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和凝练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构建大众精神家园、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迭代升级，由算法推荐主导的“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智媒时代逐渐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新场域。算法推荐一方面引领了信息分发方式的技术变革，另一方面其存在的价值偏差问题也引发社会忧思。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时代任务。由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规范算法推荐的价值取向，在促进算法推荐健康发展基础上实现其有效传播便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算法推荐的理论逻辑
（一）算法推荐的基本内涵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不断发展，算法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深度嵌入社会生活诸领域，人类开始进入“算法社会”。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概念，算法是用来描述“一种有限、确定、有效的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学者基于当下算法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介入，将其视为“多元传递模式下的一种技术制度和文化实践”。就传媒领域而言，随着以“三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媒体不断发展，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为代表的聚合类平台迅速崛起，算法推荐已成为信息分发的重要模式。算法推荐通过对场景、内容、用户偏好和平台优先级的权重分配和综合分析，以实现信息的聚合和过滤，借助画像与分发以提升信息的流通和消费，利用反馈与修正以实现信息的引导和调控，有效解决了信息超载时代信息与人如何实现精准匹配的难题，引领了信息传播方式的新变革。
（二）算法推荐的价值观维度
从理论而言，技术的革新及应用并非源自技术的自我决定，更应将其视为社会历史的结构性产物。对此，马克思就倾向于从社会历史境遇中去把握技术的演变，将先进技术视为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技术的革新与应用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与包含价值观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影响和建构的产物。就人类传播技术而言，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在不断突破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促成人类社会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的信息交互，从而为异质意识形态和多元价值观的交流交融交锋创造有利的技术前提和丰富的媒介载体。
在由算法推荐引发的信息传播变革中，价值观也不会缺席。作为人工智能的主要技术形式，算法推荐不单是一套客观的计算代码或程序，也体现着人的意志。在智媒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就嵌入在算法推荐之中。算法推荐的设计之初就渗透着设计者的主观动机，其对于待解决问题的理解、对变量的选择和权重的设定、对所需数据的选取以及对输出结果的解读等环节均受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由算法推荐主导的平台媒体也会考虑自身的商业利益，倾向于“流量为王”的价值向度。算法推荐所需的输入数据也不是客观中立的，其中各种失真的“脏数据”会制造大量噪声。此外，针对平台媒体的价值偏差问题，主流媒体也在进行话语规训和权力收编，力争使其成为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载体。“技术力量和平台媒体对既有传播格局形成的冲击，必须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展开，从始至终要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管制”，其自然应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总之，算法推荐作为一种技术与人工的“混合逻辑”，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也是包括价值观在内的社会建构的产物。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算法推荐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引领和规范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多元多样多变的价值谱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我国网民达到8.02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98.3%。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可以说，网络舆论已成为当代中国舆论场中的重要阵地和最大变量，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效。在影响网络舆论的众多因素中，技术因素构成了其底层逻辑。网络舆论场中的激烈竞争遵循技术规制的基本逻辑，网络空间价值观的复杂博弈内蕴网络技术的自然属性。当下，智媒时代正在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实效的崭新场域，算法推荐则构成了影响其传播效能的底层逻辑。
