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的动荡不安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也从零星的“黑天鹅”事件演变了普遍的“灰犀牛”现象。截至目前，大量的研究都致力于寻找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但却很少有文献关注其他政党在和右翼民粹主义竞争中的失败。如果说重重危机重塑了西欧的政党政治，那么为什么唯独右翼民粹主义获得了如此惊人的增长？为什么在后危机时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表现还如此活跃呢?对此，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结合因素和机制的解释。
一、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原因的既有解释
（一）移民、经济、政治与文化
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政治学家已经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目前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首先，部分研究倾向于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直接归因于外来人口涌入造成的负效应，甚至有学者将右翼民粹主义直接定义为“单一议题政党”。根据这一理论，政党及其支持者往往认为，外来人口消耗本国资源、抢占工作岗位，但对社会贡献十分有限，反而导致犯罪和恶性事件频发，同时主流政党由于种种原因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对民众的回应也十分乏力。近年来局部地区冲突带来的难民危机无疑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从实证研究来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已经被许多文献证实。
其次，部分研究着重于强调政治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根据这一解释路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的选票主要来自在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等方面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选民，也即“现代化的输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这一群体无疑会急剧扩大。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不少实证研究确实发现选民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国家的失业率和经济稳定情况等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再次，部分研究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并不在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或组织动员，而在于现行体制和主流政党的糟糕表现。即选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很可能只是一种发泄性的非理性行为，他们很可能并不真心拥护右翼民粹主义，也不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真正上台充满希望。从这个角度而言，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对现行体制和主流政党的不信任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个体的右翼民粹主义偏好。
最后，还有部分研究将右翼民粹主义视为更为宏大的文化变迁的表现。以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学者认为，二战后长期的和平与稳定使得发达国家出现了“静悄悄的革命”：人民的需求从生存导向转变为自我表达导向，重视自由、平等、包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开始流行起来。然而，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扩散，坚持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开始了“文化反弹”。被称为“静悄悄的反革命”的文化危机随之爆发：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夺回传统价值的主流地位，而在外来人口涌入的情况下纷纷支持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而与此同时，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主流政党对于媒体控制的弱化，西方国家的舆论环境变得越来越自由，作为“政治不正确”的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运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目前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尝试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解释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二）评估既有研究的解释力
回顾上文中的诸多解释，大多数既有文献都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种种非预期变革和非预期事件联系在一起。也即，各种各样的危机导致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如果这一范式完全能够自圆其说，那么右翼民粹主义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心的问题：只要当前的危机得以化解，右翼民粹主义“必将式微”。然而，对比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初的景象，当代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无疑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现行制度和主流政党理应有充分的时间来吸取教训并做出应对。那么当今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什么仍然活跃，甚至在某些国家比危机爆发之初更为强劲呢？
