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粹主义的爆发来看，民粹主义具有明显的民主内涵。民粹精英试图借助电视、网络等视听手段多角 度、重复性地曝光社会问题，以夸张、渲染地表达形式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显像化、放大化，煽动性地将问题的根源直指现有的政治体制及其领导人，使得“沉默大多数”获得了集体性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的个体在持续性地、粗暴地政治灌输中，以外在情感共通的感染性、内在利益受损的普遍性，辅之现代网络媒介的连接性，将不同时空境遇下的国家、社会、个人问题的成因，不自觉地归约、想象为政治体制及其政治精英，似乎只要集合起来反抗、推翻现有的体制与领导人，就能使得各种问题烟消云散。“民粹主义者擅长通过耸人听闻的叙事，神话和恐惧来吸引人们的情感，这种情感和恐惧会在一个已建造的敌人中植入不信任的种子。” 1 在这个连续性的群体想象与精英建构不自觉合谋过程中，如果我们忽略民粹主义光怪陆离的表现手法与取悦于民的政治策略，那么民粹主义凸显的是大众身份，表达的是直接性地政治参与诉求，是一种试图绕过精英民主过滤机制的大胆尝试。虽然他们来势汹汹，被贴上非理性、情绪化的标签，但是无可指责的是，他们代表着长久以来，被压制被过滤掉的“沉默大多数”民意。这种原始的多数民意，或许只是一时短视的利益聚合，又或者是少数分子的恶意煽动，但都无疑给这种反抗运动赋予了巨大的合法性，其合法性逻辑直追雅典民主时期的直接民主，具有明显的民主化内涵。必须指出的是，民粹主义的民主化内涵，拉近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联系，使得大众突破了时间、地域以及技术上的困难，从政治后台登上了国家治理前台。但是否可以依据这种民主化内涵，简单地将民粹主义归之于民主制度的变形，亦或是看做直接民主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复生？

    民粹主义虽然强调大众主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其合法性貌似取自人民当家的正当性，似乎沾染上了民主主义气息，但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天然的分殊。依照李普塞特的说法，民主制度是一种在冲突中求得共识的机制 2 ，这种共识的达成是依赖于国家-社会-个体之间持续性、多维度地交流互动。在不同的时空境遇下，这种共识达成机制，可以是雅典民主的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也可以是现代民主的代表-选举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主义内含的“人民”势必是主体多元、利益多样的公民异质性集合，民主制度就是要在多元主体之间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从而在持续性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关于政治权力安排、政治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共识。而在民粹主义下，“人民拥有共同的身份，是同质的、良善的。” 3 他们把民粹主义中的人民想象为利益单一、道德纯洁的同质性共同体，而把相对立的精英、外来者演绎为道德腐化、入侵者，在此基础上民粹主义强调利益受损大众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多敌视、否定精英，排斥外来移民，将其视为国家腐化、政治衰落的主因。由此，民粹主义将大众夺回政治控制权，视为拯救政治衰落的希望，导致民粹主义政治参与、政治动员都带有浓重的道德解救色彩，似乎政权只要回归大众，就能扭转政治颓势、经济衰退。例如，英国公众担心欧盟未来的政策会损坏英国自身利益而积极脱欧，特朗普则叫喧非法移民挤占经济发展空间，号称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都是试图通过区分敌我，划分界限的方式，形成政治认同。

