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如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在既有的研究中，我国学者从国家间的政策战略、经济合作、法律制度、价值理念、话语体系等不同层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建设方案。然而，上述方案带有较强的应然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务性分析和机制性探索较少触及。同时，多数研究是以国家、政府为分析单位，却忽视了政党在连接国内政治与国际外交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总结当前“一带一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政党外交的视角切入，探索更加稳定与完善的实践路径，以期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视野，提高实践的可行性。
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全球治理提出的新思想，是推动国际新秩序的价值依托。政党作为连接国家与民众社会的纽带，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其没有理由缺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项伟大的事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政党外交具有价值一致性和现实辅成性，他们既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政治逻辑，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逻辑。总体而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多维度的内在契合性，这为深入探索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相同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到：“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面对大历史发展中的变革性趋势与不确定的未来，国际社会应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亟需进一步发挥各国政党的外交功能。
第一，当前是全球治理机遇与困境并存的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共有的现实背景。其一，国际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利益分配、制度模式、思想价值等方面分歧巨大，大国竞争重回世界舞台中心，世界开始进入持续性动荡阶段。其二，恐怖主义势力、分离主义思潮、民粹主义危机冲破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隐患，传统以国家为主体的治理规则难以化解新的矛盾，因此需要更具多元性的政党参与治理。其三，传统工业化道路使世界陷入资源紧张、自然灾害、疾病瘟疫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全球性危机，解决这一系列系统性问题需要包括国家、组织、个体在内的所有国际主体精诚合作、携手应对。同时应该看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将世界前所未有的联系在一起，这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党际交往提供了硬件保障。
第二，当前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首先，从发展模式来讲，新中国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也为其他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否定了西方所谓“历史终结”的论断。其次，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以开放的胸怀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并且在世界上树立了不靠战争、掠夺而和平崛起的榜样，发挥了世界和平发展“稳定剂”的作用。最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从中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使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不断提高。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新型政党关系等一系列全球治理新方案，既表现了“中国智慧”解决纷纭复杂国际问题的可行性，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第三，当前是政党深度介入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时代。当前，世界范围内约有5700个政党，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政党组织，仅有传统小型社会和独裁者控制的国家没有政党。政党分别联系社会与国家的双重性特点，使政党成为现代全球政治中一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政党外交既有利于国家间的整体互动，同时也有利于在国内形成共识、降低互动成本，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指出：“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加强各国政党之间的共同合作，不仅能够弥补政府外交的不足，还可以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思想公共产品。因此，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世界各国政党都应该主动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义务，以合作共赢的思维参与国际事务。
（二）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自洽
价值理念影响人对特定事务的认知、判断，具有稳定的选择性与导向性。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是战略前瞻性和现实必要性相统一的政治活动，实现了两者在价值理念上的内在契合，并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能。
首先，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崇尚“对立统一”。即在差异中寻求共性、在矛盾中寻求共识。“从理论内涵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和合共生的对立统一思维。”其求同存异的方法论精髓在于统筹兼顾个别与整体、自我与全局、国内与国际等层面的要素。而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在承认各国政党制度、政党意识形态、政党规模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各国政党的最大公约数，共同战胜人类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
其次，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主张“平等合作”。当前，“一国独霸”“几方共治”的治理模式已落后于全球治理的发展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即各主体以包容、担当、合作的姿态参与到全球事务之中，进而形成一套基本的价值共识与身份认同。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以“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为指导，致力于超越“相互利用”或“水火不容”的旧式国际政党关系，以此推进国际关系的平等化、民主化，进而动员各行为主体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追求“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互联共通，其核心是寻求国际社会不同主体之间合作共赢，以此实现人类社会永恒发展的动力。互利是政党间平等合作的基础，也是经过长时间政党交往实践得出的新共识，而共赢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政党交往的动力所在。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主张互联共通、增进互信、密切协作，不断扩大政党各方利益诉求的结合点、交汇点，在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的同时，积极回应其他国家的正当关切，从而共同推动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