基于此，笔者认为，直接用危机来解释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范式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这一范式难以处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多样性。也即学者关注的种种危机并没有遍历所有（甚至是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国家。譬如，穆德很早就观察到，移民问题在很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过程中都缺席了。还有学者指出，经济问题是任何政党都无法逃避的，而正是由于经济情况的改善，才使得政治议程在移民、文化等问题上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放出更多的自由空间。释启鹏和陆屹洲发现，近年来法国、瑞典和英国都经历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但法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瑞典则仅面对着难民危机的压力，而英国甚至没有经历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通过对近二十年几乎所有右翼民粹主义数据的分析，祁玲玲也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内部千差万别，单纯将其兴起归因于反移民、反欧盟等少数因素是徒劳的。
其次，这一范式对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言并不具有特异性，也即无法解释为什么唯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危机中获益明显，而其他政党的表现却逊色得多。譬如，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无疑是左翼政党得以存续的群众基础，而经济不平等也是左翼政党时刻坚持的核心议题。那么为什么当代的经济危机反而促进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类似的，为什么坚守传统价值的民众会倾向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而不是拥抱更加“传统”的保守主义？又譬如，非理性投票理论事实上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自由民主国家中所有非主流政党的得票。那么为什么对现行制度和主流政党失望的西欧选民会集中地倾向于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投票，而不是转而支持其他非主流政党？进一步说，一个更为明显的问题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在主流舆论的批评中节节胜利，而主流政党反而在十余年的时间内无法真正吸取教训进而彻底改善其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
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既有的解释大多仍然停留在因素和相关性的层面，并没有揭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背后更为深刻的因果机制。譬如，我们很难否认难民危机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之间存在联系，但也尚未厘清难民危机是如何推动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当然，目前社会科学对于因果机制的具体定义仍然争论不休，本文对于因果机制的理解和应用主要遵循以下共识：首先，机制是对因果关系的一种“支撑”，而机制本身不能脱离因素而单独存在，因此因果机制并不等同于抽象的广义理论。其次，分析机制的目的是打开原因（因素）和结果之间的黑箱，特别是厘清各种作用力在不同主体和不同环节上的传导过程。再次，出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机制和因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不同的因素可能触发相同的机制。最后，因果关系的揭示主要依赖于以事实为基础的过程追踪和案例比较，但在必要时也不拒斥合乎一般逻辑的推理。
二、重重危机导致自由民主同质性基础的流失
上文主要综述了学者对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多种具体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部分学者从理论的层面更为深刻地阐释了民粹主义的根源。这些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民粹主义并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普遍存在的常态。其二，民粹主义并不是某种危机的产物，而是自由民主本身的必然结果。这些理论思考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如果说上文中的解释因为纠结于具体因素而缺乏理论一般化的可能，那么这些理论研究似乎又因为过于抽象而缺乏对具体案例的解释力。如果说民粹主义一直潜伏在自由民主之中，为什么它们能长期相安无事，却在当代表现出惊人的张力？为什么特定种类的民粹主义会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兴起？如上文所言，因果关系的建立离不开因素和机制这两个方面。不难发现，既有的实证分析已经对相关因素进行了大量的检验，而上述理论研究则为我们理解机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尝试将因素和机制结合起来，提出一种介于广义理论和具体分析之间的中层解释。
（一）自由民主的同质性基础及其流失
遵循这一路径，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西欧刚刚经历或者正在面临的诸多危机到底对各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即从危机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因果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应该从自由民主得以存续和运转的基础条件说起。在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失败时，政治学家往往都将其归因于某些先于国家制度的基础条件。譬如杨光斌认为，共同体的同质性是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条件，缺乏同质性的民主必然引发冲突。而这种同质性条件至少包括共同的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和平等性的社会结构。如果说同质性基础的缺乏导致了新兴民主的失败，那么同质性基础的流失也就很可能导致成熟民主的衰退。不难发现，2008年以来西欧经历的种种危机确实触发了这种同质性基础的流失。