总之，在媒介智能化的新型传播境遇中，作为其核心要素的算法推荐依靠精准匹配的技术优势催生了平台媒体的迅速崛起，重构了传统“传者主导”的单向线性的信息分发模式，直接影响内渗于信息之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实效，其对于更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理念、扩大传播受众、丰富传播内容、提升传播技能、拓展传播载体等造成强烈的技术冲击和重要的创新启示，构成了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实效的新机遇。同时，技术的“双刃剑属性”也启示我们，在充分利用算法推荐技术优势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其负面效应的警惕。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算法推荐如果不装上‘方向盘’上路，就会偏离正途、迷失方向。算法推荐的‘方向盘’是什么？就是主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言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嵌入算法推荐是引领算法推荐良性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必然要求。
二、算法推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现实冲突
（一）算法推荐崇尚的“受众本位”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威地位
在智媒时代，算法推荐适应了信息丰溢条件下精确传播的新需求，改变了信息匮乏境遇中“人找信息”的单向传播旧模式，将过去“传者主导”的旧观念升级为“受众本位”的新理念。“算法的‘价值观’多是基于用户数据、反映用户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价值观多以‘传播者本位’不同，算法主要以‘用户本位’来搭建自己的‘价值观’。”算法推荐实现了信息把关权的转移，冲破了过去“一对多”的传播方式，实现了信息与人的精准匹配，有效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需求和私人偏好，体现了鲜明的“去中心化”特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效应：内容写什么、怎么写？用户数据告诉你；用户什么样，用户数据告诉你；如何成热点，用户数据引导你。也就是说，由用户说了算。”德国学者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将数字化时代高度解析的社会称之为“微粒社会”。在“微粒社会”中，“数据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并更加精确地定义自己的需要，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来让自己感到舒适。数据同时将揭示我们自身，并使得生活环境尽可能确切地适应我们的需求成为可能。”
算法推荐推崇的“受众本位”理念颠覆了传统的传受关系，但如果信息的把关权、议程设置权单纯由受众决定，一味迎合受众所需，一切围着流量转，唯点击量、转发量马首是瞻，那么其必然会导致“标题党”泛滥，内容沦为附庸，价值取向跑偏等问题。这将导致公共性信息的传播失效，甚至带来价值失范、失序、失格的潜在风险。因为，“用户使用移动终端的场景近乎个人独处，具有私密化特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信息需求，常常是猎奇心重，对低俗内容较为敏感，这类低质量信息往往点击量较高。这就造成了在需求侧，平台通过以往采用的取值方式所采集到的信息需求特征，主要是比较低俗和原始的需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在网络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助推下，信息传播存在侧重受众“趣味性”，而忽略“重要性”，只强调内容“有意思”，而忽视“有意义”的浅表、低俗的感官娱乐化倾向，呈现出“受众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摄性、思想性、深刻性、超越性带来极大冲击。总之，算法推荐“受众本位”倾向不断消解受众的理性思辨能力和追求超越理念，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向、凝聚社会共识中的权威地位。
（二）算法推荐催生的“信息茧房”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效果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认为伴随数字时代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兴起，在通讯领域将出现“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即“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尼葛洛庞帝就曾在《数字化生存》中预测了这一可能，并将其命名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虽然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时，信息个性化服务尚未真正实现，但其对此已表达了忧思。他认为“信息茧房”会导致受众接受相同或者近似的信息和社群，逐渐形成信息窄化和群体极化的“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s），并进而导致受众对信息重要性的价值判断出现偏差。其后，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在《过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的概念，他认为搜索网站可以随时了解用户偏好并过滤掉异质信息，使其始终处于自己的兴趣“气泡”中，从而在不同受众之间筑起信息和观念的“隔离墙”。
“所谓算法时代的‘信息茧房’，其本质就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算法推送，在技术层面上最大程度地使信息内容分发与用户自身固有偏好和需求相匹配，以达到用户对‘异己信息’干扰的最大可能地屏蔽。”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视角看，算法推荐虽然提升了信息分发效率，但受困于“茧房”的受众价值观却有可能更加激化、固化、极化，各层面的社群区隔与价值观分化也可能更加严重。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因其理论性、抽象性、严肃性的精神特质，与受众碎片化、娱乐化、甚至恶俗化的接受趣味相矛盾，极易被“受众本位”的算法推荐自动屏蔽和过滤掉，导致重要性、公共性、价值性的信息无法被受众接触，从而加剧社群区隔、阻碍社会交往、降低社会粘性、撕裂价值共识，影响主流价值观的社会整合效果。
（三）算法推荐体现的“平台优先”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阵地