   在这样的人民观下，民粹主义的政治权力安排，看似与民主主义都是基于大众民意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合法性是同质性群体中的大众民意，并不具有民主主义在交流、协商过程中获得的重叠性、复合性，而显现为基于排斥交流互动的静态、绝对地简单多数。或者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合法性是以牺牲少数人利益为代价的简单多数，是人为性地切割了精英与大众、少数与多数之间的联系，并在单一、同质性群体内达成的。从这个角度看，民主主义是一种基于社会整体，包容、动态、开放性的体系，而民粹主义则是以社会中部分群体的共识作为社会整体性共识，哪怕这部分群体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也是以撕裂社会整体为代价所达成的静态、绝对、封闭性的共识。“无论是作为一种观念体系还是作为一种政治方式，民粹主义并没有真正提供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作为一种思想，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不只是与精英主义对立的，它更是与多元主义对立的。” 4 这种与多 元主义相排斥的思想体系，看似是大众民意的崛起，但缺乏了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民意聚合，只能是“大众反叛”意义上的多数暴政。有学者将民粹主义视为民主化过程中的“天敌”，认为民粹主义能够选择性地去除自由民主制度的典型特征，逐渐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结构混乱，进而产生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政体。“现代民主民粹主义试图用直接认同来取代政治的间接性。它提出了一种简化、直接的‘民主’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选举授权的平民主义认同而建立的。”  

    综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出，民粹主义只是以大众民主的名义动员、组织政治参与，其大众参与、大众控制、大众治理的民主化内涵，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形成民粹主义的飓风，但是这种大众民意的聚集，暗含着将政治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游戏，实则是以对抗性逻辑取代包容性政治。“通过把政治变成‘我们对他们’的战争，民粹主义使公平竞争失去了合法性，并且削弱了自由和开放的公众辩论，而这两者对民主都至关重要。民粹主义的尖锐和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破坏了以宽容和谦卑为核心地自由民主制度。” 2 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政治思考逻辑，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精英所利用，成为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进一步演变为强人政治，比如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亦或者使得国家权力安排与利益分配失去政治平衡，不可抑制地倒向一极，出现极化政治。欧洲极左、极右翼政党近几年的高调崛起，便是最好的例证。 

（二）欧美民粹主义的特点

    欧美民粹主义作为时代背景下民粹主义的现代变种，被塔吉特称之为“新民粹主义”，其波及范围横跨欧美大陆，具有典型的时代内涵。

    新民粹主义仍旧采用平民主义立场试图直接贴近民意，反映民情，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新民粹主义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新民粹主义的主张在继承了民粹主义反精英及其体制基础上，增加了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排斥性诉求，其核心关切是维护国家利益。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叫喧退出欧盟，反对外来移民，这些一直都是欧洲民粹主义最主要的政治议题，而叫喧“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修筑隔离墙，加强贸易保护，退出《巴黎协定》等民粹主义措施，无非都是寻求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新民粹主义已然突破了原有民粹主义的平民主义立场，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增加了一种国家主义立场。或者可以说，新民粹主义扩大了政治对抗范围，它将“他者”从国内延伸到了国外。正是由于新民粹主义兼顾了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立场，这就使得新民粹主义主张更加多样，既包括左翼民粹主义对于经济平等的诉求，也包括右翼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政治关切，在政治光谱上呈现两极化的态势。新民粹主义混合着或左或右的政策性偏向，夹杂着反精英、反腐败等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裹挟着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洪流，像是一间政治“杂货铺”。

    立场的复合性、主题的多元性，构成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外在“新”形象，而对新自由主义反抗则是欧美民粹主义最本质的内涵。新自由主义崇尚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在国家政策上倡导全球化，主张建立全球统一的国际市场。这种主张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逐渐成为欧美民主制度的内在核心价值，其自由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虽然缔造了资本主义繁荣，但却一步步地吞噬了民主制度内在灵魂。“新自由主义以自由的名义反对任何对市场的有计划的控制,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现存制度即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新自由主义者表面上是要维护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维护自身利益。”3也就说新自由主义看似最大程度地释放了市场的活力，激发了人民的潜力，但是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却是以自由的名义剥夺了大多数底层群众的政治经济权利。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而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再分配机制，导致了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两极分化严重，特别是全球化的出现，促使资源、财富在全球领域内自由流动，全球性经济分配不平衡的加剧。这种经济发展、分配上的失衡，会以资本变现的形式影响到政治制度，大众民主蜕变为精英民主，政党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民众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正是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信奉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导致了国内政治衰败、经济不振，深处于底层的大众积压不满，亟需一场反抗式运动反映自身诉求。一旦遇到外来刺激亦或是受到鼓动，底层大众就会打开民粹主义的潘多拉之盒。