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分裂。21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都在减缓，而贫富分化却急剧扩大。毫无疑问，西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在不断加剧，但发达的国家福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和掩盖了这种不平等。为了讨好选民，几乎各个主流政党对于全民福利的态度都是“只能增长不能削减”。然而这种“棘轮效应”必然使得政府财政越来越不堪重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西欧债务危机使得西欧诸国经济陷入泥潭，在公共支出难以为继、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无疑从表面的和谐逐步回归到阶级对立的状态。与此同时，危机爆发时主流右翼政党统治着西欧多个主要国家，他们和资本精英的天然联系放大了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满，经济危机很快演变为政治危机。也正因如此，鼓吹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对立的民粹主义才得以持续增长。
其次是国家认同的分裂。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洲民众的世界公民认同、欧洲（欧盟）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复杂的交互影响。时至今日，很多西欧民众已经不再将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视为发展机遇，而将其看作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严重威胁，但精英群体却仍然高度肯定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随着移民和其他外来人口的涌入，西欧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越来越明显。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冲突地区的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而许多寻求庇护的难民都涌向西欧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西欧各国很难建立起一种超越族群、宗教、信仰、文化乃至民族或国家的认同。与此同时，本应成为共同应对机制的欧盟却制约了各国对难民的果断行动，使得难民危机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本土主义逐渐在西欧普通民众中流行起来。
最后是共享信念的分裂。如上文所言，在二战后长期和平、稳定、繁荣的环境下，自由、平等、包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西欧民众中流行起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共享信念。这种信念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中不同阶级、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使得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得以继续运转。然而，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根植于自身的生存情况和安全处境。因此，当西欧各国民众目睹了世界政治动荡，甚至亲身经历了恐怖袭击或暴力犯罪时，上述的共享信念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移民和难民问题如同“自然灾害”和“传染病”一样可怕。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处理恐怖主义威胁，还是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西欧主流政党和政治家的表现无疑是令人失望的。现行政治和民众价值观之间的一致性开始严重解体。正因如此，当代西欧国家的“文化反弹”才会如此强烈，强调国家与秩序的威权主义也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严重的社会结构分裂和国家认同分裂无疑也会导致共享信念的分裂。然而，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一些政治、经济情况尚可的国家的民众很可能会对区域内其他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感同身受”，进而产生不安和恐慌。因此，与社会结构和国家认同的分裂不同，共享信念的分裂并不完全依赖于本国实际面临的危机，英国脱欧无疑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二）社会的纵向、横向分裂及其后果
随着同质性的流失，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必然衰败，而承认自由主义的各种主流意识形态也逐渐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已经不是自由民主的病态，而成为了一种高度可能性的替代方案。此时，将民众对于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视为非理性投票是较为牵强的。从理论上说，右翼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威权主义完全契合了社会结构、国家认同和共享信念的分裂。左翼民粹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错失了民族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强烈”的意识形态，甚至将民族主义的阵地主动让予右翼。实证研究也表明，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在很多特性上是重合的，但在对其他群体的态度上存在明显分野。可见，相比于右翼民粹主义，缺乏民族主义内涵的左翼民粹主义契合了纵向的分裂，却难以回应横向的分裂。
作为一个明显的对照，长期以来东欧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普遍没有西欧活跃，而这很可能是因为东欧多个类型的政党（包括主流政党）都渴望用民族主义来争取选民，甚至有一些舆论认为东欧某些国家的政体和政府就长期带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因此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不瞩目。此外，也有一些原本左翼色彩更为强烈的民粹主义政党开始拥抱民族主义议题，并借助互联网直接民主的形式来统合左右翼选民的诉求，在创造混合民粹主义的同时取得了不逊于右翼民粹主义的选举成绩。
综上所述，2008年以来的种种危机触发了西欧各国社会结构、国家认同和共享信念的深刻分裂，这种分裂严重破坏了自由民主的同质性基础，也使得各种基于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右翼民粹主义是最契合当前这种分裂情况的意识形态，因此成为不少民众心目中的替代方案。也即，危机导致西欧社会的全方位分裂，分裂又奠定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民意基础。那么，我们需要厘清的下一个环节便是这种民意基础转化为选举结果的过程。
