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顺应近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政党才摆脱了“派系” (faction) 的恶名, 政党政治也才慰藉政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选举和组阁等功能的发挥, 成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存在形态。然而, 自20世纪60年代逐渐步入后工业时代以来, 西方式政党政治却开始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组织危机, 意识形态淡化的意识形态危机, 政党功能弱化的功能危机, 以及社会认同度下降的社会危机, 致使学术界中散布着“政党政治衰落论”甚至“政党政治终结论”。另外, 21世纪以来, 以照搬西方式政党政治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出现了“退潮”现象。尽管有些新兴民主国家并未出现民主崩溃, 但其民主也因为由基本政治共识赤字所致的政党竞争对社会结构 (包括阶级、族群或教派) 的撕裂作用, 无法达致稳固。同样, 也正是因为既有基本政治共识出现衰弱, 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政党竞争时常出现恶斗现象, “否决政治”现象越来越明显, 从而出现了民主的“去巩固化”危机现象。简言之, 21世纪以来, 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共识危机逐渐凸显出来, 成为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另一种危机。

然而, 由于欧美老牌民主国家在20世纪上半期, 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就已经基本完成, 民主政治已经较为成熟, 在国家认同和民主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共识已经较高, 因而正是囿于欧美老牌民主国家这样的旧有共识框架和条件的语境分析局限, 加之冷战时期以来西方以“党争民主”为标识的民主化释义和实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仅限于政党的组织、意识形态、功能以及社会对政党的认同等危机的研究, 却忽视了政党政治有序运作的共识前提, 遗漏了老牌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共识危机方面的研究。因此, 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考察和解析, 成为西方式政党政治危机和民主化等研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般而言, 以“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配置的活动”为要义的政治, 其存在和有序运转是需要依托一定的共识的。因此, 作为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和存在形态, 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特性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必然也存在着共识支撑的问题, 而这就是有关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议题。一般而言,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 指涉的是各个西方式政党对其所在的政党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等方面享有共同的认同。具体而言, 依据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 (Giovanni Sartori) 的政治共识结构层次划分方法,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包含三个层次: (1) 国家共识。在某种意义上, 西方式政党政治存在的目的在于慰藉政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选举和组阁等基本功能, 来满足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多元利益需求, 从而让他们认同其所在的民族国家, 从而实现对民族国家的维系, 而这就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价值。因此, 这就要求各个政党对其所要服务的民族国家的存在价值和规模边界享有共同的认同。 (2) 政体共识。既然维系民族国家的存在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价值, 那么, 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转则是维系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条件。而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转, 则要求各个西方式政党对宪政体制、选举制度等政治体制规则享有共同的认同。 (3) 政策共识。上述政体乃至国家共识的维系, 需要各个西方式政党秉持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原则, 采取协商和包容态度对待政策异见者。各个西方式政党在这些问题上, 都应享有共同的认同。可以看出, 在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结构层次中, 国家共识是最高层次, 政体共识是中间层次, 政策共识是最低层次。其中, 国家共识是政体共识和政策共识的归宿, 而政策共识对政体共识有助力作用, 其与政体共识都对国家共识有助力作用。

从历史角度来看, 正是因为对成员具有多元利益诉求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共同认同即国家共识, 才于17、18世纪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议会政治, 从而为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产生和有序运转提供了舞台, 奠定了“场域”基础;正是因为通过“光荣革命”, 英国确立起君主立宪政体的共识, 通过联邦与反联邦党的论争后, 美国确立起联邦制的共识, 以及通过19世纪的议会改革等带来的选举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建设, 才为英美国家的政党由“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的转型以及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转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正是因为政党具有通过组织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输出来满足多元社会利益诉求这一功能的共识, 才为政体共识和国家共识的维系进而为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形成和有序运转奠定了“绩效”基础。

简言之, 上述理论逻辑和历史事实都说明, 政党政治共识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形成和有序运转的前提条件。而西方式政党政治能否慰藉政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选举和组阁等方式去促使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有序运转, 是西方式政党政治有序运转的判断标准所在。因此,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落脚点其实就在于, 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民主巩固功能的发挥状况。就此意义而言, 作为西方式政党政治主体的各个政党若在有关政党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等方面未能享有共同认同, 致使政党政治无法得到有序运转, 无法发挥民主巩固的功能, 这便是所谓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具体体现在: (1) 政党之间的国家共识危机。各个政党未能对其所要服务的民族国家享有共同的认同。 (2) 政党之间政体共识危机。各个政党对宪政体制、选举制度等政治体制规则的具体安排, 未能享有共同的认同。 (3) 政党之间的政策共识危机。各个政党未能在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原则上享有共同的认同, 未能采取协商和包容的态度对待政策异见者。只要上述三种危机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时, 就可以视为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已经发生。

