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竞争—合作、冲突—合作并存的特质使得中美关系异常复杂而敏感, 在中国迅速崛起而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 中美权力对比态势似乎契合了世界历史上新的大国崛起必然伴随体系战争和强国争霸这一历史“定律”。

2012年以来, “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 迅速成为坊间热词, 使大国崛起这一话题走向政界和大众媒体, 引发广泛关注。以格雷厄姆·艾利森为代表的美国评论家认为中美关系很难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魔咒, 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中国学者则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上, 为中美如何避开“修昔底德陷阱”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及“修昔底德陷阱”。2014年1月, 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 习近平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指出, 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 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 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再次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 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他呼吁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解决方案。

然而,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 学术界一直存有质疑声, 主要是围绕“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的存在, 是否适用于今天的世界, “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是一个专业的学术概念, 崛起国与主导国哪一方应该对“修昔底德陷阱”负责等方面。本文拟在概括“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案例的基础上, 重点探索其理论链条的逻辑缺陷和现实适用条件, 尤其是运用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 重点分析未来的中美关系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破除历史“定律”, 缔造新型大国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正式提出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他于2012年8月22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 (Thucydidps's trap has been spr ung in t h e p a c i f i c) 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名词。艾利森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权力竞争所带来的战争危险。文章得出两个结论:第一, 中国崛起后中美关系前景不容乐观;第二,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指这种悲观的论断不可避免, 而是要认识到中美两国所面临挑战的艰巨性。此外, 艾利森教授还主持了一个名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实用历史项目, 其目的是研究历史案例, 并进行历史类比, 以探讨崛起国如何挑战主导国以及是否会导致战争。该项目共汇编了50 0年以来16起主导国与崛起国的竞争案例, 在这16起案例中, 只有4起没有爆发战争。

艾利森认为,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上致命的强国争霸模式, 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主导国时, 最有可能的结果便是战争。在艾利森看来, 单从历史经验来说, 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尽管艾利森等人承认“修昔底德陷阱”并非百分之百会发生, 但根据其论证材料和研究逻辑不难得出结论, 在“修昔底德陷阱”论者看来, 崛起国发起对霸权国的战争是大概率的可能性事件, 未来的中美关系也难以逃脱这一魔咒。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事实上是新瓶装旧酒, 它不过是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国际政治思想最新一次的时髦概括而已。众所周知, 修昔底德是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 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他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核心原因归结为“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不同于一些从人性或政治体制视角观察战争原因的思想家, 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导因素来自于国际层面, 来自于竞争对手的权力对比位移所造成的结构性压力, 并明确了两个主要驱动因素:其一, 随着权力的增长, 崛起国开始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并获得支配地位。其二, 主导国对双方权力失去平衡的恐惧、不安全感和捍卫现状的决心。

当代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国家间冲突不可避免这一传统论点的最新翻版, 是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中美关系悲观预测的最新表述。在此之前, 从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中国的不和平的崛起》到亚伦·弗里德伯格的《霸权之争》和泰德·卡彭特的《美国与中国即将到来的战争》, 现实主义的悲观逻辑一次又一次呈现于关于中国崛起和未来中美关系的论述和辩论之中。

当代“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思想来源于现实主义学派的权力政治理论, 其立论基础包括:

1.能力决定意图的古典教义。修昔底德第一次提出了能力决定意图的观点, 意为当一个国家的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后, 必然会寻求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利益、地位, 产生目标、政策等对外行为的意图。斯巴达之所以对雅典实力的增长感到恐惧, 源于对这一古老教义的信奉, 担心雅典强大后将会对外扩张称霸, 损害斯巴达的利益。能力决定意图, 国强必霸, 霸则必战, 这是一个经典的现实主义冲突政治逻辑。吉尔平、米尔斯海默都曾对此进行过相关论述。“能力决定意图”教义发展到极端便形成了“大国谋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

2.权力转移理论。作为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 奥根斯基、库格勒和吉尔平先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权力转移理论。奥根斯基、库格勒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权力分配接近, 尤其是出现“持平”趋势时, 战争最有可能爆发。最有可能在持续时间与规模上趋于极致的战争是发生在实力近乎相等的主导国和不满意的挑战国之间, 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及其支持者一般只会将它们从维持现状中获得的一部分好处给予崛起国, 崛起国往往不满意, 并发动战争, 以使秩序更有利于自己。奥根斯基和库格勒认为, 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爆发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国内因素, 尤其是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使后者超越了前者, 正是这种超越破坏了秩序的稳定。

