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海洋秩序是东亚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东亚区域秩序的总体体现，又不完全与之吻合。后冷战时代以来，东亚地区虽然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与和平，但海上却并不平静。近年来，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在东亚地区的海上存在，中国与日本围绕着东海及钓鱼岛争端、中国与南海部分国家以及部分南海国家之间涉及南海问题的矛盾激化，凸显了东亚海洋秩序的整体缺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继续在南海执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前任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海上行动策略，但在“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下，其维护美国海上霸权的目标不可能发生变化，未来中美之间围绕东亚海上秩序的冲突仍然存在。在此背景下，重新思考东亚海洋秩序的传统与现实，对未来东亚秩序和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分裂的传统：东亚秩序的双重叙事
    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文化血肉、政治意涵的象征。当然，在近代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亚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存在。在此之后，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和西方入侵者的到来，东亚的内部联系不断增加，它既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存在，也成为西方世界借以关照自身的、文化上的“他者”。由于地缘位置的临近，又共同受到中华文明的强烈影响，东亚地区产生了世界历史中较为早熟的地区秩序，中国长期处于这一地区秩序的核心。作为萌生于大陆的古老文明，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依靠朝贡秩序使该地区保持了长期稳定，但在东面辽阔的海洋上却始终存在着不同于大陆朝贡秩序的另外一种秩序，即东亚海洋秩序。
    在进入近代历史以前，朝贡秩序是东亚历史上形成最早、影响时间最长的人类文明交往实践。它以中华文明为中心，以儒家所尊崇的仁义、礼治等为核心原则，众多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以定期朝贡的形式换取贸易上的特权、政治上的承认与军事上的保护。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不发达，中原王朝与东南亚一些海岛国家之间缺乏经常性的联系，而朝贡秩序下主要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等都是大陆国家，这是一种典型的大陆秩序。该秩序既未能在大部分时期将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囊括其中，更未能实现对东亚大片海域的有效管理。另外，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的大片水域中，活跃着众多的商人和海盗，这些商人以从事走私性的转口贸易为生，海盗则主要在海上从事劫掠性活动或者对沿岸国进行骚扰，所以中国历代王朝经常实行海禁政策。海禁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原王朝在大部分时期内避免了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相反，处于中原王朝西北边陲和西部边疆的游牧民族则对朝贡秩序构成了经常性的威胁。海禁政策的实施和来自游牧民族的长期侵扰，造成了朝贡秩序长期以大陆为重心。不过，从总体上来说，东亚秩序在近代以前不仅包括了大陆朝贡秩序，也同样包含着不太为人注意但却影响甚大的海洋商盗秩序。
    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兴起带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东亚地区的扩展，而清王朝的衰落使得该地区原有的朝贡秩序逐渐走向解体。西方是近代工业化的先行者，凭借着船坚炮利将殖民征服的触角伸向了东亚，通过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对东亚实现了分而治之。在该过程中，日本成功地通过明治维新跻身为亚洲近代化的先驱，不仅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而且开始与西方侵略者一道对其它国家开始了殖民征服。它妄图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征服中国大陆，进而控制整个东南亚地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大陆秩序。由于西方列强对东亚大陆的殖民活动是通过海洋实现的，所以对海洋的控制成为列强争霸东亚的关键。控制了海洋才有可能控制欧亚大陆，这就是西方海权论兴起的背景。由于众多列强之间的利益相互冲突，虽然日本逐渐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始终未能实现对海洋的有效控制，也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因此，近代时期的东亚秩序大体上呈现出双重分裂的特征: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崛起与西方大国的入侵造成了大陆秩序的分裂，日本与西方列强围绕东亚海洋霸权的争夺也带来了海洋秩序的分裂，双重分裂的地区秩序使得东亚失去了原本的安定与繁荣。
    二战结束以后，东亚秩序迎来了重建的机遇，但冷战的开始却使统一的地区秩序再次成为不可能。这一时期的东亚秩序仍然呈现出明显的陆海分离的特征。在大陆，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主导统一的东亚秩序的企图落空，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而美国则开始对新中国采取经济封锁禁运、政治孤立政策，并通过与日本及东南亚部分国家逐渐建立起同盟关系，打造遏制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美国在其盟国建立起众多的海军基地，长期保持着对东亚海域的有效控制，实现其以海制陆的战略目标。因此，这一时期的东亚秩序不仅包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离，而且也内含了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的分裂。冷战结束以后，东亚陆海分离型的地区秩序仍然维持了下来。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其在大陆的优势不断积累，海上影响力也得到了拓展，但美国继续牢牢控制着地区海上霸权，加强了对中国的海上围堵，增加了中美之间发生海上对抗的可能性，也固化了东亚秩序的分裂传统。