在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内涵进行界定之后, 便面临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为何会发生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需要先解答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是如何维系的。当然, 无论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为何发生的问题, 还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如何维系的问题, 都离不开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核心特性的识别和剖析。

西方式政党政治是在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自身财产权益, 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施行议会政治的过程中开始萌芽的。后来, 随着19、20世纪以追求大多数人平等权的大众运动的此起彼伏, 一些西方国家才开始真正推行普选权, 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民主政治也才成为潮流。也正是在此潮流下, 美国民主理论大师约瑟夫·熊彼特将民主界定为“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安排中, 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即所谓的“竞选式民主”。也正是在“竞选式民主”潮流下, 政党才开始实现由“体制内政党”、“精英型政党”向“体制外政党”、“大众型政党”的转型, 才开始成为选举的组织渠道和工具, 西方式政党政治也才算是真正诞生。由此可以看出, 西方式政党政治与“竞选式民主”密不可分, 带有竞争的特性。换言之, 政党竞争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核心特性所在。为了冷战的需要, 以美国为模板的西式民主化战略输出, 更是将西方的“竞选式民主”标识为“党争民主”, 这使得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政党竞争特性更加明显。

既然政党竞争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核心特性, 那么在“党争民主”的理论逻辑和框架下, 政党竞争是如何维系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呢?首先, 社会利益需求的多元化, 社会分化的多元社会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存在的背景和前提条件, 而社会成员对所在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即社会成员的国家共识, 则是多元社会整合的关键。但是, 国家共识在“党争民主”的理论逻辑下, 则是需要借助政策共识和政体共识来维系的, 而西方式政党政治恰好能够通过政党竞争实现和维系政策共识和政体共识, 进而维系国家共识。其次, 竞争机制在国家政权内部可以转化为党争牵制和监督压力, 使得执政党尽量保证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原则, 进行公共政策输出, 不会只顾特殊群体利益, 从而使得包括政党在内的全社会的政策共识得以达成。除此之外, 政策的制定与输出执行, 实际上就是政府的行为, 而政府的产生和行为是在一定的政体规则下进行的。正如图1所示, 政策共识的达成, 又会助力政体共识的维系和提升, 而政策共识和政体共识又将助力国家共识。

然而, 令人吊诡的是, 老牌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实践告诉我们, 政党竞争并不能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起到维系作用, 而且还会造就出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例如, 在美国, 国会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为反对而反对”的恶性竞争, 无法通过预算, 致使经常出现政府关门事件, 从而造就出政治共识尤其是政策共识的危机。时任总统奥巴马所倡导、民主党议员所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 也因共和党的反对而夭折。作为2016年“黑天鹅事件”之一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争斗更趋于白热化, 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愈加明显, 政治共识危机愈加严重。又如, 作为2016年的另一“黑天鹅事件”, 英国脱欧公投事件也折射出政党竞争所带来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问题。在“脱欧”和“留欧”问题上, 虽然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内部是存在着分歧的, 但仍然是以卡梅伦和特雷莎·梅所代表的“留欧派”为主。但是由于政党的恶性竞争, 在野的工党的“疑欧”态度, 以及独立党的煽风点火, 致使无法形成共识, 只能诉诸于全民公投, 致使英国政坛受到冲击和社会分裂加剧。除了老牌民主国家, 在许多施行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家, 执政党和在野党也往往尖锐对立, 政治共识危机严重。例如, 在欧美与俄罗斯地缘战略争夺的催化下, 乌克兰亲俄罗斯的地区党等政党与亲欧美的季莫申科集团等政党之间, 时常因为政策带有亲俄罗斯或亲欧美的色彩而出现相互排斥现象, 从而出现政策共识危机, 进而就演化为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国家共识危机, 最终导致目前乌克兰的国家分裂悲剧。而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之所以能够由政党竞争所造就, 其主要根源在于西方式政党政治的社会分裂面向。具体而言, 西方式政党政治的社会分裂面向主要源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 政党的“派系”天性。从词源学来看, 政党“par ty”来源于拉丁动词“par tire”, 使得政党承载着“部分”、“分开”的含义。因此, 政党被认为是从“派系”衍化而来的。换言之, “派系”是政党的“原生态”。由于“派系”指涉的是自私自利的组织团体, 因而政党在其早期阶段都被视为邪恶的东西。例如, 作为首位真正讨论政党的学者, 柏林布鲁克 (Bolingbroke) 曾指出, “政党之治理……必终结于派系之政府。……政党乃政治之邪恶, 而派系则为所有政党中最恶者”。尽管后来英国学者伯克对政党作了“建立在一些共同认同的特定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人的联合体”的界定, 才使得政党与“派系”脱钩, 成为国家与社会联系的中介, 成为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 然而, 政党身上的“派系”痕迹犹存。正是由于政党的“派系”天性, 在20世纪下半期西方自由民主向全球推广的第三波浪潮之时, 还有政治活动家在批判政党的“派系”问题。例如, 1992年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对德国政党的自私自利现象进行谴责, 并认为政党就是垃圾。从上述对政党的批评可以看出, 正因为“派系”天性, 每一个西方政党才容易以所代表的特定群体利益为宗旨, 才容易将自己视为“一部分”, 与作为其他“部分”的政党搞对立, 从而加剧或者造就社会分裂。

