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确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是历史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构成新时代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并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同时，唯物史观认为，人作为实践的、能动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的发展既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受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影响。这意味着，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及其行为受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受“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经济基础所制约，并进一步导致人民群众在实现“美好生活”需求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社会群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有深厚家国情怀、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低欲望群体”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过程中受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规律影响下形成的青年群体，并带有社会形态所施加的独特烙印。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问题，需要在时代发展中加以解决。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低欲望群体”的形成缘由、主要特征、社会影响，并加以正确引导，是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青年健康成长的充分条件，更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低欲望群体”的形成缘由
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新时代青年“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时代使命”。社会转型期相对固化的阶层结构、贫富悬殊的物质条件、新旧交替的价值体系、复杂多元的内外环境等“不平衡不充分”因素，在青年身心留下了独特的烙印，并催生了部分缺乏信念、丧失斗志、安于现状的“低欲望群体”。
（一）转型期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奠定了社会群体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物质短缺时期，多数人的需求被迫停留在物质需求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无论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均展露出令人艳羡的蓬勃生机与强大活力。手握傲人“成绩单”的中国已于2000年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并定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目标，这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为之继续努力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自古就有“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传统观念，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使独生子女成为全家的“掌上明珠”。受文化和现实双重浸染并搭乘“经济快车”出生的新时代青年，一边“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红利，一边“理直气壮”地发挥着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影响。尽管党和政府反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国情教育，但大多数青年群体并不具备以“缺衣少食”为特点的物质极度匮乏的人生经历。此外，以代际间的语言传递和观点灌输等为主的家庭教育模式虽然能唤起青年“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的理性认知，却也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共情”之感。吊诡的是，富足的物质条件和较高的人生起点并未变成部分青年前进的驱动力，反而成了陷入“低欲望”状态的垫脚石。
（二）转型期相对固化的社会结构，阻碍了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在遵循经济基础的规定性之外，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相对固化便是这一反作用的缩影。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教育资源失衡、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差异等制度的推进导致改革初期出现的“各个阶层普遍受益的共赢状态逐步终结，开始形成强势阶层独享改革红利而弱势阶层承担改革风险和代价的格局”。与过去相比，当前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渐趋羸弱，阶层横向固化相对严重，并集中于三个领域：
一是政治领域的阶层固化。在对公共职位和优势职务等稀缺资源的竞争和获取过程中，存在代际传承和代际复制的不公正现象，尤其在职位（职务）的获取过程中，掌握权力资本的父辈的子女更容易在职业流动中占据优势和主动。事实上，“他们通过自己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与高级职位者建立起较密切的社会关系，以致可以融通权力”。二是经济领域的阶层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颠覆了资源配置的方式，也促进了利益再分配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代际传递为主的利益集团，并造成了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最显著的经济固化就是房地产领域的“马太效应”：越有钱的人越投资房地产，待价而沽从中获利；越没钱的人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越难承担。三是教育领域的阶层固化。教育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教育投入与产出存在的巨大落差等客观事实，使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逐渐式微。城乡和区域教育资源的失衡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农村与城市、城市外围和城市核心区的学生根本无法享有同质同量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这导致以农村学生为代表的部分青年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