2014年2月7日，社交网站Sulia的CEO乔森纳·格里克在Recode网站发表《平台媒体的崛起》一文中首创了“平台媒体”概念。格里克认为一种兼具平台（platform）和出版商（publisher）特性的网络平台将不断崛起。“平台型媒体的本质是一个开放性和社会性的服务平台，用Twitter（推特）CEO迪克·科斯特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用户在组织内容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不仅要按照时间顺序提供最快最新的内容，还要按照话题、主题、专题来组织内容。’”算法推荐作为催生平台媒体崛起的技术性因素，引发了人们对其操作舆论、宰制信息的隐形权力的质疑。“掌握着数据、算法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商业巨头还引发了人们对于权力集中问题的担忧。”
在智媒时代，信息传播生态和传播格局正在被重塑，基于算法推荐的平台媒体正在崛起，信息传播方式呈现“平台优先”的鲜明态势。“平台优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算法推荐的平台媒体成为信息推送的主要平台。“今日头条等11家新闻客户端聚集95%以上信息量和网民流量，可产生百倍甚至千倍于传统媒体的影响力。随着此类APP的普及，用户不再像以前一样关注新闻内容的来源，主流媒体的品牌效应日益丧失。”与平台媒体相比，以党报、党刊、党台、党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受资金、人才、体制等因素制约，面临受众流失、阵地边缘、影响弱化的传播窘境。另一方面，“平台优先”还体现在信息内容的平台优先推荐。例如，“今日头条每天阅读5.1亿，头条号贡献的阅读数3.7亿，占比73%。头条号每天贡献3.2万篇文章，却仅占文章总数30%－40%。”平台媒体在算法推荐的加持下，在“流量为主”的利诱下，在迎合受众浅表的感性需求中，导致信息生态中出现众声喧哗、众神狂欢的喧嚣之势，降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能。总之，以算法媒体引发的“平台优先”倾向对主流媒体在信息生态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严峻挑战，引发了传播权力的再分配，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主阵地。
（四）算法推荐内隐的“黑箱现象”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在控制论中，通常把那些既无法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的区域或系统称为“黑箱”。就算法推荐而言，由于算法推荐的技术复杂性和新闻传媒公司的商业排他性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出隐蔽性、不透明性、不可解释性的“黑箱”特征。帕斯奎尔认为：“黑箱代表着信息时代中的一个悖论：无论是从宽度还是广度而言，数据的延伸速度都非常惊人，但有些会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却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进言之，算法推荐在促进信息技术变革、信息分发格局重塑、信息传播平权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算法宰制、算法歧视、算法安全等隐忧，使信息社会面临“数字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美国学者凯西·奥尼尔在《算法霸权》一书中对算法负面效应的形象表达）。
从技术编制层面看，算法推荐在应用之前，价值观已隐含其中。作为计算机的编码过程，日益智能化的算法推荐对于信息的传者和受众均是“黑箱”，其价值观渗透具有隐蔽性特征。“多项研究均显示，软件产品具有隐蔽性的特征，特定的权力结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事先被嵌入其中。”从算法数据层面看，当平台媒体对受众数据进行再操作时，数据在被收集和应用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引发用户对个人隐私的担忧，对“数字全景监狱”的疑虑。这将限制社情民意的真实表达，对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形成认知障碍。从信息传播层面看，算法推荐对社会舆论导向产生直接作用，引发受众对信息透明度、真实性、客观性的担忧，助推了“后真相时代”的形成，加深受众对主流价值观公信力的质疑。算法推荐“千人千面”的匹配机制还存在明显的歧视问题，导致不同地区、民族、阶层、年龄、性别等向度的受众在信息获取上呈现“马太效应”，引发受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质疑，进而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效果。从安全层面看，算法推荐的“黑箱现象”极易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干扰的隐身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信息技术上的非对称优势，“借助智能传播机制中的技术‘黑箱’，数字空间中暗流涌动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标榜‘自由主义’的异质文化将以更加感性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事实上形成对受众的价值规训，使之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产生偏见与误读，从而潜移默化地消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算法推荐视域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效传播的调适路径
（一）增强技术赋值，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提供技术支撑
任何技术都承载着价值，是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体。“每一种技术架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界面，都代表着选择，都意味着判断，都承载着价值。”技术的问题可以考虑用技术去解决，针对算法推荐在信息分发中出现的价值偏差，可以通过在算法推荐全流程进行技术赋值的方式实现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
