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表现出非同凡响的影响力，而传统建制政党之政治影响力日渐式微。以政党信任度为视角，观察欧洲民众对本国执政党的信任度变化趋势（见图1）和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投票支持率变化趋势（见图2），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当前形势。从2008年到2016年，欧盟28国的民众对本国执政党的平均不信任比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并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民众对建制派持有较高的不信任感。反之，民粹主义政党所占国家议会选举的选票份额在逐年增加，近些年已经接近20%，表明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党愈加青睐。此种趋势反映了民众对政党政治现状的不满与失望，而这种负面情绪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民粹主义政党为何兴起？本文认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结构性因素是民粹主义现象的根本原因，心理活动变化由结构性因素所致。结合穆德的分析框架，提出以下四种理论假设，分别是现代化输家、经济不平等、精英统治和身份政治。

       1.现代化输家。该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了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对立。所谓现代化输家，是指那些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不能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其利益被全球化所吞噬，包括造成工人的失业、国家主权的丧失、对本土文化的压力等，由此这些群体出现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的情绪。Spier（2010)认为现代化输家逐渐远离主流政党而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潜在选民。Decker（2000）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主要可以解释为“现代化输家”的反抗。对于欧盟成员国而言，共同体虽然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但也增加了单一国家的经济与安全风险。例如，面对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欧盟并未给社会中下层民众带来利好，反而使得一国易受别国危机的牵连。
       2.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主要指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皮凯蒂（Piketty,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的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而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在皮凯蒂看来，社会财富分配是个零和博弈，一个群体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另一个群体不可避免地变穷。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引发了低收入群体对高收入精英阶层的愤怒，民粹主义政党打着改善社会福利、增加收入、促进就业等口号吸引这些选民。

       3.精英统治。该理论认为代议制民主已经沦为精英统治人民的工具（Schumpeter,1943;Mills,1956），而精英统治必然会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Huntington，1968；Elliott，1997）。腐败问题引发了普通民众对精英的强烈不满，用民粹主义话语可以表达为：“我们人民”正不断遭受“他们精英”的背叛、压制与盘剥，结果导致“敌对-恐惧-威胁”的种种场景。穆德（Mudde,2004）认为民粹主义的本质是“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当民粹主义政党喊出“消灭腐败”、“平民主权”口号时，民众便会转向他们。因此，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主义失败的产物。
       4.身份政治。身份认同（Identity）要求承认个人的种族、宗教、民族的尊严，个人在明确的种族、宗教或民族中得到群体身份，从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由此构建区别与“他者”的自我身份。追求身份认同导致的结果是把社会分裂成越来越小的群体，而不同的身份群体特别是边缘弱势群体为追求群体权益而反对主流政治，引发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本质是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冲突，如种族、民族矛盾。Spier（2010）指出，在右翼民粹主义看来，外来移民在社会、文化、宗教和语言上是不属于共同体的人。福山（Fukuyama,2018）认为，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场针对跨国移民潮的文化反抗运动。
       这四种理论对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兴起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套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民粹主义对于推进研究工作而言并非有益，这会导致两个主要的缺陷：第一，解释的“覆盖律”（covering law）较小，该理论在此案例中能够得到验证，但是对另外的案例却无能为力，也即信度问题；第二，难以从实证层面进行检验，套用理论而忽视了理论是否贴近事实，也即存在效度问题。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本文运用fsQCA方法对欧盟28个成员国进行比较分析，以找出各国民粹主义生成的不同因果路径。本文基本假设是：全球化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剧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分化，加剧了国内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多数财富利益被上层精英攫取，而中下层民众却需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与损失。这引发了中下层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不满，对外来移民抢占资源的不满，加之腐败的政治精英不能有效回应民众的需求，这就导致了民众对主流政党政治的不满，转而投向承诺给予其“应许之地”的民粹主义政党。
       三、方法、变量与数据
       查尔斯·拉金（Ragin,2000）基于模糊集理论开发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它允许研究者校准集合的部分隶属度：使用[0]（不隶属）与[1]（完全隶属）间的任何数值，因此，模糊集同时具有定性和定量的属性。之所以选择fsQCA方法，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显示同一结果的不同条件组合，因为每个案例均拥有不同的情境特殊条件，所以这对于解释民粹主义的不同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它强调的是不同的条件组合并发时与结果的关系，而不是假设单独条件独立地影响结果。再次，它坚持因果关系并不总是对称的，相同的条件组合可能导致结果出现或不出现。总之，这一方法可以被广泛应用于比较政治分析，它既保留案例的特殊性，也努力找出具有普遍性的因果路径。
       本文选定欧盟28个成员国作为研对象，选取2012年到2016年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内容。欧盟能够代表欧洲整体情况，不仅在地理上涵盖了欧洲各个区域，而且这些国家的政体均为代议制民主政体。因而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的前提下，可以较好地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根据之前的四个理论假设确定了四个条件变量，即疑欧主义、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和排外情绪，结果变量是民粹主义，并对所有变量逐一进行具体的操作化测量。
       1.民粹主义。根据Timbro发布的《2016威权民粹主义指数》对此进行操作化测量。该指数涵盖了欧盟全部国家，它主要根据每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全国议会选举中所占的选票份额（不包括总统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地区或地方选举）、议席数量等因子计算得出，反映了一国的民粹主义程度。民粹主义指数越高，代表民粹主义程度越强。
       2.经济衰退。失业率被认为是反映经济困境的最佳替代品。经济危机及由此引起的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国家的高失业率。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将保持低失业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政党在大选中将增加就业作为对选民的承诺。失业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从2012至201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
       3.排外情绪。排外情绪是指本国公民对外来移民包括难民持有的敌视情绪。难民危机及身份政治导致欧洲国家出现了强烈的排外情绪。民粹主义政党大打反移民牌，获得选民支持。选取反移民率来测量排外情绪，该数据来源于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2014至2016年公布的调查数据。
       4.疑欧主义。疑欧主义者认为欧盟不是一个民主的官方机构，而是被精英垄断的机构，不能代表本国民众的利益，加之欧盟政策并不能够给民众带来利好，出现反欧情绪。选取欧盟不信任率来测量一国民众的疑欧主义情绪，该数据来源于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2014至2016年公布的调查数据。
       5.政治腐败。假设政治腐败是产生民粹主义的条件变量之一，腐败程度越高，则越能激起民粹主义。选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2012-2016）来测量计腐败程度。清廉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以企业家、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据他们的经验和感觉对各国进行由100到0的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为便于分析，我们对数据进行操作化后认定得分越低，腐败程度越低。