事实上，阶层固化不仅会剥夺底层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获取更多利益和更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也削弱了上层群体通过个人努力实现更多社会价值的动力，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部分青年丧失斗志、无所作为，并逐渐演变为“低欲望群体”。
（三）转型期集体迷失的价值体系，降低了社会群体的流动欲望
唯物史观指出，“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从国家层面而言，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国民收入、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为当代青年提供了相对富足的物质条件；从家庭层面而言，计划生育政策让身为独生子女的青年集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的“万千宠爱于一身”，也使他们很容易便可获得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环境；从社会层面而言，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社会环境，导致青年面临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毕业即失业”现象时有发生。高物价、高房价，职场竞争，生态恶化，身体亚健康等现实也使部分青年身心俱疲，并对这一群体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
除此之外，作为信息时代的“原住民”，网络话语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巨大的。以《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都是大学生，你刚毕业，他们财务自由了》等为代表的文章不仅引发了网络集群效应，更使青年中弥漫着焦虑和不安。而《HERE TO CREATE》、《你不必成功》等商家广告，又兜售着“佛系”生活理念。是跳出“舒适区”寻找阶层跨越的机会，还是成为“啃老族”接受代际复制的安稳？欲望和现实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价值迷失的引爆点。有“欲望”使部分青年经常有“求而不得”的挫败感，而“低欲望”又使他们产生“如愿以偿”的空虚感。事实上，部分青年一边享受着“超满足”的“小确幸”，一边实践着“我好难”的“丧文化”，并最终成为“低欲望群体”。
综上分析，“低欲望群体”是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青年群体，是阶段性社会矛盾在青年中的外在反应。一方面，他们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存在“输了就一无所有”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流动不畅，尤其在做出努力发现毫无改观后，让他们产生了流动无望的心理活动，最终放弃努力并安于现状。
二、“低欲望群体”的主要特征
唯物史观指出，当“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关系发生矛盾”时，人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低欲望”是在社会转型期因处处碰壁之后一种习得性无助的表现，是认清社会现实之后对强势生活的一种彻底认命，进而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期望值做出调整。“低欲望群体”由浅入深表现出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安慰、自我关爱等主要特征。
（一）自我怀疑：逃避责任的价值迷失
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 Berlin）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形式。他指出，“积极自由”是做某事的自由，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消极自由”是免于不做某事的自由，即在一定范围内“人可以或应该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别人的干涉”。
社会转型不仅打破了传统规则对人的约束，也相应形成了某种新的限制。市场经济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得以有效运行的主要规则之一，甚至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而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据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显示，只有46.8%的青年认为符合“敢作敢当，勇于担责”这一特征描述，37.3%的青年认为自己是优柔寡断的人，20%的青年认为“易忧虑、心烦”契合自身性格特征，在解决问题时，有28.9%的青年经常觉得不知所措。青年精力旺盛、个性张扬，热衷于标新立异和追求新奇事物，但在市场经济这一强势规则面前，这种“积极自由”很容易就会遭到压制。无法用颠覆传统来实现自我的青年，往往出现精神空虚和自我迷失，从而陷入自我怀疑的境地。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而言，为了获得内心世界的自由，“低欲望群体”强调通过与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强加的价值和规范保持一定的反思距离，以精神妥协的方式寻求构建属于自身的认同意识。
（二）自我否定：得过且过的遁世态度
唯物史观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当前，就业、收入、情感，是青年尤为关注的现实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6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据《2019届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届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4624元，比2017届（4317元）高出307元。2014-2018届毕业生就业率持续降低，但平均月收入却呈缓慢增长趋势。尽管中央和各地连续出台多项措施来改善就业、提高收入，但效果并不明显。此外，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超过2亿人，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人。
面对学业、就业、工作、婚恋等压力，不同青年展示出不同的态度。心态积极的青年会勇于正视，并将其视之为成长期无法回避的人生经历，经过调适可以坦然应对；心态消极的青年则产生畏难心理，甚至在压力面前无所适从。“消极者中一些人选择慢慢调适或者最终沉沦，也有些人选择逃避，用看似乐观实则悲观的态度消极地逃避”。作为“低欲望群体”的典型，“佛系青年”就秉持这样一种消极的逃避和遁世态度，只不过他们采用了看似无所谓或自嘲的生活方式来自我掩饰。
（三）自我安慰：沉湎现状的虚无主义
转型期特有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造成阶层差异日渐明显、阶层跨越难度变大，这使“低欲望群体”产生了自我怀疑的心理，而面对残酷现实的无力感又使他们陷入沉湎现状的虚无主义。