三、西欧政党体制孕育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一）充分的生存空间
毫无疑问，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民族主义的抬头是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长期趋势。作为一种思潮，右翼民粹主义也不是西欧国家的专属。然而，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集中兴起却是其他地区、其他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最简单的对照便是，当代民粹主义的兴起在西欧反映为非主流激进政党的得势，在美国表现为主流政党的激进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表现为激进的强人政治。不难发现，西欧各国的政治体制本身也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创造了空间。
首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当代西欧拥有合法的地位。自诞生以来，各种激进的左、右翼政党在各国都面临着被直接取缔的风险，而当代的许多国家也倾向于直接用法律制度来压制挑战主流的民粹主义。相比而言，在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下，当代西欧国家对于民粹主义政党要宽容得多。虽然在历史上，荷兰“‘中央党’86”等西欧激进右翼组织也曾被法院判定为非法，但这种措施变得越来越罕见。一般认为，在当代西欧，只要不直接宣扬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激进政党都无需担心自己的合法身份。
其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当代西欧存在胜选的可能。一般认为，西欧大陆国家均属于多党制，而英国则属于相对两党制（两个半政党制）。它们的共性在于，主流的左右翼政党并不能完全垄断政党政治，而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政党长期存在。与此同时，欧洲大陆普遍流行比例代表制。因此，只要小型政党成功越过并不算苛刻的选举门槛，就能取得相应的席位，进而发挥实质上的影响力，而主流政党即使选举表现再好也很难做到“赢者通吃”。相对于在多数代表制和绝对两党制中的情形，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结果无疑更为真实地反映了民意。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当代西欧面临更多的机遇。显然，相比于非民主政体和总统制国家，政党在采取议会制和半总统制的西欧国家中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党竞争在西欧国家中更为广泛、普遍而频繁。另一方面，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又为欧洲政党政治增添了新的变数。长期以来，主流政党将精力聚焦于国内的“一等选举”，而欧洲议会选举这类“次等选举”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非主流政党的舞台。法国国民前线、英国独立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曾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远好于国内选举的成绩，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中的表现又反过来提升了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和支持率。
（二）丰富的煽动性议题
综上所述，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长期都拥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它们（过去）缺乏的只是契合自己的议题。从理论上说，在增进全民福利等传统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显然不具备主流政党的经验和智慧，因此它们的发展依赖于开发或重拾各种煽动性的议题。实证研究也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激进之处在于其对新兴议题的态度，而不在于其对传统议题的态度。因此，在种种危机发生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理性选择无疑就是在其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运用煽动性的话语将人们对各种危机的负面情绪渲染到极致。出于西欧内部的不同情况，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着重强调的煽动性议题也有所不同。
举例而言：瑞典民主党脱胎于名为“保持瑞典人的瑞典”的激进运动，早期宣扬白人种族主义，并且和瑞典法西斯主义有一定渊源。在民族单一、文化多元的瑞典，这种空泛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并没得到多少反响。随后瑞典民主党尝试通过承认联合国人权宣言等方式来淡化自己的极端意识形态，但在瑞典长期稳定的多党体制下仍然无法获得很好的发展。然而2008年以来，随着移民和难民的不断涌入，瑞典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瑞典民主党在年轻的新领袖吉米·阿克森（Jimmie Åkesson）的带领下聚焦于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穆斯林）问题，并将其发展成充满煽动性的议题。2009年10月，阿克森公开发表文章称穆斯林是瑞典社会最大的威胁。这一言论虽然受到了主流政党和主流媒体的严厉批评，但同时却将瑞典社会面临的危机成功地暴露出来，媒体曝光反而帮助瑞典民主党扩大了影响力。在争论和恐慌中，瑞典民主党的民调数据一路攀升，并在一个月后首次越过了4%的选举门槛，这无疑让其支持者看到了取得议席的可能性。2010年8月，瑞典民主党发布了极具煽动性的竞选视频，形象地描绘了外来人口对瑞典福利的消耗。最终该视频因煽动仇恨而被禁播，但其无疑击中了瑞典社会最大的痛点。在当年的综合选举中，瑞典民主党成功越过选举门槛并取得议席。进入议会的瑞典民主党不仅得到了政府补贴的更多活动经费，还拥有了议会中的动议权，因此获得了更强的影响力和更多的表达途径。时至今日，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中，瑞典民主党始终热炒外来人口问题。
当然，右翼民粹主义能够利用的危机议题并不限于外来人口。譬如法国国民前线曾经长期以反对移民为核心诉求，但近年来，以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为代表的党内激进派日渐衰老并退出政治舞台，而法国内政和经济危机的显要性也逐渐压过移民问题。因此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下的国民前线更为强调国民前线带领人民反对欧盟干预和全球化威胁，在危机中重建强大法兰西的愿景。
