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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演变
2019-07-18 21:55:24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苏珊珊 【 】 浏览:713次 评论:0
    “中国威胁论”是冷战后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解读之一,即阐述中国崛起必然对他国构成威胁的论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先后掀起多次“中国威胁论”浪潮,中国由“虚拟敌人”成为“真实存在”的挑战。2017年以来,中国“锐实力”、“新帝国主义列强”、“债权帝国主义”等“中国威胁论”的新变种层出不穷。该论调轻则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左右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中国崛起外部环境的“无形天花板”。为击破这一国家意象、突破西方话语窠臼、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准确把握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演变十分必要。本文拟将冷战后划分为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头十年、2010年至今三个时间段,从时代背景、历次思潮、演变内容、显著特征四个维度对“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以透视其本质和趋向,为更好的应对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挑战提供参考。
    一、“寻找下一个敌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成为继苏联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高唱“历史终结论”,断定中国将是下一个苏联。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非但没有被“自由民主制”所终结,反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持乐观态度者称“社会主义在中国”、“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而敌视社会主义者则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美国成为该论调的组织者和渲染者,简言之是为了“寻找下一个敌人”。第一,美国对永久性世界霸权的现实关切。一方面美国需要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同敌人”来维持其核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要防止新对手出现。第二,意识形态偏见使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社会主义中国成美国“敌人”的首选。第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认为“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第四,二元对抗的冷战思维使西方意图遏制中国崛起。第五,文化差异使西方不了解并误读中国。由此,20世纪90年代先后产生四次“中国威胁论”浪潮。
    第一次“中国威胁论”发生于1992—1993年间。1992年美国学者罗斯·芒罗(Rose H. Munro)发文《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称“中国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潜在的最大敌人”。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天敌”。
    第二次“中国威胁论”发生于1995—1996年间。李登辉访美和“台海危机”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大讨论”。1995年钱达(ChandaNayan)发文《对龙的恐惧》称中国的邻居“不清楚北京的意图而十分恐惧”。1996年有关“中国威胁”的讨论称“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成为强国后不会通过霸权保护本国利益”。
    第三次“中国威胁论”发生在1997年前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与罗斯·芒罗合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称“在可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状况”。1997年亨廷顿称“核恐怖主义对美国可能造成短期威胁,而中国作为一个东亚霸主的出现是美国的长期威胁”。
    第四次“中国威胁论”发生于1998—1999年间。特里普利特(William C. Triplett)和爱德华·廷珀莱克(Edward Timperlake)合写《鼠年》和《红龙跃起:共产党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指责参与美国政治的华人是“特务”,操纵美国对华政策。1999年美国抛出《考克斯报告》并制造“李文和案”,称中国“偷走”美国核技术,威胁其国家安全。
    在20世纪90年代密集的“中国威胁论”思潮中,形成了五种代表性论点。
    第一,“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其一,基于中国军事战略意图的“国强必霸论”和“军事扩充论”,鼓吹者从现实主义理论和西方大国崛起经验出发,推测中国“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并主宰东北亚”,谋求世界霸权。其二,基于中国军事能力的“威胁论”。该论调夸大中国军事实力、军费开支、核技术和导弹技术,认为中国“已具备侵略能力”。第二,“中国经济威胁论”。一是“第三强国论”夸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和速度。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用“购买力平价法”算出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的“第三超级强国”。二是“大中华经济圈”称港澳台与中国大陆贸易激增,海外华人前往投资,中国“将持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拥有最大规模的军事装备”。三是“贸易威胁论”指责中国经济将打破原有贸易格局和利益格局,引发秩序混乱。第三,“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论”。鼓吹者有伯恩施坦·理查德、罗斯·芒罗、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等。核心观点:民主国家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是世界祸根。