    新民粹主义是对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反抗，它试图在经济上通过身份认同的形式，打造同质化的共同体，排斥移民，否定全球化以重振国内经济。在政治上，新民粹主义更是尝试绕过代议精英，直接反映底层群众的呼声，以重现民主制度的大众性。这种政治经济的尝试，虽然是对现有的民主制度、民主价值的反抗，但在这种政治经济的反抗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出，新民粹主义仍旧采用政党政治的形式，选拔领导人上台执政，重大的政治决策，比如英国脱欧，仍然遵循民主公投的制度规则。由此可以看出，新民粹主义的爆发，是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滋生的，其种种尝试并非全然推翻民主大厦，生生构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而是对现有民主制度、民主价值观的矫正，或者是对民主危机的早期警告。

二、民粹主义成因的解释路径

（一）当下民粹主义成因的路径分析

    随着民粹主义影响日渐扩大，我们发现对欧美民粹主义产生逻辑的分析逐渐成为了学术界一大研究热点。考察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归纳概括总结为两种路径：外部刺激说与内在演化说。外部刺激说，主要是将民粹主义的发生解释为受到外部刺激从而发生情绪化反应的社会运动，其外在因素多为全球化、移民问题。比如马峰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关联性增强，金融危机的出现又促使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无限放大，二者的叠加是导致欧美民粹主义迭起的成因。1民粹主义成因的刺激-反应说，较为条理地分析了民粹主义的发生、演变过程，清晰地反映了国外社会发展的变化，尤其是移民问题、金融危机触发民粹主义，对我们研究民粹主义演变的外部扩散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外部刺激说不同的是，内在演化说则指出民粹主义的爆发完全是因为民主主义内在因素的嬗变。内在演化说，从民粹主义具有反制度、反建制的内在反抗性出发，指出了民粹主义无论是作为精英阶层有计划、有图谋寻求大众支持的政治策略，还是以民为粹，将民主的意愿、情绪以及需要作为政治的核心，探索更直接、简单性政治制度的社会运动，都是将民粹主义视为民主制度的伴生或者一种投影。或者说民享、民有、民治的民主制度本身内含着简单、直接的民粹主义。因此，民粹主义作为民主制度的一种伴生，会在适当的时机下以颠覆民主制度的形式出现。比如政治思想史的专家丛日云先生，就指出了民主制度内含着民粹主义的基因，即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本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因素，一旦被泛化、极端化就有可能成为民粹主义的滥觞。2民粹主义的内在演化说，明确了民粹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凸显了民主制度作为民粹主义的反抗性目标，其内在的社会基础、政治建构构成了民粹主义的批判性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民粹主义演变的外部刺激说，亦或是内在演化说，强调的是外在刺激下的被动反应或者内在因素的缓慢滋生，其逻辑演变下的民粹主义都是受单一条件影响，并没有注意到民粹主义是在民主制度内部进行的，因此其产生、发展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嬗变。如果说外部刺激说，只是看到了欧美民粹主义发生的外部条件，不管是全球化的经济不平等还是欧洲移民危机，都将民粹主义视为本国政治制度与外部刺激发生碰撞的情绪性反应，那么民粹主义的内在演化说则是注意到了民粹主义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影子”，它从民主制度诞生的那一刻就如影随形的跟随着民主制度，并时刻准备登上政治舞台。但无论是外部刺激-反应说，还是内在演化说，都只不过是从民粹主义发生的条件出发，探寻民粹主义演变的社会、制度性基础，忽略了民粹主义哪怕作为民主制度的“影子”，其要实现自身的变化，也必须是民主制度本身内部的结构发生形变才可能导致自身的影子发生位移。也就是说，如果真正要探究民粹主义的发生演变机理，势必要回归到民主制度内在结构的变化。

