坚持党对社会的领导。为了组织群众，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必须服务基层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但与西方政党仅仅流于表面上讨好群众的做法不一样的是，党在组织群众中要体现党对社会的领导，引领前进的方向，成为群众的主心骨，这是西方政党所不可能具有的内容。三是有严密的结构化组织作为支撑。党将群众组织起来不仅限于各种活动，更主要的是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建立具有各种功能的组织，形成结构化的组织网络，从而实现组织力大于个人力量之和的效果。
相对于西方政党，中国共产党这种新型的群众组织力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是西方政党实用主义的群众组织力所不可比拟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意识作为现存国家的反对者而来到世间的，它的根深深植入基层社会，在群众中汲取成长的力量，领导人民群众推翻旧制度开展新的国家建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同西方政党相比，这里的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景致，西方政治学者以“全能主义”来概括之，这当然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色彩，但是也反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紧密关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组织力的社会基础，体现了党对于社会解放所具有的使命担当和领导责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此转变过程中，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所变化，党的群众组织力因之也有所不同，但党的使命精神、领导责任在对于群众的组织过程之中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群众组织力变迁
从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党的这种群众组织力是有根可循的。在革命社会、革命后社会以及当下的改革后社会，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处于不同的关系状态之中，其对群众的组织力也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依次可称之为使命-共生型群众组织力、使命-统合型群众组织力以及使命-合作型组织力，这三种组织力都是党的使命引领型组织力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
1.革命社会中的使命-共生型群众组织力
中国共产党是因应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是革命社会中的革命党。所谓“革命”，最初的辞源乃是来自“revolve”，有循环的意思，即如1688年那英国光荣革命对“正当性”秩序的恢复一样。法国大革命则确立了现代的革命概念，“革命不同于反抗和叛乱，因为革命导致根本性的变革，即政治制度本身的变革，这与纯粹的统治精英的更换或政策的变化并不一样。”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指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三个创新性特征：依靠农民的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群众路线，认为“由于国民党有效控制着大的城市里的工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和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依靠农民”。如此看来，邹谠实际上认为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在于党与农村社会的紧密关系，是党对于基层群众的广泛动员，这样邹谠就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社会中的党与国家、社会的特定的关系背景，认为党与基层社会形成共生关系以获得农民的支持，这是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所在，因而革命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可以称之为使命-共生型群众组织力。
2.革命后社会中的使命-统合型群众组织力
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进入了革命后社会，开启了国家建设的新历史。王沪宁在《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后社会的概念。我们所说的“革命后社会”，乃是指，“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它包括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过这一历史过程的诸多社会。”革命后社会的初期阶段基本特征是非程序性的革命力量权威式地组织和领导社会，而在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期具有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社一体化等高度集中的特征。根据王沪宁的看法，革命后社会，党与国家、党与社会的关系，乃是党、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基础上党对国家、社会的完全控制和渗透。对此，邹谠曾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源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的全能主义在建国后逐渐演变为全能主义政治，其基本特点是，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不能进入和侵犯的领域，人的思想、人的活动、人的组织莫不在权力掌控之下，权力无边界，人们的活动范围由政治权力机构决定。这个社会只有三个相对自主的领域：一是政治权力机构根据需要特别授予的领域，如集体经济中自留地；二是政治机构从战略上考虑暂时不去控制的领域，如延安时期对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的放弃；三是政治机构不介意的领域，如打麻将牌。邹谠的论述或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在革命后社会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和阶级斗争的开展，党几乎掌握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一元化领导令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处于高度同构合一的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党的群众组织力足以囊括一切，显示使命—统合的特征，可以称之为使命-统合型群众组织力。