（三）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互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基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所提出的。郑永年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凝聚全球共识，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这既需要经济基础层面的交往，也需要上层建筑层面的共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创立亚投行等机制在经济基础层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则为促进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合作与协调提供了具象化、可操作化的机制。反过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提供了价值内核与方向指引。可见，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促进、有机统一。
一方面，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发挥国际关系的既有机制，还必须创设新的平台机制。政党作为各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和引领力量，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先行者。第一，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引领责任。政党外交有利于凝聚国内外不同利益群体，搭建多层次、多角度的沟通机制，摆脱以利益为中心的旧有思维。第二，政党外交能够降低各国外交政策的变动性。众所周知，国家的外交政策会受到政党轮替的影响，而政党外交有助于各国朝野各党理解国际局势，进而建立整体思维和维持政策延续性，进一步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成果。第三，政党外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政治根基。政党外交具有政治引领力、社会动员力、实践推进力，能够发挥独特的联系功能和保障功能，提升制度化合作水平与议题引领水平，拓展各国外交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提供发展契机。伟大的思想指导伟大的实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来引领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提供了思想方向。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了政党的价值内涵。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认意识形态差异的客观存在而又超越之，引导政党以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参与国际事务。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改变了政党外交“丛林法则”的定势思维，促使各国政党以独立自主与协商合作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从而降低霸权主义、盟友体系、贸易保护主义等类似歧视性规则对世界的伤害。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了政党功能的发展。传统政党的功能是利益表达、掌控政权，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政党功能从国内延伸向国际，填补政府外交的缺陷，进一步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新格局。
二、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约性因素
（一）现行体制机制的障碍
首先，相较于双边政党外交而言，我国在组织多边政党外交方面的经验相对欠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经历双边到全球的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应义不容辞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参与建构多边外交。然而，我国对多边政党外交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包括主题及议程设置、各国政党间的协调配合、国内外舆论的引导、应对风险的能力、智库平台的支撑等方面，仍处于学习和积累经验的阶段。同时，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也不可避免与历史更为悠久的国际政党组织出现制度竞争、话语冲突、规则较量的情况。
其次，政党外交的各类主体之间协调联动不够顺畅。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无疑需要集全国之智、聚全国之力。然而，当前我国跨地区、跨部门、跨党派的政党外交协调沟通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各职能领域关系、政党外交活动的基本流程需要进一步理顺，同时，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在政党外交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调动，并与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形成的联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各民主党派在政党外交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虽然民主党派也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事工作，但其历来被定义为“人民外交或民间交往”，且尚无相关章程、文件指导民主党派的外交活动，亦有民主党派的规程规定“不在外交系统中发展党员”，这一窘境导致除了致公党外的民主党派参与外交的频次与深度不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理应在开展对外联络、海外联谊活动中，向外国政党乃至国际社会介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成就、讲好我国多党合作的故事、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壮大对华友好力量，而非仅仅参与经济、科技、文化等“低政治”外交领域。
（二）交往对象的非稳定性
从交往对象的角度看，其现实非稳定性冲击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使用“持久和平”、“总体稳定”等话语来描绘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面貌与理念。换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长期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而不因国家领导人的改变或是政党的轮替而改变。然而在世界政党政治中，党际交往所面临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的挑战阻碍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国外，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朝野各党会积极通过对外交往寻求国际社会对本党内外政策或政治主张的理解与支持，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从而为本党赢得更加广泛的选民支持。然而，政党一旦在选举中取得执政地位，这些政党所含“选举党”“议会党”的本质便显现出来。在“分肥制”背景下，他们会将主要精力集中转入政府或议会工作，作为“政治筹码”的党际交往则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偃旗息鼓。另一方面，此类政党制度的弊端在于容易把政治生活变成为主要政党间无休止的较量，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又可称为对手政治（adversary politics）和斗嘴政治（ya-boo politics），政党间互相掣肘也使双方难以在外交方面达成共识。随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社会阶层的划分日渐细化，民众的诉求日益多样化，选举的不确定性比之前更加突出。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来回易手，也就导致国家外交政策变化莫测，缺乏稳定的外交传承关系。例如，近年来，美国总统之间所属的政党轮换都导致对外政策的调整乃至对前任外交遗产的否定。相应的，我国在政党外交政策的评估与制订上难度加大，并且承担的政治风险陡然攀升。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社会捐助，不是政府拨款，这些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竞选。这些政党虽有同中国保持友好交往的愿望，但往往苦于活动经费拮据而显得力不从心、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当前存在大量新生政党其生命力极为短暂，昙花一现的政治现象。