对于世界和美国来说,“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的核武装和共产党专政”。民族主义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尤为危险,“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第四,“文明威胁论”。观点持有者有亨廷顿、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认为中西方文明将走向冲突,而非共存。1996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正式出版,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集团和国家间的冲突是未来世界最大的威胁,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江忆恩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实质上是西方所说的“备战”范式,很难使人产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第五,“粮食与人口威胁论”。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Brown Lester R)发问“谁来养活中国”,与第二次“中国威胁论”合流形成“粮食威胁论”和“人口威胁论”。布朗预言:2010年中国粮食缺口达2亿吨以上,而世界无法养活中国,将引发全球不安定与发展停滞。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思潮及其代表性内容,可总结出五大显著特征:
    从鼓吹者来看,以美日为主。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安排是寻找下一个“敌人”,“以便把一切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日本一是应和美国,二是借此掩盖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企图,转嫁因经济大衰退引发的国内矛盾。从价值取向来看,意识形态色彩仍然很浓。苏东剧变后,共产主义被“污名化”,中国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光谱中的“独裁者”、“专制者”。对社会主义的天然仇视成为西方观察中国的“有色眼镜”。从分析范式来看,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强势。以西方大国崛起经验来揣测中国战略意图、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研判中国未来走向、以西方现代性路径来衡量中国成功与否,成为解读中国的理论假设。从涵盖领域来看,以传统领域为主。主要波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传统领域,其中“文明冲突论”成为各类“威胁论”的理论支撑。从传播地域来看,影响范围有限。本阶段美日带头制造舆论,盟友随声附和。中国周边及东南亚有一定市场,但原因与动机各异,社会制度差异、地缘政治变动、主权争端等也诱发了“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与接受。
    二、“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威胁论”
    新世纪初,中国问题专家与国际关系学者辩论:中国能否和平兴起?美国能否坐视这个未来唯一的潜在挑战者不断壮大?2001年有三件大事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一是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此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反恐重任与中东战火使美国无暇东顾;二是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1000-3000美元的敏感发展期;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迎来了不可多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中国与世界联系日密,综合国力稳步提升。2003年以来国际社会围绕“中国崛起”问题的讨论升温,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遭遇话语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西方发达国家遭受重创,中国GDP增长“一枝独秀”,国际社会力量对比发生转变。总之,西方发达国家担心被超越,失去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渴求中国经验,以推动本国现代化。这都使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的关注、解读和预测,“中国威胁论”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持续演变。
    2002年6-7月间“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小布什政府初期主张对华强硬和全面遏制,出台《美中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问题的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湾而且对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2005年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来袭。2004年台海局势高度紧张,2005年3月中国颁布《反国家分裂法》,美国借机大炒“中国海军威胁”。2004年欧盟讨论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问题,美国极力阻挠并抗议。2006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中国是最有潜力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新兴大国。”2007年“中国威胁论”再次抬头。触发点为中国首次“反卫星”试验,美国借此极力渲染“中国太空威胁”,日本则构陷中国将对外扩张。当年3月中国公布军费预算后,5月美国国防部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近期目标是应对台海危机,远期是影响亚太和全球。
    该阶段“中国威胁论”浪潮时高时低,形成以下代表性观点:
    一是“中国军事威胁论”。触发源是涉华军力报告,诸如美国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等。常规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聚焦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国防政策等,将军事能力增强等同威胁增强。翻新的内容涉及网络、海军和太空。“网络威胁”指“中国黑客在政府的支持下攻击一切”。海军实力被夸大,从“航母威胁”到“常规潜艇威胁”再到“新型核潜艇威胁”,版本逐年升级。中国太空试验和神州系列飞行成功使美国担心其太空霸权,渲染中国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二是“中国经济威胁论”。代表言论:中国商品对外倾销冲击当地市场、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比较优势抢走就业、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等。其中“生态环境威胁论”与“资源能源威胁论”十分突出。2008年后,中国“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海外并购威胁”、“债权威胁”等甚嚣尘上,对外经贸活动被指具有国家意图和政治阴谋。
    三是“中国软实力威胁论”。核心观点是:中国正在同美国抢夺软实力资源,美国必须采取遏制措施,观点持有者有约瑟夫·奈(Joseph Nye)、约书亚·科兰兹克(JusahuaKurlantzick)等。“中国软实力外交威胁”认为“中国这一崛起同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同时发生”;“中国模式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挑战西方模式的主导权,产生示范效应。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替代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西方世界;“文化威胁”认为,孔子学院是侵蚀西方文明的“特洛伊木马”病毒。
    四是“中国民族主义威胁论”。核心论点是:出于“受害者”意识和“崛起者”话语,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共产党将其视为政党合法性来源和对外政策的工具。相关论者有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葛小伟(Peter Hays Gries)等。2008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刊文称“成千上万中国人挥舞着仇外拳头”,“极端民族主义”出现。同时国外舆论普遍担心中国网民和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走向极端,影响中国内政外交。
    五是“中国国际秩序威胁论”。该论调认为,中国崛起将挤压美国在亚太的战略生存空间,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观点持有者有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N.Rosecrance)等。具体论点:“一党制”的强势中央政权是自由民主制的最大“威胁”,“国家资本主义”将冲击自由市场,中国文化“走出去”将引发文化价值领域混乱,中国军事力量将导致国际无序状态。
    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威胁论”演变特点如下:
    一是从时间来看,长期性与阶段性并存。“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种分析范式,结合特定事件便会升温发酵。只要中国在发展,该论调就具有“生命力”。二是从内容来看,呈具体化与泛化趋势。“中国威胁论”光谱上出现了黑客、食品安全、商品倾销、房地产、移民等具象内容。一些西方政客、媒体和学者把一切利益冲突、贸易摩擦甚至是本国内在矛盾都归咎于中国,以转移民众不满。三是从炮制者来看,呈多元化与多变性走向。随着中国与他国深度互动,“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呈多元化,部分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由于该论调的消长与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密切相关,其制造者的立场也随之具有多变性。四是从受众来看,走向扩大化与大众化。一方面向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扩展,欧洲一些传统友好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发生转向。另一方面向普通民众蔓延。海外民众更直观、现实的认知了中国,在已形成的“中国威胁”意象和现实的不满中,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归咎于中国。五是从涉及层次来看,呈模式化与深化趋势。“中国软实力威胁”涵盖了中国公共外交、文化实力和发展模式,涉及价值选择、制度优劣、文化对立、战略抗衡等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文明冲突论”,并成为其翻新版。
    三、“正在进行的现实”:2010年以来的“中国威胁论”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焦点是有关‘中国的世界’之争论。”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同年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之中。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美国国内展开了反思与重新审视中国的大辩论。对比中国与西方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十亿级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意味着“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一种独立的政治话语的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处在缓慢而艰难的恢复期,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完败、“共产主义失败论”的失败、“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西方价值优越的挫败。西方国家倍感国内矛盾重重,国际地位不如从前,发展中国家也不再迷信“华盛顿共识”,把目光投向中国。而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威胁论”再起波澜。
    2012年“中国威胁论”再次来袭。2012年是全球大选年且美国正式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政客渲染“中国是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以契合民众对“中国奇迹”的忧虑心理,赢得选票。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日本安倍政府也打出“中国牌”。同时,美国搅动南海局势,钓鱼岛争端、南沙群岛争端、黄岩岛事件等成为舆论热点。2017年以来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2017年1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中国“锐实力”概念。印度学者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eane)称,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债权帝国主义”。2018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要警惕中国。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威胁论”的新浪潮中,产生了新的变种:
    一是“‘一带一路’威胁论”。策源地有美国、印度、德国等,核心论点:“一带一路”是当代“马歇尔计划”,中国要借此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具体论调有:“中国产能过剩威胁论”、“地缘政治冲突论”、“国际扩张主义”、“国际秩序另起炉灶论”、“中国模式输出论”、“朝贡体系复归论”、“生态威胁论”等。其中“新扩张主义”为代表性论调,中国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调整被炒作为“国际扩张主义”,“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被视为中国开始改写或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标志。
    二是“中美战略冲突论”。论调持有者有: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米尔斯海默等,其核心论点为:中国崛起必将威胁美国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引发竞争与冲突。2010年米尔斯海默称:中国的崛起将导致中美间激烈的安全竞争,陷入“升级的战略竞争”。2017年12月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并推出“印太战略”。
    三是“中国军事威胁论”。其一,中国军事实力将快速与美国匹敌且极具战略进攻性,是全球安全的潜在威胁。其二,中国军事现状和国防政策造成军备竞赛,是亚太地区的现实威胁。具体来说有不同国别版本的“军事威胁论”,美国版是五角大楼扩充军备、索要军费的“必演节目”,日本版围绕中国海军和钓鱼岛问题展开,印度版聚焦于中印边界问题,越南版围绕中国的南海活动,澳大利亚版则配合美国军事战略。
    四是“中国经济威胁论”。核心论点:由于政府作用和国有企业的存在,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威胁。2010年布雷默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界定为“国家资本主义”。2017年班农称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世界两大威胁之一。2018年特朗普政府渲染“中国制造2025”威胁,并发动贸易战,宣称“中国的‘经济侵略’威胁到美国及整个全球经济”。
    五是“中国政治威胁论”。核心论点: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威权主义”,是自由民主制的敌人。该论调认为,中国政治模式不会被西方改变,趋于永久化。此种模式会产生示范效应,2017年泰勒·考恩称中国的成功增加了威权主义的吸引力,由此自由民主制丧失主导地位。
    六是“中国文化威胁论”。鼓吹者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约瑟夫·奈等,新变种为中国“锐实力”,指“中国利用颠覆、欺凌和压迫的手段对别国进行价值渗透、政治控制”,“一带一路”工程、中国留学生、孔子学院等成为攻击对象。2017年12月英国《经济学人》称,中国“锐实力”是能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约瑟夫·奈称:“近十年北京和莫斯科花费了数百亿美元来塑造世界各地公众的观念和行为。”
    七是“中国网络威胁论”。该论调跨经济和军事两界。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为渲染中国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市场的拓展,如“中国5G网络威胁论”;在军事方面鼓吹中国的黑客攻击、军事网络技术的比较优势、中美网络安全冲突等。
    相较于前两个阶段的“中国威胁论”,本阶段特征如下:
    一是从制造路径来看,呈多向度。以往美国是“中国威胁论”的“带头人”,并鼓动盟友加入。如今多个国家对“中国崛起”表示忧虑,不再受到美国鼓动而是自主的表达。二是从波及领域来看,呈宽泛性。即实现了从传统领域到非传统领域再到所有领域的全面化转向。波及领域极其宽泛,波及具体领域纵深化,高科技领域尤为突出,安全领域问题增多。三是从涉及内容来看,指向了价值观。中国崛起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制度优势完全颠覆了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认知,“中国价值观威胁”将持续演变。四是从覆盖范围来看,实现了全球化。在欧洲,德国多次提及“警惕中国”;在印太地区,澳大利亚自2015年开始对华强硬,2018年新西兰首度渲染“中国威胁论”,印度是“一带一路”的反对者;在非洲,由西方主导的媒体指责中国搞“新殖民主义”、“输出模式”;在拉丁美洲,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称中国为“新帝国主义列强”。五是从影响程度来看,具有深刻性。“中国威胁论”从预测性判断转变为“正在进行的现实”,被上升至官方文件、外交战略高度,政治化标签加重,西方深层次的价值优越受到刺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幻想”走向破灭。
    四、对“中国威胁论”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一)“中国威胁论”伴随中国崛起全过程
    纵观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历次演变思潮和演变内容,可知该论调的产生既有客观必然性,也有主观臆造性,在西方的认知体系中已经形成“中国威胁”的既有意象和分析范式,将伴随中国崛起全过程。其一,大国崛起的过程性。大国崛起绝非一蹴而就,而了解并接受一个文化背景、社会制度迥异的中国更需要时间。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威胁论”在已有领域将不断纵深化和具象化,在高新领域会开辟新“平台”。其二,“中国威胁论”的客观必然性。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国际秩序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现存秩序主导者和利益既得者做出应激反应。其三,西方中心主义的顽固性。无论是西方世界寄希望于“和平演变”,还是预判中国加入WTO是“有保险的融合”,抑或是“中国模式”背离西方预期,“西化中国”站位从未改变。其四,意识形态的偏见性。一是共产主义的“原罪”。其诞生即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二是冷战记忆。苏联模式对内是专制集权,对外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三是苏东剧变。西方世界坚信资本主义优越,共产主义成为“专制”与“暴力”的代名词,社会主义成为“自由”与“民主”的对立者。其五,中国发展的开放性。当下逆全球化、反建制主义思潮兴起,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开放性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体将经历利益碰撞与价值交锋,持续催生条目各异的“中国威胁论”。