在学习方面，因缺乏清晰的自我定位和严格的自律意识，大学生中的“低欲望群体”面对宽松的学习氛围、自主的学习方式时，不再把荣誉、高分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奉行“及格万岁”，甚至滋生了“大不了退学”的心态，以致部分人因“长期无法获得成就感，渐渐逃避学习，导致学习成绩更加不理想，形成恶性循环，影响心理健康发展，最终使就业也变得尤其困难”。在工作方面，面对激烈的同辈竞争和欠佳的薪资收入，职场中的“低欲望群体”对所从事的工作缺乏归属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创造“不至于被开除的价值”成为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职业准则。在生活方面，奋斗本应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但是把“我自风情万种，与世无争”奉为圭臬的“低欲望群体”，早已丢掉了绘制青春底色的颜料刷，以至对涉及自身利益和发展的机会都疏于争取和维护。他们活在当下，却很少憧憬未来；他们沉湎现状，却缺乏生活热忱；他们担心各种风险，又被动迎接挑战。甚至当面临无法获得体面工作，时常经历挫败等负面影响时，个别青年选择拒绝、反抗、乃至犯罪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四）自我关爱：他者角色的集体退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中的每个人，都交织着多种社会角色。相较于内心的角色构建，外界对人的塑造和需要是某一社会角色得以形成的重要力量。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也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影响而形成特定角色的群体。
近代以来，中国青年从“少年中国”“新青年”“拓荒者”，到“社会主义新人”“四有好青年”“时代新人”的形象延续，反映了各社会阶段对“青年”角色的集中期待，同时也部分遮蔽了青年“自由”、“诉求”等本身内在的精神特质。基于社会结构急剧变革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整个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和规范力量降低、消解”，进一步消解了以往“种种‘大他者’所给予、派定”的“青年角色”。在此背景下，部分青年逐渐从“社会期待”转变为“关爱自我”的基本立场，尤其在“复杂社会现实给我们带来的无法穿透的彷徨感和无力改变的软弱感，更多的是一种由单调生活和复杂人际关系带来的劳心和厌倦的状态”的时候，迫切卸下他者角色就变成了“低欲望群体”的集体退场。
三、“低欲望群体”的影响分析
“低欲望群体”是受阶段性社会主要矛盾影响而产生的，既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合理性，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良性发展。
（一）“低欲望群体”有一定的合理性
唯物史观认为，人作为实践的、能动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其发展过程既有受社会、文化因素制约的一面，又有自我满足、自我规划、自我发展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面。
从道德价值的角度而言，低欲望的背后当然有“实属无奈”的心理因素，但未必没有认清社会现实之后的清醒成分。“低欲望群体”关心的不再是“做什么”才能达成目标，而在于“不做什么”才能保持自我内心世界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对外在世界尤其是物质利益和地位权势的追求，反而更容易获得心灵上的放松和满足。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而言，受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影响，部分人执迷于工具理性，往往会忘记价值理性，把手段当成目的，把工具当成价值，从而丧失自我，逐渐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低欲望群体”强调与社会习俗强加的价值和规范保持一定的反思距离，以便构建属于自身的认同意识，这不仅是青年一代价值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因社会竞争太激烈、社会节奏太快而带来的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的紧张。而且，这种主动逃离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和爆发。
（二）“低欲望群体”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尽管“低欲望群体”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能过于美化和理想化。总体而言，“低欲望群体”存在价值多元化、自我中心化、幸福本位化、道德实用性和人际世俗化等局限性。
1.价值多元化
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让社会价值发生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嬗变。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三大改造完成后，与单一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一度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现代价值观开始涌入，传统文化价值观又重新抬头。价值多元化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造成了大众信仰的“真空期”，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涌现，贪污腐败、追名逐利等社会问题屡见不鲜。“低欲望群体”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价值多元。缺乏主流价值体系的支撑，不仅阻碍青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价值混乱、道德失范、社会失序，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从价值多元转向核心价值观的再确立，需要进一步巩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价值取向的共同定标，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2.自我中心化
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人们压抑多年的主体意识，而本应与之配套的制度缺失，却难以对主体意识进行有效约束，这就造成主体意识的自我中心化。渐趋中心化的自我观既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准备，同时也是任何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向不可回避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的快速转型容易导致“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等极端化倾向的出现。数据显示，有13.1%的青年对时政类信息缺乏兴趣，17.1%的青年在遇到与自己相左的观点时会产生愤怒情绪，7%的青年缺乏包容不同思想的能力。“低欲望群体”愈发关注自身利益，注重自我感受，容易形成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为满足私利而不顾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一旦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极易成为权力腐败的温床。只有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进行斗争”，同时兼顾“低欲望群体”的个人利益才能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
