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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
2020-08-16 12:47:36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文大稷 胡江华 【 】 浏览:95次 评论:0
       21世纪前20年,总体而言“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并席卷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向纵深推进,这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向外扩张性和它的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的论断,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正确性。为了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内涵和价值指向,探寻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于正确认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矛盾、解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的内在规定性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前人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对黑格尔的“理性精神”世界历史理论的突破,使其以全新的视野站在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问题,赋予世界历史理论新的内涵和它的发展趋势,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一是新唯物主义视野下的世界历史理论关注的是“人类社会”。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看法与黑格尔恰好相反,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人的本质是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重要的是要着眼于“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而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建立的“虚幻的共同体”,进而主张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摆脱了对“物的依赖”而回归人的本质,自由的人和自由的联合体相互依赖,共同自由发展。二是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演变发展与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通过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类历史才真正进入总体“世界历史”的问题。而且他认为一方面是世界历史的发展需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是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作为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相互关系需要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样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资本主义打开了世界市场,世界贸易普遍存在,世界历史才以客观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这种客观事实蕴藏的内在矛盾推动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是错综复杂的,其整体性的发展演变和各个构成部分的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是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和规律问题。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早期研究注重西欧比较发达和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人类发展的道路上,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须从整体上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张“单线论”的发展,然后实现世界历史的前景,到了马克思晚年,他对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在撰写《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东方社会理论,解决了社会发展不同道路的问题,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出现了“多线论”观点。四是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人类社会整体性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来进行思考,其价值在于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出前提条件,并不是西方推行的“历史终结”,更不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终结。根据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世界历史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机制和实现途径,世界历史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共产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世界历史增进了普遍交往,为共产主义创造了社会条件;世界历史造就了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培育了新生力量,只有到了共产主义历史阶段,人类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回归人的本质属性,因此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目标就是在未来实现共产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困境、基本范畴、历史实践和价值指向上具有高度的逻辑关联。
       (一)世界历史演变过程中蕴藏的矛盾与现实困境的关联
       当今时代,一方面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国际经贸往来促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交往,地域性历史走向全球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成为客观事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来临的时候置身于世外,而且“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种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事实从实质上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世界历史在整体发展和演变上运行的规律,因此在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困境,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英国“脱欧”事件,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不仅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逆全球化”现象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表现的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等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世界历史演变过程中蕴藏的矛盾都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现实的困境需要人类社会结成命运的共同体来积极应对。与此相关联的是习近平为世界各国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勾画出“五位一体”的路径图:“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上述关涉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领域顺应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中世界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在化解矛盾,走出现实困境的逻辑上相互关联。
       (二)世界历史整体和部分的发展演变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论述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基本范畴问题,因为“世界历史理论一经产生,就必定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断解决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将在人类认识和实践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早先存在的“市民社会”,个人在历史上突破了近代之前对人的束缚,使个人获得了自由同时也在追求个人的自私的特殊利益,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对“物的依赖”。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他们“市民社会”发展程度息息相关,由于“市民社会”是逐利的,最终社会逐渐形成了少数人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层,社会也呈现等级结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个人又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受雇与资本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物的依赖”也成为必然。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内,“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发展到今天这种现象仍未改变,当前世界各国因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还存在以博弈代替合作,以零和取代共赢的思维方式,甚至还出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思维方式或者逆全球化现象。因此,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与人类整体命运相悖的问题。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强调与突出的不仅仅是个人、本民族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强调个人的利益与命运同社会的利益与命运,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与命运同整个人类的利益与命运的有机结合,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尤其是“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凸显了世界历史整体和部分的发展演变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逻辑关联。
       (三)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逻辑关联
       “西方文明中心论”认为,近代几百年以来,西方的工业文明具有不可替代性,世界始终是以西方为中心而展开,始终在引领全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的发展,东方国家或者落后地区始终不可超越西方世界;还比如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民主制度及其西方政治价值理念是历史发展的最高表现形态,认为资本主义治理模式是人类社会最终的最为理想的治理模式;再比如“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冲突,其中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最为明显,其中中华文化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定会对世界形成威胁,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要建构新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以美国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后盾,以民主和价值观的输出为支撑,让西方民主价值理念遍布全世界。虽然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不仅仅局限于早期的“单线论”(即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于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导致东方社会公社制度的瓦解,但不是让当地人民前进,而是让他们后退,东方社会的殖民化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也就是还有跳跃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线论”,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等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具体的社会历程,但前者对后者有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规范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性质及其总的趋势或方向的规定性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的规定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到今天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发展道路上有其特殊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突破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认识的界限,是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它站在人类整体发展命运的历史高度上看待世界,是一种崭新的思想视野和思维方式,这种“类思维”是对“物种思维”的超越,在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时刻,使人类社会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也充分证明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逻辑关联。