3.改革后社会中的使命-合作型组织力
诚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会出现所谓的多中心权力以及与国家抗衡的民间社会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将要决定着资源的配置，人的发展机会和财富分配不再仅仅握于国家之手，革命后社会中党、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的关系逐渐受到动摇，社会与国家、党从旧的高度合一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出现一定程度的疏离，社会自主性和独立性较过去将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党领导着国家，党与国家仍然是一体化关系，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与国家的有限疏离也就意味着社会与党的关系的疏离。这样，改革后的社会中，过去的使命-共生型的群众组织力不复存在，而使命-统合型的群众组织力也无以为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使命-合作型的群众组织力发展的趋势，这也是新形势下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谓使命-合作型群众组织力，乃是改革后社会中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新变化所形成的党的群众组织力，主要有以下三层意思：首先，它是基于党的使命自觉上形成的群众组织力，社会与国家、党虽然形成了某种有限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但党仍然居于国家、社会的领导地位，党的崇高使命仍然是党组织群众的动力、号召力所在，也是赢得群众认同的关键所在。其次，它是基于组织需求和群众需求合二为一的基础上形成的组织力，市场社会中群众已经从旧的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关系中解脱出来，党无法用革命后社会中使命-统合的方式对群众进行组织，必须尊重、调动群众的需求和意愿，才可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再次，它是基于协商合作机制上形成的党的群众组织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对于国家、政党关系的某种疏离，社会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增强，不可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用带有强制性的统合方式去组织群众。
三、挑战与破解：新时代变化了的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下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路径分析
（一）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面临的挑战
正如林尚立所说，“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政治逻辑是，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而社会决定党的领导。”因此，党对群众的组织，不仅决定于自身的状况，更决定于社会的状况，归根结底是由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第一，组织资源的流失。计划经济时代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党、国家与社会的合一同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组织资源不同程度的流失。一是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是组织建构的前提。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文化世俗化加强，既有的建立在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领袖魅力基础上的党的号召力大为减弱，同时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地方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地方政治生态的大面积恶化使党的形象受损严重，如此等等都加剧了权威性组织资源的流失。二是物质资源的流失，组织必须要有基本的物质支持。过去一切社会资源都在党和政府的垄断之下，甚至离开党和政府，个人很难找到出路，这就使得党拥有强大的物质性组织资源去动员和组织群众。然而，这种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再存在了。单位制度解体，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人们的工作教育机会、住房改善机会和人生发展机会可以通过市场获得，从而基层党的组织对此作用力减弱，把群众组织起来赖以依靠的物质资源因之流失严重。三是骨干性资源减少。组织群众需要靠人、靠基层社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带动。过去大量散布在基层社会中的骨干党员、群众“领袖”，他们首先积极响应，成为党组织群众的支撑力量，现在这种在群众中响应党的号召、带动群众的骨干力量明显的减少了。有的倒是一些“网红”、拥有大量粉丝的公众人物，这些对于党的群众组织力无疑都是新的挑战。
第二，组织起来的动力不足。把群众组织起来，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及其领导者需要有积极性，群众也得要有积极性，缺乏足够的动力是无法将群众组织起来的，现在这两面的动力都显得不足。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群众的积极性，他们在很大程度成为党这个自上而下压力性责任体系中的一部分，眼睛只盯着上面，认为差不多能把上面布置的任务完成就行了，并不想去做那个繁琐的组织群众的工作。另一方面群众也缺乏动力，很多社区党组织如果不给一些福利，党员活动都组织不起来，组织群众在小区里面巡逻、在街口维护交通如果不给一点补贴，参与的人也是门可罗雀，甚至连几年一次的居委会、业委会、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活动都伤透了脑筋。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如邹谠先生所说的，“公民身份概念的出发点，就在于社会成员是由孤立的个人所组成，每个成员都平等地享有一套抽象的权利，……强调的是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是他们的责任。”与此不同的是，“群众概念的出发点，在于把个人看成属于社会各个部分的个人，他们并不拥有抽象的法律或公民权利。他们只拥有具体社会经济权益。这里的假设是，一旦群众有人去领导，他们对社会经济正义的要求，就会促使他们成为政治积极分子。”因此，在邹谠看来，改革后社会中人的身份有一个从“群众”到“公民”的转换，人们更多的注重的是自我生活的权利而不是去组织起来发挥政治生活中的责任，这就是新时期群众组织起来的动力减弱的思想原因和社会原因所在。