    从古代到今天，东亚秩序长期存在着分裂的传统，存在着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的双重叙事。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言：“在东亚历史上，没有一个霸主真正统一过东亚，帝国的秩序都是残缺不全的。即使在帝国的全盛时期，依然存在着例外、游离和抵抗。”这种分裂的传统为地区带来了诸多问题：在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秩序未能延伸到海洋，使得东面的大片海域海盗横行，缺乏有效管理；二战以后，由于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之间的对抗，以陆制海和以海制陆的地缘政治思想盛行，使得东亚地区经常面临不稳定的局面，妨碍了该区域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即使东亚地区在古代有着较为相似的文化基础，在近代也共同经历了被殖民的悲惨命运，但由于大陆与海洋之间的隔阂，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并没有广泛形成，也阻碍了地区共同体建设步伐。缺乏共同认同，使得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在启动多年之后仍然远远落后于欧洲地区。
    二、东亚海洋秩序的历史演变及其主导逻辑
    东亚海洋秩序内生于东亚秩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之中。由于长期与大陆秩序相分离，造成了东亚海洋秩序既受到大陆秩序的强烈影响，又有着不同于大陆秩序的独特演进逻辑。海洋秩序的历史演进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航海技术的进步、探索和征服世界的心理是分不开的。在西方兴起之前，大陆秩序是主导的人类文明秩序，西方的兴起带来了海洋秩序向全世界的扩张，使得海洋秩序首次超越大陆秩序，占据优势地位。相较于欧洲地区，东亚的海洋秩序形成较晚，且受到外部影响较大，基本上是在跌跌撞撞中被推入世界海洋文明大潮中的。从古至今，东亚海洋秩序相继经历了商盗秩序——列强争霸秩序——美国霸权秩序的历史演变。每个发展阶段也遵循着不同的主导逻辑，经历了自然主导——技术主导——霸权主导的发展过程。直到今天，东亚海洋秩序仍然处于发展和演变之中。
    商盗秩序是东亚海洋秩序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主导力量是自然性因素。人类探索和发现海洋的历史几乎和有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但囿于技术的限制，广阔的海洋对于人类长期是未知的神秘力量。然而，海洋能够为人类提供众多的宝贵资源，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缓冲性空间，当饥荒和战乱发生之时，人类就会被激发去探索海洋。当东亚大陆在朝贡秩序下享受着富庶和和平之时，在东面广阔的海洋上也兴起了一大批活跃的商人和海盗，他们依靠冒险精神控制了大片海洋，从事转口贸易或者劫掠活动。由于政府力量有限，而且海洋一般都位于帝国的边缘地带，当帝国处于鼎盛时期，海洋往往就能得到有效管理，但在大部分时期，帝国都无暇顾及海洋，安全防御的重心都是指向北方游牧民族。到了明清两代，大量倭寇长期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侵扰活动。所以，此时的东亚海洋秩序基本上游离于大陆中央王朝的管辖之外，更多是依靠自然力量形成和发展的。
    列强争霸秩序是东亚海洋秩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大国为了寻找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市场，在全世界开展了殖民征服活动，东亚因为长期的富饶和众多的财富也吸引了西方侵略者的目光。这些侵略者通过海上来到东亚大陆，建立起众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以保持对海洋的控制始终是列强考虑的重点。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后，东亚海洋逐渐成为他们争夺的目标，通过逼迫开放港口、侵占沿海战略要地等，逐渐控制了东亚海洋。后来的美国因为丧失了先机，但又不肯被排除在海上，提出了公海航行自由原则。日本很快也步上西方侵略者的后尘，控制了大片海洋。简而言之，近代以来的东亚海洋秩序是一种列强争霸型的多极秩序，从早期的荷兰到后来的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列强为了称霸海洋，不断加强海军力量建设、划分势力范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东亚海洋被单一霸权所控制，但是也彻底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局面。列强争霸下的东亚海洋秩序事实上是由技术主导的，航海技术、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在海洋秩序争夺中往往能够占据优势地位，形成了东亚海洋空间的无政府状态。
    美国霸权秩序是东亚海洋秩序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导逻辑是美国霸权的维护与延续。早在结束一战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抛出了鼓吹公海自由的“十四点原则”。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了关于公海和确定大陆架自然资源权利的《杜鲁门公告》，反映了“美国意欲扩大近海管辖权和维护海洋自由原则的双重目的”。在东亚战后安排过程中，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退，美国控制东亚大陆的企图难以实现，于是通过打造盟国、建设海军基地等方式，构筑围堵和封锁中国的三大岛链，构建起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霸权秩序，实现其以海制陆的战略目标。今天的东亚海洋秩序基本上仍然是冷战时期的遗留，并未发生重大改变，美国主导的东亚海洋霸权秩序延续了下来。近年来，针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合理的维权活动，美国通过公开批评、航行自由宣示、联合演习、加强同盟等多种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积极介入地区海洋争端。美国的海上霸权加剧了地区局势紧张，干扰了地区和平发展局面。这一时期的东亚海洋秩序呈现出典型的霸权主导的特征。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海上战略目标在于获取霸权，保持对海洋的控制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围堵和封锁；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东亚海上战略目标在于维持霸权秩序，延续其霸权国地位和阻止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全面崛起。