四、主流政党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两难
正如一些制度主义学者所言，西方国家既有的选举制度本身很难识别和压制反对自由民主的候选人，而（主流）政党和政治家才是保护自由民主的“守门员”。因此，如果说上文陈述的社会基础、制度空间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身的策略可以较好地解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突然冒头，那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持续得势无疑应当归因于当代西欧主流政党和政治家的应对失败。下面笔者就尝试分析西欧各国主流政党（尤其是主流右翼政党）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策略及其失败原因。概言之，在不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的前提下，主流政党大概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策略是无视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和诱惑，坚守自己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保住选民的基本盘。瑞典各大政党对于瑞典民主党的态度可以视为这种策略的典型反映。历史上，瑞典政治长期由社会民主主义主导，左翼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间党、自由党、温和联合党等主流政党几乎占满了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它们的选民基础也较为固定，绿党等新兴政党的兴起也未从根本上动摇这种超稳定的政治局面。在面对瑞典民主党的兴起时，所有的主流政党都选择和其划清界限，而主流媒体也经常对其言行进行抨击。譬如在2014年选举中，所有的主流政党都不承诺拒绝难民、移民或大幅削减为外来人口提供的福利。这种策略的积极作用是从根本上断绝了瑞典民主党作为小党参与组阁的希望，因此只要瑞典民主党无法完全击败主流的左、右翼政党，其激进的纲领就不可能真正变成瑞典政府的政策。这无疑保护了瑞典的多元主义文化，也使得瑞典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始终比其他国家更为宽容。然而这种策略的问题在于外来人口等煽动性议题完全成为了瑞典民主党的独占资源，那么随着这一议题的发酵，瑞典民主党会一直从中受益，而所有的主流政党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种和右翼民粹主义保持距离的策略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就是仅剩某一主流政党直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挑战时，其他已经退出竞争的主流政党也加入呼吁反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同盟。这种策略最成功的应用无疑是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二轮选举中主流政党对国民前线及让·玛丽·勒庞的联合抵制。然而历史又恰恰表明，这种同盟在政党竞争中是非常脆弱的，一些主流政党出于自身的目的很快就转向了下文中的其他策略。
第二种策略是向政治光谱的两侧移动，争取更多的激进选民。这对于主流右翼政党而言就是靠近和学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直接分走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的选票，这也正是法国主流政党联合抵制国民前线的失败原因。在国民前线折戟2002年总统二轮选举后，法国的政党政治又从激进和温和的竞争回归到了左与右的分裂。面对社会党等左翼政党的日益发展，右翼的萨科齐开始学习国民前线反对精英、限制移民的纲领和立足于“人民”与“他者”的话语体系。这一策略成功扩大了萨科齐和人民运动联盟的右翼选民基础，而国民前线则在随后的选举中损失惨重。但这一策略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负面效果。一方面，主流右翼政党可以学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纲领和话语，却不愿意也无法将这些激进的口号真正付诸实施，因此许多激进的右翼选民认为萨科齐执政后空说不做，这进一步损害了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主流政党对煽动性议题的公开讨论和积极回应直接将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了，那么对于国民前线的联合抵制也就变得毫无根据了。加之国民前线本身越来越温和化，势必有越来越多的选民将其视为正常政党，那么为右翼民粹主义投票的心理负担同样也不复存在了。不难发现，马克龙2017年大选中也采用了这种学习策略。类似的，在英国保守党炒作脱欧议题和应对英国独立党时，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策略的应用和失败。
第三种策略是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靠拢，争取更多的温和选民。这对于主流右翼政党而言就是选择远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与主流左翼政党趋同，进而分走左翼政党的选票。在英国独立党兴起之前，保守党无疑长期贯彻了这种策略。虽然长期存在诸如英国国家党之类的激进小党，但在相对两党制下，保守党并不用过分担心其分走右翼支持者的选票。相反，保守党和工党的理性选择都是尽量争取对方支持者的选票。因此，主流政党左右趋同的现象在英国越来越严重。譬如在面对欧盟的态度上，两党均有过反复，但近年已经几乎完全一致。显然这种策略避免了政治的极化和分裂，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然而这种策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其一，同坚守策略一样，趋同策略同样会将特定的资源和空间拱手让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随着主流右翼政党愈发向左靠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受益将越来越大。其二，左右趋同带来的“选谁都一样”无疑导致了选民对于主流政党的政治冷漠，这也使得选民更容易被新颖、激进的意识形态吸引。其三，左右趋同无疑也是对主流政党自身政治纲领的背离，那么坚持政治纲领的党员很可能在主流政党中形成激进派别甚至选择出走并成立新党。事实上，英国独立党先后两任党魁罗杰·纳普曼（Roger Knapman）和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均曾是保守党党员。英国独立党虽然无法真正打破国内的两党制格局，但其在2009年和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表现无疑反映了英国左右趋同的严重后果。