（三）政党意识形态的分歧
“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实践价值目标的基本工具，具有导向、辩护、凝聚、动员、约束等功能。它们对于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国内政治中，也体现在政党的对外交往中。从政党意识形态上看，其差异与分歧阻滞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般来说，政党对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同或相似的政党更容易相互理解和信任。大多数的政党国际组织、联盟也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社会党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自由进步党国际（自由主义）、国际民主联盟（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等。这样的政党“抱团”行为有利于扩大自身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从而使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反之，政党对与自己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甚至完全对立的外国政党进行交往常常存在一些顾虑甚至敌意。比如，美国两党之所以长期不与国外共产党交流，视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关系为畏途，其根本原因是害怕因意识形态问题而流失自己的传统选民。同时，当前欧美逆全球化思潮涌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加剧阻碍政党外交的发展。
在当代，意识形态对政党外交的影响虽不如冷战时期那么强烈，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在对外交往中会对自身的意识形态目标做出妥协、让步，政党“只站队，不站对”的现象屡见不鲜。应该看到，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的，是思考人类未来的一种全新视角。因此，部分政党仍然拘泥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过度保守做法极不利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国际政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利益也是国家对外关系的逻辑起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零和博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然而，曾经支配或正在支配世界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放弃长久以来享有的特权和优越感，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撞到自己、会堵了自己的路、会占了自己的地盘”。
在这种冷战思维的驱使下，西方世界利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各种手段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走强，其中，干涉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新型政党关系是一个重要表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传播技术与信息占有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他们便用强国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论”、“中国掠夺论”等论调沉渣泛起，同时恶意诋毁中国共产党，认为“和追求人权、自由、民主的西方政党相比，共产党是‘异类’，一般和‘独裁、专制、镇压’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而我国民主党派则被贴上“政治装饰品”的标签，引发了一些国家的政党和民众对中国以及中国政党的误解和疑虑，导致中国在政党外交中将长期面临增信释疑的艰巨工作。
另一方面，周边国家的政党在参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时心态复杂。他们总体上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便车，希望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方面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部分国家或与中国有直接的领土摩擦、经济纠纷，或慑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严重影响了他们参与政党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性。
三、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完善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有学者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参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占世界政党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说明沿线已成为交往重点。基于这些政党交往经验，新时代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重点。
（一）传播价值意涵，扩大共识基础
国际社会通过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准确理解、自觉认同进而达成共识，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逻辑起点。在信息化和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政治思想产品的日益增多，其竞争也愈发激烈，可以说，任何思想公共产品也怕“巷子深”。同时，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国外民众没有全面、深入接触我国政党的条件与能力，于是，舆论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现实。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换言之，在营造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氛围的工作中，重点是抢占话语先机，通过各种渠道和载体反复传播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理念、价值、优势、机制等各个方面，主动展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经济成效、政治成效、文化交流成效，引导国外信息接收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思考。应该注意到，由于中外文化环境、思维习惯等差异，国外受众对政治宣传式的话语普遍兴趣不强，传播效果也不佳，而“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近年来，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务实合作，但是常被某些国家解读为地缘政治项目。对此，涉及“一带一路”题材的优秀纪录片不断涌现，这些纪录片制作机构以“中国热”、“中共热”为契机，自觉响应国家诉求，以纪实影像诠释国家战略、促进跨文化传播，重塑中国政党形象，为政党外交起到了良好的“铺垫”效果。未来，我们需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传媒平台，既要加强我国传统宣传阵地的建设，也要重视西方Facebook、Twitter等新媒体平台的运用，改善“失语”带来的被动局面。同时，在传播时要以平和的心态从“宣传者中心导向”向“受众中心导向”转变，展现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独特魅力、吸引力、感召力。