    从东亚海洋秩序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前期的商盗秩序、列强争霸秩序，还是之后形成的美国霸权秩序，总体上都与大陆秩序相分离。换言之，东亚大陆与海洋长期以来都未能被整合进统一的地区秩序叙事之中，从而造成了地区秩序的整体缺失。当前，东亚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其在东亚大陆的崛起为其海洋影响力的拓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东亚海洋秩序的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
    三、中国崛起对东亚海洋秩序的贡献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古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大陆文明。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偶尔的航海壮举，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国人探索海洋的活动推向了高潮，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类似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开始落后于“大航海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开始重新重视海洋问题，人民海军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其海洋权利观念和意识不断强化，影响力也逐渐向海洋扩展，日益向海洋强国迈进。中国在海上的崛起，为东亚海洋秩序带来了新力量、新规范和新理念，为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导的东亚海洋秩序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首先，中国在东亚的海上崛起为地区海洋秩序提供了新力量。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东亚地区长期保持着庞大的驻军规模，以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区盟国为前哨阵地，构建起了一种轮辐式安全体系（hub-and-spoke system），积极介入地区内部事务，长期保持着对东亚海洋的控制。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东亚地区的海洋秩序。作为东亚海上的唯一主导性力量，美国以所谓的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为借口长期对沿岸国进行监视活动，实际上是模糊了海洋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边界，干扰了地区海上稳定局面。不仅如此，美国还频频介入地区国家内部的海洋争端，虽然表面上声明对争端不持立场，但实际上却通过各种手段为日本及部分南海国家的主张背书，使得争端进一步激化。无约束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化，美国在东亚海洋秩序的维护上正在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本质上，美国不太可能成为亚洲秩序构建的积极力量，有的时候，甚至是破坏性力量。美国对亚洲的战略将始终是阻止中国与亚欧大陆最强大国家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并试图以海洋秩序的规则来牵制和分割中国。”
    与美国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中国海上实力的增长是建立在捍卫海洋主权和安全、维护地区海洋秩序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上，始终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断加强海上力量建设，打造一支能够维护主权和海上和平的蓝水舰队，在整合多部门力量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海警局，改变了以前“九龙治海”的局面。事实上，中国海上力量的增长不仅来源于近年来解放军致力于海军现代化的积极努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其海上软实力的增长。即使在与其它国家存在海洋争端的情况下，中国也始终强调要维护海洋安全与和平，与其它国家开展联合巡逻、联合打击海上犯罪等活动，有力地维护了海上航行安全，日益成为地区海洋秩序建构的一支积极力量。中国在东亚海上的崛起不仅使美国霸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而且也增加了维护海上和平的力量，这不仅有利于和平的海洋秩序的维护，也有利于更加公正合理的东亚海洋秩序的构建。
    其次，中国在东亚的海上崛起为地区海洋秩序提供了新规范。今天，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日益深入人心，东亚海洋秩序可能迎来由美国霸权秩序向规则主导的海洋秩序方向发展。然而，时时刻刻将国际法挂在口中的美国，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与其口口声声所宣扬的国际法维护者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究其原因是批准该公约之后，会明显损害美国的海洋霸权行径，将使其过分的“海洋自由宣示”行为失去法理依据。不同于美国，中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批准加入了公约，而且正在以实际行动维护公约的权威。即使在东海、南海的主权立场遭遇部分国家的挑战，但中国始终强调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不诉诸于武力行动。2002年，在各方努力下，中国与东盟国家谈判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而且正在谈判缔结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在2016年召开的中国——东盟峰会上，双方还发表了将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总之，可以说中国正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推动东亚海洋秩序朝着规则主导的方向发展，正在成为新规范的提供者和塑造者，成为东亚海洋秩序建构的一支规范性力量。