       (四)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指向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其价值在于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出前提条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阈下只是世界历史整体性向前发展的第一步,“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永远领先于其他社会,否则,就意味着自古以来存在的具有差异的各种模式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以及军事发展都凝固冻结,停滞不前了”。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其终极目标和价值指向,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形式只能给人的彻底解放逐渐地创造出前提条件,而不会使人获得彻底解放。从未来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及其与共同体的关系来思考,在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里,“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观’、‘全球价值论’,它强调以人类整体为中心,不以前现代的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中心,也不以现代的以地域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维护的是现存秩序里符合公理、宣扬正义的部分,改革的是旧有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站在21世纪的今天,联系到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必然要认识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强权世界、霸权世界还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世界,是否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是否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我们主张的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价值指向的逻辑上密切关联。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规定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破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面临的困境
       21世纪刚开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面临的诸多难题,既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又关系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前途命运,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的发展客观事实,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当前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全球化,出现世界性的诸多难题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很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全球化中加以解决。自从工业文明以来,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推动的话,那么,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逆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由社会主义中国发起并力推的经济全球化可以视为新型全球化,其出发点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中国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由此,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寻求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发挥其正效应消解其负面影响的思路和途径,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为解决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从而解决全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问题。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正确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演变发展和部分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
       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全球化实质是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产品销往全世界,在世界市场形成后,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聚集在少数的资本主义者手中,他们享有全球化带来的“特殊利益”,尽管把这种“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其核心是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却愈来愈多,全球性问题也愈来愈多,尤其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只能任由资本的摆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没有丝毫的普遍利益,世界变得穷则愈穷,富者愈富。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全球化从实质上使资本不断增殖,在资本力量的支配下,落后的东方民族和地区处于从属地位,从而保证资产阶段的利益最大化,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局面仍还未改变。虽然出现了“美国退群”、“英国脱欧”现象,这体现了“美国优先第一”等维护西方利益实质,也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质疑和反思。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论述的基本问题,一方面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整体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出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全球化仍然是一种世界潮流,势不可挡,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更要认识到作为世界整体性一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的演变发展同样会对世界的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属于谁主导的全球化,主导的全球化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出发,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断实践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问题说明“人类世界从古至今就分为东西方两个世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不同,走过的道路不同,未来向新社会过渡的根据和途径也不同。它们的一系列差别表明,历史并不是严格规定的发展序列;偶然的、必然的、主体自身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都对历史发展起重大作用,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不是一元的、单线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应该依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定,既遵循“单线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遵循“多线论”发展的特殊规律,二者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倘若从黑格尔理性出发,世界历史理论凸显的是“欧洲中心论”,后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黑格尔如出一辙,认为“意识形态演化的结束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将普遍化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演变而成“西方中心论”,对此,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世界历史里的特定的中心是不存在的,世界中心随时可以发生转移,而不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决定,比如1648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事实上,“欧洲中心论”经过了历史发展演变不再是世界中心了。再比如:“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在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方式上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实现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商共治共享,在涉及人类命运前途上,比如各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文明等根本利益上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发展道路。总之,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和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了现实依据和呈现了美好图景,这同样需要遵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当中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和“多线论”的有机统一。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呈现“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阈下,其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着眼于“人类解放”,大大突破了前人的旧唯物主义立场,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也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张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属于“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或者“虚假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里,他们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世界的“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一百多年过去了,尽管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是一统天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从属地位,由于拥有了经济霸权,世界贫富差距不是在不断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部分亚非拉地区贫困的问题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发展问题,因为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诸如恐怖主义、毒品蔓延等又严重影响了其安全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生存、安全、发展”问题得不到更好的解决,又会影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如何解决这一影响全球生存安全和发展的问题,在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上需要各国达成共识,这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量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改变只注重于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就全球化而言,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追求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利益”,不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一价值理念需要扬弃,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秉承“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价值立场和发展理念。对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以倡导“一带一路”为契机,在已有的全球化规则内促进人类的普遍交往,贡献中国力量,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从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消除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致力于创建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全球化;还需要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在关涉人类生存安全发展的问题上,积极应对发展难题,致力于构建以“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为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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