3.幸福本位化
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想象、思维和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作为精神交往的幸福感是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是有效衡量“美好生活”能否实现的重要指标。根本而言，经济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发展经济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措施。改革开放在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大为提升了我国居民的幸福指数。随着时间推移，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经济收入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会逐渐降低，收入和幸福的相关性就会减小，自身欲望、群体差异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则会增强。受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影响，“低欲望群体”的幸福感呈弥散状态，而个体性、多样性等本位化倾向越发明显。这意味着，发展经济不再是提升国家整体幸福指数的唯一有效方法，提升民众幸福感平均水平之外，未来更应该关注幸福感来源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4.道德实用性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变化发展，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转向民主法治社会，但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一方面导致旧有的指令性道德规范（我们应该怎么做）开始失效，另一方面又导致描述性道德规范（他人实际怎么做）大行其道，人们的道德开始显现出实用性、功利性的特点。例如，有22%的青年认为“只要有机会，利用关系和走后门办点事，没什么大不了”，而认为“服从和尊重权威是一种美德”的青年仅占29.1%。道德自律和社会公德本应辩证统一，但是“低欲望群体”只关注道德自律却忽视社会公德，分享、合作、同情等亲社会行为似乎成了奢侈的摆设和表面化的口号，容易造成道德滑坡和社会失范，也容易助长以外部实用价值衡量和评价行为、以外部奖罚指导行为的做法。
5.人际世俗化
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打破了以血缘、宗族、地域等为基础构建起来的高度紧密的，以互助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熟人社会。而且，以上因素对人际关系的维系能力越来越薄弱，熟人社会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被商品交换所取代，人际关系的信任危机又导致人际世俗化的倾向愈发严重。数据显示，在面对“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恶人当道，好人得不到好报”这一选项时，有33.6%的青年选择认同，而关于“大多人是不是可以信任”这一问题，仅有61.1%的青年持正面评价。可见“低欲望群体”逃避责任、得过且过、沉湎现状的特征是旧的经济基础逐渐瓦解、新的经济基础尚未定型双重作用的结果。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表现出的困惑、焦虑、迷茫的心态使“低欲望群体”找不到人际交往该有的参照规范和标准，从而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世俗化特征。
四、“低欲望群体”的引导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作为最有活力和潜力的群体，“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加强青年社会心理建设和社会心态培育，不仅是做好青年工作的应有之意，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强化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低欲望群体”虽然与世无争、安分守己，但缺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虽然遵纪守法、踏实本分，但缺乏“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需要更远大的理想，更积极的行动。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青年加以调节和引导。首先，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用科学的方法认识问题，用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用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帮助青年在实践中养成明辨是非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其次，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的“修齐治平”“家国情怀”，革命文化中的“长征精神”“红船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精神应当成为激励青年前进的精神坐标。再次，在方法上，对青年的价值重塑和理想再造应该遵循青年的成长规律、身心特征，要善于把宏大叙事的共同理想转化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叙事方式，通过有效的、合理的灌输和引导实现价值引领，促进青年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二）保障利益诉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低欲望”表面看是因社会急剧变革而造成的社会意识方面的思想问题，实则是建立在结构调整、分配不均等经济基础之上的利益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因此，维护好、发展好青年群体的根本利益诉求是做好青年工作的首要任务。
第一，要重视“低欲望群体”的身心健康。良好的身心是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前提。营造良好的、能促进青年身心健康的家庭环境、社会氛围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前提，必须放在青年工作的首位。第二，要重视“低欲望群体”的个体成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这需要密切关注包括青年在内的每个个体的成长和发展过程。第三，要重视“低欲望群体”的事业发展。“低欲望群体”之所以会产生焦虑、无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业发展不顺而造成的“习得性无助”，需要从职业发展的视角加以重视。第四，要重视“低欲望群体”的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低欲望群体”可以实现自身的重新定位，找到人生新的价值，并能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第五，要重视“低欲望群体”的权利表达。身处全媒体时代的“低欲望群体”更加关注表达的权利和自由，要鼓励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理行使表达权利，宣泄负面情绪、消解潜在危险因素。
（三）注重人文关怀