       四、对数据集的实证检验

       以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包括对变量的模糊集隶属度校准、对民粹主义的必要性和充分性检验、借助真值表确定民粹主义的解。
       （一）变量的模糊集隶属度校准
       为了将所有变量转化为模糊集，需要对此进行校准，我们采用直接法进行校准。表3显示了对所有变量进行校准的定性锚点设定。表4显示了校准后的结果。

       1.失业率的校准。失业率反映了一国是否处于经济困境。据此，失业率的三个定性锚点设定如下：失业率=5作为低失业率的阈值，失业率=15作为高失业率的阈值，失业率=10作为最大模糊点，代表失业率处于中性的状态。从欧盟28国2012-2016年的失业率均值来看，只有德国（4.86）处于低失业率以下（极低失业率），希腊（25.36）和克罗地亚（15.98）在高失业率以上（极高失业率），最大模糊点10接近28个国家的平均失业率10.13。

       2.反移民率的校准。反移民率为定比变量，100%表示该国所有人反对外来移民，而0表示没有人反对外来移民。因此，可以将三个锚定点设定为0、50和100。越是接近0，表明该国公民排外情绪越低；越是接近100，表明该国公民排外情绪越高。50为最大模糊点。28个国家的平均反移民率为61.01，这初步表明欧盟国家公民整体排外情绪较高。具体而言，瑞典（30.4）公民反移民率最低。而捷克（78.91）、爱沙尼亚（76.89）、匈牙利（76.46）、斯洛伐克（79.93）等国的反移民率较高。
       3.欧盟不信任率的校准。欧盟不信任率为定比变量，100%表示该国没有公民信任欧盟，而0表示所有公民信任欧盟。因此，可以将三个锚定点设定为0、50和100。越是接近0，表明信任度越高；越是接近100，则表明信任度越低。50为最大模糊点。欧盟28国的平均不信任率为54.86，这初步表明欧盟成员国总体不信任欧盟。相对而言，保加利亚（34.77）和马耳他（37.17）的信任率较高，而希腊（77.66）、西班牙（73）和英国（75.37）的信任率很低。
       4.清廉指数的校准。透明国际提供的清廉指数为校准提供了外部标准。清廉指数变化范围在0～100分之间，分数越接近0分，表明公民认为国家越是腐败；分数越接近100分，则表示公民认为国家越是清廉，50分被认为是腐败和清廉的分界点。因此，可以将三个定性的锚点设定为0、50和100。为便于模糊集分析，对数据进行操作后取0代表完全清廉，100代表完全腐败，50为最大模糊点。欧盟成员国的平均清廉指数为35.9，表明欧盟总体较为清廉，腐败问题不太严重。但是国家之间差异较为显著，如丹麦（9.2）腐败程度最低，保加利亚（58.6）和希腊（58.2）腐败程度较高。
       5.民粹主义指数的校准。民粹主义指数主要反映的是民粹主义政党在国家议会选举中的选票份额。根据Kessel（2015）的建议，民粹主义政党有20%的选票份额就可以视定为高得票率，而10%的份额可以作为其高得票率和低得票率的分界点。因此，可以将民粹主义指数的三个定性锚点设定为0、10和20。20作为高得票率的阈值，接近或超过20说明该国存在强民粹主义，0作为极低得票率的阈值，接近0说明该国存在弱民粹主义，10为最大模糊点。在2016年，欧盟国家的平均民粹主义指数为19.56，反映强民粹主义泛欧化。