第二, 政党的“经济人”行为。除了“派系”天性, 政党的社会分裂面向还体现在其“经济人”行为上。正如熊彼特指出, “任何政党在任何特定时间里当然要为自己准备一套原则或者政纲, 这些原则或政纲可能是采取它们政党的特征, 对它的成功极为重要, 就像一家百货公司出售货品的商标是它的特征, 对它的成功极为重要一般”。在“党争民主”的政治场域中, 政党往往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主体, 政党与选民之间进行政策预期和选票的交易, 政党往往会采取“经济人”行为。一般而言, 在政党的“经济人”行为问题上, 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 (Anthony Downs) 的分析最具代表性。首先, 他将将政党定义为“由一些谋求通过在选举中赢得公职来控制国家机器的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但是, 在他看来, 收入、声誉和权力等私利, 是政党当选后所追求的, 至于实施政府的社会职能, 只不过是政党成员追求个人私利的一种手段而已。另外, 在他看来, 欲谋求私利, 政党只能是通过赢得选举来得到官职, 因而“选票最大化”就成为了政党的行动逻辑。因此, 正是在“选票最大化”的行动逻辑下, 西方式政党往往会通过各自独特的政策纲领, 来动员和吸引相应的社会群体, 从而获得相应的选票。西方式政党的这种“经济人”行为, 使得政党竞争演化为利益冲突, 不仅使得多元社会的结构分化一目了然, 而且还会加剧或制造社会分裂。

第三, 政党的“寡头统治”倾向。除了“派系”天性和“经济人”行为之外, 西方式政党还会出现“寡头统治”的倾向。有关政党的“寡头统治”倾向, 较早关注到的应属俄罗斯政治学者奥斯特罗果尔斯基 (Ostrogorski) 。在考察完美英两国政党政治后,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于1902年发表了《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两卷本。他在书中就指出, 美国和英国的政党存在着如下的弊病:“党员和选民受到政党领袖的控制, 他们的自主性愈来愈弱, 议会候选人和政治战略都是由政党来选择、提供的, 等等。久而久之, 政党就会变得专断、集权甚至独裁”。后来, 德国政治社会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 (Robert Michels) 更是直接提出了著名的政党“寡头统治铁律”。在米歇尔斯看来, “寡头统治铁律”是指:“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政党“寡头统治”倾向的危害在于, “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 我们总是发现当选领袖具有对于选举他们的公众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 这一寡头结构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 政党政治是慰藉政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选举和组阁等功能, 来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 而上述政党的“寡头统治”倾向却使得政党与社会脱节, 无法实现对多元社会的整合。当然,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前文所述的政党的“派系”天性和“经济人”行为都可以证明政党会加剧或造就社会分裂, 但政党的“寡头统治”倾向并不能证明, 其只能说明政党无法实现社会整合, 而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政党会放任多元社会的既有分裂。就此意义而言, 政党的“寡头统治”倾向也可以被纳入至政党政治的社会分裂面向之中。