可见，上述三种不与右翼民粹主义合作的策略都以失败告终。那么主流右翼政党可以通过与右翼民粹主义合作来吸纳和限制它的影响力吗？奥地利的案例似乎提供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作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人民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奥地利自由党已经多次进入左翼或右翼政府内阁。从横向对比来看，奥地利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国内族群关系无疑要好于右翼民粹主义横行的其他西欧国家。如果没有主流左右翼政党的拉拢，奥地利自由党的长盛不衰似乎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主流政党（尤其是主流右翼政党）在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时始终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它们选择拒绝和远离右翼民粹主义，那么就会将部分政治空间和议题资源拱手让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如果它们选择靠近或拉拢右翼民粹主义，又会在事实上承认和增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合法性。作为对照的是，由于当代西欧缺乏比右翼民粹主义更具有煽动性的意识形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可以很大程度上自由调整竞选纲领和发展策略，而不用过分担心自己会失去激进选民的信任。与此同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内部的多样性也使得右翼民粹主义的“事业”永远后继有人。
五、结论与展望
总结上文的分析与论述，笔者用图1来归纳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因果机制。如图所示：首先，政治、经济危机触发了西欧各国社会结构、国家认同和共享信念的深刻分裂，这种分裂严重破坏了自由民主的同质性基础。右翼民粹主义是最契合当前这种分裂情况的意识形态，因此成为不少民众心目中的替代方案，而缺乏民族主义内涵的左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则明显受限。其次，西欧的政党体制本身就有利于非主流政党的生存，而当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充分掌握了各种煽动性议题的话语权。最后，主流政党（尤其是主流右翼政党）在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时始终处于两难境地，无法形成持续有效的压制。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则使其在政治变迁中具有充分的韧性。
可见，除非西欧社会的分裂情况得到根本扭转，或主流政党真正夺回相关议题的话语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仍将长期活跃。目前来看，政治经济危机的缓和并没有很好地限制右翼民粹主义，而英国独立党在英国决定脱欧后的衰落则确实反映了话语权的转移。然而遗憾的是，除非重建一种能够弥合社会分裂现实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主流政党彻底夺回话语权的前提要么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目标被真正实现，要么就是主流政党变得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加激进。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的因果机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深层原因，同时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经济与自由民主制度。放眼全球的政治历史，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创造和加剧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自由主义则始终致力于掩盖和美化这种不平等。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无法逃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自由主义也一直孕育着足以破坏自身的力量。通过改造民主概念，将民主框定在自由主义框架之内，进而改造合法性概念并论证只有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合法性，当今流行的自由民主理论得以构建。然而在这种民主之下，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党都永远只能是“部分”的传声筒，而不可能真正地代表全体人民。因此，当西欧主流政党无法继续在分裂的共同体上编织自由主义的“大妄想”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扑永远也不会缺席。
民粹主义能够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生根发芽甚至反噬自由民主，这充分说明民粹主义至少代表了一部人民真实的民主愿望，而自由民主却恰恰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甚至会纵容精英对民众的压制。也正因如此，作为“薄”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才会被不同的“厚”意识形态吸纳，催生各种各样的反抗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已经充分实现了全球化，对于信奉比较优势的自由民主精英而言，民族国家的符号意义已经逐渐褪色。然而现代化和全球化导致的不良后果，譬如相对剥夺、文化冲突甚至安全威胁却几乎完全由普通民众承担。也正因如此，在以西欧为代表的当代自由民主社会中，阶级矛盾和民族/族群矛盾始终纠缠在一起。所以，虽然当代西欧的不少左翼政党重新拾起了阶级的武器，甚至完全拥抱了民粹主义，但它们却并没有完全把握自由民主的症结所在：让普通民众憎恶和恐惧的不仅有上层的精英，还有外面的“他者”，而精英又时常对“他者”笑脸相迎。因此，相比之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建构的话语更有吸引力，其选举表现也远胜于左翼民粹主义政党。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虽然发生在西欧自由民主社会中，但这并不是与我们完全无关的故事。相反，上述因果机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地“入脑入心”，如何寻找各个阶层与各族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如何构建健康理性的舆论环境，如何防范和化解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官方、媒体和学者无疑都应当坚持和加强对上述问题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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