       （二）民粹主义的必要性检验

       首先检验以上条件变量是否可以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指当结果Y发生时，条件X一定会出现（X←Y）。作为小样本（N=28）分析，当检验结果的一致性水平达到0.9时，才被认为X满足成为Y的一个必要条件。结果显示，8个条件变量均不满足强民粹主义的必要性（见表5）。这一结果说明，民粹主义政党兴起不依赖于单独的条件变量，而存在不同的路径。

       （三）民粹主义的充分性检验

       其次对民粹主义的条件或条件组合进行充分性检验。如果当条件X或条件组合X1*XN出现时，结果Y总是发生（X→Y或X1*XN→Y），那么条件X或条件组合X1*XN是结果Y的充分条件。如果用子集合关系来理解，某一个（条件或条件组合）集合隶属分数一致性地小于或等于（结果）集合的隶属分数（Xi≤Yi），即子集关系存在，也即支持充分性论断。一般而言，作为检验充分条件的一致性（临界值）不应低于0.75。根据Ragin（2008）的建议，当一致性临界值≥8时，可以认为此条件或条件组合是结果的充分条件。
       为清楚地分析民粹主义的充分条件，此处使用真值表辅助模糊集分析。真值表可以利用二进制“0”和“1”值显示所有（逻辑）的条件组合，也可以评估在条件的所有（逻辑）组合上案例的分布情况，即给定k个条件，存在2k个因果路径推断。在所有的因果路径中，只有隶属分数大于0.5（通过条件组合的隶属分数的运算得到）的案例存在，才被认为是实际存在的因果路径，否则，则被认为是逻辑余项（logical remainder），即隶属度大于0.5的案例不存在。利用软件构建真值表，如果条件组合与结果的子集关系的一致性大于或等于0.8，那么将结果编码为1，否则为0。
       真值表显示存在10种因果路径，其余6（24-10=6）种因为缺少案例（国家）成为逻辑余项而被剔除（见表6）。在10种因果路径中，一致性水平大于或等于0.8的因果路径存在9种，将这9种条件组合导致的民粹主义结果编码为1，视为这些条件组合可以导致强民粹主义。仅存在1种因果路径（反移民率→～民粹主义）的一致性水平小于0.8，将此民粹主义结果编码为0，视为这一条件并不会导致强民粹主义。这组因果路径包含了5个国家：比利时（0.54，0.31）、丹麦（0.54，1.00）、爱沙尼亚（0.75，0.38）、波兰（0.55，1.00）、马耳他（0.59，0.05）。存在2个矛盾组态，丹麦和波兰不满足结果，它在排斥移民的条件下，出现了强民粹主义。这表明另有其它条件解释丹麦和波兰出现的强民粹主义。