（二）强化顶层设计，理顺各种关系
由于各国各政党的情况不尽相同，加之国际政治主体间的利害关系纵横交错，导致世界格局充满不确定性。政党外交政策的制定，如果没有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辩证分析，就会带有盲目性。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在统筹考虑政党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风险挑战的基础上，整体谋划，因党施策。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顶层设计需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正确处理与他国执政党、在野党外交的关系。一方面，一国的合法执政党始终是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另一方面，要善于通过在野党施压，促进执政党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例如，2015年，为制约缅甸政府损害中国利益以及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多次表达访华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邀请昂山素季率领缅甸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代表团访华，虽然，中国共产党高规格接待了代表团，但官方媒体却低调处理，实际上也是为了不过分刺激缅甸政府。第二，通过政党的智慧与活力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争端与合作共赢的悖论。国家关系中的“难点”、“盲点”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敏感问题出现时，政党外交应主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着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以南海争端为例，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位置特殊，此区域的几个国家都与中国存在南海岛屿争端。中国共产党已同东盟国家的所有执政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双方在政党交往过程中都致力于寻求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标识性协定、倡议的提出，为推进南海争端的妥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三，深入研究政党外交中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使政党交往更加务实管用。虽然，获得物质利益是政党开展对外工作的物质前提，但一些政党更希望在互学互鉴中推动自身发展。因此，政党外交局面不断扩大，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突出有效供给。“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等交流对话平台都是我们顺应形势发展需要创设的新品牌，迄今已有上千名国外政党中高层干部通过党际交流途径来华考察交流，这些领导干部成为“一带一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塑造者。
（三）完善体制机制，创新交流模式
在过去，政党主要通过电、信、函和辞进行交流。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变为一项多主体协同的系统工程，相应的，围绕政党对外交流的核心内容，需要搭建好全面、稳定的沟通平台与交流机制。第一，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中的作用。民主党派地位相对超然，拥有对外交往方面的潜力，其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更易于被外方接受。“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四千多万华人华侨，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智力优势和人脉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开辟活动空间。第二，大力推进地方党委参与政党外交。首先，地方党委需提高外事素养，开阔国际视野。其次，地方党委要完善外事工作机制，根据“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地方党委进一步发挥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通过理顺外事、商务、侨务、公安、文化等单位涉外部门的关系，在对外交往中实现政府和民间两条腿同时走路。第三，强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合作机制的相对接。政党外交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等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外交需服务于推动和增进国家间关系交往，在机制层次上实现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的互补性对接。“一带一路”中，通过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等机制，沿线国家进一步发挥政党在推动“一带一路”各方面建设的积极作用。
（四）善用法律手段，维护外交成果
如前文所述，国外政党轮替的风险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稳定性，因此，在与实行多党制国家的政党交往时，我们应当牢固树立管控政治风险的思维意识，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障，维护双方政党的外交成果。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敏感复杂的社会转型阶段，国内政党斗争、政局动荡、政权更迭等问题比比皆是。为保障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和仲裁手段维护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成果。一是与政党外交国签订“国家契约”。“国家契约中一般都含有稳定性条款，即东道国政府承诺在国家契约的有效期内不通过立法等手段改变合同的约定或改变双方立约时的法律环境。”换言之，因执政党更迭导致政府违反契约的行为将使违约国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无形的威慑力能够约束某些国家、政党在外交方面“出尔反尔”。以中泰铁路项目为例，由于泰国国内的恶性党争屡次导致泰国单方面违约，但在中泰高层的沟通后，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此项目得以最终顺利开建。二是借助国际权威的投资担保机构维护权益。这方面可借鉴我国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MIGA）合作的经验。MIGA承保的业务包括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等，贫困国家及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是MIGA担保业务的重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为其成员国，我国还是其创始成员国之一，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降解了政治投资的风险。总之，在应对政党轮替可能引发的风险时，我们还应当善于借助已有的合作框架和政策协议获得政策与法律的双重保障。