（二）民粹主义成因新探：民主制度内在结构不均衡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典型形式，其内在精义就是以制度性构造重塑了民主主义的内在结构，实现了精英与大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与互动。现代民主保留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合法性基础，吸取了法国大革命多数暴政的惨痛教训，萃取了熊彼特选举民主的精英内涵，平衡了自由与平等价值偏好的内在张力。达尔将代议制、共和主义以及平等逻辑改造后的现代民主制度视为民主制度的“第二次转型”，其目的就是在保留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规定性前提下，经过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洗礼，实现大众统治的祛毒。这种迭代升级的现代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程序民主，更像是结构性民主。“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民主政权不仅仅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而且首先是一种组织权力的方式：拥有权力的人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将其委托给行使权力，但并不持有权力的人。”1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内涵，实际上是以制度性因素搭建了主权所有者与主权行使者的桥梁。竞争性政党制度、法治民主与公共领域，重新搭建了民主制度的“四梁八柱”，构建了民主制度的内在平衡，“现代民主制的柱石竖立起来了，它最终与古典民主制分离开来。”2政党制度作为联系大众主权与精英治理的桥梁，巧妙地以选举轮替实现了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的界分，隐含着以政治轮换为代价的责任诉求，实质上将治国理政的公权力与实现善治的责任伦理有机的融合，无形中促使上台执政的政党代理人必须承担公共利益的责任。法治与公共领域，看似以权力对抗权力的分权制衡逻辑归化了权力，实则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划定了合法、合理的空间，促使社会在为国家提供合法性资源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民主制度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促使民主制度不再仅仅将大众主权的制度性基础扎根于简单的大众美德与共同善，而是以错综复杂而又逻辑自恰的代议制度、政党机制等，如同血管、筋骨一般支撑起了民主主义的制度大厦，使其血肉丰满而又焕然一新。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内在结构性重塑，貌似实现了多数暴政的祛毒，但很明显的是民粹主义爆发的根源并没有消除掉，相反，民主成功的结构中潜伏着民粹主义爆发的因素，“时代核心的政治悖论是，促使民主成功的因素是今天威胁民主的因素。”3政党轮换与法治民主等机制构建的民主制度大厦，看似重新复活了民主制度，但正如皮特金所认为的将代表与民主划上等号，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也存在严重的误导。这种误导，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代议制已经丧失了民主主义的原初内涵。原本民主主义以实现大众参与、大众治理为先，偏重于积极自由、平等主义诉求，而代议制民主则受政党轮换、法治与公共领域的钳制，巧妙转化为了精英治理、大众投票的选主政治，其诉求更多是强调消极自由、个人主义。这种制度与价值诉求的转化，虽然使得民主制度摆脱了多数暴政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但无疑也给民主制度的大厦埋下了定时炸弹。

    本杰明·巴伯将自由主义民主视为“弱势民主”，其价值是谨慎的、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服务于排他性的个人主义企图与私人目的。这种价值观下的民主制度将会导致大众参与的民主精神涣散，社会资本流失，“它的危害之一在于剥夺了能够使公民群体变成为共同体的个人们的共同行动。即使一个代议制政权能够代表当事人进行有效、平等和尊重普遍自由的统治，然而它也会伤害而不是增强人们之间横向公共联系和共同体感情的能力。”1换句话说，代议制民主虽然以政党轮换、法治民主的形式搭建了民主的“四梁八柱”，但是这种制度架构牺牲的却是政治共同体情感、信任纽带，而这种纽带是公民在长期性、直接性政治参与、政治治理中，相互交流、辩论、表达的结晶。更重要的是，本已经失去了政治信任润滑的结构性大厦，在这种结构的替换过程中，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实际上已经由大众统治替换为了选举政治，尽管达尔一再宣称现代民主是多元主义的，但无损本质上“是一种寡头政治形式，是那些有权掌控公共事物的少数人的代议制”2。

三、民主制度的内在结构与民粹主义成因的逻辑线条

    从民主制度的内在结构与民粹主义成因的逻辑来看，精英与大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平衡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底层大众认识到现代民主制度在制度建构以及价值偏好上已经偏离了民主主义的本质性诉求，而精英民主又无法促使大众获得理想的生活境遇，而只能在现实生活中展露为政治腐朽、经济衰败。那么，代议制制度内含的精英与大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平衡机制就会被打破，规制多数人统治的那条脆弱的锁链就会瞬间粉碎，民粹主义就会重新从民主制度中破土而出，汇聚成滔天巨浪。