       （四）解释民粹主义的三条路径

       对真值表进行标准化分析，可以得到三个解：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复杂解是未包含任何逻辑余项的解，即只将结果隶属度大于0.5(真值表对应为1)且包含实际案例的因果路径纳入分析。简约解是包含所有逻辑余项的解，即将所有反事实的因果路径都纳入分析之中。在这里，简约解包括了16种逻辑上可能存在的因果路径。复杂解只考虑现实中被案例证实的因果路径，忽视了大量的反事实，这就否定了反事实逻辑上存在的可能性，结论更会偏重于“案例导向”的独特性，而不是理论的普遍意义。简约解尽管将所有逻辑余项都纳入到分析之中，从而产生更为简单也更具普适性的因果路径，但是缺点在于它不并考虑因果路径的实际合理与否，它只尊重逻辑合理。但正如（Ragin & Sonnett，2008）所言，“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而将逻辑余项纳入分析中（简化假设），研究者有责任评估由此产生的因果路径的合理性。”有限多样性是政治社会现象的重要特征。据此，最优的选择是采用中间解来平衡复杂解和简约解，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解释。中间解会将具有实际和理论意义的逻辑余项考虑进来，从而得到最优解。表7显示了中间解。

注：“*”表示“和”，“～”表示“非”，所有标注下划线“ ____”的国家都为逻辑矛盾案例。

       中间解得到了4条因果路径：1、失业率*反移民率→民粹主义；2、失业率*欧盟不信任率→民粹主义；3、欧盟不信任率*～政治腐败→民粹主义；4、～反移民率*～政治腐败→民粹主义。前3条路径都与假设条件相关，第4条路径与假设无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瑞典都可以在前三条路径中得到解释，但不能解释卢森堡，可能存在其他条件变量导致该国的民粹主义。因此，排除第四条没有意义的路径，主要分析前三条路径：
       1. 高失业率和高反移民率导致强民粹主义。这一因果路径可以解释希腊、斯洛伐克、塞浦路斯、意大利、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和法国7个国家。这7个国家分布在南欧（4）、东欧（1）、西欧（1）、中欧（1）。图3显示了这一因果路径所覆盖的国家在三维向量空间角（失业率*反移民）上的隶属分数与民粹主义中的隶属分数之间的关系。上三角形明显指出横轴失业率*反移民的集合是纵轴民粹主义的集合的子集（Xi≤Yi），而下三角形是不一致的模糊子集关系（Xi≥Yi）。结合真值表分析结果，这一路径中的一致性为0.91，覆盖度为0.46，说明该因果路径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可以解释近五成的案例，稳健性较强。因此，失业率*反移民这一条件组合是解释民粹主义的充分条件。

       从现实来看，经济危机给南欧国家带来了高失业率，国内民众认为外来移民抢夺他们的就业机会，这使得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排外情绪由此上升。尤其是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欧洲社会的排外情绪明显抬头。在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借势大打移民、就业牌，民意支持持续冲高。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得到了43%的工人和37%的失业者投票。意大利遭受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重创，让国内民众对传统建制政党失去信心。五星运动党持有减税、保护“意大利制造”和反非法移民的主张，它得到青年选民32.2%的支持率，在失业者和工人中的支持率为37%，在意大利南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支持率高达50%。2018年3月5日，五星运动党在意大利大选中成为最大赢家。

       2. 高失业率和高欧盟不信任率导致强民粹主义。这一因果路径可以解释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意大利、法国和拉脱维亚7个国家。这7个国家主要分布在南欧（5）、西欧（1）和东欧（1）。图4显示了这一因果路径所覆盖的国家在三维向量空间角（失业率*欧盟不信任率）上的隶属分数与民粹主义中的隶属分数关系。这一路径的一致性为0.89，覆盖度为0.45，说明该因果路径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可以解释超过四成的案例。因此，失业率*欧盟不信任率是解释民粹主义的充分条件。
       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被戏称为“欧猪五国”（PIIGS）。其中，只有爱尔兰是弱民粹主义。法国、塞浦路斯和拉脱维亚同样深受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除了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存在结构性弊端之外，欧债危机本质上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框架缺陷在金融危机下的一次总爆发。具体而言，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决定，但其财政政策却由各成员国政府控制。这使得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缺乏协调机制，“欧盟就像一个瘸子，不仅对区内成员国财政状况缺乏有效控制，而且当一成员国出现危机时，又像一盘散沙，导致区内成员成为金融市场上投机者轮流攻击的对象”。欧债危机爆发后，救助过程中成员国之间争吵不休，救助国想独善其身，怕被深陷危机的国家拖累；被救助国因统一货币政策的制约，不可能采取传统的本币贬值的办法或降息的办法来加以应对，想最大限度得到欧盟帮助。欧债危机使得欧盟的结构性弊病暴露无遗，反欧元、反欧盟的疑欧主义情绪随之出现，这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蒙上阴影。
       3．低腐败和高欧盟不信任率导致强民粹主义。这一因果路径可以解释英国、德国、瑞典、奥地利、葡萄牙、塞浦路斯、芬兰、西班牙、法国、荷兰、匈牙利、捷克、拉脱维亚13个国家。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中欧（4）、西欧（3）、南欧（3）、北欧（2）、东欧（1），遍布欧洲各地区。这一路径中的国家对欧盟均表现为不信任，但与前一条因果路径不同，多数国家并非处于高失业率的经济困境。此外，这些国家政治相对清廉，反映出国内民众对于政治的信任，这至少说明“纯洁的人民vs腐败的精英”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民粹主义。这一路径并非认为低腐败是强民粹主义的必要条件，而是表明腐败程度与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没有必然关系。图5显示了这一因果路径所覆盖的国家在三维向量空间角（欧盟不信任*～政治腐败）上的隶属分数与民粹主义中的隶属分数关系。结合真值表的分析结果，这一路径中的一致性为0.85，覆盖度为0.63，说明该路径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且可以解释超过六成的案例。因此，欧盟不信任*～政治腐败是解释民粹主义的充分条件。