在“党争民主”的政治场域中, 正因为上述政党的“派系”天性、“经济人”行为和“寡头统治”倾向, 西方式政党政治才呈现出社会分裂面向, 从而出现政党竞争造就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现象。“首先, 政党的‘派系’天性、‘经济人’行为和‘寡头统治’倾向, 致使为了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特定群体或寡头的特殊利益, 各个西方式政党之间往往进行特殊利益的表达、综合和竞选, 而置社会的公共利益于不顾, 在政策议题和内容上相互否决和排除异己, 无法包容和协商, 故意破坏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原则, 造就出政策共识危机。接着, 执政党的‘私利政策’的制定与输出执行, 将很有可能引起在野党以及公众的抗议, 很可能激起有关政策的制定规则以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获得规则、宪政体制等政体规则的认同危机, 从而出现政体共识危机。而政体共识危机, 意味着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党对所在民族国家的政体规则, 存在着认同的差异。而在多元族群的国家中, 这种政体规则的认同差异, 将很有可能激化既有的族群分歧, 从而造就出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即国家共识。另外, 在多元族群的国家中, 若是族群政党之间尤其是带有民族倾向的政策共识危机, 也同样将很可能直接激化原有的族群分歧, 从而造就出国家共识危机”。简言之, 正如图2所示, 在确立和施行“党争民主”的国家中, 由于政党的“派系”天性、“经济人”行为和“寡头统治”倾向, 多元社会背景下的政党竞争并不一定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起到维系作用, 反而有可能会造就政策共识危机, 政策共识危机又可能会带来政体共识危机和国家共识危机, 同时, 政体共识危机也可能会带来国家共识危机。这就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发生机理所在。

如前文所述, 政党竞争既会维系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 也会造就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落脚点在于, 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民主稳固功能的发挥。因而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 将会挑战到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民主稳固功能的发挥, 从而影响到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稳固。

首先,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会给作为西方式自由民主存在形态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带来挑战。具体而言, 主要体现在: (1) 功能危机。如前文所述, 慰藉政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选举和组阁等功能, 对多元社会进行整合, 从而促成西方式民主的稳固, 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基本功能所在。然而,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 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基本功能在衰弱, 出现了功能危机。当然, 西方式政党政治功能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具体而言, 无论是政党之间的政策共识危机, 还是政党之间的政体共识危机, 还是政党之间的国家共识危机, 都意味着政党之间的极化, 意味着西方式政党政治无法有效地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 意味着西方式政党政治出现了功能危机。 (2) 组织危机。正如罗素·达尔顿 (Russell J.Dalton) 和马丁·瓦藤伯格 (Martin P.Wattenberg) 两位美国学者指出, 政党出现了党员数量下降的组织危机, 是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密切相关的。具体而言, 因为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 意味着各个政党之间不能有序地竞争, 只是在相互扯皮和恶斗。这样的表演情形又很容易使党员产生疲惫感和厌倦感, 也容易使普通公众对政党产生厌倦感, 而这要么可能使得既有的党员退出政党, 要么可能使得新政党成员的吸收存在障碍。总之,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 将有可能使得政党的党员数量出现下降趋势, 从而出现组织危机。 (3) 认同危机。正是由于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 才导致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功能危机, 而功能危机必然导致社会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认同危机。正是存在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 拉里·戴蒙德 (Lar r y Diamond) 和理查德·冈瑟 (Richard Gunther) 两位美国学者才指出, 在20世纪下半期, 西方自由民主正在全球掀起大浪潮。但吊诡的是, 在其席卷世界的同时, 对政党的不信任却不断升温。社会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认同, 不仅在欧美老牌民主国家中出现危机, 而且在施行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新兴民主国家中还出现更加严重的危机。总而言之, 除了本身作为一种西方式政党政治危机之外,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还会导致和加剧西方式政党政治上述功能、组织和认同等其他危机, 从而使得政党在西方自由式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威胁, 进而给西方式政党政治本身的有序运转带来挑战。