（一）精英与大众关系失衡——政党制度的衰落

    政党制度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政治制度，无论是代表选民，还是组织竞选，都发挥着在保留大众政治控制的前提下把人民当家做主转换为精英治理的功效，实现了主权归属与主权行使的分离，本质上充当着联系多数大众与少数精英的连接器、调节阀。如果政党失去了连接精英与大众的功能，丧失了代表性，失去了对大众民意的回应性，那么大众就会以民粹主义爆发的形式谋求利益实现。

    政党制度内在的精英化趋向，促使政党制度逐渐向少数精英偏离。米歇尔斯在考察政党内部结构时，发现政党具有内部精英化、官僚化的“寡头统治铁律”。任何政党都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其原初意义是为了能够组织、聚拢具有相同或者类似利益的社会群体，并从中产生能代表民意的精英代表。但政党一旦成为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必备机构，那么自身的组织性就会催生出一种精英化的倾向，组织及其党派内部精英人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势必会压倒其被代表民众的诉求。各政党之间在党派利益面前会以党派利益划线，成为“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费劲心力促成的“医改计划”，是民主党多年以来一直想实现的政治方针，一旦实现就会使很多美国中低层大众获益。但如此体现大众民意的政策，受制于党派之间的意见争议，即便侥幸在最高法院获得支持，在共和党主席特朗普一上台之后就被宣布取消了。正是政党的精英化倾向，使得原本作为代议政治核心的政党，从反映、聚拢民意的桥梁变成现在政党之间的各自为政、相互掣肘。政党纲领的模糊化，导致政党丧失了代表大众的本质规定性。政党纲领，既是政党吸引选民投票、组织竞选的工具，又是政党始终代表大众利益的外在表现，是政党彼此之间相区别的最明显特征。因此，作为政党核心诉求的外化，政党纲领一定是党派利益的集中表现，是党派所代表群体对于国家、社会政策的偏好选择，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多元主义诉求。政党一旦失去了与大众的联系，成为精英阶层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的形式化工具，就会丧失其立党根基，作为政党利益外在表现的政党纲领，就会变得模糊化，失去辨识度。正如托马斯·戴伊所说的“党派很少有动机提出极自由或极保守的政策立场，而是会更多地去寻找广泛的中心……政党绝大多数都会相互模仿”3。这种政党纲领的模糊性，固然是出于竞选策略的需要，但也从侧面体现出政党一旦被精英化，政党精英就会沿着其上台执政的最大利益出发，试图以纲领的广泛性引导民众投票，导致政党代表功能偏离应然群体性利益。欧美传统主流政党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日益脱离大众利益诉求，其政党之间纲领界分越来越模糊，不仅仅使得大众丧失了投票的兴趣，更促使他们陷入了政治生活的“审美疲劳”，急需要新鲜而又刺激的新面孔、新纲领。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法国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虽然在第二轮中败于前进党的马克龙，但极右翼政党能够从90年代的小党成长为法国的主流选举党，不啻于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一记重拳。国民阵线虽然在竞选过程中用反移民来煽动极端排外情绪，带有浓重的民粹主义气息，但国民阵线的强势是对法国主流政党应对欧洲难民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一种反抗，是人民对于传统政党无法解决国内外社会政治问题失望后的极端反应。