    再次，中国在东亚的海上崛起为地区海洋秩序提供了新理念。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整体的海洋观念淡薄，权利意识不够，造成了中国在海洋领域话语权的缺失。尤其是表现在南海争端中，美国人频频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是国际法的破化者、中国的海洋主张干扰了海上航行自由等。由于美国掌握着国际话语权，这些说辞很快成为不少东南亚国家指责中国的话语武器，而中国的回应仍然很难脱离美国掌控的海洋领域话语体系，所以造成了中国在南海维权和申辩的被动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洋观念的提升与权利意识的加强，其在海洋领域的话语权也得到了提高。不同于美国追求海上霸权的目标，中国始终主张与周边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共享海洋权益。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中日领土争议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表现出中国外交政策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部分，要与周边国家一道共同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东盟国家就中国南海争议问题出现不同立场时，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由中国与当事国直接谈判解决争议，而中国与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在东亚的海上崛起，为地区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美国霸权的新理念，尤其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解决海洋争端、建设和平合作的地区海洋秩序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中国崛起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出现的新现象，而中国在东亚的海上崛起更是晚近的事情。然而，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幅员辽阔的领土、独特的社会制度以及崛起的速度，使得中国崛起成为国际政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象。中国崛起是全方位的，其在东亚的海上崛起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海洋实力的增加，也包含着海洋规范和理念的同步提升。二战结束以后，东亚海上秩序长期为美国霸权主导，不仅造成了地区长期的紧张和分裂局面，也严重制约了地区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中国在东亚的海上崛起，通过不断提供新力量、新规范、新理念，为地区海洋秩序的转型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四、超越传统：未来东亚海洋秩序的建构
    古代朝贡秩序下，东亚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分裂基本属于自然分裂，受到地理因素和技术限制的强烈影响。近代以后，二者的长期分裂则主要源于中国的虚弱与海洋观念的落后。由于中国的虚弱，近代西方列强和日本以海洋为跳板，对东亚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侵略和殖民活动，使该地区原有秩序土崩瓦解，但以海制陆的地缘战略并没有能够成功。二战结束以后，由于新中国海军刚刚建立，几乎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成功地建构了其东亚海上霸权，使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的分裂局面延续下来。未来东亚海洋秩序的建构必须超越传统，在融合大陆秩序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地区秩序。
    首先，未来东亚海洋秩序的建构取决于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地区强国的成功转型，以制约美国东亚海上霸权，同时使地区国家也能够参与到海洋秩序的建构过程之中。目前的东亚海洋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霸权主导的，与以中国为核心的大陆秩序的冲突性开始凸显。所以，美国近年来不断渲染中国的海上军事威胁，频频在中国周边海域展开军事侦察，造成了东亚海上局势的紧张。在中国海洋实力薄弱的情况下，美国的霸权秩序是牢固的，但其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正在对美国的海上霸权形成有效制约，为东亚海洋秩序的构建提供着新力量、新规范和新理念。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地区强国的崛起正使得统一的东亚地区秩序成为现实，即海洋秩序有可能被整合进统一的地区秩序之中，以实现东亚海上秩序的权力回归，由“东亚人”来管理东亚海洋。统一的地区秩序并不意味着是一种霸权秩序，不是中国的霸权秩序，更不是美国的霸权秩序，而是一种协商型秩序。这种秩序能够将地区主要大国的权力现实考虑进去，同时也能充分尊重其它国家，让其它国家参与到地区秩序的协商过程之中。在建构新的东亚海上秩序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地区其它国家的合理意愿，将其整合进地区海洋治理结构之中，建立权利分享与责任共担的机制。