吉尔平的霸权转移理论同样强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是最有可能的结果, 吉尔平更为关注主导国的衰落, 他所认为的霸权战争主要是主导国对抗崛起国。为调整和捍卫体系, 主导国不断作出承诺, 最终超出其能力。崛起国渴望重塑“国际体系规则、势力范围以及其中最为重要的领土的国际分配”。由此, 主导国家将预防性战争视为消除崛起国这一威胁的最有吸引力的手段, 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 其它的对策还包括减少承诺, 或者通过进一步扩张、结盟以及与挑战国和解并进行安抚来降低成本。

3.安全困境理论。安全困境理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论断的另一理论基础, 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安全困境称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是首次正式使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的人。安全困境理论认为,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 任何一国增强自身安全的防御手段都会被其他国家视为一种威胁, 导致其他国家也开始武装自己, 于是, 各个国家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 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 结果是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都下降, 跌入寻求安全与权力扩张之间的恶性循环。

当代“修昔底德陷阱”论断的立论依据建立在多个现实主义观点基础之上, 并非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和自洽的逻辑链条, 存在重大缺陷。首先, “修昔底德陷阱”论断遵循“国强必霸”的传统判断, 但事实上能力与意图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传导关系。能力与国家意图之间存在中介变量, 即国家决策者的认知。国家意图并不是能力改变的必然结果。能力的增长与意图的扩展并不呈现正相关关系, 能力的增长有可能会导致国家扩张意图的产生, 也有可能并非如此, 这取决于国家决策者认知这一变量。国家决策者的价值观和认知受制于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际的多重因素的制约, 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结果, 并不必然导致扩张性的对外意图。此外, 国家是否“霸则必战”?崛起国是否必然要采取武力冲突尤其是体系性战争的方式来实现霸权?事实上, 美国崛起和称霸更多是采用制度霸权、经济霸权的方式, 而非主动挑起冲突的方式。

其次, 尽管奥根斯基等人阐述了权力转移所导致的战争可能性, 但他们并不认为权力转移就必然会导致体系战争, 崛起国是否发动战争和它对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密切相关。这一主张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 能力并不必然决定意图。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崛起后, 其战略意图并非称霸世界, 而是继续执行孤立主义, 不卷入欧洲事务。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接受了英法式的国际秩序, 满意于自己的国际角色。

再次, 安全困境理论具有内在缺陷, 国家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权力最大化。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 国家之所以陷入安全困境, 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缺乏中央政府使得国家只能通过自助行为来保护自身的生存和安全, 但国家维护安全的行为反过来又使其他国家产生恐惧。这一理论关注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国际社会中安全的稀缺程度, 二是国家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无政府状态是否必然导致安全的稀缺?并不一定, 这取决于国家的感知, 在同一个国际社会, 不同国家对于安全稀缺或充足的认知是不同的。此外, 防御和进攻何者更具优势也会影响国家对安全稀缺的感知。在历史上, 防御比进攻更具优势, 尽管存在安全困境, 但国家仍然会采取包容性的安全政策。正因如此, 沃尔兹认为尽管安全困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但国家总是可以应对的。

对他国意图不确定性的恐惧心理是产生安全困境的关键所在, 但这并不适用于崛起国所主动发起的挑战, 在新旧权力转换进程中, 老的霸主国似乎更应感到恐惧。另一方面, 不确定性的假设类似于“无知之幕”, 描绘的是过于理想化、极致化的状态, 在当今世界, 国家之间有多种渠道可以了解对方的意图, 所谓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生疑的。

在方法论上, 支撑“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群都属于体系层次的理论, 它具有权力决定论的偏好, 忽略了国内政治、意识形态、领导人信念等在国家意图形成、国家政策制定和对外行为实施中所具有的导引、放大、缩小、阻遏等重要作用, 事实上这些因素会使权力的影响输出不同的、个性化的结果。体系理论侧重于宏观论述, 忽视国家层次的变量, 并不适用于单元层次的国家战略。国际关系史多次证明, 国家并不总是相似的, 在国家意图、国家政策、对外行为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和单向传导的, 激进的国家意图并不必然导致激进的对外政策, 而国家对外行为的实施尤其是战争这样的“国之大事”往往更是多项外交政策试错后的最终选择。

总之, 在所谓“国强必霸, 霸则必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式逻辑链中, 国家能力—国家意图—国家政策—对外行为之间必须建立起一一对应、前后相续、紧密锁定的关系才能得出必然性结论。然而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现有论断在任意一个链条中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结果选择和前进方向的可能性, 其逻辑的自洽性和严密性程度非常低, 从理论上来讲, 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大概率事件甚至是必然的论断难以成立,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除了所谓的理论证据外, 那些判断中美之间将爆发冲突, 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人们还往往从历史事实中寻找依据, 拿历史“定律”说事, 其实, 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 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历史上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很多情况下不过是大国之间发生战略误判, 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历史并不是循环往复的, 即使历史上真的出现过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也不代表未来中美之间就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适用于中美关系。