    民粹主义运动，正是一场大众试图重新扳正政党位置的运动，其关键就在于强调大众的力量，以使政党重新成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正是竞争性政党选举的出现，以及政党内部结构上的精英化、政党纲领的模糊性使得本应该在大众与精英之间充当平衡与调节作用的政党，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慢慢偏离了中心位置，而更加偏向了精英。本是民主产物的政党却沦为精英政治的工具，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民主的嘲讽”，它还导致了大众丧失了对于公权力运作的掌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政党成为精英争权夺利的把戏。失去了政治控制权和政党代表性的大众，在政党追逐自我利益的趋势下只能以民粹主义的名义重拾大众主权。正如高春芽所说“代议民主试图建构政治精英相对于社会大众的回应责任，但由于公共政策代表性的丧失，民粹主义者在代表制与民主制的裂隙中获得了动员空间，开始以主权者的名义反对扭曲的政治建制”1。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使得原本囿于时间、精力而无法参政的大众，第一次掌握了能够通向大众民主的钥匙。再加上大众传媒的普及，更加曝光了传统型政党的精英化、利己主义的一面，大众终于意识到传统政党作为代议制象征和表率已经跌落于神坛。压抑多年的大众不满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大肆传播，使散布于各地的大众更想寻求能够代表其本质诉求的政党或者领导人能够远离精英，亲近民众。与此同时，部分政党领导人巧妙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以亲民的作秀，简单、粗暴的出位语言批判现实政治，博取大众的信任，塑造出一种超凡魅力的领袖形象。特朗普就是一个巧妙地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当选总统的民粹主义当选案例，他一改之前竞选者的政治正确的形象，在推特上发表种族歧视、排斥移民的言论，大肆抨击现行的政府政策，其出位的言论、过激的表达虽然屡遭精英的反对，但也使他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特别是获得那些在经济转型中受损的白人的喜爱，从而造就了“惊人的胜利”。

（二）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失衡——公共领域的陷落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政体界定为“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2。也就是说，政体的内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涉及谁统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统治，即权力的组织安排。从政治结构上看，实际上既涉及到政治系统内部不同机构之间权力的分配，还包括政治系统与社会支持系统的动态性关系。

借助于权力横向安排上的分立、制衡，现代民主制度将法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嵌套入民主制度，促使权力的行使只能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进行，防止了国家公权力对于社会的侵犯。再加上公共领域的出现更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叠加了一层具有过滤作用的媒介，这既是国家公权力合法化的来源，也是社会组织维护利益的共识性私权集合，由此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框定了界限。正是有了法治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界分、联系，现代民主制度才能从结构上勾连起社会支持系统与政治系统，并保持着一种密切的联系。

    权力的分立、制约一旦失衡，就会滋生出民粹主义要求直接民主的呼声。以法治化的形式，实现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间的势均力敌、彼此均等是现代民主奥义，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监督制衡公权力，更在于以一种防卫式的手段，保证公权力能够在有序、合理化的轨道上合理运行。从这个角度出发，现代民主的运作形式，只能在权力被委托后得到合理、合法的运用，并在切实保障私人权利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才能以代议政治的形式转交给少数精英治理。因此，一旦权力的行使出现问题，无法实现公平、有效的治理，那么作为合法性来源的大众就有可能重新夺回直接执政的权力。此前，曾经高歌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终结的福山，在其《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明确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陷入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推诿的“否决性政治”，“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篡夺很多行政部门的应有功能，使政府的整个运作变得颠三倒四和效率低下。”1这种否决性政治，使得原本可以分工合作又相互制衡的权力运作体系，受到了部门利益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偏离宪政民主预设的法治化运作轨道，而走向了一条争权夺利、部门纷争的零和博弈之路，严重影响了公权力合理有序有效地运作。2018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的中期选举落下帷幕，虽然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一再强调“我不是候选人，却胜似候选人，因为中期选举也是关于我的一场公投”2。将此次选举视为考察执政水平的一次测试，但民主党还是一举夺回了原本共和党控制之下的众议院。可以猜测的是随着民粹主义总统特朗普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民主党或许在全民医保、移民等问题是上与特朗普政府产生冲突，甚至两党对立，陷入否决性政治的旋涡。

    否决性政治的出现，更重要的是标示了宪政民主无法实现权力委托下的有效治理。如果公权力无法通过委托—代理，借助于法治化的权力分立实现有效的行使，那么作为公权力的终极拥有者—人民，就有理由也有责任直接走向政治前台实现自治。如果将民粹主义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晴雨表，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民粹主义反建制、反代议的背后，实际上更是在呼吁公权力回归法治化的轨道、重塑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因此，民粹主义在他们强烈的社会反叛一面，有着一股重新释放民主活力、回到真正人民统治的魔性魅力。