       以英国脱欧为例，《英国发展报告2015-2016》认为根深蒂固的疑欧主义传统是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而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更是降低了英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功利主义支持。根据2016年6月英国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脱欧公投中支持脱欧的票数占总票数的51.89%；支持留欧的票数占总票数的48.11%。“留欧”和“脱欧”可以看成是英国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歧。在精英阶层看来，继续留欧可以有大量的移民进入为发展本国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可增加财政税收。在平民阶层看来，移民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进而恶化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中下层民众坚定站在脱欧阵营之中。英国独立党、保守党右翼、工党左翼参与的跨党派“投票退欧”运动在争取中间选民、推动退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在欧债危机中扮演救火员的角色，拿出巨资救助欧盟中濒临破产的南欧国家，但效果并不显著，反倒是国内民众认为救助行动使得德国自身跌入无底洞。德国另类选择党应运而生，它主打反欧元的经济主张，为民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另类选择党要求德国退出欧元区，重启德国马克，这一主张受到超过1/4的受调查德国人的支持。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另类选择党以12.6%的得票率成为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首个进入议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欧盟28个成员国的民粹主义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单一条件（经济衰退、排外情绪、疑欧主义、政治腐败）并不能构成民粹主义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这说明民粹主义的成因具有复杂性，需要不同条件的组合，也不存在单一的因果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了三条稳健的因果路径：高失业率和高反移民率、高失业率和高欧盟不信任率、低腐败和高欧盟不信任率均会导致强民粹主义。这表明经济衰退、排外情绪和疑欧主义三个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是导致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主要结构原因，而政治腐败与此无关。同时，研究发现前两条因果路径主要适用于解释南欧国家，而第三条因果路径分布于欧洲各区域。这说明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成因具有情境特殊性，其因果路径并不一致，并不能借用同一种理论框架来解释所有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因果路径并非能解释全部案例，如立陶宛、克罗地亚、爱尔兰、斯洛文尼亚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并没有出现强民粹主义。这说明有其他未考虑到的条件变量，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因为本文仅考虑结构性因素，且所选择的条件变量都基于已有的解释理论，实证分析是进一步验证理论，并尝试找到其中的因果路径。
       从以上结论可知，反欧洲一体化、经济困境和族群文化冲突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中扮演关键角色，疑欧主义、经济衰退和排外情绪是民粹主义的主要议题。传统政党政治无法积极回应和有效应对这些议题，从而给了民粹主义政党借势崛起的机会。欧洲民粹主义并不能简单地套用“纯洁的人民vs腐败的精英”二元框架来解释，相反，精英政治腐败在其中影响甚微。这指出人民与精英两个主体应具有多重涵义，可以将反欧主义、经济困境和族群文化冲突三个议题加入民粹主义的解释框架，进而其内容体现在三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它反映民族国家和欧盟共同体的利益冲突；在国家内部，它表现为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冲突；在人民内部，它凸显基于身份认同的族群文化冲突，即“我者”和“他者”的冲突。纵向层面的三个冲突表明，民粹主义政党（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深刻的紧张关系，民粹主义政党对自由民主的关键要素持批判态度，而自由民主国家则倾向于将民粹主义政党视为威胁。为调和这种紧张关系，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需要对这些棘手的议题作出积极回应，而非一味去批判和围剿民粹主义，否则，会使自由民主政体身陷民粹主义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