艾利森教授主持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项目中汇编了自15世纪以来的16起崛起国与主导国的竞争案例, 其中有12起爆发了战争, 包括16世纪上半叶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 (前为主导国, 后为崛起国, 下同) 争夺西欧陆权、16、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争夺中东欧陆权和地中海海权、17世纪上半叶哈布斯堡王朝与瑞典争夺北欧陆权和海权、17世纪中期-晚期, 荷兰与英国争夺全球海权与贸易霸权、17世纪晚期-18世纪中期法国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与欧洲陆权、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英国与法国争夺欧洲陆权和海权、19世纪中期法国/英国与俄国争夺全球霸权和对中亚和东地中海的影响力、19世纪中期法国与德国争夺欧洲陆权、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俄国分别与日本争夺东亚陆权和海权、20世纪初期法国、俄国所支持的英国与德国争夺欧洲陆权和全球海权、20世纪中期苏联/法国/英国与德国争夺欧洲陆权与海权、20世纪中期美国与日本争夺东亚陆权和海权。其余4起竞争则没有爆发战争, 包括15世纪晚期葡萄牙与西班牙争夺全球海权和贸易权、20世纪初期英国与美国争夺全球经济主导权和西半球海军优势、1940年代-1980年代美国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20世纪90年代至今英国、法国与德国争夺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

纵观12起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 崛起国打破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战略企图、追求陆权或海权的优势地位以及对资源、战略要点和通道的争夺是造成崛起国与主导国爆发连绵不断战争的重要原因。而4起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主要分别得益于教皇的干预和签署的合约、英美的渐进式霸权转移、核武器技术的出现以及德国放弃军事扩张。在16起权力竞争案例中, 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只有4起, 仅占25%, 似乎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权力竞争都跨越了“修昔底德陷阱”, 成功率达到10 0%。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因为历史上“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国际结构和社会环境在二战后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今天的世界显然已经不再具备产生“修昔底德陷阱”的外在客观条件。

首先, 在宏观层面, 影响国际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一些根本要素在二战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那些导致冲突的因素过去发挥作用, 但当前及未来并不一定发挥作用。在二战后的今天, 随着时代的改变, 技术的进步, 偏好的转移, 过去那些因素, 如崛起国对于土地、人口、版图、资源的追求、对于优势地缘地位的追求, 对于重要战略通道的占有, 等等, 已经不再成为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了, 过去权力竞争导致冲突的大概率可能性在未来可能变成小概率甚至零概率可能性。

“修昔底德陷阱”是基于历史作出的判断, 但历史并非是循环往复的, 时代在进步, 人类变得越来越明智, 会汲取以往战争导致生灵涂炭, 文明倒退的教训。二战后, 战争特别是大规模体系战争不再是国家尤其是大国解决彼此矛盾的主要选择, 大国之间对彼此直接使用武力, 解决冲突非常谨慎。另一方面, 核武器的存在也大大限制了大国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中美都是核大国, 尽管中国的核力量远远弱于美国, 但中国仍然拥有二次核打击和核报复能力, 中美之间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 同样会毁灭世界。对于理性的中美两国来说, 核威慑限制了中美之间爆发大型战争的可能性, 有核国之间不会爆发大战的定律仍将起作用。

其次, 在中观层面, 双边关系的高度复杂性、两面性使中美之间相互依赖加深, 战争并不容易爆发。当今的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两国在多个领域存在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又在另外一些领域存在竞争甚至潜在冲突关系。在政治安全领域, 中美间冲突与合作并存, 而在经贸、金融、全球治理等领域, 则是竞争与合作并存, 这种斗争—合作、竞争—合作的复杂状态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对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 也使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地加深。目前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5196.1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在美投资460亿美元, 约为2015年的3倍, 自20 0 0年至今, 中企在美国创造了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 中美两国有望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尽管经济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导致和平, 但双边关系的加深至少能够为冲突的爆发设置更高的门槛。同时, 中美关系的竞合—斗合二重性使中美关系中那些潜在的、低烈度的竞争与冲突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化解, 在事实上为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建立纠错机制和防撞体系, 避免更大程度的冲突。