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在基本的生理需求（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便会追求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除了物质需求，青年群体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和心理需求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后者在青年需求体系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并集中表现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渴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对广大青年的人文关怀，既要考虑共性问题也要关注个性问题，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帮扶和道义援助等层面，而应该在回归主体本身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其价值和需要，实现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价值目标。一方面，要以实现中国梦作为共同愿景，“调动文化心理资源，把握适度预期，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共鸣感、命运共生感和发展共存感”，引导新时代青年自觉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统一起来，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展自我”和“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对青年群体中存在的某些不和谐现象和极端行为，要及时加以关注和疏导。通过加大心理健康宣传力度、拓展心理健康服务方式、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健全心理咨询制度体系等，及时缓解、疏导“低欲望群体”的不良情绪，切实提高社会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四）健全保障机制
在肯定社会存在“第一性”的基础上，唯物史观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反作用。因此，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畅通社会阶层的流动渠道，构建规范有序的保障机制是促进青年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把“低欲望群体”从“习得性无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现实需要。
首先，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良性竞争可以推动个人和社会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恶性竞争不仅阻碍个人发展，还容易使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诱发社会矛盾、阻碍社会发展。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使社会财富集中在部分精英阶层手中。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显示：55%的“90后”青年认为工作与就业机会不公平，42.5%的“90后”青年认为总体社会状况不公平。此外，在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个别官员子女吃空饷事件”“重庆保时捷女司机打人事件”等损害社会公平的事件不时被媒体披露并持续发酵。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公平水平较低，社会信任困境依然存在，从而影响了青年的社会认知，也加剧了“低欲望群体”对自身能否获得公平机会的焦虑和担忧。
其次，畅通社会阶层的流动渠道。社会结构优化的前提是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往“各个阶层普遍受益的共赢状态逐步终结，开始形成强势阶层独享改革红利而弱势阶层承担改革风险和代价的格局”，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变得愈发困难，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空间变得狭窄。以教育为例，前几代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路径依赖，已经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型变得不再可靠，文凭、学历对实现阶层跨越的作用渐趋衰弱。在就业方面，原生阶层和社会资本背后蕴含的资源占有和代际传递更能影响青年的就业质量和发展前景。因此，只有废除城乡户籍限制，解决地域发展失衡现象，打破利益集团垄断链条，消解阶层和职业的对应关系，才能为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提供畅通的渠道，从而起到优化社会结构的效果。
再次，构建规范有序的制度体系。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等显性制度，也包括为个体或组织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等隐性制度。制度通过提供认知模版、范畴和模式等影响个体的基本偏好和自我认同来影响个体或组织的行为方式。内外环境的急剧变革，促使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的中国打破了很多领域中旧的制度体系，而新的制度体系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交替的制度困境不仅降低了旧制度对原有社会成员的约束，也阻碍了新制度对社会成员发挥功能，最终使社会陷入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因此，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政策方针、完善行业规范等显性制度，形成尊重和遵守传统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隐性制度是调节和引导“低欲望群体”摆脱亚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结语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既是我们面临的时代条件，更是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过程必须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和现实，“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从自身而言，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理应在奋斗中释放激情、追逐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真正跑好历史传递的接力棒。从外界而言，党和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对新青年工作的重视程度，在“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的基础上，做好“培土、浇水、施肥、打药、整枝”等工作，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使青年“有条件、有动力、有可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