首先，在算法推荐设计编制的初始阶段就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规范，可通过对技术精英和商业领袖的价值观教育、增加负载主流价值观信息的变量权重等方式加以调适。其次，在算法推荐的数据喂食阶段，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规范贯穿于数据选取、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数据析出的全过程，使数据再造中尽可能彰显真实客观、健康向上、正向审美的价值取向。再次，在算法推荐的核审阶段，通过人机结合的综合方式，尽可能屏蔽、淘汰那些标题悚人、内容空虚等不合符主流价值观要求的垃圾信息，强化对积极健康、向善向上的正向信息的推荐权重。又次，优化开发调控受众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技术手段，可通过实行实名认证制度，开发儿童模式或者青少年模式、时长限定模式、防沉迷系统等，从技术层面有效破解算法推荐的价值偏差问题。最后，针对“后真相时代”假新闻泛滥的传播困境，还可探索应用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无监督学习方法对“标题党”加以识别，再经由人工审核确认召回或者撤销的方式净化信息生态系统，为负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性信息营造健康的拟态环境。
（二）改进法规监管，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创设法治保障
网络空间不是言论的“自由飞地”。算法推荐价值导向的纠偏，需用法治规约。正如劳伦斯·莱斯格所言：“在网络空间中，某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打造一个与网络空间诞生时完全相反的架构。这只看不见的手，由政府和商业机构共同推动，正在打造一个能够实现最佳控制、高效规制的架构。”就算法推荐而言，可考虑通过健全相关法规和严格行业监管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算法推荐，在加强算法治理的基础上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能。
首先，顺应媒介智能化的时代趋势，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互联网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法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制定促进算法推荐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中，为主流价值观引领和规范算法推荐提供精细化的制度保障。其次，在加强行业监管中明确平台媒体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导向。政府监管部门应明确运营主体资质，压实主体责任，建立问责制度，加强行业监管力度，在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中促进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再次，通过创设算法推荐的多元协同治理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通过“建立真正有效的平等沟通机制促进立法者、算法设计和使用者、用户、专业协会等多元主体之间真正地开展对话，创造更为合理和可信的算法运行生态”。最后，建立网络舆情研判和预警机制，加强对平台媒体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为权威信息发布平台的作用，对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精准地澄清、辟谣、引导，对违背主流价值观的平台媒体依法进行约谈、停更、查封等处罚，从源头上遏制不良信息的扩散传播，在绿色网络环境中助推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三）加强平台建设，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拓展传播载体
以党报、党刊、党台、党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主阵地。“‘算法’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极大改变了传统媒体和平台媒体的传播格局，但同时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数据化提供机遇。”在智媒时代，主流媒体必须充分利用算法推荐的技术优势不断提升智能化水平，拓展负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渗透程度和传播空间。
首先，主流媒体应树立“关爱算法”的传播理念。算法推荐本质上是一种因顺从受众需求而容易出现价值偏差的“母爱算法”，而传统主流媒体则属于过于强调政治正确而影响传播效果的“父爱算法”。在智媒时代，主流媒体应树立平等理念，实现传受结合的“关爱算法”理念。这一理念要求主流媒体应更为主动参与算法推荐的内容供给，通过精心制作图文音频等传统内容产品和更多服务型、特色类的新产品，满足用户多样化信息需求。其次，针对主流媒体的发展困境，应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充实专业队伍等助力主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重点支持人民网、新华社、央视新闻、澎湃新闻等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的算法推荐应用。例如201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社首创党媒算法——“人民号”，积极探索构建兼具主流价值与创新活力的新媒体内容生态。再次，在推动媒介融合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算法推荐的引领和规范。这就要求以算法推荐为结点，实现主流媒体与平台媒体的融合发展。一方面，主流媒体要主动对平台媒体应用算法推荐进行价值导向和话语规训。例如2017年9月人民日报“三评算法推荐”即释放了这一明确信号；另一方面平台媒体应主动为主流媒体提供技术支持和传播平台。例如上海报业旗下的澎湃新闻借助今日头条的算法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的市场影响力成为双方合作共赢的范例。最后，平台媒体还应主动邀请党政机关入驻平台，通过划分正能量池加以置顶推荐，优化算法推荐的权重配比等，以主流价值观引导平台媒体的健康发展，以平台媒体扩展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平台，在融合共赢中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四）培育主体素养，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增添人文内涵