最后, 在微观层面, 通过暴力掠夺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方式已经不再成为国家崛起的主要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无论是冷战期间的 (联邦) 德国、日本还是21世纪的中国、印度、巴西, 都不是通过传统的暴力掠夺或殖民扩张的方式增长国力的, 而是通过内部工业增长、对外开放、体制创新、和平贸易等方式实现崛起的。中国的崛起是二战后和平崛起、内涵式崛起的典范,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 中国实现了在现有国际体系内, 利用现有国际规则, 完成制度式崛起、贸易式崛起的伟大历程,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成长的内在特质。

尽管“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并不完全适用于描述中美关系, 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一论断中的某些要素与中美关系有相似之处。例如, 中美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在不断缩小, 权力位移明显,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惧仍然十分明显, 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诸多引发潜在冲突的敏感热点问题, 等等。那么, 如何评估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之间有无可能爆发战争, 中美关系是否可以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呢?

前面我们已经从理论缺陷、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对比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并不一定必然存在, 历史上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主客观条件在二战后已经发生了改变, 这一概念也并不完全适用于中美关系。但是尽管如此, 如果中美两国始终处于相互猜疑状态, 就极有可能导致战略误判, 从而使本不应存在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处于弱势被动地位, 多年来一直秉持和平、合作的外交政策, 本不应成为美国防范疑惧的对象, 但事实上,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不断, 经常将中国视为假想敌, 正因如此, 习近平主席呼吁, 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 避免在世界上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 导致两败俱伤, 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

除了前文分析的客观原因外, 就中国这一方来说, 中国既不存在挑战国际体系, 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企图, 更没有取代美国充当新的世界霸主的意图;在当前国际条件下, 中国没有必要寻求优势的陆权或海权地位, 因为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现行国际规则和比较优势维护国家利益和优势地位, 中国在新能源发现 (如可燃冰) 、清洁能源和高新科技等方面的进步也将使中国根本不必像历史上的崛起国那样, 需要控制石油或战略要道。

另一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那些使大国冲突得以避免的因素也将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持续发挥作用。无论是在理念还是战略层面, 中国都已经不存在与美国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决定中国长期依赖国际市场, 主动挑起战争对中国来说成本太高而无法运用。除此之外, 至少还有以下三个因素将会为中美之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避免爆发体系性大规模冲突提供可能条件。

(一) 中国没有“国强必霸”的战略意图。能力与意图之间的关系是破解修昔底德难题的关键。即使一个大国迅速崛起, 但如果她对现有体系和秩序持满意的态度, 满足于现有角色的定位, 就不会产生扩张、称霸的意图。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思想新观点。包括“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等。上述新思想新观点和十九大前习近平提出的诸多外交主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共同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研读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不难发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 尽管中国国力已经大大增强, 但中国仍然致力于通过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式以及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对外关系, 无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采取破坏性、冲突性的方式来回应外部世界, 中国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中国的发展将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根据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 可以初步回答中国在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最关键的三个问题:

第一, 中国如何看待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近三十年来, 中国对待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态度越来越温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中国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此后这一提法一直贯穿于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报告等正式文本中。但自20 06年政府工作报告开始, 中国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修正为“积极促进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这一提法延续到中共十八大报告。此后, 官方文件中继续沿用这一说法, 但在外交高官的发言中已经提出中国将继续做当代国际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 在十九大报告中, 中国正式提出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将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过去相比, 中国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巨大改变, 变得非常友好, 甚至可以说, 中国正在日益变成一个保守的大国, 如果套用西方学界概念, 中国已经是彻彻底底的“现状国家”了。这主要是因为,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深刻认识到, 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不同于历史上的那些崛起大国, 中国没有必要挑战现行秩序, 因为中国完全可以利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规则, 在现有政治经济秩序框架中实现崛起, 而且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第二, 中国如何定位自身的国际角色?19 79年以后, 随着中国对当代国际体系的日渐融入, 中国的主动有为意识、大国责任意识不断增强, 中国日益将自己看成是国际和平的维护者和世界发展的贡献者。尤其是2012年以后, 中国进入外交自觉时代, 随着“亚太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新型理念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实施或设立以及G20杭州峰会、金砖五国厦门领导人会晤等主场外交的开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中国议题在国际多边治理中显现, 越来越多重大的国际会议由中国发起和主办, 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稠密, 中国已经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进发到中央, 中国正日益成为国际规则的倡导者、制定者、国际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实施者以及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