另外,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会使得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出现异化。具体而言,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可能会造就如下三种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的异化形态: (1) “派系政治”。由于“派系”天性, 西方式政党之间若在国家认同、政体和政策方面存在着共识危机, 那么该天性必将凸显出来。具体而言, 在无法达成共识时, 各个政党就很可能成为社会中特定群体的专职代表, 从而成为组织化的“派系”。而这些“派系”之间为了竞争, 往往会强化社会的群体标识, 从而加剧既有的社会分裂, 使得“派系政治”充斥于民主政治生活中。 (2) “否决政治”。所谓“否决政治”, 指涉的是在权力制衡体制下, 政治集团都有否决权, 没有一个政治集团有足够力量做出重要决定的政治形态。而西方式政党之间若在国家认同和政策方面存在着共识危机, 势必将会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现象, 从而呈现出“否决政治”形态。例如, 前文所述的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展示出的就是“否决政治”形态。 (3) “运动政治”。西方式政党之间若存在着政策共识危机、政体共识危机乃至国家共识危机, 则很可能催化出街头对峙的社会运动, 甚至演化为暴力运动、革命运动, 从而使得“运动政治”充斥于民主政治生活中。例如, 由于代表下层阶级的泰爱泰党、人民党和为泰党等政党与代表中上层阶级的民主党等政党, 无法在政策和选举制度规则上达成共识, 致使泰国从20 05年开始出现“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此起彼伏的街头对峙。总之,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 往往带来的是“派系政治”、“否决政治”和“运动政治”等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的异化形态, 而这会威胁到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稳固。泰国、乌克兰等施行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动荡困局以及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主“去巩固化”危机, 正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所带来的。

此外,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会破坏西方式自由民主稳固的“场域”条件。众所周知, 民族国家是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的“场域”条件。由于国家共识危机是属于最高层次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 因而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本身有可能就直接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另外, 如前文所述, 由于政党的“派系”天性、“经济人”行为和“寡头统治”倾向, 政党竞争可能会导致政策共识危机, 而政策共识危机又可能会带来政体共识危机、国家共识危机, 同时, 政体共识危机也可能会带来国家共识危机。由此可以看出, 即使政党之间一开始没有存在国家共识危机, 但也可能会因为政策共识危机和政体共识危机而出现国家共识危机。不管如何, 政党之间的国家共识危机, 有可能会转化为一系列民族国家分裂的政治活动。例如, 前文所述的乌克兰的国家分裂悲剧, 就是典型的例子。

综上所述, 内含国家共识、政体共识和政策共识三个层次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 是西方式政党政治有序运转, 发挥西方式自由民主稳固功能的前提条件, 而政党竞争又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核心特性, 那么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则是通过政党竞争来进行维系的。政党竞争正是通过竞争机制所带来的问责和监督压力, 来促成政策共识, 进而促成政体共识、国家共识。然而, 由于政党的“派系”天性、“经济人”行为以及“寡头统治”倾向, 政党竞争不仅无法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起到维系作用, 而且还会造就出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政党竞争有可能会导致政策共识危机, 而政策共识危机又可能会带来政体共识危机、国家共识危机, 同时, 政体共识危机也可能会带来国家共识危机。而这样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则会给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巩固带来挑战。这样一项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发生机理和影响的研究, 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学术贡献:第一, 揭示出政党竞争制造共识危机的一面, 破除了对“党争民主”的迷信。西方学术界和政界往往将政党竞争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评判标准, 并据此对非竞争型政党政治一概视为非民主政治, 从而造就了对“党争民主”的迷信。然而, 本文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发生机理进行剖析, 却发现政党竞争可能会破坏政治共识, 会破坏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的有序运转。而这一发现, 必将有助于破除对“党争民主”的迷信。第二, 阐明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影响, 深化和提升了西方式政党政治危机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关注到西方式政党政治的组织、意识形态、功能以及社会对政党政治的认同这些方面的危机, 却遗漏了共识危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目前学术界还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组织力量的竞争和大众传媒的竞争等视角来解析西方式政党政治危机的原因, 但如前文所述, 西方式政党政治的组织危机、功能危机以及社会对其的认同危机, 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所造就的。在此意义上, 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发生机理及影响的解析, 有助于深化和提升西方式政党政治危机的研究。第三, 阐述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对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实践的影响, 为理解和考察当下全球民主困境提供一种合理的视角。如前文所述, 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会带来“派系政治”、“否决政治”和“运动政治”的民主异化形态, 甚至破坏西方式自由民主巩固的“场域”条件, 从而使得乌克兰、泰国等新兴民主国家处于民主动荡的困境, 也使得欧美老牌民主国家出现有关民主认同度下降的民主“去巩固化”现象。

当然, 本文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1) 有关“国家共识”的假设问题。本文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发生机理的解析, 是在民族国家建构基本完成, 民主转型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进行的。而这意味着在施行“党争民主”之前, 社会成员在民族国家的认同上已取得共识。尽管由于历史原因, 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种族, 但这只是社会层面的种族差异。只有当施行“党争民主”时, 政党竞争才将种族差异升级为国家共识危机。 (2) 有关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对策问题。鉴于篇幅有限, 如何平衡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共识, 寻求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对策, 留待后续的研究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