    (二)“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是遏制中国
    “中国威胁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不同地域有不同内容,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别千差万别,同一内容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含义,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乃至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说辞。但无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和内容演变,最终是为了遏制中国。20世纪90年代美国除了要“寻找敌人”,也意图把潜在竞争者扼杀在摇篮里。新世纪西方世界一方面“幻想”中国的“经济自由会产生自由的习惯,而自由的习惯会产生民主的预期”,成为西方的一员;另一方面采取围堵中国的战略,拖慢中国实现现代化速度,“制衡崛起的中国”。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后,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的崛起之势已无可阻挡,西方对华“期望”幻灭的同时,视中国为根本挑战。他们担心异质社会制度的比较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再起,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形态的复兴,由此转向全面遏制。可见,对华遏制贯穿西方对华政策始终,其遏制强度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程度,但遏制形式和内容会随中国与世界的动态互动而变化。诸如新一波“中国威胁论”中的“创造性概念”在学术推理面前毫无逻辑,在客观事实面前一击而破,因为其实质是为遏制中国这一终极目的而炮制的新词。
    (三)“中国威胁论”的应对思考
    1.区分类别想对策,透过现象看本质
    应对“中国威胁论”的繁杂性,可按照时间、主体、内容、动机等标准进行分类: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GDP世界第二等时间节点前后的“中国威胁论”特征各异,美国版和印度版“中国威胁论”的话语聚焦不尽相同,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威胁论”内容持续变动,因恶意中伤和不了解中国而产生的“威胁论”有本质差别。同时要善于在各类“威胁论”中抓住本质:重要时间节点反映的是中外实力的对比变化。不同国别地域有着不同的分析范式和利益诉求,如美国对华政策固守“冷战思维”,而印度对华定位更多的考虑竞争对手关系和区域霸主地位。只有分国别、领域、观点和情况对待,才能使应对更具针对性并透视其本质用意,避免落入西方话语陷阱。
    2.善于总结已有经验,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长期性,必须总结已有应对经验,做好长时间应对准备。冷战后中国逐渐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例如:针对1994年的“粮食威胁论”,中国实现了学习研讨和实地调研相统一、应对国际舆论和粮食生产两手抓,1996年发布的《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彻底扭转了舆论走向。总结已有应对思想和实践,一是为新时代下的应对提供参考和借鉴。二是国际关系的相互建构性。“中国威胁论”除了在西方的自我想象中左右对华政策,还在中国的反应中寻找“证据”,探析哪些回应加剧了“威胁”意象十分必要。因此,既要坚持以往讲道理、摆事实的做法,也要把握时局变动中的潮流转向,提出新理念、新方法。
    3.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应对“中国威胁论”的迷惑性,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集中力量发展自己。“中国威胁论”既是中国成长为强国要面对的必然现象,也是西方恶化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杂音之一,国际社会中捧杀或棒杀中国的声音一直存在。我们要从强国兴衰规律看外部挑战,认识到“中国威胁论”本身不是“威胁”,中国受此影响而打乱战略部署和发展计划才是真正的威胁。因此要认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战略目标,不为短期的考验和风险所动,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国情保持清醒认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齐心协力把自己的事办好。
    4.打铁还需自身硬,提升中国话语权
    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顽固性,必须直面西方话语体系,建构并提升中国话语。尽管中国对“威胁论”的驳斥不计其数,但该论调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西方话语掌握着中国叙事的主导权,中国没有话语权。因此必须恢复中国知识在国际话语场中的主体性,掌握中国叙事的主导权。不仅要破除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信,还要建构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西方世界以不适用于中国的理论必然无法解读中国成功的奥秘和未来走向,中国话语就是要用中国逻辑和中国理论向世界解释中国的成就与经验,启发国际社会思考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再度兴起的世界意蕴。
    5.积极推进公共外交,塑造新型大国形象
    应对“中国威胁论”的谬误性,必须扎实推进公共外交,主动塑造中国新型大国形象。“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塑造的消极形象,是对中国崛起的误读和曲解。针对这一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塑造并让世界认可中国新型大国形象尤为重要。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应秉承向世界讲述中国是什么、中国何以能、中国将怎样的重任,当下国际话语博弈更是“冷战思维”与中国“新型国际关系观”的较量。因此,中国公共外交必须突出中国崛起与以往大国崛起的本质区别:与西方霸权主义、扩张主义不同,中国的一贯立场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与西方二元对抗、单极世界观念不同,中国秉承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义利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治理观;与西方抛出的“大国政治悲剧”、“修昔底德陷阱”不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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