强大起来的中国会不会称霸?会不会扩张?对于这个问题,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明确坚定, 前后一贯。毛泽东、邓小平当年曾宣布, 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 并且说, 如果哪一天中国称霸了, 欺负其他国家, 就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打倒中国。不称霸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中共十大至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 除了十三大报告外, 执政党都明确宣布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称霸不扩张,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中国同样多次重申这一承诺。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再次重申了这一原则: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第三, 中国如何处理与主导国的关系?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难以避免的一大原因是新崛起国主动挑战主导国的地位。那么, 中国如何看待与当代国际体系的主导国美国的关系?事实上, 中国将对美关系看成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中国外交一条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审慎妥善处理对美关系, 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近年来, 随着中国崛起, 美国对华战略疑惧程度加深, 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主动有为, 积极谋划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习近平履职后, 在中国政府既往论述的基础上, 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其本质是“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善意。在中共十九大上, 习近平进一步提出, 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扩大 (中国) 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 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中的以上论述表明, 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这既是中国的历史经验, 也是当代的理性选择。

(二) 外交对话以及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平台等多重沟通渠道的存在, 为中美双方明确彼此战略意图提供了可能。不了解对方意图是安全困境状态下战争最终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 但在当代国际社会, 信息沟通机制的存在使国家可以更便利地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除了通过大众媒体等公开渠道外, 中美双方通过外交对话、智库对话等多种信息沟通渠道以及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等平台进行沟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战略对话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是两国就重大问题进行协商的一个重要渠道。2017年4月初, 中美元首举行会晤, 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新的高级别对话机制。沟通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通过沟通与协商, 减少战略误判,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当前, 中美两国已建立了包括首脑会晤机制、高层会晤机制、地方交流机制以及民间交流机制等在内的上百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机制。此外, 双方还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G20机制、APEC机制等多个平台中展开沟通。

(三) 中国已经开始运用新的战略思维处理国家统一和领土争端问题, 使那些有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敏感问题“脱敏”的可能性大大增强。除了相信崛起国必然挑战霸权国的历史宿命外, 世人还十分担忧台湾问题、东海南海问题、朝核危机、萨德部署问题等“燃点”问题有可能难以管控, 将中美意外卷入大规模冲突之中。这些担心不无道理, 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上述问题处理思路的改变, 未来因中国维权而导致的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可以说, 中国越强大, 中美之间越不可能爆发冲突尤其是大规模战争。首先, 中国和美国在防止朝鲜半岛拥有核武器方面目标是一致的, 中国不允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 但是中国不会进行第二次抗美援朝, 因为它失去了合法性和合理性。萨德部署虽然对中国与美国间的战略平衡极为不利, 但尚不至于导致中美冲突, 而且中国未来可以通过施压韩国、自身的科学技术进步和新的军事部署来化解它的不利影响。其次,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东海、南海问题上, 随着国力的上升, 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使用战略威慑手段来制止形势的恶化。战略威慑介于武力阻遏与和平谈判之间, 它通过展示坚强的战略意志、强大的军事基础力量, 显示实际存在, 增强实际控制等方式来实现战略目标。在南海填海造岛, 加强军事部署、加强陆上边界和海空边疆的巡逻和维权, 快速提升国防实力等举措, 就是为了显示实际存在, 增强实际控制, 以增强威慑力量, 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外, 面对美军在南海、东海等地的挑衅行为, 中国军队越来越懂得怎样合理利用国际法规则, 与对方耐心地玩起“游戏”, 对于这种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战略互探游戏, 中国也越来越熟悉, 博弈的常态化有利于中美一线武装避免误判, 减少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同时也应清醒看到, 作为两个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战略利益等各方面差距巨大的大国, 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可能导致斗争和冲突的负面因素, 但就总体而言, 这些因素得到有效管控的趋势也愈益明显,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它们难以逆转恶化和全面爆发。根据新中国的一贯外交理念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 至少就中国一方而言, 并不存在主动发起对美战争的任何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对美国发生战略误判的可能性较小, 也不会主动使自己跌入“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在于, 尽管中国已经通过多重渠道展现温和与善意, 展示政策的透明和决策的理性, 但美国的决策者能否消除对中国的战略疑惧呢?能否避开可能因战略误判而自我造就的“修昔底德陷阱”呢?“球”仍然在美国一边, 我们无法给出定论, 但如果美国决策者头脑清醒的话, 人们大可相信, 美国同样没有必要对一个核大国和满意于现状的崛起大国主动发起攻击。

尽管中美关系的外在形态一定程度上似乎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条件, 但当代及未来的中美关系更为复杂、更为敏感, 我们不能直接套用所谓的历史“定律”来预判中美关系。无论是从“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在逻辑本身, 还是其在当下国际政治中的适用条件来看, 都绝不能武断地预言未来的中美关系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鉴于现实的复杂性及未来的不可预计性, 我们不会断言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一帆风顺, 但根据前文的分析, 中美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前提是, 中美双方相向而行, 共同付出建设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