在一切皆可量化的数字时代，算法推荐的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甚至僭越了价值理性，成为现代性问题在信息社会的新表征。杜骏飞认为在“泛媒体”的网络传播时代，新闻学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提出了新闻学的人学转向问题，即“新闻的本质是人；它应该报道人，并以人性来报道；新闻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新闻报道事实及人，其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世界及理想化的生存；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使新闻和媒体回到人”。笔者对此非常认同。算法推荐必须重视“人”的中心地位，可考虑在为其注入更多人文内涵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首先，反对机器决定论，增加算法推荐中的人为因素。从实现而言，我们尚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推荐对信息的价值辨识尚不成熟。因此，不能将信息把关权全部交由算法推荐来决定，还应该有人的参与，例如可以鼓励熟谙价值观的人文社科专家参与算法推荐的编制过程，尝试将价值观转化为程序语言，通过增加人工审核提升对待分发信息价值取向的判断效率。其次，反对数据中心主义，树立人本主义数据观。数据中心主义将信息自由视为至善，主张以数本主义取代人本主义，颠倒了数据与人的真实关系。就算法推荐而言，平台媒体应尊重受众作为数据主体的权利，树立数据是由人而产生并为人服务的人本理念。再次，提升相关主体的算法素养。相关主体包括主流媒体从业者、算法平台的技术和商业精英、普通受众。就主流媒体从业者而言，应提升其应用算法推荐的意识和能力。就算法平台的技术和商业精英而言，应使其明确算法推荐的价值原则，使算法推荐不仅体现技术先进性，更要体现价值的公共性。就普通受众而言，可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社会传播乃至自我学习，熟悉算法推荐的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提升其对海量信息的筛选能力以及对信息价值取向的辨识能力。总之，在算法素养的主体培育中，应将社会主流价值观作为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在增加算法推荐的人文内涵的同时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五）关注大众民生，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筑牢现实根基
实质而言，算法推荐的价值偏差是人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数字反映。在算法推荐主导的信息分发过程中只有关注并解决大众民生问题，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规范算法推荐价值导向同时实现其有效传播的根本之道。“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传播最终是在做有关‘人心’的工作，而‘人心’或意识形态的形成并非仅仅源自人们在资讯接受中的认知与思考，更形成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满足与情感结构。”
首先，聚焦民生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算法推荐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能，既需要在线上借助先进传播技术以实现其有效传播，更需要在线下做好利益协调、矛盾化解的现实工作。算法推荐主导的信息分发应关注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深水区的现实境遇，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状况，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归宿，更多地“推荐”和“筛选”能够反映社会民生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源，在满足受众个性所需的同时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公信力。其次，面向生活世界，实现传播方式转型。传统价值观传播方式多表现为形而上的宏大叙事，强制灌输的宣传色彩浓厚，信息传播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极易导致其高居庙堂之上而缺少生活气息的低效传播。因此，变宏大叙事为微观叙事、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平等的对话交流之中，在落实、落细、落下上下功夫，成为当下主流价值观传播变革的必然选择。再次，注重受众体验，提升隐形传播效能。面对算法推荐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特征，既要警惕和批判其对主流价值观的潜在威胁，更应因势利导运用其大众化、娱乐化、碎片化等传播特点实现主流价值观的隐形传播。例如抖音APP基于字节跳动公司的算法加持，凭借其多、广、新、热、短、炫等特征助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表达和传播实效。
综上，就当下中国传播格局和传播生态而言，面对信息社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其中以算法推荐为主导的平台媒体则成为信息分发的主阵地，算法推荐主导的智媒时代正在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实效的新境遇。为此，我们应主动适应算法推荐对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提出的新要求，努力探索借助算法推荐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实效的新路径，不断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新视角、新领域、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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