    其次，未来东亚海洋秩序的建构有赖于地区统一的合作框架的确立。统一的地区合作框架的建立不仅大大降低了海上摩擦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而且能够成为地区国家之间机制化合作的平台，使功能性合作逐渐“外溢”到非功能性领域，促进地区共同体的生长。然而，从现状来看，东亚海上合作体系过于松散，几乎尚未有任何统一的合作框架，仅有的合作也大都内嵌于其它层面的合作框架之中。造成该现象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美国主导了地区海上霸权，并努力防止任何旨在排除美国或者损害美国影响力发挥的地区合作机制和框架。这种对单边地区海洋秩序的偏好和阻止多边秩序的努力，总体上与美国战后在东亚地区的整体安排有关。即便如此，东亚地区在东盟主导下在政治、经济及安全等领域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合作平台和框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10+3机制等。通过借助地区现有的合作平台与框架，并将其与海洋合作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地区合作框架，可以成为海洋秩序建构的捷径。然而，应该看到虽然东亚地区合作的平台在增加，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同盟体系也在不断强化，且两者具有一定排他性，使得地区秩序呈现出“多层网络结构”和多样性的特征，“这种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内短期难以形成统一的安全框架，多种机制齐头并进将是地区安全架构演进过程中的‘常态’。”即使如此，未来东亚海洋秩序的建构也要朝着建立统一的合作框架的方向去努力。中国是未来地区海洋秩序建设的关键，目前已经与东盟国家建立了海上合作基金，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东南亚的规范性崛起也是驯服美国霸权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全面崛起与“东南亚的规范性崛起”是地区秩序出现的新变化，是制约美国东亚海上霸权的关键，为统一的地区合作框架的确立带来了希望。
    再次，未来东亚海洋秩序的建构需要一个能够囊括所有问题领域的秩序架构。海洋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蕴含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大量渔民依靠捕捞为生；东亚大片海域还是全世界海底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蕴藏着储量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同时，该地区还面临着生态环境破坏以及海盗、海上犯罪等问题。所以，东亚地区海上长期存在着资源控制运动、保护运动、安全运动等相互冲突又相互弥合的活动。地区国家既关注岛屿和领海归属问题，同时也关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打击海盗等问题，也就是说东亚地区海洋秩序应该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多元视角的概念类型。然而，长期以来地区国家之间围绕着领土和岛屿归属问题产生的冲突基本上掩盖了海上合作等更为多彩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成为地区海洋秩序建构的思想支撑点，因为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质上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总体关照。因此，未来东亚海洋秩序的建构必须回归海洋的多元属性，建立一个能够囊括所有问题领域的秩序架构。这样的秩序架构应该既关注传统安全，同时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既关注由海洋产生的安全问题，同时也关注其带来的发展机遇；既关注海洋开发，同时也关注生态保护；既关注冲突解决，同时也着眼于长远的和平缔造；既关注海洋问题，同时关注海洋和沿岸及大陆的关系再造。对于不少国家来说，大陆与海洋关系的再造，意味着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的重新调整。总之，一个能够囊括所有问题领域的秩序架构是建构可持续性的东亚海洋秩序的重要支柱。
    五、结语
    东亚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东亚秩序是理解中国地区角色及发展命运的一面镜子。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几乎只有大陆秩序的意义，东亚的大片海洋是属于商人和海盗的“自由领地”，这里没有领土和领海的概念，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概念。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向东亚开始的征服和殖民活动，西欧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向东亚扩展，主权概念也得到了普及。这一来自西方的主权概念为东亚海洋秩序带来了破坏性的意义，原本的自在和谐关系不复存在，基于领土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取代了基于文化的文明认同。尤其是随着海洋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东亚地区国家围绕着海洋、领土问题产生的争端不断激化，为地区海洋秩序带来了挑战。东亚地区海洋秩序内生于东亚秩序之中，“是东亚区域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密切相关。”从东亚区域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来看，该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分裂的传统，即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双重叙事，这种陆海分离型的地区秩序造成了整体秩序的缺失。
    冷战结束以后的东亚地区秩序继续延续着分裂的传统，大陆以中国为中心，海上则被美国霸权所主导。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其地区影响力也开始向海洋扩展，于是，东亚海域逐渐成为中美权力交锋的前沿阵地。中美之间在东亚的海上冲突并没有以直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主要表现为中国与美国支持的所谓“声索国”之间的摩擦，其结果是地区海上的不稳定。东亚海上秩序的不稳定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融合大陆秩序的海洋秩序架构。未来东亚海洋秩序的稳定取决于能否建构一个统一的秩序，取决于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地区强国的重新崛起，以实现对美国东亚海上霸权的有效制约；取决于地区统一的海上合作框架的确立；取决于一个能够囊括所有问题领域的秩序架构的建立。中国在东亚的海上崛起，通过持续提供新力量、新规范、新理念，正成为地区海洋秩序建构中积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