第三、群众动员的难度加大。组织群众离不开有效的群众动员。詹姆斯·汤森把动员界定为政治动员，指的是一种获取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实际上，中国语境中的群众动员乃是运用大众化的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形式，激起群众的热情，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一定的社会活动中，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群众动员是组织群众的前提，是把分散的群众加以有效组织起来必不可少的环节，无论是革命战争时农民的踊跃参军、民工支前还是解放后的土改、集体化运动等，有效的群众动员都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面对新时期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再组织像过去那样的群众动员，难度却是非常之大。林尚立分析了新时期社会发生的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社会流动性增强,原来高度行政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如户籍制度等受到全面冲击；二是随着传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三位一体的单位组织式微,社会成员从传统的以单位为最终依归的存在转化为以社会为最终依归的存在,从而使其主体性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三是出现了新型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这些组织还没有完全纳入原有的党的组织网络。”显然，这一切都将使党在基层社会的群众组织动员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萧功秦也指出，“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在政府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这种社会的自主性、多样性的加强，无疑使得群众动员更加困难。因此，在一个多样化、自主性、流动性和自组织性日益加强的市场社会和网络时代，要改变人们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认知、态度、情感和心理倾向，使之聚集到共同的组织目标之下并按照党的要求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这对新时期的群众动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
（二）新时代使命-合作型群众组织力的实践路径
有必要从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出发，按照使命-合作型群众组织力构建的框架，进一步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有效途径。
首先，“精英下乡”与权威再造。“无领袖即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直接面对群众的是基层党委、基层党组织和一线的党员干部。现在这支队伍远远不够，城市社区多有耄耋衰老之辈占据社区治理岗位、农村地区又不乏蛮霸无知之徒把持村落管理权力，如此状况又何以能够将群众组织起来？所以急需将这支队伍建设好，造就群众认同的基层精英、群众领袖，否则所谓的群众组织力只不过是句空话而已。权威是群众认同的表征，又是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必要条件。一些地方的腐败乃至政治生态的恶化都对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权威带来极大损害，急需权威再造。这样，在精英、权威的打造中，基层的组织资源才能够不断得到丰富，从而为群众组织力的提升奠定可靠的基础。
其次，党建与治理的协同。党的群众组织力涉及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既是一个党的建设问题，又是一个基层治理的问题。打铁必须自身硬，党没有建设好，何以让群众听你的话行动起来？群众组织力建设又是一个基层治理的问题，基层治理体系中将群众变相排斥在外，群众缺乏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基层治理过程中以个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公平公正缺失、法治程序阙如，这些严重导致群众地位的缺失。有鉴于此，必须将基层党的建设与基层治理有机统一起来，在党建与治理的协同中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
再次，组织目标与群众需求的统一。集体行动很难避免理性人的搭便车的行为，但是共同目标的达成毕竟是任何集体行动可持续的前提。由此党的群众组织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目标的感召力、号召力，因而组织目标的确立对于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意义重大。在组织目标的确立上，有两种倾向：一是简单地从党的组织机构中掌握权力的领导者的主观意图或者上级交办的任务出发，全然不顾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另一种是把群众的需求简单相加，忘掉了利益的综合和长远的全局利益，更没有了党的使命和引领，成为群众的尾巴。有效的组织目标，必须克服这两种倾向，把组织目标和群众需求统一起来，群众才能够认同，也才能够激发群众行动起来的动力形成强大的组织力。
最后，网络社会动员与网络党的建设。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毛泽东是将动员与组织放在一起讲的，组织群众必先动员群众。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处不有网络的社会，“互联网具有低成本的、非中心的、跨时空的、连锁的、自治性的、差别化的、便利的社会性特征。”网络社会的特点表明，网络传播技术必将成为新时代动员群众的利器。应当加强网络社会的群众动员的研究，充分利用新媒体相关技术，积极创造新的动员群众的方式方法。这种网络社会动员，从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角度来说，应当与网络党的建设联动而行，发动党员在各类网络社交平台上积极传播正能量，吸引更多的“粉丝”，发现并凝聚网络党的积极分子，不断推进网络党的建设。在网络社会动员与网络党的建设的有机结合中进一步显示新时期党在“线上”和“线下”的强大的群众组织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