    公共领域的失陷，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过滤机制遭到了破坏，底层民众得以长驱直上站到了统治的巅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令人大跌眼镜的不止是英国以微弱优势脱欧成功，更有意思的是公投刚刚结束，就有近三百万的英国民众申请“二次公投”，试图以重新投票的形式留在欧盟。英国脱欧戏剧化的背后，固然潜藏着公投民主存在的巨大问题，需要在公投程序与条件上增强审慎因素，3更暴露了作为政策合法性共识的公共领域已经失陷的事实。4按照正常的政策议程，类似于英国脱欧这种公共性议题在置于全民公决之前，必须经过公共协商过程，以辩论、协商等形式促使广大民众就此达成广泛性的政治共识，否则就容易出现事后反悔的现象。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系统治采用国家干预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而这种干预不仅仅导致了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消解，更重要的是使得公共领域陷落，哈贝马斯将其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指出“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问题”5。原有的公共领域是以对话为媒介，以寻求共识性理解为目的的相互发生作用、关系的场域，它是公权力合法化、合理化的源泉，但一旦公权力破坏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以强制力与金钱为媒介进行干预、渗透，那么就会出现公共领域日益萎缩，显现为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一体两面的变化。6国家覆盖社会、个体利益淹没到国家总体利益中，政治系统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体权益。

    更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大众，就是以委托—代理的社会契约形式，借助于公共领域实现社会支持系统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公共领域的分崩离析，使得集体化的社会大众再次沦为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政党、利益集团都被国家干预的金钱、权力逻辑所俘虏，原本可以反映民情、民意的代议机构在失去了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制约之后，都只能成为国家统治暴政的爪牙。“犹如将道德判断外包给市场或自由公共程序，创造了一种空洞、贫困的公共话语，一种公共意义的真空。这种空洞的公共空间总是由狭隘、极端、专制的替代品填补。”7更可怕的是，民众在这种失衡的政治中，由于无法在公共领域中与大多数人进行观点、利益的交流、碰撞，使得他们的政治参与往往带有感情倾向的非理智冲动，“由于所有外在的压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复存在，于是他竟然开始相信自己是惟一存在的，并习惯于惟我独尊，而不考虑、顾及他人。”1变得犹如“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直接参与政治，一场以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为口号的民粹主义运动悄然兴起。综上所述，公共领域的失陷，使得原有对国家与社会具有双重影响的过滤机制失效了，大众开始占据了最高权力。

结语
    欧美民粹主义无论是作为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运动形式，还是作为政治家获取执政地位的政治策略，我们都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作为政治晴雨表的民粹主义，其发生、演变都内含着民主制度自身的衰落。民主制度，无论是古代的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其目的都是通过议程设定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安排，因此是一种获取民意、反映民意合法性的共识机制。但近代以来，代议制民主虽然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借助于议会选举的形式，最大程度地反映民意，但是原本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的政党，却在官僚制的合理化过程中沦为寡头垄断型组织，这就出现了现代民主制度的悖论，即以反映民意为旨归的民主制度却沦为了自身利益的奴隶，政党轮替演变为政党倾轧、分权制衡退化为否决性政治。在这场被福山称为“政治衰败”的漫长旅程中，民粹主义作为代议制民主的替代性与批判性形式登上历史舞台不仅仅是因为民粹主义天然地与民主制度具有相信民意、信奉民意的逻辑起点，更重要的是因为民粹主义从民主制度自身的结构性不均衡中破土而出，反映的是欧美政治制度中精英与大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断裂，正如佟德志所说，“民粹主义者并不是自由民主的革命者，而只是自由民主的挑战者和改革者。 ” 2 因此，欧美民粹主义的出现，就不应该只是视为非理性、情绪化的洪水猛兽，更应该被视为一个需要欧美民主制度对照自身重塑现代民主制度核心与精髓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